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书世界·第一集》 主编:Bookman 九州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金尼阁“七千卷”： 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B4 阅生活 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人之读书”小议 作者：九思 （明）田艺蘅《玉笑零音》云： “人之为学， 《四书》其门墙也， 《五经》其堂奥也， 子史其廊庑也， 九流百家其器用也。 居不可以不广， 学不可以不博。 举业锢而居隘， 语录倡而学荒。” 今悟： 人之读书， 《论语》其基石也， 《资治》其立柱也， “三录”（《近思录》《传习录》《日知录》） 其房樑也， 诸子百家其屋瓦也。 读不可以不弘， 思不可以不深， 践履实而居要， 悟道明而心旷。 九 思 随 笔 编辑/吴菲 肖榕 美编/袁国明 责校/项战 下载北京头条 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续昨日） 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那么，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 籍呢？根据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 载，这七千卷图书中，仅“奇器之图之说 者”就有“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精工 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 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 制精美、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 描绘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图 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奇器之图之说 者”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 并摹绘而成，1627年发行。这本书被称 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著作，李约瑟 （JosephNeedham，1900-1995）在《中国 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 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予这本书高 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中国第一个近代 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 一人”。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ABCD” 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 “在当时诚一诧异”，《四库总目提要》对其 批语为“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 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绘图之新 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 而在王徽看来，这本被后人誉为“中 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的著作，也不过是 西儒携来图书之“千百之什一耳”。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钟鸣旦认为，金尼阁的“七 千卷”图书对17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 国的传播影响深远。 1623年以后，金尼阁所携图书终于辗 转运到北京，存放在利玛窦创建的图书馆 中。到18世纪初，南堂图书馆的历史、圣经 诠释、神学、数学等方面书籍齐全，已经是一 座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了。后来，南堂藏书 与其他存于北京的基督教藏书合并，构成 了今天著名的北京“北堂藏书”的雏形。 在这批藏书中，有许多西文建筑书 籍，其中应当不乏各种精美的插图，比 如，1615 年出版的斯卡莫奇的《建筑理 念综述》、1590 年在威尼斯刊行的著名 的维特鲁威《建筑十书》、1590 年出版的 乔万尼·鲁斯科尼的《论建筑》、1570 年 出版的帕拉迪奥的《建筑四书》、1562 年 出版的维尼奥拉的《建筑五大柱式的规 则》等。 除了关于西方“奇器”的插图书和建 筑图书外，介绍世界风光的图书也为数不 少，这些书都极受中国人喜爱。其中，布 劳恩和霍根伯格六卷本《世界的都市》一 书中还有对开大小的铜版画插图，这部介 绍世界各地城市和国家的多卷本丛书，于 1572-1616年在德国科隆陆续出版。这 部欧洲新出版的畅销世界风光图册，约于 1608年开始，就已运达南京。 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 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赢得知识阶层 的尊重、提高社会地位、建立与中国人的 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 路。与托钵修会不同，耶稣会士在赴华 前，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备深厚 的人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 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 认识到，在中国“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 司决定”（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比较注 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 华修会相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路线。耶稣 会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关系”也被认为 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 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关 系”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有 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为传 教士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敲门砖；另一 方面，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不像 其他如宝石等“西洋方物”那样显得过于 昂贵，因此，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 是传递“友谊”的绝佳“礼品”，而不至于使 接受方有被“贿赂”的压力。 有位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 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但拒绝接受作为 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洁。 利玛窦 1595 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 的礼物中，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 书。这两本书“以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 纸张印刷……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 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图书作，书 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图 画”。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玛窦还特 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这与后来汤 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 卷画册如出一辙，都推动了西洋文化的中 式转译进程。 17 世纪初“南京教难”期间，各地教 堂也都遭到了冲击，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 的时间不同，南京教堂及图书被毁的消 息，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为此，各地 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北京传教士 可能在教堂关闭之前就已经着手转移藏 书，惠泽霖神父认为，有一部分书可能由 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 匿起来，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类，都 没有记录下来。17世纪中期以后，法国 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他们入 华的“培训中心”，在这里，传教士们建立 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 早在书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传世的中 世纪，欧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 就有向公众开放阅读的传统。希冀在中国 社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人改宗的传 教士们，也将这一中世纪图书馆的传统带 到了中国，书籍不仅成为赠予中国文人士 大夫的“礼物”，不仅在传教士内部传阅，还 向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开放，因此，其产生 的影响就绝不仅限于宗教领域。 ◎董丽慧 斯卡莫奇著《建筑理 念综述》1615 年版题名页 《福音故事图像》 （1593 年安特卫普出版）铜 版画插图 铜版画插图本《世界的 都 市》（1572- 1616 德 国 科 隆）之“堪本西斯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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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书世界·第一集》主编:Bookman九州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B4阅生活 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人之读书”小议作者：九思
（明）田艺蘅《玉笑零音》云：“人之为学，《四书》其门墙也，《五经》其堂奥也，子史其廊庑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广，学不可以不博。举业锢而居隘，语录倡而学荒。”今悟：人之读书，
《论语》其基石也，《资治》其立柱也，“三录”（《近思录》《传习录》《日知录》）其房樑也，诸子百家其屋瓦也。读不可以不弘，思不可以不深，践履实而居要，悟道明而心旷。
九 思 随 笔
编辑/吴菲 肖榕 美编/袁国明 责校/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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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昨日）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那么，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籍呢？根据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载，这七千卷图书中，仅“奇器之图之说者”就有“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制精美、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绘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图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奇器之图之说者”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1627年发行。这本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著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ABCD”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
“在当时诚一诧异”，《四库总目提要》对其批语为“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绘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
而在王徽看来，这本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的著作，也不过是西儒携来图书之“千百之什一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钟鸣旦认为，金尼阁的“七千卷”图书对17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
1623年以后，金尼阁所携图书终于辗转运到北京，存放在利玛窦创建的图书馆中。到18世纪初，南堂图书馆的历史、圣经诠释、神学、数学等方面书籍齐全，已经是一座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了。后来，南堂藏书与其他存于北京的基督教藏书合并，构成了今天著名的北京“北堂藏书”的雏形。
在这批藏书中，有许多西文建筑书籍，其中应当不乏各种精美的插图，比如，1615年出版的斯卡莫奇的《建筑理念综述》、1590 年在威尼斯刊行的著名的维特鲁威《建筑十书》、1590年出版的乔万尼·鲁斯科尼的《论建筑》、1570年出版的帕拉迪奥的《建筑四书》、1562年出版的维尼奥拉的《建筑五大柱式的规则》等。
除了关于西方“奇器”的插图书和建筑图书外，介绍世界风光的图书也为数不少，这些书都极受中国人喜爱。其中，布劳恩和霍根伯格六卷本《世界的都市》一书中还有对开大小的铜版画插图，这部介绍世界各地城市和国家的多卷本丛书，于1572-1616年在德国科隆陆续出版。这部欧洲新出版的畅销世界风光图册，约于1608年开始，就已运达南京。
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赢得知识阶层的尊重、提高社会地位、建立与中国人的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与托钵修会不同，耶稣会士在赴华前，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备深厚的人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
司决定”（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华修会相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路线。耶稣会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关系”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关系”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有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敲门砖；另一方面，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不像其他如宝石等“西洋方物”那样显得过于昂贵，因此，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是传递“友谊”的绝佳“礼品”，而不至于使
接受方有被“贿赂”的压力。有位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
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但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洁。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的礼物中，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书。这两本书“以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图书作，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图画”。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玛窦还特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这与后来汤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卷画册如出一辙，都推动了西洋文化的中式转译进程。
17世纪初“南京教难”期间，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冲击，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的时间不同，南京教堂及图书被毁的消息，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为此，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北京传教士可能在教堂关闭之前就已经着手转移藏书，惠泽霖神父认为，有一部分书可能由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起来，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类，都没有记录下来。17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他们入华的“培训中心”，在这里，传教士们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
早在书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传世的中世纪，欧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就有向公众开放阅读的传统。希冀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人改宗的传教士们，也将这一中世纪图书馆的传统带到了中国，书籍不仅成为赠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礼物”，不仅在传教士内部传阅，还向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开放，因此，其产生的影响就绝不仅限于宗教领域。
◎董丽慧
斯卡莫奇著《建筑理念综述》1615年版题名页
《福 音 故 事 图 像》（1593年安特卫普出版）铜版画插图
铜版画插图本《世界的都市》（1572-1616 德国科隆）之“堪本西斯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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