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四大名山信仰: 佛教文化的生动体现 前世今生mzsb.yunnan.cn/images/2019-03/18/A04/20190318A04_pdf.pdf · 子、孟子与十二哲牌位。上方

4 责任编辑/ 胡娇 实习生 刘丹邮箱/ [email protected]美编/ 田薇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

孙立极

台湾最早的孔庙在台南，有3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全台首学”。台北孔庙虽然“资历”较浅，却是台湾唯一民间兴建的孔庙，早年由泉州名师设计，是一座参照曲阜孔庙、融合闽南风格的建筑群。

古朴端庄

台北孔庙坐北朝南，正南却是一整面红墙。红墙正中，两棵古树分立，环拥一段雕有双龙戏珠的飞檐高墙，上书“万仞宫墙”。这是孔庙特色之一，取自《论语》所载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形容孔子学识高深渊博。

自万仞宫墙转角向西，可看到一扇燕脊重檐的黉门。进入此门，即标志进入这座儒家学堂。再经礼门入内，左首棂星门、右首是泮池。棂星门也是孔庙的必备建筑，门前一对四爪蟠龙石柱。与台湾很多传统建筑类似，石柱取自泉州，石质细腻，雕工生动。过棂星门进入第二座殿，即见大成门。

进入大成门，便可见大成殿了。这座孔庙主殿采用歇山重檐式屋顶，四周走马廊上立有 42 根泉州白石雕柱。殿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左右神龛奉祀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与十二哲牌位。上方悬“有教无类”黑底金字匾额，其上是凸起向上的八角藻井，华丽壮观。

尽管与其他孔庙相比，台北孔庙的大成殿不算恢宏，但院落古朴端庄，殿宇严谨有致。

民间再造

这不是台北第一座孔庙。史载，台北府城在清光绪年间动工，当时的知府陈星聚用剩余材料和款项，在城内南门内，即现在的重庆南路一段附近，建造了文武二庙。文庙也有大成殿、仪门、棂星门、泮池与万仞宫墙，1884年完工。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时，每年在文庙举行盛大祭典，为台北读书人之盛事。

不过，1895年后，文庙先贤牌位多被毁损，礼器、乐器多流失，祭孔典礼也停止。1907年，文庙被拆除了。直到 1925年，几位台北士绅发起，邀集200多位各界人士集资兴建孔庙。历经14年才建成如今的台北孔庙。

礼乐祭典

如今，每年 9月 28日孔子诞辰日，台湾各地孔庙都要举办祭典。台北孔庙更为隆重。当天清晨6时起，依循古礼迎神、进馔、上香、献礼、乐舞、恭读祝文、行鞠躬礼以及饮福受胙、撤馔、送神等，每个仪式都一丝不苟。其间，最吸引人的便是佾舞。佾生右手秉翟，左手持钥。他们先双手合于胸前相交，以身体为中心舞动，每个舞蹈动作代表一字，每个献礼有32个舞姿，配合咏唱四言八句诗歌。三章下来，96个动作要一个多小时。包括礼生、乐生、佾生、歌生、馔生在内的执事人员，均由台北市的大中小学生受训后担任。典礼不设座位，所有人都站立祭祀，以示尊崇。

9月，孔庙也会举办各种活动，介绍六艺和孔子生平；也有中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前来朝圣。大成殿前凸出的月台或称丹墀，平日里，台北孔庙也会在此举办一些活动。此前，有儿童剧团以丹墀为舞台，演出一系列关于孔子的话剧。在孔庙观看孔子颠沛流离仍不改其志的故事，大小观众都深受感染。庄严的孔庙也因孩子们清亮的笑声多了亲切和慈祥。

从历史演变来看，作为整体的“四大名山”是在长时段的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南北朝时期，五台山已经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唐初，五台山就已出现了第一部志书《古清凉传》。唐代还最终将《华严经》中的“清凉山”指认为山西五台山，五台山遂成为华严道场、文殊道场。此后不久，因为《华严经》尊崇文殊和普贤的原因，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便和作为普贤道场的峨眉山开始融合，如唐代的华严大

师澄观法师“大历十一年（776 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直到宋代，依然将五台、峨眉

“两山”并称为“名山”，并受到皇帝的关注。不过，宋代也有将庐山、天台山与峨眉、五台并称的。而在元代的时候，与五台、峨眉并称的又是河南的伏牛山、少室山。相比之下，从唐代到明末，三大名山的出现似乎更为频繁，只是唐宋时期并非特指。明末，三大名山开始有了“特指”，普

陀山开始与峨眉山、五台山并称，协同发展。明谢廷谅撰《三大士殿》曰：

“普贤肇峨眉，示迹惟西方。文殊现五台，台殿俱清凉。猗与观世音，普陀实吾乡。胡为三大士，鼎足偕兹堂。”其中明确指出“三大士”及其居住道场，即普贤肇峨眉、文殊现五台、观世音在普陀。九华山最晚进入四大名山体系。明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四大名山”。从清初开始，四大名山开始趋于稳定。此后，晚清乾陀所校定的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中，四大名山进入叩钟偈。民国时期，印光大师修订了《四大名山志》。可见，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中国化的过程。

从理论结构来看，四大名山支撑了菩萨信仰所表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理论体系。四大名山中，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表征大智，峨眉山的普贤菩萨表征大行，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表征大悲，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表征大愿。关于这四大理念，在为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的论文中，肖黎民先生认为：“大乘佛教的内在精神由四个方面构成，即：悲、智、愿、行。四者共同形成了完整一体的佛的精神。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无愿不成悲，无悲不为智，无

智难以行。这里，‘愿’即发菩提心，这是成就佛菩萨的首要环节；‘悲’即慈悲，拔众生苦为悲，与众生乐为慈，最后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佛家的根本精神；‘智’即般若，这是成就佛菩萨的关键所在；‘行’可通俗地解释为将愿、悲、智付诸于普度众生的具体实践，这是佛教精神全部的落脚点。这四者其实不能分开，它们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关系。所有的佛、菩萨都体现了这四种精神，所谓菩萨‘四德’，指的就是这四个方面。”悲、智、愿、行这四大理念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精神，是“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精神的高度凝练。

从社会影响看，四大名山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佛教深入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四大名山信仰已成为明清以后佛教信仰中国化的重要代表。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以公元 10世纪的晚唐、五代为节点，此前的一千年为中国佛教前期；此后直至20世纪晚清时期的一千年为后期，他认为中国佛教的后期，大致是宋元明清时期，为渐次衰落的一千年。但李四龙教授认为，北宋以后虽然佛教义学发展缓慢，但民俗佛教却蓬勃发展，在此

一千年，“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这一千年不应当以“衰落”来形容，“因为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世界的一千年佛教史”。在宋元明清这一千年，佛教成为真正影响或组成民间信仰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一股力量，以至于人们“日用而不知”。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影响民俗生活，主要表现为朝山进香、许愿还愿、吃素念佛等，与此同时，具有佛教色彩的民俗节日也开始盛行，经忏法会也日益流行。这些活动都需要具有较大空间的场所，四大名山信仰应运而生，迅速崛起，成为民俗佛教的重要载体。在空间分布上，四大名山分布于中国北方、西方、东方以及东南方，是民俗佛教在各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代表。如果脱离开四大名山信仰来谈明清佛教，那么明清佛教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明清时期民俗佛教的重要代表，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所说，“‘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四大名山’的信仰形态，是民众信仰方式的表现，是善男信女表达宗教感情的朝拜地，是佛教文化的最生动体现。”

曾洁

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人像、头像、神坛、神树等各种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权杖、动物形饰等多种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内外。本世纪初，成都金沙遗址发现后，随着太阳神鸟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带、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重要文物陆续现世，同时揭露出大量礼仪性的玉器、铜器埋藏坑，古蜀文明又一段璀璨的历史钩沉浮现于世人面前。而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国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日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卜工从考古改变发现历史、古蜀文明独树一帜、蜀王祭典解读悬疑、文献记忆经典举例、历史坐标灯塔意义等五个方面入手，借助考古成果为市民解密蜀王大典，展现古蜀文明巅峰时刻绽放的辉煌。

解千古之谜蒙面铜人是古蜀文明亮点

卜工认为，古蜀文明的巅峰是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所呈现出的壮观与辉煌，它像灯塔一样照亮长江乃至西南地区，是中华文明坐标体系中崭新的亮点，是中国古礼的历史丰碑，是中华文明史上灿烂的篇章。

“我们今天说到的古蜀文明和

早期中国这两个概念，都不是来自历史文献记载，而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它们是深藏地下的无字天书，是尘埃遮掩的光辉岁月，是科学发掘的鲜活历史。”卜工介绍，古蜀文明独树一帜。以往，人们只了解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以为那就是中国古代青铜的全部，但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相继被发现，让世人发现中华文明还别有洞天。

三星堆的青铜器是古蜀礼制的集中代表，900多件青铜礼器之中，能够反映古蜀文明和中原有联系不假，但古蜀文明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和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古蜀文明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古蜀祭典尽显古礼精髓，因为当时的祭祀是国之大事，举国之力，绝非民间活动。

“三星堆祭祀坑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躲在面具后面，他们有的站立，有的全身，有的只有头像，但面部表情却千人一面，这些蒙面铜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卜工解读，青铜礼器端庄肃穆，这些疑点正是古蜀文明的亮点。

卜工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青铜器的类型，也关注流行发饰、穿衣戴帽等细节。他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青铜人像的头型、发饰、耳环、鞋子都男女有别。“这些青铜人像不是古蜀祖先，而是从事祭祀工作的巫师。整个祭祀活动有固定的仪式程序，规范的礼器标准，都是国家祭祀的最高规格。”

谈历史贡献古蜀文明尽显中华传统精髓

谈及古蜀文明的历史贡献，卜工表示，古蜀文明的精彩内容与长江文明血肉相联，这就是大江传统的含义。在学术界，河南殷墟遗址的发掘被誉为中国考古史的基石，是中华文明的丰碑和历史坐标。古蜀文明同样如此，其意义集中体现在中国古礼的类型方面，它与夏商文明比肩同行，力挽长江文明之独特传统，开西南地区文明之先声，光照千秋。

在卜工看来，古蜀文明的原生性特征是主流、本质及要害。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古蜀文明的核心是礼制的精彩与高度，当时的祭祀是国之大事，出土文物的形制表明，古蜀祭典尽显中华

传统的精髓。卜工评价说，古蜀文明的精髓

是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古蜀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早期中国古礼发展的辉煌成就，是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近万年律动与积累的必然结果，与黄河文明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古蜀文明的高度与辉煌本身就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拥有独立起源，底蕴深厚，文化复杂，影响深远，体量庞大，纵深辽阔。

“中国古代文明从满天星斗开始不断放射出礼仪之光，不同文化接力传承，到西周时期终于汇成多元一体的礼制大系。历史证明，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卜工说道。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四大名山信仰:

佛教文化的生动体现

三星堆蒙面铜人是何方神圣？

景天星

佛教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传承两千年左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成功融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和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模式，比如，隋唐时期形成的八大宗派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典型；又如，明清时期，在四大菩萨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四大名山信仰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指的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应化道场；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应化道场。在四大菩萨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四大名山信仰，不论是从历史演变来看，还是从理论结构、社会影响来看，都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特色，在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江胜信

“这是茶壶吧？”“我看不像，应该是酒壶。”日前，90岁的文物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名誉院长孙机到国博正在举办的“虎鎣：新时代 新命运”展览上转了转，听到了观众对虎鎣(yíng)功用莫衷一是的猜测。

“其实，它既不是装茶的，也不是装酒的。”孙机解释道，“西汉以后人们才喝茶，而虎鎣是西周青铜器，它是用来装郁金汁的。郁金汁加入‘鬯(chàng)’中，便成为古代用来敬神的最名贵的酒——郁鬯。”

据孙机介绍，中国现存的鎣类西周青铜器仅有伯百父鎣、周晋鎣等不超8件，且大多有残缺，而从海外回归圆明园文物虎鎣，则是罕见精品，它于去年 12月 11日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爵不是用来喝酒的也不是用来温酒的

“鎣”既有光明、美丽之意，又可指盛水器具。古时用以盛水的器具还有匜(yí)和盉(hé)，此二者外形比较简洁，而虎鎣则造型精美独特：侈口，方唇，短束颈，宽折肩，收腹，圜底，三蹄形足。肩的一侧有管状流，以伏虎为造型，另一侧有龙首鋬，盖折沿，上有圆雕踞虎形装

饰，盖与鋬上各有小环钮。虎鎣肩部饰夔纹，腹上部饰斜角云纹，腹下部饰瓦纹，足根饰饕餮纹。如此倾注匠心的虎鎣，装的水能和匜或盉装的水一样么！

虎鎣顶盖内铸有“自作供鎣”铭文，供即供奉，可见它是用于祭祀的礼器，可与另一件礼器爵配套使用。

细细的三足、苗条的身姿、长长的引流槽，对于爵的印象，很多人似乎并不陌生。但对它真正功效的认识又是模糊的。孙机指出，它是装酒的礼器，但它绝不是用来喝酒的，也不是用来温酒的。“长长的

‘流’对着嘴，喝起来该有多么不方便啊。我国直至魏晋南北朝才有喝热酒的习惯，那以后才出现了温酒的器具，此前，老百姓都喝凉酒”。《楚辞·大招》有“清馨冻饮”之说，冻饮的美酒叫醴酒，类似今天老百姓自酿的米酒，酒精度低、气味清淡。

爵内装的不是通常的醴酒，而是鬯。《周礼·鬯人》郑玄注：

“鬯，酿秬为酒，芬芳条畅于上下也。”《周礼·郊特牲》有文“至敬不饗味，而贵气臭（嗅）也。”孙机解释，“秬”是黑黍，用黑黍酿造的鬯比醴酒香多了。传说神是不吃不喝的，但喜欢闻香气。虔诚的人们就在爵内倒入鬯，放在火上烧热，

端到神的面前，里面的鬯经过蒸腾而香气浓郁。

鬯加上郁金汁成就最顶级的“郁鬯”

鬯并非古代最顶级的酒，最顶级的叫“郁鬯”。

《论语·八佾》疏引郑玄注：“郁，郁金草，酿秬为酒，煮郁金和之，其气芬芳条畅，故曰郁鬯。”可见，将一种叫郁金草的香草煮汁，便得郁金汁，郁金汁加到以秬酿造的鬯中，便得郁鬯。

古代将盛郁金汁的容器叫做“郁彝”，此说法可见青铜铭文“余

兄为汝兹小郁彝”，彝是容器的泛称。孙机推测，与爵配套使用的虎鎣很可能是用来装郁金汁的。

在鬯中注入郁金汁，固然更增其香，但也是为了避免爵中的鬯经过蒸发变得过于浓稠而焦结。《说文》解释“歆”就是“神食气也”，古人认为，神闻了郁鬯熏蒸的香气就会感到歆享，进而满足敬奉者的要求。孙机说，祭天之后，爵里会剩一点底儿，人们便把剩下的倒在地上的白茅草上。他们期待美酒渗入渊泉，这样天上和地下的神鬼就会都高高兴兴的，带来上下交泰的好光景。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专家解读圆明园文物虎鎣：

用来装郁金汁的

台北孔庙的前世今生

吴传文

禅宗有一则公案，唐代有一位奇特的禅师，他连法名也没有，修行也很是特别。他不住山间的寺庙，也不住水边林下的庵棚，而是住在松枝茂密的秦望山的一棵大树上——他搭了一个像鸟窝的棚子，不论刮风下雨都住在其中，别人都称他为“鸟巢禅师”。

元和年间，年过花甲的白居易到杭州当太守，听到了鸟巢禅师的名声很大，便去拜访。白居易来到禅师居住的大树下，仰观在树上摇摇欲坠的禅师，一脸疑惑地说：“大师，您这么大年纪了，住在树上不方便又很危险，还是下来回到寺庙住吧！”

鸟巢禅师在树上说：“太守大人，你官职这么高，泡在官场里更是危险了，还是进入佛门吧！”白居易说：“弟子身为一州太守，位镇江山，何险之有？”鸟巢禅师说：“你身居官场，官场中的荣辱得失、利害是非太多。加上这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如同熊熊的大火，会无情焚毁一切的。你在其中或得意于青云，或失意于穷途。得意则忘形，失意则生怨，难免党同伐异，怨恨憎恚，喜怒哀乐，机心算计。这种种情况，烦恼哪有稍息之时呢？这样又苦又累，怎么会不岌岌可危呢？”白居易听了肃然起敬，问：“听大师这么说，我应皈依佛门以求解脱啦？但我自小学佛，几十年来，还没有入门之处，请师父指教：‘什么是佛法大意？’”鸟巢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不觉笑了，说：“这不过是三岁孩童都会说的道理，何必用来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呢!”鸟巢禅师说：

“这的确是三岁孩童都会说的，可惜许多八十老翁也没有做到啊！”

这席话犹如一盆冷水，把白居易淋得从头凉到了脚。

“是啊，知道的未必行到，行到的未必达到。我学佛多年，满腹经纶，自己又身体力行了多少呢？现在还不得心安，功用又在什么地方呢？”

白居易诚恳地向鸟巢禅师致谢，然后打道回府，继续用功。从此以后，他不仅持斋守戒，还大力倡导放生，以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普度众生。

白居易与鸟巢禅师

> 背景链接：鸟巢禅师（741 年-824 年），唐牛头宗僧人（出于四祖道信下的一支)，今杭州富阳人，俗姓潘，幼名香光。九岁出家，二十一受具足戒，精研《华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后谒径山国一道钦禅师契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