书名:《书世界·第一集》主编:Bookman九州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B4阅生活 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人之读书”小议作者：九思
（明）田艺蘅《玉笑零音》云：“人之为学，《四书》其门墙也，《五经》其堂奥也，子史其廊庑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广，学不可以不博。举业锢而居隘，语录倡而学荒。”今悟：人之读书，
《论语》其基石也，《资治》其立柱也，“三录”（《近思录》《传习录》《日知录》）其房樑也，诸子百家其屋瓦也。读不可以不弘，思不可以不深，践履实而居要，悟道明而心旷。
九 思 随 笔
编辑/吴菲 肖榕 美编/袁国明 责校/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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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昨日）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那么，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籍呢？根据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载，这七千卷图书中，仅“奇器之图之说者”就有“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制精美、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绘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图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奇器之图之说者”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1627年发行。这本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著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ABCD”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
“在当时诚一诧异”，《四库总目提要》对其批语为“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绘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
而在王徽看来，这本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的著作，也不过是西儒携来图书之“千百之什一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钟鸣旦认为，金尼阁的“七千卷”图书对17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
1623年以后，金尼阁所携图书终于辗转运到北京，存放在利玛窦创建的图书馆中。到18世纪初，南堂图书馆的历史、圣经诠释、神学、数学等方面书籍齐全，已经是一座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了。后来，南堂藏书与其他存于北京的基督教藏书合并，构成了今天著名的北京“北堂藏书”的雏形。
在这批藏书中，有许多西文建筑书籍，其中应当不乏各种精美的插图，比如，1615年出版的斯卡莫奇的《建筑理念综述》、1590 年在威尼斯刊行的著名的维特鲁威《建筑十书》、1590年出版的乔万尼·鲁斯科尼的《论建筑》、1570年出版的帕拉迪奥的《建筑四书》、1562年出版的维尼奥拉的《建筑五大柱式的规则》等。
除了关于西方“奇器”的插图书和建筑图书外，介绍世界风光的图书也为数不少，这些书都极受中国人喜爱。其中，布劳恩和霍根伯格六卷本《世界的都市》一书中还有对开大小的铜版画插图，这部介绍世界各地城市和国家的多卷本丛书，于1572-1616年在德国科隆陆续出版。这部欧洲新出版的畅销世界风光图册，约于1608年开始，就已运达南京。
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赢得知识阶层的尊重、提高社会地位、建立与中国人的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与托钵修会不同，耶稣会士在赴华前，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备深厚的人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
司决定”（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华修会相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路线。耶稣会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关系”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关系”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有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敲门砖；另一方面，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不像其他如宝石等“西洋方物”那样显得过于昂贵，因此，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是传递“友谊”的绝佳“礼品”，而不至于使
接受方有被“贿赂”的压力。有位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
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但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洁。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的礼物中，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书。这两本书“以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图书作，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图画”。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玛窦还特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这与后来汤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卷画册如出一辙，都推动了西洋文化的中式转译进程。
17世纪初“南京教难”期间，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冲击，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的时间不同，南京教堂及图书被毁的消息，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为此，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北京传教士可能在教堂关闭之前就已经着手转移藏书，惠泽霖神父认为，有一部分书可能由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起来，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类，都没有记录下来。17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他们入华的“培训中心”，在这里，传教士们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
早在书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传世的中世纪，欧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就有向公众开放阅读的传统。希冀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人改宗的传教士们，也将这一中世纪图书馆的传统带到了中国，书籍不仅成为赠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礼物”，不仅在传教士内部传阅，还向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开放，因此，其产生的影响就绝不仅限于宗教领域。
◎董丽慧
斯卡莫奇著《建筑理念综述》1615年版题名页
《福 音 故 事 图 像》（1593年安特卫普出版）铜版画插图
铜版画插图本《世界的都市》（1572-1616 德国科隆）之“堪本西斯城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