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second book"Fashion and Politics: Everyday dress fashion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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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政治

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

孙沛东著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第一版

仅供学术研究之用

有任何关于此书的建议和想法，

请直接与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联系

[email protected]

201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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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及“毛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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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一„„„„„„„„„„„„„„„„„„„„„„„„„„„„„„„I

序言二„„„„„„„„„„„„„„„„„„„„„„„„„„„„„„III

目录„„„„„„„„„„„„„„„„„„„„„„„„„„„„„„„„2

绪言„„„„„„„„„„„„„„„„„„„„„„„„„„„„„„„„„„„„5

一、研究缘起„„„„„„„„„„„„„„„„„„„„„„„„„„„„„„„6

二、研究意义„„„„„„„„„„„„„„„„„„„„„„„„„„„„„„„9

第一章 文献回顾„„„„„„„„„„„„„„„„„„„„„„„„„„„„„11

第一节、 概述„„„„„„„„„„„„„„„„„„„„„„„„„„„„„„11

一、时尚与服装„„„„„„„„„„„„„„„„„„„„„„„„„„„11

二、着装时尚研究概述„„„„„„„„„„„„„„„„„„„„„„„„14

第二节、西方着装时尚的社会学理论„„„„„„„„„„„„„„„„„„„„„15

一、阶级分化论„„„„„„„„„„„„„„„„„„„„„„„„„„„15

二、身份认同论„„„„„„„„„„„„„„„„„„„„„„„„„„„26

三、集体选择论„„„„„„„„„„„„„„„„„„„„„„„„„„„27

四、文化生产论„„„„„„„„„„„„„„„„„„„„„„„„„„„29

第三节、 着装时尚的实证研究„„„„„„„„„„„„„„„„„„„„„„„30

一、国外研究„„„„„„„„„„„„„„„„„„„„„„„„„„„„30

二、国内研究„„„„„„„„„„„„„„„„„„„„„„„„„„„„31

第四节、 小结„„„„„„„„„„„„„„„„„„„„„„„„„„„„„„32

第二章 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34

一、理论视角„„„„„„„„„„„„„„„„„„„„„„„„„„„„„„34

二、研究方法„„„„„„„„„„„„„„„„„„„„„„„„„„„„„„36

三、研究框架„„„„„„„„„„„„„„„„„„„„„„„„„„„„„„38

四、基本的概念和术语„„„„„„„„„„„„„„„„„„„„„„„„„„40

第三章文革着装时尚„„„„„„„„„„„„„„„„„„„„„„„„„„47

一、军装„„„„„„„„„„„„„„„„„„„„„„„„„„„„„„„„47

二、“中山装”„„„„„„„„„„„„„„„„„„„„„„„„„„„„„„54

三、“工人装”„„„„„„„„„„„„„„„„„„„„„„„„„„„„„„58

四、“列宁装”„„„„„„„„„„„„„„„„„„„„„„„„„„„„„„61

五、“红卫装”„„„„„„„„„„„„„„„„„„„„„„„„„„„„„„64

六、文革着装时尚的历史脉络„„„„„„„„„„„„„„„„„„„„„„68

第四章 情境分析„„„„„„„„„„„„„„„„„„„„„„„„„„„„„72

第一节、消费政治„„„„„„„„„„„„„„„„„„„„„„„„„„„„„72

一、“需要”绝对政治化与“消费”绝对政治化„„„„„„„„„„„„„„72

二、生产集体主义与消费禁欲主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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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消费经济„„„„„„„„„„„„„„„„„„„„„„„„„„„„„75

一、高积累低消费的制度安排„„„„„„„„„„„„„„„„„„„„„77

二、控制收入„„„„„„„„„„„„„„„„„„„„„„„„„„„„78

三、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81

第三节、消费文化„„„„„„„„„„„„„„„„„„„„„„„„„„„„„85

一、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86

二、国家化身体文化„„„„„„„„„„„„„„„„„„„„„„„„„89

三、消费“耻丑主义”„„„„„„„„„„„„„„„„„„„„„„„„„90

第五章 规训与顺从„„„„„„„„„„„„„„„„„„„„„„„„„„„„93

第一节、 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表达工具„„„„„„„„„„„„„„„„„93

一、“红五类”穿军装„„„„„„„„„„„„„„„„„„„„„„„„„93

二、“红五类”穿“工人装”„„„„„„„„„„„„„„„„„„„„„„98

第二节、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101

一、“黑色”追随者„„„„„„„„„„„„„„„„„„„„„„„„„101

个案 1：有海外关系的援外翻译“弃新择旧”结婚穿工作服„„„„„„„101

个案 2：“黑帮子女“因祸得福”穿军装„„„„„„„„„„„„„„„106

二、“灰色”追随者„„„„„„„„„„„„„„„„„„„„„„„„„110

个案 1：“广交会”的海外来宾穿“同志装”„„„„„„„„„„„„„110

个案 2，“红色外教”穿“绿军装”„„„„„„„„„„„„„„„„„113

第三节、“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114

一、“奇装异服”的类型及特点„„„„„„„„„„„„„„„„„„„„116

二、“奇装异服”的标准及“合法性”着装的界定„„„„„„„„„„„„„124

三、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124

第四节、总体主义背景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129

一、“模仿-固守”胜于“模仿-创新”„„„„„„„„„„„„„„„„„„129

二、“补偿机制”让位于“淹没机制”„„„„„„„„„„„„„„„„„„130

三、“社会认同”凌驾于“自我认同”„„„„„„„„„„„„„„„„„„131

四、“共性”主导“个性”„„„„„„„„„„„„„„„„„„„„„„„132

五、“无选择的选择”替代“自由选择”„„„„„„„„„„„„„„„„„132

六、“文化中介人”即国家„„„„„„„„„„„„„„„„„„„„„„133

第五节、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控制逻辑„„„„„„„„„„„„„„„„„„134

一、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134

二、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135

三、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136

第六章 规训与反抗„„„„„„„„„„„„„„„„„„„„„„„„138

第一节、反抗匮乏的生存性智慧„„„„„„„„„„„„„„„„„„„„„„139

个案 1：“领衣”„„„„„„„„„„„„„„„„„„„„„„„„„„„139

个案 2：“麻袋衫”„„„„„„„„„„„„„„„„„„„„„„„„„„142

个案 3：“尿素裤”„„„„„„„„„„„„„„„„„„„„„„„„„„144

个案 4：“孖烟囱”„„„„„„„„„„„„„„„„„„„„„„„„„„146

第二节、衣领上的“革命”„„„„„„„„„„„„„„„„„„„„„„„„„148

一、反抗政治化着装—“颜色革命”„„„„„„„„„„„„„„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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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去个性化”，追求个性和舒适„„„„„„„„„„„„„„„„„148

三、超越“去性别化”，反抗“性别淹没”„„„„„„„„„„„„„„„„152

四、超越“去时尚化”，穗港澳民间着装时尚的流入„„„„„„„„„„„„164

五、社会征服与个性化着装„„„„„„„„„„„„„„„„„„„„„„169

第三节、着装抗争与合法性„„„„„„„„„„„„„„„„„„„„„„„„169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172

第一节、结论„„„„„„„„„„„„„„„„„„„„„„„„„„„„„„172

第二节、讨论„„„„„„„„„„„„„„„„„„„„„„„„„„„„„„174

一、时尚的两维制度层面„„„„„„„„„„„„„„„„„„„„„„„174

二、时尚的阶级推动力和市场推动力„„„„„„„„„„„„„„„„„„174

三、民族主义与服装消费„„„„„„„„„„„„„„„„„„„„„„„176

四、集体无意识与符号暴力„„„„„„„„„„„„„„„„„„„„„„177

五、市场时尚与政治时尚„„„„„„„„„„„„„„„„„„„„„„„178

第八章 方法论反思„„„„„„„„„„„„„„„„„„„„„„„„„„„„180

一、效度检验„„„„„„„„„„„„„„„„„„„„„„„„„„„„180

二、信度检验„„„„„„„„„„„„„„„„„„„„„„„„„„„„181

三、研究伦理„„„„„„„„„„„„„„„„„„„„„„„„„„„„184

四、研究地域和时段„„„„„„„„„„„„„„„„„„„„„„„„„184

五、研究者省思„„„„„„„„„„„„„„„„„„„„„„„„„„„185

结束语„„„„„„„„„„„„„„„„„„„„„„„„„„„„„„„„„„187

附录„„„„„„„„„„„„„„„„„„„„„„„„„„„„„„„„„„„188

附录 1 访谈提纲„„„„„„„„„„„„„„„„„„„„„„„„„„„„188

附录 2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189

附录 3 图表目录„„„„„„„„„„„„„„„„„„„„„„„„„„„„191

附录 4 部分访谈记录„„„„„„„„„„„„„„„„„„„„„„„„„„191

致谢„„„„„„„„„„„„„„„„„„„„„„„„„„„„„„„193

后记„„„„„„„„„„„„„„„„„„„„„„„„„„„„„„„198

6

序

王宁

在很多人眼里，“文革”是一场难以忘却的浩劫，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一件不堪

回首的历史往事。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的确，从一个常人的角度看，在深受其害以后还

说“文革”好话的，会被人觉得不可理喻。受害者眼里的“文革”，必定是一场噩梦。但是，

为了防止这场噩梦的再现（从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的群众基础来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仅仅停留在受害者的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剖析“文革”。学术的

角度要求我们要力求客观，而不是带着受害者情绪，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后者容易让我们

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文革”。一旦如此，就会妨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这反而无助于我们

发现“文革”的本质所在。孙沛东的著作，就是一部从学术的角度，对“文革”期间的一种

奇特的同质化行为模式——时尚，以冷静客观的立场，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力作。

该作描述了一种异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着装时尚。它高度同质，举国雷同，

上行下效，整齐划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尚，一种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裹挟下的

时尚，一种自我归类的，从而避免自己被社会归入“另类”的，类似于动物保护色的时尚，

一种可视的、无言的“自己人”的立场宣示，一种驱除恐惧、获取归属于“革命队伍”荣耀

感的认同行动。这样一种时尚，与自由民主条件的下时尚有什么不同？它背后的运行机制是

什么？它导致怎么样的后果？这些问题，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认真深入的研究。孙沛东选

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不但勇气可嘉，而且显示对自己的学术能力有足够的

自信。事实证明她是成功的。她的著作揭示了“文革式”时尚的深层机理，对我们从更深的

层次来反思“文革”，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资料和深刻的理论提示。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一场千载难逢的、由最高领导人在不经意间对人性之善恶所

做的大实验。在这场大实验中，人们以“革命的纯洁性”的名义，从事着种种反文明、反人

权的行动。尽管人们戴着“崇高”的面具，但人的各种阴暗的、丑陋的、凶残的本性，在“文

革”这个大实验场暴露无遗（当然，我们不否认各种善心的存在）。诡异的是，人们可以以

各种方式施害，但最后的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避免受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相互伤害

的境地。为了在这种相残社会生存，人们学会了虚伪，学会了违心，学会了表里不一，为的

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自我保护。而服装作为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消费品，一旦选择不慎，也会遭

7

致抨击或批判。于是，为了适应环境，自我保护，以革命的参照群体作为服装选择的依据，

就是当时着装的行为逻辑。在“文革”中，工农兵就是这样的群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

语中，他们是最有革命性的。于是，在“文革”期间，全国居民的着装显示出千人一面的外

表，到处都是“蓝蚂蚁”、“黄蚂蚁”或“灰蚂蚁”。一个本来应该是鲜活的、色彩斑斓的世

界，被活生生整成一个单调无聊、死板无趣的世界。

“文革”期间的政治恐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领袖一个人。某人之所以崇高和伟大，是

因为大家都跪着。的确，我们心理上的奴性，正是导致我们盲从，进而成为施害者，并最终

成为受害者的原因。“文革”带给我们的警示意义在于，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不

能不完成未竟的启蒙和未竟的理论反思。而文明社会已经证明了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毫不

犹豫地承认它、接受它、普及它。其中，人权与法制，两个“文革”中可以肆意践踏的东西，

正是这样的价值。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关于“文革”的反思，有时居然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但设置学术

禁区的后果之一，是“文革”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文革”死灰复燃的迹象又出现了。

因此，以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文革”，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弄不好，连论文都没有地方

发，不但妨碍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且还牺牲了许多机会成本。但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幸运

的是，有不少学者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这样的事业。孙沛东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她的著作并

非尽善尽美，能够有勇气从事这样的探索，就已经值得我们钦佩了。

是为序。

2012 年 11 月 4 日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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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要斗私批修，您问什么事啊？

--灭资兴无，我照相。

--破私立公，照几寸？

--革命无罪，3 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突出政治，多少钱？

--立竿见影，6 毛 3。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这是 1979 年相声演员姜昆创作的相声段子《如此照相》中的经典台词，反

映的是文革时期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照相的事。无论男女老幼必须先与照相馆工

作人员对革命语录，再背诵“老三篇”，之后练习照相的标准姿势，最后跳“忠

字舞”才能离开照相馆。照相馆贴出“启事”：“凡到我革命照相馆照革命相片

之革命群众，进革命门，照革命相，需高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

则革命摄影师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予革命回答。此致革命敬礼！” 不仅如此，照

相馆还规定了四个“不照”：“烫发不照，抹口红不照，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1

（邱振刚,2004）。这个相声曾经在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激起了大众的共鸣：

“人们从电子管收音机中，从当时为数甚少的黑白电视机里听到看到了这段表演，

感到亲切，也感到震惊，最普遍的感觉是认为节目说出了隐藏在观众内心深处而

又未及说或未敢说的话。”2。

这则相声表明当时照相以“政治挂帅”，生活照必须照出政治。现在看来，

说话之前先背诵革命语录的交谈方式有些荒诞不经，但其真实性却不容置疑。《剑

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开篇序言中谈到中国共

产党本身的力量和意图在 1949-1982 年“革命的中国”的历史上的重要性。作者

认为“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

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3

指《纪念白求恩》（1939 年），《为人民服务》（1944 年）和《愚公移山》（1945 年）从毛泽东著作中精选出

来，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以单行本形式大量发行的三篇文章，旨在以某位先进人物为典范反复灌输和

强化集体主义等价值观。 1邱振刚：《姜昆：从《如此照相》到《明春曲》》，《中国艺术报》，2004 年 10 月 2 日,第 403 期。 2邱振刚：《姜昆：从《如此照相》到《明春曲》》，《中国艺术报》，2004 年 10 月 2 日,第 403 期。 3[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14 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

9

西方学者似乎试图用“革命化”来概括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当时的中国大陆，以

文革时期为例，是否确实是一个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生活”的“革命化”的历史？

文革果真是人人革命，时时革命和处处革命？如果是，那么，在人人都会背诵语

录，并且能够熟练地应用政治话语进行日常交流的年代；在政治对人们日常生活

世界的掌控似乎渗入每个细胞和角落的时期，着装作为普通民众（ordinary people）

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是否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如何

着装？革命之外有休闲吗？我们需要去魅化地对文革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

研究。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时尚能够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的记录者。如果

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投射到时尚这枚棱镜之上，将会

映射出怎样的图景？总体主义国家及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着装时尚的交融与

碰撞，展现给我们的将会是何等的画面？

基于此，本研究从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选择切入，在对大量访谈

资料、文献资料和图片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革期间，总体主义

背景下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规训个体的日常着装行为？

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了哪些着装策略？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

生与传播机制如何？

一、 研究缘起

（一）理论缘起

斯宾塞（Spencer，1854）最早研究政治与时尚的关系，他选取的切入点是“仪

态和时尚”（Manners and Fashion）与政治的互动演进4。他把礼仪的变革与社会

软性控制中社会的教化、硬性控制中社会制度相联系5。塔尔德（Tarde,1890）从

模仿的角度研究时尚，提出了时尚变迁论和时尚机械传播论。他认为古老的模式

占压倒优势是风俗的时代；时尚的时代中优势常常站在新颖、奇异的模式一边。

通过时尚，模仿就在生成的过程中得到释放。风俗向时尚过渡，然后又回归更加

广泛的风俗6。塔尔德没有解释时尚出现的原因。斯宾塞和塔尔德都将时尚与社

会变迁相连。

凡伯伦（Veblen,1899）提出的“地位炫耀论”，认为时尚是地位竞争的工具，

从有闲阶级的炫耀消费入手，揭示了时尚在建构和再生产社会地位方面的功能7。

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8 页。 尽管笔者从访谈和二手文献中收集了大量文革时期广东农民的着装资料，包括大量图片，但是，农民的

着装并未成为当时民众着装时尚的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的“广东民众”主要指当时的广东城镇居民。 4 Spencer, Herbert. "On Manners and Fashion."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 London:

Dent/Everyman, 1966. 5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 年第 1 期。 6[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7 章。 7凡伯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年。

10

齐美尔（Simmel,1904）从阶级分化的视野分析时尚，认为时尚是一种社会形式，

具有区分和整合的功能，将时尚与行动者的社会地位、阶级区分与群体融合联系

在一起，其观点至今仍是时尚研究中最富有影响力的结论之一8。凡伯伦和齐美

尔都将时尚与社会分层联系起来，属于时尚的功能分析。

布鲁默（Blumer,1969）从集体选择的角度研究时尚，总结了之前的时尚社会

学研究，提出以集体选择取代阶级区分，认为时尚是一种集体选择，将时尚与“现

代性”和“时代精神”相联系9。布迪厄（Bourdieu,1984）是“霸权争夺论”的

创立者，他提出时尚合法性这一概念，认为时尚场域中存在着霸权的争夺，他将

时尚视为一种代码，具有社会区分的功能，反映了时尚行动者的文化资本。他第

一次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对时尚进行了分析10。其他研究还包括麦尔森和卡慈

（Meyersohn, Katz,1957）的“时尚狂迷论”；坎贝尔（Campbell,1987）的“体验

周期论”；博德里亚（Baudrillard,1981）的“价值溃决论”等等。

尽管有诸多社会学大家参与，但在学界，时尚似乎一直是一个小众的论题。

国内除了周晓虹、郑也夫、高宣扬、王宁、徐连明等少数社会学学者外11，时尚

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对时尚的实证研究更是鲜见。时尚研究尚未引起

社会学界重视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将研究兴趣投放在人们

的社会活动以及理性问题上面。而西方社会一直认为对身体的修饰无足轻重、琐

碎不堪、非理性的，不值得认真对待。其次，时尚通常与“虚荣”、“炫耀”相

联系，这种偏见使得着装时尚经常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第三、时尚通常与“女

子气”有关联，人们总是认为妇女们更容易倾心于时尚这种“可怕的”乐事，许

多时尚理论也都基于对女性时装的研究。在一个男权社会，时尚通常会被贴上

“浅薄”和“愚蠢”的标签，不被认真对待12（参见恩特维斯特尔,2005:62-63）。

艾德华兹（Edwards,1997）也认为“社会学对时尚的忽视，反映了时尚在艺术领

域远比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时尚最粗略的考虑也可以显示出

它既作为个人的也作为社会的、既是主动的也是结构性的、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受

到其他因素控制的现象的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一句话，时尚是我们研究社会结

8 Benveuto, Sergio. Fashion: Georg Simmel [J].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2000,Vol.3,No.2. 9 Blumer. H.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69, 10(3):

275-291. 10 Bourdieu, P. Haute couture et haute culture [A]. In Pourdieu, P. (eds.), Questions de sociologie[C]. Paris: Minuit.

1984, pp : 196-206. 11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研究时尚的学者有王星.百年服饰潮流与世变[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唐建光：《解

禁：中国风尚百年》，金城出版社，2011 年第 1 版。唐建光：《时尚史的碎片》，金城出版社，2011 年第一

版。姜鹏：《时尚历史:闺阁里的那点春风》，故宫出版社，2011 年；罗宏才:《中国时尚文化史》(先秦至隋

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杨孝鸿：《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张

繁文 韩雪松：《中国时尚文化史》(清民国新中国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邓卓明.任一明:《社会

时尚与当代青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姜鹏：《时尚历史:闺阁里的那点春风》，故宫出版社，

2011 年；林剑：《上海时尚: 160 年海派生活》，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年等。 12[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11

构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13（Edwards,1997:1;转引自恩特维斯特

尔,2005:61-62）。

事实上，时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4（Blumer,1969:276），是社会学研究社

会结构与个人行动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从现实的情况看，作为与西方社会现代

性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时尚无论是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增长，还是对于个体

微观的日常生活，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时尚理应成为社会学关注的

一个重要问题。此外，时尚的特性决定了社会学研究该问题的优势。一方面，时

尚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是个体身份建构的手段和工具，是个性和创新能力的体

现；另一方面，时尚自身又是一种被建构性的现象，受到外部宏观制度、结构的

影响和规制。以上两方面特点决定了一直关注结构与能动的问题的社会学，在研

究时尚问题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

然而，检讨西方时尚研究的文献，我们发现：第一，上述研究结论源于西方

社会，形成于市场机制主导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之下，属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时尚

理论，国家对时尚的作用不显著，它对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时尚消

费和文化很有解释力。而“1949 年以后，我国在应对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的基

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15。总体主义国家的

渗透与干涉在文革时期达到巅峰，因此，将国家这个重要变量引入时尚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试图分析总体主义背景下，非市场

化条件下时尚的运作机制。

第二，按照分析层次，西方时尚理论的可以分为宏观的结构和微观的行动两

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把着装时尚放在宏观的社会结构等背景下进行考察，强调宏

观制度和结构对人们着装时尚的制约和影响；后者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把着装时尚看作是行动者展现个性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个体自我表达和自我创

造的产物。但西方理论没有凸显结构和能动两种视角的结合。

时尚作为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的交接地,是窥探社会运行机制的窗口。时

尚总是深深地嵌入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要理解时尚，就必须考虑时尚

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制度背景及其文化根基。这就需要对不同情境实践下的时尚问

题进行本土化的考察。基于此，本书主要以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选择为切入

点，从结构制约和行动者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的着装实

践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回应源于西方的着装时尚理论。

（二）现实缘起

笔者的祖父是贫农，父亲根红苗正，在文革中顺风顺水。母亲是地主的女儿，

13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5. 14 Blumer. H.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69, 10(3):

275-291. 15郭于华：《克服社会恐惧症》,《社会学家茶座》2011 年第 2 辑。

12

外祖父家在革命的洪流中深受冲击。当时“穷矮矬”与“高富美”的婚配模式并

不少见，父母的婚姻是历史的偶合。作为一个文革之后出生的中国大陆人，笔者

的成长过程中不时听到父辈有关文革的叙述。对文革的最初印象源自于父母双方

“如果不是因为我成份好，我就不能„„”和“如果不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就

能„„”的诉说。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记忆激起了笔者对文革本来面目的好奇。

2002 年笔者硕士毕业开始在大学任教。所接触的多数大学生对文革这段历

史的无知与冷漠令笔者深感不安。十年文革，很多中国人经历了一种灾难性集体

经验。或许，我们需要克服简单地视自己为某一历史境遇中唯一的受难者的观点，

以此形成一种关于历史的真正的共识。唯有这样，我们民族才能最终学会面对历

史，才能放下历史的包袱，真正和谐地发展。

二、研究意义

时尚是一个亘古弥新的论题。然而，人们对时尚的认识和理解却受到特定社

会中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现有的西方研究结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具体语境下的

时尚，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三：

首先，本研究首次将“国家”视角引入着装时尚的研究，探讨了在文革时期

非市场化条件下、总体主义背景下的着装时尚的产生与传播逻辑，对人们在这一

特定时期，特殊情境下的着装实践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并对源于西方的着装时尚

理论做出本土化的回应。

其次，本研究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着装行为，是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表达

阶级归属和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活动。结构和能动都会影响到个人具体的着

装行为，本研究从结构制约和行动者身份建构的双重视角剖析了文革时期个体在

日常生活中的着装行为，归纳了总体主义背景下个体的着装逻辑和国家对个体着

装的控制逻辑；

最后，中外关于时尚的现有研究，都缺乏对总体性社会中的着装时尚的足够

重视，都没有建立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衣着实践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一

方面，本文以65宗访谈个案为基础，侧重研究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活生生的

着装时尚，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实证资料；另一方面，本研究对文革期间广东民众

着装时尚的研究，揭示了毗邻港澳台的广东在“蓝蚂蚁”时代，着装时尚中特有

的区域风貌。

除此之外，今天研究文革，对中国当下和未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反思性文

革带给中国的“灾难”固然重要，但是也应当通过研究文革了解中国社会，以防

止更多的社会危机。文革应该成为研究的模本，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中介16。更

16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13

何况“从根本上清理‘文革’遗毒并遏制极‘左’思想回潮”17仍旧任重道远，

国家领导层对此态度明朗18，学界也应该对重建社会共识做出努力。基于此，本

研究对文革时期民众的政治化着装时尚及其的产生与传播机制的分析，能够帮助

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深入理解文革十年的真实面向。本研究试图用当时民众

的着装实践来说明“在今天的时代，企图用国家权力的总体主义来重新控制社会，

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历史教训表明这样做不可行。”19

17张千帆：《如何防止文革式悲剧重演》，《法治周末》，2012 年 3 月 20 日社论。 18 2012 年 3 月 14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

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谈及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

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

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

新发生。” 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lh/zhibo/zongli/wz.htm，2012 年 3 月 14 日访

问。 19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清华大学，2010 年 9 月，第 6 页。

14

第一章 文献回顾20

在西方，时尚出现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宫廷，随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获得了

巨大的发展。因而时尚是一种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相伴而生的现象，它为我们提

供了一把解读现代性的钥匙。在国外，时尚已经引起了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

类学、艺术史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研究兴趣。在社会学领域，斯宾塞、凡

勃伦、塔德、齐美尔、布鲁默、巴特、布迪厄、波德里亚等人都对时尚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在国内，虽然中国的城市社会已经进

入了时尚社会21（王宁,2005:66），追逐时尚、崇尚时髦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司

空见惯的现象，但是除了周晓虹、郑也夫、高宣扬、王宁、徐连明等少数社会学

学者外22，时尚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对时尚的实证研究更是鲜见。本

章将对西方及国内有代表性的时尚理论进行回归和总结，并指出在中国情境下研

究时尚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节 概述

一 ．时尚与服装

（一） 时尚界说

什么是时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数不胜数。我们可

以根据外延的不同把学者的观点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狭义的时尚特指特殊的衣着系统23(恩特维斯特尔,2005:54)。首先，它具有特

定的历史和地域色彩，出现于十四世纪欧洲宫廷，特别是法国皇室，并随着资本

主义商贸的兴起而获得巨大的发展。其次，它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与特定的社会

阶层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着装时尚是资产阶级兴起过程中，作为社会身

份和社会地位的竞争手段而发展起来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挑战贵族权威与社会名

流的工具之一。这种挑战首先是通过公然蔑视由皇室和传统贵族提出的禁止奢侈

浪费的法令来实现的，然后则是通过维持身份与体面而积极主动地接受乃至刻意

20本章的部分内容，曾以标题《着装时尚的社会学研究述评》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7 期，此处有修改。 21王宁：《消费的欲望》，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22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研究时尚的学者有王星.百年服饰潮流与世变[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唐建光：《解

禁：中国风尚百年》，金城出版社，2011 年第 1 版。唐建光：《时尚史的碎片》，金城出版社，2011 年第一

版。姜鹏：《时尚历史:闺阁里的那点春风》，故宫出版社，2011 年；罗宏才:《中国时尚文化史》(先秦至隋

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杨孝鸿：《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张

繁文 韩雪松：《中国时尚文化史》(清民国新中国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邓卓明.任一明:《社会

时尚与当代青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姜鹏：《时尚历史:闺阁里的那点春风》，故宫出版社，

2011 年；林剑：《上海时尚: 160 年海派生活》，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年等。 23[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15

追随贵族们的时尚。第三，时尚本身也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不少学者把这

一点视为时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最后，时尚系统不仅仅涉及消费，还与生产有

着密切的关系，它包含了生产、营销和消费的整个系统。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时

尚的文献主要关注消费领域，少数也关注生产领域。

广义的时尚可以泛指时下流行的风尚24(郑也夫,2006)，或者说是特定时期流

行的着装和行为方式，以其不断变化为主要特色25（Steel,2005:12）。日本心理学

者南愽把广义的时尚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物质时尚，即以某种物品以模仿和追随

的对象，这是时尚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二是行为时尚，即以某种行为方式，如

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运动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时尚；三是观念时尚，

包括大众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社会思潮、新观点等为内容的时尚现象；四是

人物时尚，指对某些特殊人物，特别是明星、名人为崇拜、模仿和追随对象而形

成的时尚。由于着装与人们的身体以及个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持广义时尚观

点的学者也非常重视着装时尚(转引自周晓虹,1995c)26。

提到时尚，人们就会立即将它与服装联系起来，根据罗兰·巴特 27

（Barthes,2000:3）的已有发现，在本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具体到“着装时尚”

（la mode portée）、“舞台时尚”（la mode spectacle）和“书写时尚”（la mode écrite），

我们关注的对象是“着装时尚”。本研究中所指“时尚”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转瞬即逝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或

者是一种集体的、特别的、适合当时品味的着装，旨在探讨文革期间着装时尚在

色彩和款式方面的表现，尤其注重个体的着装策略受到哪些制度因素的影响和驱

动。

另外，我们还需要区分一下迷狂（fads28）和时尚（fashion）的概念。“迷

狂”与时尚的区分主要在于：时尚与“迷狂”相比，更具有历史延续性，现在的

时尚可能是过去的时尚的一种翻版，也可能影响未来的时尚；而“迷狂”一旦产

生，有可能瞬间消失。美国社会学家卡慈和麦尔森（Katz, Meyersohn,1957）对

“迷狂”做了深入的研究29。

24郑也夫.论时尚.浙江学刊[J].2006, (2):141-148. 25 Steele, Valerie (eds.)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M]. Farmington Hill, MI: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5 , pp:12-13. 26周晓虹 c.社会时尚的理论探讨[J].浙江学刊,1995,(3): 62 - 65. 27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8尽管我们不能确定 fad 的起源，它于 1834 年首次被记录，用于表达“怪念头，异常态度或习惯”这一意

思，我们仍可以提出一种可能。在 1754 年，比 fad 的出现早 80 年，我们发现了一个词例 fidfad， 表示

“一个小题大作的人”：“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完全地小题大作。”在 19 世纪下半叶，fidfad 被

“一个小题大作的人”：“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完全地小题大作。”在 19 世纪下半叶，fidfad 被

发现有“小的细节，饰边”的意思， 而且形容词 fidfad 还表示“无用的，大惊小怪的，不重要的”的意思，

于 1830 年被记录。因此 Fad 可能是 fiddle-faddle 被缩写为 fidfad 后的简便形式.根据金山词霸 2005 之《美

国传统词典》（双解）。 29 Meyersohn, Rolf and Elihu Katz. Notes on Natural History of Fad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logy, 1957,

62(6):594-601. 他们认为“迷狂”不一定是针对一种文化商品,甚至不是针对市场上出售的某种物品。它有

可能只是针对于某个名字或者某种日常的词汇表达,某种打领带的方法或者拿手提包的方式。如同时尚一样,

16

（二）时尚与服装的关系

时尚与服装关系密切。在日常生活中, 当提及时尚,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T 型

台上的时装表演30(Blake,2007)。在学术领域, 大多数学者把时尚界定为一种特殊

的衣着系统31(恩特维斯特尔,2005:49), 只有少数学者对时尚持广义的理解。即使

在后者那里, 服装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布鲁默(Blumer,1969)强调时尚不仅

仅局限于服装, 特别是高档女装, 把时尚仅仅理解为高档女装是对时尚非常不全

面的一种理解32。但是, 他的时尚理论依然建立在对巴黎高档女装进行的经验研

究的基础之上。

简言之, 服装是穿戴于身体之上各种具体可见的、有形的物件。时尚是在特

定时间广受欢迎的服装款式。服装总是被人穿着才有意义,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概

念: 着装。着装是指人们通过服装改变或修饰自己的外观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

的活动。时尚与着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尚为着装提供了各种参数, 赋予着

装行动以意义; 而日常衣着是构成时尚的原材料, 时尚要通过服装表现出来, 只

有被相当数量的人穿上身之后, 才可以说一种款式或风格成了时尚。因此, 虽然

时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考虑到服装在时尚中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探

讨着装领域的时尚现象。

（三）服装的功能

人为什么要穿衣？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赫洛克33( 1990:11-23) 、

恩特维斯特尔34(2005:68 -69 ) 和王宁35

(2005: 153 -154) 对时装的功能进行了概

括。总结他们的观点, 服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保护说, 即保护身

体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二是遮羞说, 认为随着文明的演进和性禁忌的形成, 身

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是性器官成为引起羞耻感的东西, 因而需要用服装把这些部

位遮盖起来。三是勾引说, 即认为服装可以强调、突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尤其是性

器官, 以提高对异性的吸引力。四是炫耀说, 认为穿衣是为了展现个体的体力、 “迷狂”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迷狂”的自我更新速度很高。它进入市场或者成为人们的话题与它被其他一

种商品或者被另外一种性质相同,但物理特征不同的物质替代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对于这些昙花一现的商

品,每一种“新版”商品必然迅速取代“旧版”商品。即使商品的包装修饰发生变化,它的功能保持不变。

与“缝纫”时尚不同,“迷狂”不要求物质上具有某种审美价值（le ―beau‖）。“迷狂”也不需要创造者的介

入。当“迷狂”涉及的是某种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商品只不过是某种设计精巧的小

玩意,而不是什么创新产品。并不是所有的大力推广计划都能够获得成功,尤其是当这些计划首先得到上层

阶级的认可,但是他们却没有获胜的强烈信念。与所谓的时尚由上到下传播的理论相反,某些“迷狂”首先

来自于大众阶层,然后才在上层社会取得了成功。卡慈和麦尔森对“迷狂”的分析有别于凡勃伦和布迪厄对

时尚的分析。 30 Blake, Fred.人类学与时装时尚的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1): 31- 42. 31[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32

Blumer , Herbert . Fashion :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 J ] .Sociological Quarterly ,

1969 , 10 (3) : 275 —291. 33 [美] 伊丽莎白·赫洛克. 服饰心理学[M] . 孔凡军, 黄四清, 王志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34[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35王宁.消费的欲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17

勇气、机智、财富和品味等, 以获得他人的关注、认可、赞许和尊重。五是审美

说, 认为服饰可以对身体进行美化, 使之在视觉上取悦于人。六是认同说, 认为

服装既可以体现个人与某个社会群体的一致和相同, 也可以体现与其他成员的

差异, 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前者叫做社会认同, 后者叫做自我认同。七

是交流说, 认为人们把服饰当作符号来向社会观众表达和交流某种特定的含义。

借助于服饰, 我们不仅仅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生理性的身体, 而且看作是交往性

的身体。

二．着装时尚研究概述

着装时尚引起了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研究兴趣。由于学科训练的差异，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研究着装时尚时，有不同的关注点，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本节按学科的不同，对不同学者关于时尚的观点做一简单的分析和介

绍。

首先，心理学家把时尚视为一种个人的事情，主要从个人的心理本性去解释

时尚，把衣着视为人的性格和自我的组成部分。其次，第二个方面的研究来自于

文化人类学家，他们对非西方的、非工业化社会中的服装进行了跨文化研究，认

为如何―得体地‖着装是受文化决定的，对于个体而言，这存在一个后天习得的过

程而不是天生的。他们强调人们装饰身体有很多原因，而表现得体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包括保护、表现性吸引力等等。第三个部分的文献是历史学者和艺术史家

对时尚的研究，他们从纵向历史变迁的角度研究服装，对服装具有的文化意义进

行“解码”。还有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着装时尚。桑巴特认为，时尚

的创造者并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消费者只是接受了生产者提供给他们的产品36。（转引自 Kawamura,2005:13-15）

最后，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早在 1854 年，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就对时尚在

社会中生活中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把时尚视为社会进化过程的一部分。1904 年，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把时尚视为人们模仿和区分两大动机驱动的结果，这一观点

被大多数研究时尚的社会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们所接受。齐美尔的时尚理论被

认为现有研究中最为系统和全面37（Benvenuto,2000），也是对本研究启发最大的

时尚理论，由于国内学者对齐美尔的时尚理论重视不够，后文将着重介绍这一理

论。其他社会学关于着装时尚的研究，我们也将在下节详细介绍。

国内学者对时尚的研究，整体来说还并不多见。我们试图把国内学者的研究

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国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例如周晓

36 Kawamura., Yuniya. Fashion-ology :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M]. Oxford: Berg, 2005. 37 Benveuto, Sergio. Fashion: Georg Simmel [J].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2000,Vol.3,No.2.http://www.soc.surrey.ac.uk/JASSS/3/2/forum/2.html［EB/OL］,2005-10-20.

18

虹38(1994)、高宣扬39

(2006)等人的著作。二是对国内时尚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资料，周晓虹40(1995)是少数几个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

社会时尚进行过实证调查的学者之一，他对九十年代初期南京的社会时尚进行了

描述性的调查。三是少数学者基于对国内外的经验的研究和思考做出理论上的创

新，王宁41(2005)在对时尚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服装是制度性角

色的扮演工具‖，并进一步研究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服装演进的社会逻辑：随着

从强制性集体意识向宽容性集体意识的转变，服装的功能从强调道德转向强调审

美，在身份认同方面也从社会认同转向了自我认同。郑也夫42(2006)在坎贝尔提

出的“求新动机”的基础上，提出“熟悉—新奇”两大对立的动机，作为对齐美

尔“模仿—区分”的补充，并用文献法分析了西方社会中的―酷‖亚文化以及―布

波族‖现象。龙科43（2004）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社会空间的情境化实践这一角度

来考察职业女性的着装行为，认为情境化实践是职业女性在着装行动中一种首先

诉诸社会空间与社会时间条件的行动策略。

第二节 西方着装时尚的社会学理论

本小节将着重回顾西方时尚研究中四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学视角。阶级分化视

角把时尚放在宏观阶级分野的背景下探讨时尚，提出了“向下滴落论”、“同步采

纳论”和“向上浮动论”三种竞争性的观点，它们在时尚的发端和传播方式上存

在分歧，共同之处在于把“模仿—创新”作为解释时尚变迁的动力机制。身份认

同的视角把时尚视为个体表达自我、创造自我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集体选择论则

从生产的角度把时尚视为基于集体品味而做出的集体选择的结果。文化生产的视

角强调时尚商品的符号价值是由谁生产并如何生产出来的。

一、阶级分化论

不少学者在社会分层的宏观背景下讨论时尚的发端、传播以及变迁问题，形

成了三种竞争性的理论，本文把它们称为“向下滴落论”、“同步采纳论”和“向

上浮动论”。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三种理论在时尚的发端和传播方式问题上

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在时尚变迁的动力机制上它们的观点却大同小异。

38周晓虹.模仿与从众: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J].南京社会科学,1994,(8): 1- 4. 周晓虹.时尚现象的社会心理分

析[J]社会科学战线,1994,(5): 84-90. 39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0周晓虹 a.社会时尚的嬗变与兴替[J],江海学刊,1995,(1): 43 – 47. 周晓虹 b.时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

研究,1995,(3): 35 - 46. 周晓虹 c.社会时尚的理论探讨[J].浙江学刊,1995,(3): 62 - 65. 41王宁.消费的欲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42郑也夫.论时尚.浙江学刊[J].2006, (2):141-148. 43龙科.社会空间中的服装叙事:对广州白领职业女性着装行为的质化研究［D］. 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

系,2004.

19

(一) 、向下滴落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尚现象引起了部分学者44（Spencer,1879,1891;凡

勃伦,2002;Tarde, 1903;Simmel,1957;齐美尔,2000,2003）的兴趣。这一时期的学者

的共同点是都把时尚放在社会分层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首先，

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时尚。其次，处于社会分层金字

塔顶端的上层精英是时尚的发起人，通过较低阶级模仿而得以在社会中扩散，因

而时尚的传播和扩散是自上而下地从较高的社会阶级传递到较低的社会阶级的

过程。在这些学者中，齐美尔提出的“向下滴落论”最为系统和全面，不仅是同

时 代 学 者 的 代 表 ， 也 被 后 来 的 诸 多 学 者 (Goffman,1951;Bell,1976;

McCracken,1985;Bourdieu,1984)所认同。这里着重介绍齐美尔的时尚理论。

我们将他的时尚社会学理论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表达群体归属

和建构身份认同是驱使个体追逐时尚的两大社会动机。其次，时尚通常产生于社

会中的上层精英，并通过下层大众的模仿而传播和扩散；时尚通过不同阶级之间

的模仿与反模仿的斗争而变迁。第三，时尚为大多数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个性

化的下层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第四，中产阶级是推动时尚变迁的主力。最后，

我们指出在现代社会运用齐美尔的时尚理论时需要做的两点修正：其一，时尚的

起源和传播途径是多元的；其二，时尚变迁的模仿-区分机制不仅仅局限于不同

的阶层之间,在不同的性别、年龄、种族和职业之间也发挥作用。

1．时尚的社会动机与功能

齐美尔把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本性。一方面，人们有着“求

同”的愿望，希望与自己认同的目标参照群体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

“示异”的愿望，希望与等级较低的、自己蔑视的群体显出差距、拉开距离。普

遍性使个体适应群体，从而获得安全感；特殊性使个体区分于他人，展示个性和

特殊性。在齐美尔看来，时尚同时满足了适应群体和提升个性两方面的需求，即

在满足人们群体归属感、获得普遍性的同时，展现出个体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殊

性。齐美尔指出：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要；它把个

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

44 Spencer, Herbert. Badges and Costumes [A]. In Torntore, Susan J. et al. (eds.), Fashion Foundations: Early

Writings on the Fashion and Dress [C]. Oxford: Berg, 2003, 100-104.

Spencer, Herbert. Manners and Fashion [A]. In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II [C].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Spencer, Herbert. Fashion [A]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umeII [C].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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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0

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时尚是将社会一致性与个性

差异化动机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形式45（齐美尔,2000:94-95; 2003:243）。这样，我

们可以把时尚的功能概括为表达群体归属和建构身份认同。

首先，时尚可以通过模仿表达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从而满足人们的“求同”

动机。齐美尔认为时尚是一种特定的模仿机制，社会成员通过模仿从而与模仿对

象达成一致性。模仿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模仿满足了成员的群体归属

感，使成员感觉到前进的道路上并不孤独。齐美尔认为，模仿可以确保个体不会

孤独地处于他或她的自我行为中，通过模仿，个体成了群体的代表和社会内容的

容器，可以从选择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模仿减少了成员的责任感和羞

耻感，获得一种安全感。因为个体在跟随时尚的过程中不需要为自己的品味与行

为负责，不管它的外观或表现形式如何过分，只要它是时尚，它就可以保护个体

在成为注意对象时不会经验不愉快的反映，所有的大众行为都有丧失羞耻感的特

征。齐美尔(2003:257)举例说，许多女性在公开场合受时尚的驱使可以当着三十

或一百个男人穿低领衣服，但在客厅里对着一个陌生男人穿同样的衣服却会感到

窘迫。

其次，时尚还可以建构身份认同，从而满足人们“示异”的动机。这一动机

的满足一方面源于时尚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每个时点上的时尚都是独特的，有

别于过往的时尚和将来的时尚。另一方面则与阶级分化有关。时尚是阶级的时尚，

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时尚。时尚最初产生于少数上层精英，

最新的时尚通常影响较高的社会阶级，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较低的社会阶层几乎

没有时尚，即使有的话也不是他们所特有的。一旦较低的社会阶级开始模仿较高

阶级的风格，那么较高的社会阶级就会从这种时尚转移到新的时尚，从而继续把

自己与大众区分开来。这样，时尚成为表现社会地位的符号，我们就可以根据时

尚把社会成员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社会阶级。在谈到时尚如何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

求时，齐美尔指出：一方面，时尚凭借内容上的不断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

区别于昨天、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另一方面，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的，较

高的社会阶级通过时尚把自己和较低阶级区分开来。而当较低的阶级开始模仿较

高阶级的时尚时，较高阶级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创造出另外的时尚（齐美

尔,2003:24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时尚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一方面它把不同的个体聚合

成各个阶级，另一方面它又把不同的阶级区分开来。对个体而言，它既可以展现

与他人的一致性，又可以实现个性化，它同时满足了个体表达群体归属和建构自

我认同的需求。

2．时尚的传播与变迁

45[美]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A].罗钢主编,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1

齐美尔在“阶级分野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模仿-创新论”，用来解释时尚

的变迁。齐美尔把模仿和区分动机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阶级，认为较高的阶级为区

分动机所支配，希望通过时尚与较低的阶级拉开距离；而较低的阶级受模仿动机

所支配，试图通过仿效较高社会阶级的时尚来提升社会地位。具体说来，齐美尔

认为在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精英阶级往往是时尚的发起人，他们通过时尚显

示本阶级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与其它阶级的差异性。较低层的阶级通过模仿精英阶

级的时尚而象征性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模仿的结果模糊了不同阶级之间在时

尚上的差异。此时，精英阶级就会放弃旧的时尚，创造出新的时尚，以便继续在

时尚领域把自己和较低的社会阶级区分开来。因此，上层精英试图通过时尚来显

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下层大众则试图通过模仿上层精英的时尚来象征性地提升自

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之间模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是时尚演进的动力

机制（齐美尔,2003）。

如果把模仿创新论与阶级分野论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时尚在社会

中的传播就像水从高处落下一样，是一个自上而下地从较高的阶级扩散到较低的

阶级的过程。后来做时尚研究的学者如（McCraken,1988）46把齐美尔的理论称为

“向下滴入论”（Trickle Down Theory）。例如，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孩开始穿一种

新款的皮鞋，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时尚，从而吸引其它阶级的女孩对之进行模仿。

这种效仿使得对这种皮鞋的需求上涨，导致市场不得不批量生产这种皮鞋。随着

穿这种皮鞋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最初穿这种皮鞋的人再也感觉不出自己与其

他人的差异。这时这个女孩就会努力寻求另外的新款皮鞋，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

区分47(Benveuto,2000)。齐美尔指出：最新的时尚仅仅影响较高的社会阶级。一

旦较低的社会阶级越过较高社会阶级划定的界限，开始效仿他们的着装风格，较

高的社会阶级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出去而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继续把他们

自己与社会大众区别开来（齐美尔,2003:245）。

在不同阶级之间模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过程中，旧的时尚不断

被抛弃，新的时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而使时尚表现出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

特征。因此，时尚总是少数人的时尚，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某种时尚一

旦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称其为时尚了。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时尚自身的死

亡，因为时尚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时尚具有的这种转瞬即逝的特性意

味着时尚一旦形成就开始消亡，它永远处于现在与过去的分水岭上。

3．时尚作为一种补偿机制

时尚不仅对少数上层社会精英具有重要意义，它也为大多数没有能力通过自

身能力达到个性化的个体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他们可以通过简单地追随时尚而 46 McCracken, Grant D. The Trickle-Down Theory Rehabilitated [A]. In Michael R. Solomon (eds.), The

Psychology of Fashion[C]. Lexington, MA: D. C. Heath, Lexington Books, 1985. 47 Benveuto, Sergio. Fashion: Georg Simmel [J].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2000,Vol.3,No.2.http://www.soc.surrey.ac.uk/JASSS/3/2/forum/2.html［EB/OL］,2005-10-20.

22

获得公众的关注。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都存在个性化冲动，如果这些冲动在某

个社会领域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在别的社会领域通过其它途径去寻求

满足。对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卓而不凡、引人注目的个体而言，

时尚是一个运动场，通过追随时尚，他们成为群体的代表和共同精神的体现，时

尚甚至可以提升不重要的个体。时尚通过两种方式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一方

面，时尚从来只属于少数人，时尚追随者在模仿少数人的同时，也把自己与其他

的大多数人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时尚追随者通过群体共同特征在量上的强化，

又把自己区别于群体内部的其它成员，突显出自己的个性和特殊性。

此外，对于那些在专业群体中缺乏社会地位的女性而言，时尚提供了一种补

偿机制。齐美尔（2003:252－253）认为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需求在其

它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如同一个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齐

美尔举例说，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的上层妇女没有发展出什么服装时尚，

而在德国妇女中时尚盛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女性在其它领域是

否有足够的机会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当时意大利妇女的在个性发展上有更大的自

由，她们在教育、文化、社交活动上有广范的参与机会。由于个性化的冲动在别

的领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她们不必通过时尚来发挥个性并获得与众不同的特征。

而在德国，个人主义的发展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与个人自由，她们便

通过夸张的着装时尚进行补偿。

在齐美尔看来，除了女性，时尚对于其它那些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凭借自身

努力达到个性化的人而言，也是一种补偿机制。他们可以通过追随时尚加入到有

特色的群体中去，并获得公众关注。对他们来说，追随时尚对个体创造力要求不

高、简单易行。

4.时尚、阶层与社会变迁

齐美尔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时尚变迁的主力。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特征，

而这会对他们与时尚的关系产生影响。一般来说，较低层的阶级较难发起时尚，

即使有也非常缓慢。最高的社会阶层通常是保守的，把变化带来的对现在秩序的

修正看作是危险的。在现代社会中时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中产阶级，因为这个阶

级的不确定感最为强烈，需要借助时尚获得社会确定感。“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

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相比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

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

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 48（齐

美尔,2003:260）。

齐美尔进一步指出社会变迁对时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君主专

制的结束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时尚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与当时的政治生活

48[美]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A].罗钢主编,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3

的改变密切相关，“当人们消灭了一个绝对的、长久的专制君王，他们需要在别

的领域寻找一个暂时的、多变的替代品”（齐美尔,2003:260）。在齐美尔看来，这

个替代品就是时尚。另一方面，时尚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每种具体的时尚存在

的时间日益缩短。社会进步有利于时尚的快速发展，因为它赋予较低阶层更快地

模仿较高阶层。这样一来，时尚变迁过程中下层的模仿与上层的创新都不断加快，

从而导致时尚的快速变化。

现代时尚快速变化、变动不居的特征又带来了时尚其它几个方面的特征。首

先，使得时尚不再像原先那样昂贵和奢侈，而是变得平民化和大众化了。因为一

种时尚商品变化的速度越快，对这类商品的低价格要求就越大。如果一种物品过

于昂贵，不但超出较低阶级的消费能力，即使是较高的社会阶级也无法承担时尚

的迅速变化。其次，时尚变迁过程中，有保存能量的倾向，即以相对经济的方法

实现时尚的转换和更替。由于这个原因，时尚会不断地回到旧的形式，这使得时

尚变迁过程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最后，并非所有的事物都适合变成时尚，一些事

物的特点使它们很容易变成时尚，而有些事物的特点是它们成为时尚的阻力。经

典具有稳定性，一旦形成不易改变，因而它们通常离时尚较远并且往往与时尚对

立。与此相反，通常是那些反常的、极端的事物容易成为时尚。

5.对齐美尔理论的批评和修正

齐美尔的时尚理论发表于一百多年前。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社

会的急剧变迁，一些学者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在此基础上一些替代

性的时尚理论也开始出现。

齐美尔的时尚理论中受批评和挑战最多的是“向下滴入论”。该理论认为时

尚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扩散是自上而下的，即从较高的阶级向下传播到较低的社会

阶级。但是有学者（Field,1970;Blumberg,1974;Polhemus,1994;坎贝尔,2003）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时尚都是从社会的中上层发起的，有些时尚源于社会下层，通过“地

位浮动”(Status Float)向上扩散到社会的中上层。另外，“向下滴入论”意味着

不同阶层的成员在采纳某种时尚过程中存在一个时间差，上层社会早于底层社会。

但是，有学者49(King,1963)发现在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不同阶

层的成员都可以同时获得某种服装款式以及有关这种服装款式的信息，因此可以

“同步接纳”(Simultaneous Adoption)这种服装时尚。

理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对理论的评价同样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齐

美尔同时代的学者，在时尚的传播问题上，观点都与齐美尔类似，认为时尚源于

社会的上层精英，通过下层大众的模仿而得以在社会中不断传播和扩散。即使是

齐美尔理论的批评者布鲁默50(Blumer,1969,2003)也承认，齐美尔的时尚理论正确

49 King,C.W.,Fashion adoption:a rebuttal to the ‗trickle down theory‘,in Sproles,G.B. (Eds),Perspectives of

Fashion [M]. Burgess Publishing Company,Minneapolis, MN,1963. 50 Blumer, Herbert. Fashion Movements. In Torntore, Susan J. et al. (eds.), Fashion Foundations: Early Writings

on the Fashion and Dress [C]. Oxford: Berg, 2003, 125-127.

24

解释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时尚现象。只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

出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对齐美尔的时尚理论提出了现实的挑战，而其它替代性

理论的出现也是社会变迁在时尚理论上的反映。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大众传

媒的普及以及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时尚成为一个多元的系统，它可以发端于社

会的各个角落、并沿着不同的路径、向不同的方向传播和扩散51(Braham,1997)。

因而，在现代社会，时尚的传播不再只有自上而下这一种方式，也可以是自下而

上或者是横向的，是一个多渠道、多元化的社会过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

有学者 (Goffman,1951;Bell,1976;McCracken,1985;Bourdieu,1984)认为齐美尔的

“向下滴入论”对当今社会的时尚现象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也就是说，自上

而下的扩散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时尚传播方式。

因此，本文认为齐美尔的时尚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他指出表

达群体归属和建构身份认同是驱使社会成员追随时尚和创新时尚的两大社会动

机，这一点被后来学者广为接受。其次，虽然时尚传播的“向下滴入论”受到其

它学者的批评，但在更抽象的层面上，他提出的时尚变迁的模仿—区分机制也被

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所继承。例如“地位浮动论”指出，随着亚文化群体中的某

些款式和风格被主流文化所采纳，这种款式和风格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又会

迫使亚文化群体创造出新的时尚以区分于主流文化。而“同步接纳论”也指出，

在群体内部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采纳某种时尚，导致这种时尚日趋饱和，群体内

部的时尚领袖就会寻求新的时尚以区分于其它成员52(Kaiser,2000)。因此，齐美

尔的批评者也承认有些人喜欢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而有些人倾向于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它们之间的模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是推动时尚变迁的主

要动力。只是这种机制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的阶层之间，在不同的性别、种族、年

龄和职业的成员之间（McCracken,1985;Field,1970）也同样发挥作用。

6．小结

齐美尔的《论时尚》一文的发表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仍被当代学

者视为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时尚理论53（Benvenuto,2000）。他提出的表达

群体归属和建构身份认同是驱使社会成员追逐时尚的两大社会动机得到了后来

研究者的继承和发扬。但面对社会的急剧变迁，我们在应用该理论时也需要做出

相应的调整和修正。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齐美尔的时尚理论是他

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当时批量生产的服装工业尚未出现，成衣的生

Blumer. H.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69, 10(3):

275-291.

51 Braham, P. (1997) 'Fashion: Unpacking a Cultural Production', in P. du Gay (ed.), Production of Culture,

Cultures of Production, London: Sage. 52 [美]S.B.凯瑟: 服装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2000。 53 Benveuto, Sergio. Fashion: Georg Simmel [J].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2000,Vol.3,No.2.http://www.soc.surrey.ac.uk/JASSS/3/2/forum/2.html［EB/OL］,2005-10-20.

25

产和销售还非常有限，富裕的上层精英大多数在高档时装店量体裁衣，定制服装，

而不是购买成衣。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对当时的服装时尚有着重要的影响，

“向下滴落”是时尚传播的主要形式。后来发生的社会变迁使得齐美尔提出的时

尚传播的“向下滴落论”受到其它学者的挑战和质疑。如“模仿—创新”依然是

时尚变迁的一个基本机制，但这个过程不仅仅局限于阶层之间，也存在于性别、

年龄、种族、民族和职业之间。另外，在现代社会，时尚是一个多元的系统，他

可以源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沿着不同的路径向不同的方向传播和扩散，自上而

下地从上层阶级滴入到下层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二) ．“同步采纳论”

自从齐美尔的时尚理论发表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时尚的形成和传播方式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齐美尔的“向下滴

落论”提出了质疑。他们对时尚革新者和意见领袖的特征以及他们在时尚形成和

传播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一种替代性的时尚理论—“同

步采纳论”（Simultaneous Adoption）—出现了。“同步采纳论”又称为“大众市

场论”（Mass Market）或“水平流动论”（Trickle Across），金54(King,1963:31-39)

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同步采纳论”的主要观点是：时尚未必是由上层阶级发

起的，每个群体中都存在时尚精英和意见领袖；时尚传播方式并不是在不同的阶

级之间自上而下地垂直流动，不同阶级地位的群体可以同步采纳新的服装时尚。

首先，“同步采纳论”强调社会阶层不再是时尚变迁的基础，不同阶层的时

尚精英可以同时采纳新兴的时尚款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在大规

模制造的条件下，设计师和生产商会通过选用不同的原料、采用不同的工艺，向

市场同时推出款式相同而价格不同的时尚产品，以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的

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生产商和销售商可以通

过各种促销措施，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可以把新的服装款式和风格呈现给不同社会

阶层的各个群体的时尚领袖。不同阶层的消费者能同时取得各种新的款式以及有

关这些款式的信息，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品味和需要，在许多款式相同、价格不

同的时尚产品之间自由地做出选择。因此，新的服装时尚可以同时在不同的阶级

内部开始传播，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在采纳时尚上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其次，“同步采纳论”认为时尚的传播主要是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水平

流动”的过程。同步采纳论认为时尚精英产生于阶层地位相似的社会群体内部，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时尚革新者和意见领袖。消费者的行为主要受与自己地位相

近的参照群体的影响，而不是跟随上层阶级的步伐。因此，时尚由群体内部的时

尚革新者发起，并通过在群体成员之间横向的水平传递而得以传播和扩散。在时

54 King,C.W.,Fashion adoption:a rebuttal to the ‗trickle down theory‘,in Sproles,G.B. (Eds),Perspectives of

Fashion [M]. Burgess Publishing Company,Minneapolis, MN,1963.

26

尚的发起和传播过程中，群体成员存在角色分化，我们大致上可以把他们分为时

尚革新者、时尚的意见领袖以及时尚的追随者。时尚在群体内部的传播和扩散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时尚创新者首先采用新的款式，时尚的意见领袖对

各种款式加以解释，并把它们介绍给其它的群体成员。第二，在时尚创新者和时

尚的意见领袖的示范和影响下，部分成员开始采纳流行款式，成为时尚的早期追

随者。第三，随着追随者的不断增多，这种款式的合法地位得以加强，这使得更

多的成员迫于群体压力做出从众和模仿行为，采纳这种新款式，直到达到饱和。

最后，随着新的时尚款式的出现，旧款式开始逐渐消退与过时。

第三，金并没有完全否定“向下滴落论”，他认为时尚在生产和消费两个领

域有着不同的传播模式。“同步采纳论”主要适用于消费领域，不同阶层的时尚

精英在新时尚的采纳上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在生产领域，“向下滴落论”

是时尚传播的主流，在这里，著名设计师的设计被一般设计师模仿，大企业的产

品被小企业复制。

“同步采纳论”与“向下滴落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时

尚如何发端的问题上，“向下滴落论”论强调时尚由上层精英发起。“同步采纳论”

认为时尚精英的分布与社会阶层并没有必然联系，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时尚革新

者和意见领袖，时尚精英很平均地出现在各个阶层之中。其次，在时尚的传播方

式问题上，“向下滴落论”认为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会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因

而时尚的传播和扩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同步采纳论”强调随着大规模生

产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不同阶层的时尚领袖可以同时接收到最新的时尚款

式和风格。消费者不会简单地模仿上层阶级的时尚，而是更容易受与自己地位相

似的参照群体的影响，因而时尚的传播更多的是一个在群体内部横向流动的过程。

实际上，从更抽象的层面看，“同步采纳论”与“向下滴落论”一样，都认为模

仿与区分是推动时尚变迁的动力机制。区别在于，“向下滴落论”把模仿－创新

机制用于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同步采纳论”把这一机制用于群体内部，认为

群体内部的时尚追随者受模仿动机的驱动，而时尚革新者被创新动机所支配，他

们之间的模仿与创新活动推动了时尚的更替和变迁。

(三) ．“向上浮动论”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时尚的源起和传播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

像牛仔裤、T 裇等不少的服装时尚，是由社会地位较低的有色人种、少数民族、

蓝领工人和年轻人首先发起，逐步向上流动到地位较高的中上阶层。学者把这种

现象称为“地位浮动论” (Status Float,Field,1970)、 ―向上流动论 ‖(Trickle

Up,Field,1970)和―沸腾而起论‖(Bubble Up,Steel,1997)。在这里，年龄取代阶级成

为影响时尚运动最重要的因素，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和那些收入高但过着低收入

27

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比其他群体更快地创造和接受新的时尚。

首先，他们对齐美尔的“向下滴落论”提出批评和质疑。上世纪五十年代以

来的情况表明，时尚不仅可以向下滴落，它也能向上浮动，时尚的这种变化使得

“向下滴落论”受到了挑战。菲尔德55（Field,1970）撰文详细列举了时尚从蓝领

工人、有色人种、少数民族以及年轻团体，向上流动到社会中层仍至上层的诸多

事例。另一位学者布卢姆伯格56（Blumberg,1974）指出在六十年代，“向下滴落”

的事例与“向上浮动”的情况一样多，他对时尚传播的“向下滴落论”提出了质

疑：“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所设置的时尚标准，并不比那些失去了地位的、反阶

级的年轻人和反主流文化者设置的多。长头发，头饰圈，珠子项链，染色的衣服，

背心，混杂的皮革制品和小山羊皮制品，精心制作的褪色的粗棉布工作服，以及

其他所有的反主流文化装束的随身用品，不但嘲弄了既有阶级的物质地位符号，

而且成功地散布到了敌对的阵营——在纽约第五大街和主要街道流行并被模仿。

当蓝色的粗棉布衬衫在纽约的布卢明德尔斯公司销售之时，当摇滚明星贾格尔当

选为世界上穿着最考究的男人之时，认为时尚风格是在上层社会建立以后才逐渐

向下渗透散布的理论，显然出了毛病”（转引自坎贝尔,2003:270）。

虽然菲尔德和布卢姆伯格发现时尚“向上浮动”现象的存在，并以它来挑战

齐美尔的“向下滴落论”，但对时尚的“向上浮动”做出理论解释的是坎贝尔(2003)。

坎贝尔用“求新渴望论”来解释时尚的源起和变迁。下面我们介绍坎贝尔的时尚

理论。

他的分析是从区分“新”的三种含义开始的。新的第一种含义是与磨损的、

用旧的等意义相对立的新，即“新鲜或新造”。第二种含义是指经过改良的、创

新的产品。第三种含义指新奇的或不熟悉的产品。前两种含义的“新”均与产品

本身的特性有关；第三种含义的“新”在很大程度上与产品本身的特征无关，而

与个体的使用经验有关。坎贝尔认为新的第三种含义集中体现在现代的时尚现象

当中，并认为它为现代消费主义提供了核心动力。相应地，坎贝尔区分了三类被

不同的求新欲望驱动的消费者：第一类是那些渴望新鲜事物和未被使用过的东西

的人。第二类偏爱最新的产品和革新的产品，他们容易为体现了最新技术的产品

所吸引。第三类偏爱新奇、奇异甚至古怪的事物的人，他们对陌生的事物给予很

高的评价，而对人们熟知的事物感到厌烦。坎贝尔认为，第三类消费者有可能对

现代消费主义贡献出最强的动力。因为新奇会被消费行为本身消耗掉，它会随着

消费者自身对购买物的熟悉而迅速消失，因而，这类人对时尚的高度敏感性造成

了新需求的快速转换和持续出现。

55 Field, George A. The Status Float Phenomenon: The upwar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J]. Business Horizons,

1970, 13(4):45-52. 56 Blumberg, Paul.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tatus Symbol: Some Thoughts on Status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J]. Social Problem, 1974, 21(4):480-498.

28

坎贝尔用“求新的渴望”对时尚的起源与传播机制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时

尚源于底层社会，而不是如齐美尔所说的社会上层。在坎贝尔看来，来自于社会

底层的放荡不羁者或者说是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是时尚的发起人，他们为获取基本

的精神优越感和信心、显示对资产阶级惯例的象征性拒绝创造出新奇的事物。而

宣扬创新精神、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浪漫伦理为引进新奇事物提供了正当

的理由，为新奇事物进入现代社会起到了辩护作用。坎贝尔认为，促使平凡的、

循规蹈矩的社会成员接纳新奇事物的社会动机是预期的快感，或者说是自我陶醉

的享乐主义。“自我陶醉的享乐主义代表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

在虚构的刺激物和刺激物带来的隐秘的快感上，而且更多地依赖于情感而不是直

接的感受„„人们感觉与虚构快感相关的快乐在质量上（如果不是在强度上）要

高于现实中与遇到的快乐，因此个体开始不满足于日常生活” 57 (坎贝尔,2003:

282-283) 。当资产阶级模仿放荡不羁者的趣味的时候，作为反文化的时尚就被

抽离了原来的情境，也失去了它过往所具有的符号意义，这又迫使放荡不羁者继

续前进，去接受新样式的“奇异”的行为和服饰。

“向上浮动论”和“向下滴落论”的主要区别在于：1.时尚精英从何而来，

时尚由谁发起，如何传递？“向下滴入论”认为时尚精英来自于社会的上层，新

的时尚由上层发起，自上而下地传播和扩散。而“向上浮动论”认为时尚精英来

自于社会的下层，新的时尚由下层发起，向上浮动传播到社会的中上层。2.时尚

精英创造新时尚的动机是什么？“向下滴入论”认为是上层阶级为了显示与下层

阶级的差异，保护其社会地位；“向上浮动论”则认为是被求新的精神所推动，

是为了表示对资产阶级品味和惯例的象征性拒绝，获取基本的精神优越感。两种

理论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随着时尚在社会中的扩散，时尚就失去了它原

先具有的作为区分符号的意义；这时，时尚精英就会放弃原来的旧时尚，创造出

新的时尚。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时尚的源起和传播方式问题上，“向下滴落论”、“同步

采纳论”和“向上浮动论”存在明显的分歧。“向下滴落论”认为时尚发端于社

会上层精英，随着下层的模仿自上而下地传播。“同步采纳论”则认为不同的阶

级的时尚精英可以同时采纳新的服装时尚，时尚的传播主要是群体内部的水平流

动。“向上浮动论”认为时尚源于社会底层的亚文化群体，向上传播到社会的中

上层。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时尚的传播和扩散机制是多元的，它可以源自社会

的不同部分，并沿不同的路径，向不同的方向传播和扩散58(Braham,1997)。在这

个过程中，向下滴落、同步采纳和向上浮动三种现象都可以观察到。三种理论的

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承认模仿－创新是时尚变迁的动力机制，只不过在“向下

57[]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A].罗钢主编,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66-285. 58 Braham, P. (1997) 'Fashion: Unpacking a Cultural Production', in P. du Gay (ed.), Production of Culture,

Cultures of Production, London: Sage.

29

滴落论”那里，这一机制主要发生在社会不同的阶级之间；在“同步采纳论”那

里，这一机制主要作用于群体内部的时尚创新者和时尚追随者之间；在“向上浮

动论”那里，这一机制体现在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之间。

理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理论观点的差异通常可以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得到

解释。齐美尔论文发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时装的批量生产尚处于

幼年时期，成衣的生产和销售还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时尚主要是一种精英

时尚，时尚由上层发起，通过“向下滴落”而传播和扩散。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时尚被少数上层精英把持和垄断的

情况被打破，时尚变得大众化和平民化了，不同阶级可以同步采纳新出现的服装

时尚，时尚的传播主要表现为群体内部的横向流动。“向上浮动论”则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兴起在时尚理论上

的反映。

二、身份认同论

有些学者也称之为“矛盾冲突论”，这些学者把时尚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相

联系，认为时尚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考察时尚的交往、沟通能力，

以及时尚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急遽变化

的条件下自我身份认同的本质，探索现代性为个体应对社会的遽变而寻找自我的

来源，考察衣着将自我呈现于现代社会舞台时所扮演的角色。

一些学者把时尚看作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表达的手段。威尔逊59(Wilsons,1985)批评了过往解释时尚的理论，包括模仿说、时代精神说以及作为

语言的时尚等等，认为它们过于简单化，忽视了时尚的目的性和创造性。他提出

要用“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概念来把握时尚的本质，因为时尚“似乎可以

作为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彰显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文化生活中存在的、不断变化的

欲望，以及时尚本身所表达的求新求变的特征”(Wilsons,1985:63)。另外，时尚

还是大都会中的一种“生存技巧”，它使个体在现代大都会中能够以一定的方式

和陌生人相遇。森尼特提出，过往十八世纪的贵族的服装与自我保持了一定的距

离，将穿着者的身体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但十八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反对人为，

崇尚“自然”和“本真”的人性，主张衣着与外表应该与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

费瑟斯通认为在二十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表演性自我”，并不断向日常生活渗

透，导致了“现代自我”的产生，“现代自我”对如何向别人显示自己尤为感兴

趣，在个人幸福与完满的追求中，外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谢林也指出二十世纪

兴起的诸如节食、健美之类的“身体计划”，其目的都在于通过对身体的外表的

59 Wilson, Elizabeth.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0

控制以增强个人获得更多满足的能力60（转引自恩特维斯特尔,2005:87-90）。

另有一些学者把时尚视为个体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达成身份认同的一种

手段和方式。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其明显特征之一就在于

确定性的丧失，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融到空气里去了。对于生活

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来说，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在这样

的一个世界里，不断变动的时尚为自我瞬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戴维斯指出，

时尚提供某种象征物，目的是确定身份认同，但同时又不断玩弄身份的不确定性。

时尚所达到的一致和整合不是永恒的，而只是暂时的。由于导致矛盾冲突的根源

并未消失、潜在的矛盾感并未获得解决，从而导致现代时尚的不断变迁。根据这

些学者的观点，在后现代社会中，时尚不是如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如何

创造自己的问题。身份的矛盾冲突是时尚变迁的基本因素，是造成符号替换的逻

辑基础。戴维斯认为：“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会有各种„„集体的趋势冲击

着我们的自我感觉。因为我们很容易面对相同的生活情境，所以不管我们如何解

释这些感觉，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经历到相同的憧憬、紧张、担忧与不满，并且

尝试将它们表现出来”61（Davis,1985:24）。

对于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问题，上述关于时尚的理论

富于洞察力，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衣着技巧的时尚的发展，以及人们如何有意识地

利用时尚，来构建自己符合现代生活舞台的身份认同都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身

份认同论”把由于社会变迁、文化差异带来的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看作是导致时

尚变迁的根源，在外部环境和个体表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三、集体选择论

布鲁默(1969) 62批评了齐美尔的“阶级分野论”，认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十

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时尚，但无法说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状况。布鲁默认为，

与其说时尚是阶层之间的符号区分与反区分、或行为的模仿与反模仿的结果，不

如说是一种基于集体品味基础上的集体选择。由于品味体现出不断变动的特征，

时尚也呈现出动态和流动的特性。

布鲁默的时尚理论源于他对巴黎高档时装的观察，有三个现象引起了他的重

视。首先，时尚通过一个集中的选择过程得以形成和确立。在巴黎的时装展示会

上，在展出的一百多款女性晚装中，最后只有六到八款获得采购商的亲睐，并成

为时尚。其次，相互竞争、互相保密的、独立的采购商之所以会做出如此相近的

60[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61 Davis, Fred. Clothing and Fashion as Communication [A]. In M. R. Solomon, ed. The Psychology of Fashion

[C],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5, 15-27. 62 Blumer. H.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69, 10(3):

275-291.

31

决定，主要是他们受到了来自近乎共同的现实世界的集中刺激，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充当了时尚消费者的代理人。第三，互相竞争、相互保密、独立工作的设计

师推出的新款式也惊人的类似，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设计思路主要有三个来源：

过 往 的 时 尚 、 当 前 的 时 尚 、 以 及 来 自 各 种 渠 道 的 现 代 性 元 素

（Blumer,1969:278-280）。由此，布鲁默得出以下判断：时尚历经了一个从众多

竞争性服装款式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服装设计师试图表达出某种现代性倾向；

采购商通过购买决定，最终确立某种时尚。

首先，布鲁默讨论了时尚机制的四个特征，即时尚的历史延续性、现代性、

集体品味以及时尚的心理动机（Blumer,1969:283-285）。时尚的历史延续性意味

着新时尚不但与旧时尚有关，还与下一步即将出现的时尚有关。时尚的现代性意

味着时尚都是现代的，都与某种时代精神相一致。在布鲁默的时尚理论中，品味、

集体品味是核心概念。在他看来，品味与个体的经验有关，形成于互动过程中；

品味一旦形成，也会衰落和重构；品味是个体选择的依据、行为的驱动器和引导

者。集体品味是在某个领域中进行互动并拥有相似经验的人之间形成的，它是人

们从诸多相互竞争的款式和模式之中进行选择的依据，也是影响时尚创新的一种

规范性力量，时尚就是一个集体品味的形成与表达的过程。布鲁默认为集体品味

的源起、形成和变迁是时尚研究的焦点之一。他认为过往学者提出的有关时尚的

心理动机的诸多理论，对时尚本身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其次，布鲁默强调研究时尚必须注意时尚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他提出了时

尚存在的六个前提条件（Blumer,1969:286-287）：一是时尚涉及的领域必须是运

动变化的,人们愿意修正或放弃原有的做法、信仰和喜好,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二是时尚领域必须对新出现的社会形式持开放态度；三是在诸多可相互替代的模

式之间做选择时，个体必须有相当的自由度；四是个体的选择并非完全由功利主

义或理性算计所主导，不同选择的价值不能够通过精确的测量进行计算和比较；

五是具有社会声望的成员一般会选择支持这个或那个竞争模式；六是时尚领域能

够对外部事件的影响、新行动者的加入和内部互动方式的变化这三种情况持开放

态度。

再次，布鲁默还指出了时尚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面对瞬息万

变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外部世界，它能够帮助个体达成一种集体的调整和适应63（Blumer,1969:289-290;Davis,1992:118）。具体说来，这种调适的含义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首先，它通过集体选择机制，缩小了时尚的选择范围，不但为社会引

入了秩序，而且也降低人们进行选择时有可能遭遇到的困惑和难度。第二，对“当

下感”和“入时”的强调可以使个体摆脱过去的束缚，可以自由在选择自己的行

为，以适应当下的社会。第三，通过竞争机制和集体选择，时尚不断调整自身的

63 Davis, Fred. Fash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2

内容，让时尚充满可能性；个体可以通过简单地适合时尚以应对未来社会的不确

定性。

最后，我们将布鲁默与齐美尔对时尚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比较。首先，齐美尔

认为时尚源于精英阶层；而在布鲁默看来，时尚并不一定源于精英阶层，精英阶

层追求时尚本身是时尚运作的一个过程（Blumer,1969:279-280）。其次，齐美尔

认为非精英阶层采纳某种时尚是出于对精英阶层的模仿；布鲁默则认为非精英阶

层认为“正在流行”的观念是他们采纳时尚的原因。最后，齐美尔认为，精英阶

层放弃某种时尚导致该时尚的死亡；布鲁默则把时尚的消亡归因于与该时尚不相

容的新集体品味的形成（Blumer,1969:282）。

四、文化生产论

过往学者对时尚的研究往往把生产和消费相互分离，研究生产的不涉及消费，

研究消费的不涉及生产。这种人为的区分存在某种谬误，因为不管时尚的生产还

是消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独立运行。有学者提出了时尚的“文化工业论”，主张

打破生产与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边界，认为时尚商品的生产既包括使用价值

的生产，也包括符号价值的生产；消费既是使用价值的消费，也是符号价值的消

费。“文化工业论”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强调同时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研究时尚，时尚的生产和消费是什么关

系? 它们之间如何联结？“文化工业论”强调时尚不仅是文化的也是工业的，不

仅与消费有关，也与生产有关。如果我们将时尚理解为一种复杂的文化工业，就

会引发一连串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以及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传播和销售

等环节的问题。

第二，时尚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意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时尚商品具有使用价

值和符号价值，然而，在后现代社会，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影响时尚消费者群体

归属感的表达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因而成为影响时尚的关键因素。布希亚指

出，要成为消费对象，商品必须首先成为符号64(Baudrillard,2001:223)。因此，这

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商品的符号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影响个体身份认同的

商品的意义由谁赋予？

“文化工业论”强调文化中介人是生产和消费的联结点，他们在商品的符号

价值和意义生产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生产商实现的，而

符号价值则主要通过时尚中介人来创造。文化中介人主要有两类，一是服装设计

师，他们通过对大众时尚的解读来预测流行趋势，从而推出自己的设计。二是新

闻记者和时尚买家，他们充当着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将商品、服务和

特定的文化意义相联系，并将这些意义告诉潜在的消费者，使生产和消费连成一

64 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 trans.Sheila Faria Glase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33

体。设计师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影响是间接的，要通过记者才能实现。因此，文化

中介人充当了生产和消费的结点，他们扮演了商品符号价值和生产者和传播者，

并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巴特(2000)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作为服

装文本的时尚杂志是如何赋予服装以意义和符号价值的。

“文化工业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对时尚的研究从消费延伸、扩展到生产领

域，从而拓展了时尚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商品符号价值的生产纳入研究

的视野，强调文化中间人在符号价值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文化工业论也受

到某些学者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点：它忽视了对时尚商品本身的研究；第二，

它忽视了宏观社会情境对时尚的影响；第三，它缺乏对历史连续性的考察，因而

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第三节 着装时尚的实证研究

一、国外研究

在上面介绍的社会学者中，只有布迪厄(Bourdieu,1975;1984)对巴黎高档时装

进行了实证研究65。整体来看，关于着装行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人类学者和社会

心理学者做出的。人类学者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衣着实践及其意义进行了研究。

贝利（Bailey,1992）研究了孕妇衣着的意义，韦纳和施尼德（Weiner &

Schnieder,1991）研究了不同文化赋予衣着的不同意义，胡德伐（Hoodfar,1991）

对埃及女性面纱穿戴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特定语境中衣着的特殊文化意义

与具体运用。比如胡德伐发现面纱的具体穿戴在伊朗妇女和埃及妇女之间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他详细说明了这种具体的衣着实践的意义。社会心理学对衣着的兴

趣在于它如何被个体所利用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车龙（Tseelon,1997）

关心作为个体的女性怎样穿衣并探讨衣着实践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还有一部分文

献关注的是职业女性的着装问题。对职业女性着装问题的研究成果收集在所罗门

(Soloman,1985)，卡什(Cash,1985)，以及埃里克森和约瑟夫(Eriksen & Joseph,1985)

共同编辑的论文集中66（转引自恩特维斯特尔,2005:91-92）。

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主要问题在于理论抽象程度不够，而社会心理学者通过

实验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衣着实践相去甚远。

此外，杜拉克(Dulac,2003)在其博士论文“时尚·服装·社会”中对加拿大

20 世纪的女装时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着重关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服装时尚

的理解与阐释；20 世纪加拿大时尚的发展轨迹；时尚与社会，最后的结论是时

尚并不是一种个体的冒险行为，而是构建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作者对时

65 Bourdieu, P. Haute couture et haute culture [A]. In Pourdieu, P. (eds.), Questions de sociologie[C]. Paris: Minuit.

1984, pp : 196-206. Bourdieu, P., and Y. Delsaut. Le Couturier et sa Griffe :Contribution a une theorie de la Magie

[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5, (1) : 7-36. 66[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34

尚的角色提出质疑：时尚究竟是一种梦想，还是一种现实67？

里查德森和克霍勃曾采用定量方法对1600-1930年代西方妇女时尚进行研究，

试图寻求时尚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在考察了这三个世纪的女

性时装版图之后，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结论性的证据支持社会变化对女装的具体影

响(Richardson,J and Kroeber,A.L. 1973，转引自恩特维斯特尔,2005)。鲍尔汉默斯

曾经对“街头流行色”进行过研究（Polhemus,1994），将时尚与衣着联系起来研

究，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规范着这个领域的晚近著作。他提出了“风格的超级市场”

这个重要概念，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地从众多的风格中做出他们自己的选

择，就好像它们就摆放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一样。

二、国内研究

国内极少数社会学者对时尚问题的研究前文已有论述，这里着重简析非社会

学者的相关研究。国内服饰研究多是专业服装院校师生从服饰设计、营销等角度，

以及史学研究者从断代史、编年史，或者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的服装历史和特点的

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具有社会学意义。

对于中国的服饰，尤其是汉民族的服饰，前辈学者有很多的论著和研究成果。

最早的论著是王国维所写的《观堂集林·袴褶服68考》(后来易名《古胡服考》中

华书局 1959 年版)，该书详细考证了袴褶的源流及其制度。沈从文所著的《中国

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是 1964 年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

当作国家礼品，历经十余年编写而成，对中国服饰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它历数了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

元和明清服饰和近代服饰的沿革，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变迁，以及服饰与社会

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探讨。最为珍贵的是该书大量使用了传世和出土的绘画、

雕塑、古籍文字资料以及其他与服饰相关的文物。这是一般学者的学术研究所不

可能掌握的资料来源。其他从史学角度对服饰进行研究的著作69还很多。

67 Dulac, Françoise. Mode, société et apparence : la mode féminine au Québec de 1945 à 2000 [D]. Montréal :

Université Laval, xiii-308, 2003. 68袴褶服：汉代的服饰从形制上看，主要有“衣裳”制（上衣下裳，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上衣

下裳连体）、“襦裙”制（襦即短衣）、袴褶制（上短衣，下长裤）等。其中“深衣”为礼服；“襦裙”为

女装。“袴褶”为日常服装。古代的裤子通常都没有裤裆，只有裤管，上端连在一起，用带子系于腰间，

称“袴”。南北朝时期，汉人也普遍穿“袴褶服”，“袴”是作为外衣穿的长裤，“褶”是与裤相配的紧

身齐膝短衣，“袴褶”适合于骑射。 69 如沈从文和王予予编著的《中国服饰史》，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周

汛等《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周峰《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

山出版社 1987 年版)、戴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轻工业出版社 1988 年版)、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

物出版社 1993 年版)、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孔德明《中国古代服饰、

用具、职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黄能福等《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参见李怡《唐代汉族男子服饰研究》，

35

而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前辈和当代学者也有很多著作和研究，如:王辅世

主编《中国民族服饰》；杨圣敏主编、丁宏副主编的《中国民族志》；刘军编著的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黄河文化丛书》中的杨圣敏主编的《服饰卷》；王云英

编著《清代满族服饰》；杨锡春编著的《满族风俗考》；任国英编著的《满—通古

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以及中国书店出版的《中华旧俗》、中国博物馆出

版的《中国民族服饰研究》等，对民族服饰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另外，目

前国内有关客家服饰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郭丹和张佑周合著的《客家服饰文

化》。

比较而言，华梅从服饰文化学的角度所做的服饰研究所包含的社会学意味较

强一些。自 80 年代起，她先后著有《中国服装史》、《服饰社会学》、《人类服饰

史》、《服饰民俗学》、《服饰艺术学》、《服饰生理学》等，把服装与社会变迁相联

系，提出服装的变化是社会变迁、价值变化的结果。经过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

政治对服装的影响日益减弱，人们对服装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

第四节 小结

我们可以从分析的层次以及分析的领域两个维度去区分和比较现有的时尚

理论。分析层次可以分为宏观的结构和微观的行动两种不同的视角。宏观结构的

视角把着装时尚放在宏观的社会结构等背景下进行考察，强调宏观制度和结构对

人们着装时尚的制约和影响。微观行动的视角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

着装时尚看作是行动者展现个性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个体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

的产物。分析的领域可以分为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前者重视时尚消费者的消费

行为；后者关注消费时尚是如何被生产出来。

从这两个向度我们可以发现，“阶级分野论”从宏观层面，对时尚消费进行

分析，把时尚放在阶级分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探讨时尚的源起和传播方式问题，

而对阶级内部的差异不够关注。“身份认同论”视角从微观层面，对时尚消费进

行分析，把时尚视为消费者通过符号的操纵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的手段和工

具，而忽视了外部环境对消费者行为的约束。“集体选择论”从宏观层面，对时

尚生产进行分析，把时尚的形成看作是基于集体品味而做出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集体品味的变化导致了时尚的变迁。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集体的人，个体的

差异和能动性被忽视了。“文化生产论”从微观层面，对时尚生产进行分析，关

注作为建构身份认同基础的时尚商品的符号价值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并通过什么

样的途径传达给消费者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 年。

36

表 1-1 时尚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上述时尚理论都源于对西方社会的研究，这些理论是在西方社会逐渐脱离封

建专制，个人日益取得行动自由，市场机制主导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下而形成的。

当我们离开西方的情境讨论和运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它们的外部效

度问题。在中国，建国后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人们的着装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从国家总体主义之下国家主导向市场经济条

件下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服装是集体意识的反映，从文革至今，中国人服饰的

演进，实际上反映了伴随社会结构转型而来的集体意识的转变70(王宁，2005：155)。

而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在集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改

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着装实践的研究可能发现独特的服装

时尚类型、影响因素以及运作逻辑，修正并丰富源自西方社会的时尚理论。基于

上述考虑，本文主要以中国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着装选择为切入点，从结构制约和

行动者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人们在这一时期特定的情境下的着装实践做出理论上

的解释，回应源于西方的着装时尚理论。

70王宁：《消费的欲望》，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年，第 155 页。

宏观

生产 消费

集体选择论

阶级分野论

文化生产论

身份认同论

微观

37

第二章 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一、 理论视角

本研究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制度约束中的选择”

（Nee,1998）作为理论视角，即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牢牢扎根于理性选择的传统，承认行动者的行动是

一个有目的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它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是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

（Context-Bound Rationality），行动者的选择是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Choice With

Constraints），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较好

的解释。在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情境包括习俗、传统、规范、宗教、

信仰、家庭、亲友、种族、组织、社区、阶级、群体、市场、法律和国家等71（Nee,

1998: 6）。

我们可以把“制度对行动的约束”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各种正

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设定了被社会认可的行动选择集。行动者只能在这个边界

之内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自由选择行动方案，否则会受制度的惩罚和制裁。其二，

不同的制度情境有不同的权力和机会结构，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

益也嵌入于特定的制度情境之中。因而制度情境通过影响行动的预期回报进而影

响行动者的行动选择。从这里可以看出，“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这一概念一方面

强调了制度对行动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约束不是决定性的，行动者依然

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和空间，从而为能动留下了作用的空间。

“制度约束中的选择”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

对本研究有两点启示：首先，对中国六七十年代居民着装行为的分析必须与当时

特定的制度情境相联系，特别是注意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着

装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次，注意在同样的制度情境下，居民的着装行为是否

存在差异？如果存在，为什么？

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

而环境的内涵十分广泛，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周雪光认

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合法性机制来认识、解释组织现象，尤其是

趋同现象”72（周雪光,2003:107）。在比较分析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学派之效率

机制、社会学中的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三者之间所解释的问题时，周雪光

指出社会学中的合法性机制着重要解释的问题是“组织或个人的趋同性”。因此，

就个体层面而言，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机制解释恰好适用于分析文革期间

中国大陆民众日常着装呈现的“求同去异”这种现象。

71Nee, Victor.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 In Mary C.Brinton and Victor Nee,(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C].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p.6. 7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07 页。

38

同时，我们发现制度学派发展到今天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许多社会学家，

如周雪光，逐渐认识到制度主义理论缺乏微观解释基础：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变

化会引起组织行为或个人行为的变化，但是对制度本身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推动制

度变化的机制缺乏更深入、更微观的探讨。我们知道，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

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制度下，组织或个体的行为会出现

差异？我们需要借助“制度约束中的选择”来解释。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采

取了“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这个理论视角。

结合本书聚焦的研究问题，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下，我们将研究落脚到

从国家的维度观照时尚研究。根据第一章所做的文献检讨，西方的时尚研究可归

纳为社会、市场和文化三者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看不到国家的位置。

事实上，上述研究结论源于西方社会，形成于市场机制主导经济活动的宏观

背景之下，属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时尚理论，国家对时尚的作用不显著，它对实行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时尚消费和文化很有解释力。而“1949 年以后，

我国在应对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

的总体性社会”73。一方面国家实行资源垄断制度；另一方面，在城市实行单位

制，在农村中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使个体完全依附于国家，

总体主义国家具有其他类型国家所无可匹敌的作用，它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地渗透

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它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总体性社会正是通

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形成。

总体主义国家的渗透与干涉在文革时期达到巅峰，因此，将国家这个重要变

量引入时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分析总体主

义背景下，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运作机制。

本文所用“国家”一词74，意指作为制度安排主体的国家，主要是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总体性社会，国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家领导人，尤

其是核心领导层的行动75。因此，这些领导人区别于一般行动者，可以被视为“宏

观行动者”，他们能够通过发布命令（这种命令可以是政府的“决定”、“通知”、

73郭于华：《克服社会恐惧症》,《社会学家茶座》2011 年第 2辑。 74有关国家的研究，可参照国内外学者 Schwartz,1968; Tilly,1978;Skocpol,1979; Tsou,1986;

Walder,1986;Shue,1988;Wank,1998;萧功秦,2002;张静,1998 等的著述。 75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43 页。

39

“报告”、“讲话”，甚至是诗词），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社会的

掌控。因此，时尚研究的国家视角包含两种：一是国家领导层，尤其是核心领导

人在重大政治场合的着装行动；二是国家政权合法性所赖以存在的阶级的日常着

装行动（主要指军人、工人和干部三大阶层，农民着装的示范效应不强）。

二、 研究方法

（一）质性研究法

本研究属于“状态问题”76，研究旨在描述文革期间个体特定的着装状态

的产生（原因、策略），以及这种状态如何维持（结构），而不是探讨一个过程问

题：不是描述这种特定的着装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原因、过程、后果和策略）。

明确研究问题的性质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研究方法的选取。

既然本研究关注的是一个历史问题，研究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个是历史文献，二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借助“口述史”

去了解。如果说来自文库，报刊等媒体的历史文献资料能够为研究的开展和推进

提供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我们更关注“事件当事人”通过回忆和追述，

对自身生活史的还原和探索。

杨善华和孙飞宇（2005）认为：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

这样的假设: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

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由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就获得了一种共性。对于个

人生活史的访谈本身就显现出一种社会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变迁对个

体的影响,通过被访者的讲述去进一步发现这样的社会变迁最后在个人身上留下

了什么。如果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在微

观层次上发现民众对国家力量渗透所做的回应。由此,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

深度访谈就充分显示了其“口述史”特征,从而可以“小中见大”,做出有社会

意义的研究77。

质性研究的资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视觉资料（观察与民族志资料、相片

等），另一类是声觉资料（访谈录音与誊写资料）78由于研究课题所涉及时段的

敏感性，相关视角资料的收集很难，因此，本书有关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选择及

其策略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声觉资料，即通过访谈法获得。

本研究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旨在理解和阐释文革期间，个体如何着装，个体

着装行为背后的社会情境以及个体对该社会情境的主观认知。访谈集中于 2005

年 3 月至 2006 年 10 月间进行。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对实证资

76王宁.文本的建构与理解[Z].定性研究方法教程讲义,2004.P31. 77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社会学研究,2005,(5). 78 Uwe Flick: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2.

40

料进行编码和解码，完成理论抽样及分析，从而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日常着装选

择中时尚与政治的关联作出理论和实证的探讨。

访谈资料：访谈于 2005 年 3 月至 2006 年 10 月间集中进行。本文属质性研

究，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为主。主要是对广东户籍民众进行访谈，根据“生活

史个案研究”79（Denzin,1978 :214-255）和“出生同期群理论”80（Bernstein，1977:376），

选取了文革期间在广东地区工作或学习的 65 位广东城市居民作为访谈对象（仅

有一位受访者在 1966-1967 年间两次赴非洲工作）。受访者以“30 后”、“40 后”

和“50 后”为主；其中男性 33 位，女性 32 位。受访者分布在广东省辖区内的

21个城市中的 15个。为保证理论的饱和度，研究者在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教

育、职业、地域等方面进行了区分。每宗案例的访谈时间一般每次持续 1-2 小时。

通常每位访谈对象接受访问 1-2 次。

在访谈中，笔者请被访者追述文革期间的生活经历，自己和周围人的日常着

装，以及对当时着装时尚的印象和相关故事。还动员他们出示自己当时的生活照

或家庭照（共有 42 帧），19 并围绕着装和时尚对其进行评论。此外，请他们追

忆人生重大时刻和重要场合的着装，并与自己的日常着装进行对比评述。需要说

明的是：文中所用照片，主要由 65 位受访者提供，少数照片来自中山大学图书

馆“集成教育图片库”和“文革篇”；《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上

的照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07 年）；文革期间电影、样板戏人物

剧照和当时广东地区的宣传画等。所有被访者提供的照片，均得到他们的使用授

权。

为了更好地理解访谈资料，笔者还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第一类是宋永毅

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81和学

术期刊。第二类是地方志和报刊上的文革史料，主要是广东地区的地方志和《广

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有关文革回忆的专栏文章，如“印象•广州”，“广州 1976

口述史”等。

总之，通过追溯以上媒介，透过关于服装和服饰的历史照片、通过有关着

装的相关评论和介绍，我们力图展示 1966-1976 年期间中国大陆广东民众着装时

79 Denzin, Norman K. The Comparative Life History [A]. in N. Denzin ed., The Research Act [C],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8, p.214–255. 80 Bernstein, Thomas, 1977.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P.376. 81 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七位学者和一位台湾学者于 1998 年组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辑部，

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编者们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

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

成了这一光碟中的上万篇文献。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文革后

与文革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三千

万字之巨。―文库‖主要内容包括―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

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

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分。

41

尚的脉络。其中，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角度把握着装时尚与国家控制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将关注上述媒体中国家领导人（男性和女性）的服装，因为他们的着

装是着装合法性的重要衡量指标；其次，我们将着重逐年搜集媒体上经常出现的

人物的服装，因为他们的着装是一定历史时期展现时尚和国家控制关系的“温度

计”；最后，我们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射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着装行为中，并

对其进行对比，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时期官方与民间服装时尚话语的差异。

（二）二手数据分析法

对地方志有关文革前后广东地区的消费历史的分析，侧面反映了当时民众

着装实践的社会情境。有关消费品，尤其是与服装有关的商品的数据，主要根据

国家统计部门对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情况的记录和统计。这些统计数据，属于

第二手数据。另外，作为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本研究还收集了 1958 年创刊的《大

众摄影》，这是一本专门的摄影杂志，对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及 90 年代

的中国社会生活，包括时尚话语变迁具有独特的把握和记录，由此，通过对时尚

的纵向追踪和比照，可以加深我们对文革时期服装话语的理解和认识。

三、 研究框架

（一）理论思路

本研究的主旨不在于宏大的理论建构，或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而

在于回归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试图寻求文革期间广东民众着装

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

所谓机制，按照埃尔斯特（Elster,1998）的观点：当研究者不能援引现成的

社会公理或者公理性规律来阐释研究对象时，与其对事物进行简单的描述，不如

关注公理和描述之间的那个解释层次——机制，以解释研究对象。机制是指两个

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经常发生的、易于识别的因果关系”。

由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诱因和结果不甚明确，所以它是一种非决定性的、或然的、

但在现实中经常会发生的因果关系82（转引自周雪光,2003:16）。

如何研究一个地区普通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段着装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本

研究以“制度约束中的选择”作为理论视角，认为：行动者的行动是一个有目的

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它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是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

（Context-Bound Rationality），行动者的选择是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Choice With

Constraints），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较好

的解释83（Nee, 1998: 6）。同时，一个既定时段社会的制度背景（social settings）

是相对确定的，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个体对这种制度框架或者说情境，有可能 8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6 页。 83Nee, Victor.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 In Mary C.Brinton and Victor Nee,(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C].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1-16.

42

给出不同定义，即：个体可以建构结构，个体可以建构情境，个体也可以建构自

身的行动，由此，个体行动者面对同一事物有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

本研究中的“制度对行动的约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

的制度约束设定了被社会认可的行动选择集。行动者只能在这个边界之内根据自

己的战略目标自由选择行动方案，否则会受制度的惩罚和制裁。第二，不同的制

度情境有不同的权力和机会结构，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也嵌入

于特定的制度情境之中。因而制度情境通过影响行动的预期回报进而影响行动者

的行动选择。由此看出，“制度约束中的选择”一方面强调了制度对行动的约束；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约束不是决定性的，行动者依然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和空间，

从而为结构和能动都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基于以上的理论出发点，本研究将时尚

的运作机制划分为两个层面：制度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和个体的理性反应机制。

制度学派对“合法性”这个概念的解释强调“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

种权威关系”84（周雪光,2003:74-75）。而本研究所提出的“着装合法性机制”

是指一种诱使或迫使个体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行动或做法的制度力

量，它有可能是以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制度或者道德期待的形式被社会所承

认，它因此具有了强大规范力量，约束者人们的行为。制度层面的探讨通过文革

期间广东城市居民的着装时尚的情境分析，试图归纳出着装的合法性控制逻辑。

而个体的理性反应机制是指面对外部环境中的合法性规范逻辑，个体理性采取具

有合法性的行动的应对逻辑，这种应对逻辑是个体面对外部压力进行理性选择的

结果，是个体行动者定义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当然，不符合逻辑的行为总是或多

或少地存在）。

个体层面的探讨首先牵涉到个体的分类标准。文革期间，中国大陆按照个体

的阶级出身（即社会给定的政治身份），将个体主要划分为三类人，就本文所涉

及的研究地域而言，广东省革委会规定：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贫

下中农及其子女属于“红五类”；将戴帽列入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

子，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原组劳人员，反动、不法资本家等叫做“九种人”85，

即“黑九类”；“灰五类”指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九类”之间

的人及其子女，出身多为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或自由职业

者，经济、政治上大体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86。

在此基础上，个体层面的探讨首先描述文革期间广东地区曾经出现的主要着

装类型和特征。其次，采用较大的篇幅，来探索三类人各自的着装逻辑，并由此

归纳出个体的理性反应机制。个体的着装逻辑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客观着装

8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74-75 页。 85另有“地、富、反、坏、右”组成的“黑五类”与“资本家、右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加起

来统称为“黑九类”。 86饶展雄等（编）：《广州市志·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66 年》，广州市地方志网，

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1，2006 年 4 月 18 日访问。

43

情境（指社会的合法性着装制度）；个体对着装情境的定义和个性特质；个体对

某种着装策略实施之结果的预测。面对社会的合法性着装制度，探究受访者作为

独立的个体如何定义当时的社会情境（因为这种定义直接决定他们如何着装，即

个体的着装策略和实践）；探究个体的何种特质或个性影响了着装行为和着装策

略；探究个体对自身着装策略或实践实施之结果所做的预测，以及这种预测受到

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二）写作框架

本书主要包括八个部分，依次是：绪言。明确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缘

起，阐明研究意义之所在。第一章 文献回顾。这部分主要总结了时尚的内涵及

类型，回顾了西方以及中国关于着装时尚的社会学理论，梳理了关于中外关于着

装时尚的实证研究。第二章 理论视角、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三章 文革时期

广东民众的着装时尚，分析了文革期间广东地区曾经出现的主要着装时尚，每种

着装流行的大致时段及其主要着装人群，旨在理解人们的着装行动和他们赋予着

装时尚的社会意义。第四章从消费政治、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来分析文革期间客

观的社会情境。第五、六章分析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策略。规训与顺从：

主要论述了着装作为个体对国家规训的策略性顺从。规训与超越重点阐述在既有

制度的约束之下，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在着装方面的能动性选择：超越匮乏和

超越单调。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第八章 方法论反思。主要涉及本研究的信度、

效度问题，研究伦理，研究的地域和时段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省思。 最后是简要

的结束语。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中引用被访者资料的编号情况。笔者在所有引文段落后

面注明被访者的编号，如：A01-M-60。“A01”代表访问顺序编号，字母“M”

代表男性（F 则代表女性），“60”代表被访当年的实足年龄（如果年龄不确切，

则用 60p 表示 60 多岁）。

四、 基本的概念和术语

（一）总体主义：从极权主义、全能主义、新传统主义到总体主义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学者进行中国研究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汪大卫

（Wank,1998）把有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归结为四种视角，即经典的视

角（Marx,Bettleheim,1974）、传统的视角（Durkheim,Parsons）、管理的视角

（Weber,Schurmann,1968）和集权主义的视角。其中集权主义的视角源于米歇尔

斯（Michels）、莫斯卡（Mosca）和帕累托（Pareto）等精英理论家，这种观点认 本研究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行为的探讨侧重分析个体的着装策略，旨在寻求每一种策略背后整个的着

装逻辑，因此，着装策略是解释项。而着装逻辑由三个方面组成：客观着装情境；个体对着装情境的定义

和个性特质；个体对某种着装策略实施之结果的预测。探究受访者作为独立的个体如何定义当时的社会情

境。因为这种定义直接决定他们如何着装，即个体的着装策略和实践。

44

为，集权主义国家集中了全部权力，要求社会全面服从，而且试图使社会向其意

识形态所规定的方向转变。国家消灭了所有与其目标没有关系的社会联系，社会

淹没在国家之中。简言之，集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只是由于他们与一个共同的权威有关系。为了实现社会的原子化，国家使用恐

怖和暴力破坏任何能够挑战国家的社会联系，使个人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这下，

并通过不断的社会动员和群众运动维持这种统治87（转引自郑广怀,2004:101-102）。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强调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涌透。他提出了“庇护关

系”的概念。中国单位组织的制度文化中，核心特征是一种庇护关系网络的存在，

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工厂领导与各级分子之间88（华尔德,1996,转引自佟新 沈

旭,2007）。赵文词（1999:35-56）对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将他

们的看法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代或五个阶段。他本人则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是相互

渗透的89。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与全能主义（totalism）

这两个概念存在承继关系。邹傥（1994）和史华慈（Schwartz，1968）用极权主

义（totalitarianism ）来概括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引自顾昕.王

旭,2005）。后来，邹傥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期改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一概

念来概括“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基本特性，这就是：政治权力可以侵入

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

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

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90（邹谠,1994:223）。全能主义描绘了国家

政治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与干预的那

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意味着国家可以任意进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应该说，这一概念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独特的政治-社会结

构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和解释力。

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91这一提法与冷战有关，暗含着意识形态色彩的

批判意味,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共产主义苏联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社会

关系的抽象概括，适应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

的需要。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东欧国家政治转型和前苏联剧变，极权主

义仍然是一个通用且流行的词汇。为了摆脱它与冷战的关系,避免它在政治上的

87郑广怀.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反应:一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4(4): 98- 106. 88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89赵文词.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A].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

西方社会学文献评述[C].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2-43. 90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9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totalitarianism‖这一概念的英文解释是：―of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re is only one political party and no rival parties or loyalties are allowed, also demanding that the individual

submit totall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中文意思是:“极权主义是一种政府体制，它只允许一个政党存

在,而不允许敌对的政党及其追随者存在，通常要求个体一切听从国家的需要。‖

45

含义, 邹傥（1994:223）转而用全能主义取代极权主义。

他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经历了从传统权威主义政治到近代全能主义政治的转

变（1994:222）,然而，也有学者反对用“全能主义”这一概念来刻画改革前的中

国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性控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改革前的中

国，社会活动的空间还是存在的92（参见 Walder，1986；Shue，1988，转引自顾

昕.王旭,2005）。

全能主义这一提法在中国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在全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有学者根据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践，提出了”后全能主义”

的概念。萧功秦（2002）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

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

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 totalitarian regime），转而用“后全

能主义”来概括现行社会体制93。李景鹏（2005）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的发展，原来的全能主义模式正在向着后全能主义模式转化。出现了政退市

进、 政退社进、政退民进、权退法进、政退党进和社会文化多元化，政治意识

形态淡化等等特征94。

无论是“新传统主义”95(neo-traditionalism)或全能主义(totalism)

96的概念来

表述这种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微观层次上，身体及其附着物都受制

于一个外在力量的约束，这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历史趋势：从早期苏维埃土地革命

的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 “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种轨迹(trajectory)的存在97。这种作用对民众日常生活中诸如衣食住行和生老

病死上的凝视与关照，始终与国家对个体和群体的动员具有紧密联系。为什么需

要不断的社会动员？因为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场“总体性危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种总体性危机、影响以及由此

形成的体制模式做了全面的论述：他们提出这是政治体制解体与社会解组相伴随

的全面危机。“总体性危机”的最终结果表现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丧失和频繁的

社会动荡。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战争，使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其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反应，即应对

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努力。历经沧桑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正是解

决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

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

92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93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 21 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J].战略与管理,2002 年(6)5-8 94李景鹏.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公民社会[J].中国改革.2005(2):36-37. 95 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96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97黄金麟：《身体与政体：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身体的一些线索》，《文化研究月报》第 4 期，2001 年 8 月 15

日.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0.htm，2012/4/14 访问。

46

为一种“总体性社会”98。

正因如此，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

很低的社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

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

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总体性社会”固然迅速而有

效地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国

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

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

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等级身分制盛行，

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

要求的矛盾性, 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

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

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

的必然99。

渠敬东等认为中国 30 年的改革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改

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也被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

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即是不再像前 30 年那样沿循着某种总体性支配的方式或者

通过群众性的规训、动员和运动来调动政治和社会经济诸领域的各种力量：中国

改革前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

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100。郭于华提出

一方面国家实行资源垄断制度；另一方面，在城市实行单位制，在农村中实行人

民公社制度。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使个体完全依附于国家，总体主义国家具有其

他类型国家所无可匹敌的作用，它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

构之中，它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总体性社会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

排而形成101。

因此，探讨文革时期特殊社会情境下的个体着装时尚，比较合适的视角是总

体主义国家，与其进行互动的是离散的个体102。总体主义国家的渗透与干涉在文

革时期达到巅峰，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 98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清华大学，2010 年 9 月，第 5-6 页。 99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清华大学，2010 年 9 月，第 5-6 页。 100渠敬东 周飞舟 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 101郭于华：《克服社会恐惧症》,《社会学家茶座》2011 年第 2 辑。 102王宁（2006）指出在全能主义国家，社会实际上已经被国家所“殖民化”了，也就是说，不存在严格意

义上的与国家相对的社会（如：社团组织）。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明显。因此，与国

家相对的，不是作为一个有统一意志的社会，而是由分散的个体所组成的没有统一意志的“社会”。事实上，

与国家互动的，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意志的统一体社会，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离散的个体、

家庭或群体。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视角可以转变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是说，与国家

互动的行动者是离散的个人，而不是“社会”。参见王宁.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逻辑——围绕劳动

动机与消费欲望的政策演变.消费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广州.,中山大学,2006-12.

47

面，缺乏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中，

总体主义只是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工具，一个“理想类型”，与现实

情况有可能不完全吻合。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本研究中文革的起止时间。学界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不尽

相同。潘鸣啸（Michel Bonnin）认为：“我在接受‘十年文革’（1966-1976）

这个官方说法时，必须做出重大的保留。如果‘革命’一词实有所指，那么文化

大革命主要是指群众积极参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期，它应该结束

于 1969 年 4月‘九大’的召开。 ‘九大’标志着政治和行政秩序的恢复，公开

宣布了文革的‘胜利’。由此看来，1968 年发起的下乡运动应该是文革结束的

‘起点’”103（潘鸣啸,2005）。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 11 届中央委员

会第 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

议》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指出：“1966 年 5月至 1976年 10月的"文

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大陆官方

以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的出现和 1976年 10月上旬，

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标志。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遵循官方关于

文革起讫时间的划分。

（二）“情境”、“实践”

恩特维斯特尔（Entwistle,2000:4）在《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

理论》一书中提出“情境身体实践”104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很有解释力，作者以

此作为沟通时尚与衣着的桥梁，时尚是一种结构性的、决定性的因素，时尚表达

着身体，提供关于身体的话语，同时又通过个体衣着的身体实践而被翻译成日常

衣着。王宁（2001b:239;218）对韦伯行动理论的研究，对消费与空间，消费与时

间的研究也对本研究大有启发105。另外，龙科（2004）也提出过“情境化实践”

这一概念，着重考察职业女性的社会-空间行动与社会-实践行动106。结合本研究，

“情境”指宏观的制度背景，“实践”指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表达阶级归属和建

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活动。我们采用“情境”、“实践”这两种提法，暗含了本

文的理论视角“制度约束中的选择”（Nee,1998），个体的着装行为是在制度约束

中的选择，体现了情境限定下的理性。本研究强调两点，首先非市场化是一种特

殊的制度情境，“包括习俗、传统、规范、宗教、信仰、家庭、亲友、种族、组

织、社区、阶级、群体、市场、法律和国家等”（Nee,1998: 6）；其次，文革时期

的着装实践具有特殊的策略，折射出总体主义制度背景下特殊的国家与个人，国

103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J].社会学研究,2005,(5). 104[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5. 105王宁.消费社会学—— 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6龙科.社会空间中的服装叙事:对广州白领职业女性着装行为的质化研究［D］. 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

系,2004.

48

家与社会的关系。

（三）服装、着装和时尚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三种服装：意象服装（vêtement-image）、书写服装（v

êtement-écrit）和真实服装（vêtement-réel）107（巴特,2000：6）。意象服装指以

摄影或绘图的形式展现；将意象服装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服装是书写服装；而非形

式层面或语词层面的服装即真实服装。本研究关注的是真实服装。

服装是穿戴于身体之上各种具体可见的、有形的物件。时尚是在特定时间广

受欢迎的服装款式。服装总是被人穿着才有意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概念：着装。

着装是指人们通过服装改变或修饰自己的外观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的活动。时

尚与着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尚为着装提供了各种参数，赋予着装行动以意

义；而日常衣着是构成时尚的原材料，时尚要通过服装表现出来，只有被相当数

量的人穿上身之后，才可以说一种款式或风格成了时尚。因此，虽然时尚影响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考虑到服装在时尚中的重要性，本文主要探讨着装领域

的时尚现象。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着装看作是个体扮演其制度角色的道具：按照

空间分类，将主要研究外衣，外衣主要用于在公共生活领域。描述文革期间广东

地区曾经出现的主要着装时尚类型，及其主要特征和着装人群；其次，分析以上

群体或个人的着装策略；最后，总结他们采取如此着装策略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我们必须区分着装和衣服，服装和服饰在概念上的不同。

收藏在衣橱或衣柜中的服装不是着装，着装表明服装与行动者之间的穿着与

使用关系，区分服装和着装的关键在于考虑行动者和衣服的关系。荻村昭典认为

“服装是人们用在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穿着的衣服”108

（2000：59）。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着装的“TOP 决定论”（Time 时间,Occasion

场合 和 Place 地点）。社会学对服装的研究侧重的是其社会属性，而不是其自然

属性，因此作为本研究研究对象的着装与人的社会行动紧密相关。

服饰的概念目前在学界并不统一，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服饰是“服”和“饰”

的结合，“服”涉及头部、躯干、足部和手部，“饰”则包括化妆、身体的饰物、

发型、身体的改革（指纹身、穿鼻、穿耳、整容等）和衣服上的饰物109（山内智

慧美,2001:1）。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鉴于研究问题的范畴和少数民族服装的复杂性，本研

究所涉及的服装不包括非汉族以外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服装，也并不涵盖台湾地区

的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服装，仅限于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实践。

107

[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页。 108[日]荻村昭典：《服装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年，第 59 页。 109[日]山内智慧美：《20 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 页。

49

第三章 文革着装时尚110

本章旨在透过广东地区普通民众在文革期间的着装实践，从小处着手，从细

微之处着眼，来审视上个世纪 60-70 年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态。

如果说第三章的目的在于从消费政治、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层面来描述文

革期间客观的社会情境，那么，本章的目标则是分析文革期间广东地区曾经出现

的主要着装时尚，每种着装流行的大致时段及其主要着装人群，旨在理解人们的

着装行动和他们赋予着装时尚的社会意义。

本研究中“时尚”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的行

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或者是一种集体的、特别的、适合当时品味的

着装。通过对 65 宗访谈个案的比照，再结合相关文献研究，我们发现，文革时

期广东曾经有过独特的着装时尚。其颜色主要是绿、灰、黑和蓝四色；款式111主

要是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112；军人、干部

和工人的着装是主流时尚。

一、军装

根据中国军事史的有关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曾更换三批军装：民主

革命时期的军服（1927-1949 年），社会主义时期的军服（1950-1997 年），新时

期军服（1997 年 7 月 1 日至今）。60 年代中期，受“左倾”思想的冲击，军衔制

度遭到了否定，军衔服装随即废止。1965 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我军新的帽徽、

领章和部分军装样式的决定。官兵一律戴解放帽、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两片全

红领章，即所谓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海军军服样式改为

与陆、空军相同，颜色为深灰色。当时，全军干部和战士，男、女军人军服衣料、

式样基本相同，服装用料全军官兵夏服均为棉平布，冬服为棉卡叽布。人们只能

从上衣口袋区分干部和战士，由领子区分男装和女装：男战士服装只有两个上凹

袋，以区别与干部；女战士夏服与女干部夏服相同，女军人冬服与所在军种男军

人相同。

110本章的部分内容，曾以标题《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发表于《开

放时代》2012 年第 4 期，此处有修改。 111 实际上，有关服装色彩和服装面料/质地这两个维度的大量实证资料生动而有趣，但是由于论文篇幅有

限，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呈现这些方面的研究。因为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服装的款式与本文着重探讨的

着装者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和职业的关系最为紧密；而服装面料，或者说质地最能体现个体所在家庭的

经济状况，从一个侧面也能体现着装者的家庭成员，主要指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在某些情况下，服装的

色彩是着装者表达驯顺或者超越的感性道具。 112安东篱（Finnane）分析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时尚时着重点放在军装、红卫装、干部服和江青裙上，事实

上，就广东地区而言，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干部服分男女两类，男式干部服又分四种，女式干部服分两

种；其次，无论从文献还是实证资料，江青裙在当地不曾流行。参见 Antonia Finnane,2008,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Nation,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227-255.

50

军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的统一着装，按照军种，主要分陆军军装、

海军军装、空军军装，颜色分别是绿色、灰色和蓝色。按照着装的时间和场合，

主要分为常服和作训服两种。军装是现役军人的日常着装，军事行动自不必说，

出外勤或者上街必须着装整齐并佩带军帽，除休息时间外，一律不能穿戴便装。

早在延安时期，延安作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

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

人员都穿青布军装。”113中共领袖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

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114斯诺就发

现在延安城里，革命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

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 ”115。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

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116。星期

天的“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女大的，满街都是一色的

灰军装。”117

自 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开始在大陆一些大中城

市流行，《人民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可以证实：1949年 10月 25日，京津卫戍

司令部严令市民等勿穿军服118，同年 11 月 24 日，该报再次强调“非军人不得穿

军服 京津卫戍区司令部说明军服式样颜色”，军方对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转

业军人的军装和各非军事之机关及团体或学校的制服的色彩和款式都做出了明

确规定，并由专门的“纠察队”负责纠正和整饬军风、军纪和军容119。由此可见，

军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继续流行。

文革期间最为时尚和“革命”的军装不是全新的军装，也不是破旧的军装，

而是那种颜色居于“欲褪未褪之间”的军装，因为这种颜色恰好说明穿着者的革

命资历。按照军级来分，军装又分“干部装”和“士兵装”两种，服装的质地和

口袋的数量不同120。“干部装”有四只口袋，上面有两个“表袋”，下面是两个大

113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 年，第 215 页。 114[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 5-6 页。 115[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年，第 302 页。 116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 年，第 76 页。 117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8 页。 118市府新闻处：《京津卫戍司令部严令市民等勿穿军服》，载《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25 日，第 4 版。 119市府新闻处：《非军人不得穿军服 京津卫戍区司令部说明军服式样颜色》,载《人民日报》 1949 年 11 月

24 日，第 4 版。内称：―自从本市市区开始检查军容以来，曾发现有不少地方干部穿着军衣不带帽，或服

装不合军事要求，不懂军礼等现象；更有很多市民亦穿着不整齐的军服。因此，京津卫戍司令部特致函本

市人民政府，请由市政府转饬所属机关人员应着用政府人员制服，不要再穿军服，或将军服染成其他颜色

以资区别；至于其他市民则应绝对禁止着用军服。凡市民着用军服的，应由纠察队扣留没收其军服，情节

严重的更应以冒充军人论罪，以便彻底整饬军容风纪，避免军民混淆，并免匪徒借着军服而滋生事端。市

政府据函除复请京津卫戍司令部对禁止市民穿着军服问题布告周知外，顷已分令所属机关人员一律不准再

穿军服，如有军服应即染成其他颜色着用。‖ 120早在延安时期，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

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学员的上衣是三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四个口袋”。参见常青山：

《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年，第 472 页。

51

袋。干部的袋盖都是暗袋。“战士装”有两只位于胸前上部的衣袋，或称为两个

“表袋”，而且两个表袋都是明纽扣，开有纽孔。

军装在广东的流行主要集中在 1966年末至 1969这三年。主要着装人群是大、

中专学校的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退役军人及部分城市居民和极少

数有条件获得军装的农民也是其拥趸），尤其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对军装特别热

衷，得到一件真正的军装是很多人的时尚梦想。根据被访者提供的照片以及 1966

年底和 1967 年中广东民众的影像资料来看，绿军装已经成为政治游行、政治批

判和政治宣传等政治舞台上的革命道具。

60 年代的“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是军装热的一个重要背景121，原因有

三：一是国家主要领导人在重大政治场合一身戎装起到示范作用。

图 2 一身戎装的国家领导层

1966年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中华网文史，http://news.china.com/history/vision/memory.htm，

2011 年 8 月 3 日访问。

文革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红卫兵，都选择了穿军装122。影响力最大的

当属 1966 年 8月 18 日，“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

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自 1949

年以来，毛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123。接见过程中，红卫兵宋

彬彬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主席俨然成为红卫兵的“司令”和“统帅”，如图所

示。8 月 20 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

兵袖章”，革命领袖教导“文质彬彬”的女革命小将“要武”124。两天后，这段

关于“要武”的对话通过新华社电讯稿刊登在全国的报刊上，并统一配发了《解

放军报》记者的现场素描：一位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肩挎语录包的红卫兵正在

指挥广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同样装束的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125（金大

陆，2011）。

121于兴卫：《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122社论：《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载《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9 日，第 1 版。内称：―一九六

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

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百万大军。伟大导师和

革命群众心连着心，同声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23逢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4 页。 124宋要武：《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载《光明日报》1966 年 8 月 20 日，第 1 版。 125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6-197

页。

52

图 2 “红司令”

1966 年 8 月 18 日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百度网，

http://image.baidu.com,2011 年 8 月 2 日访问。

此外，2006 年“中华网-老照片图库”发布“毛泽东在 1966-1976 全记录”，

其中包括了十年间毛泽东的 191 张公开照片。除了 1966 年 7 月 16 日在武汉畅游

长江时身着浴袍外，他十年来在公开场合只穿过军装和“中山装”两种衣服，前

者有 136 张，后者有 55 张。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着装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在

“永远突出政治”126的文革时期尤为如此127。

此外，从媒体的角色来看，以三大党报为首的宣教机器对毛着军装事件及

“要武”精神的彰显与弘扬则显示出层层推进的政治意图。仍旧以媒体对宋彬彬

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为例，2012 年宋的回忆文章对这个历史时刻给出了不同的

版本：“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

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

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

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8月 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

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

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

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 月 20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

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

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

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

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

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

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

126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

心 2008 年版，第 802 页。 127《南方周末》2000 年 12 月 7 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了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选择穿军装的故事：卫

士钟顺通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24 年，根据他的回忆，1966 年 8 月，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那天，

早上临出发前，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这下让工作人员着急了，因为平时并没有为主席准备军装，而

且临时要找到主席这种身材穿的军装并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满足了主席的愿望。毛泽东到达

天安门城楼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林彪一看主席的穿着，慌神了，立即让他的警卫秘书回家取来军装。

林彪是穿好军装之后，才出去同主席一同接见―红卫兵‖的。

53

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

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

“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128

这就表明：一方面，与毛主席语录所倡导的“全国学解放军”一脉相承，它

再次强化并放大毛诗词所赞扬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毛

本人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检阅，鼓动了“红五类”的狂热情绪。领导人

的这些政治行为与革命群众的狂热追随，无疑构成一种政治隐喻：军装被认为是

最可靠的革命派服装；唯有军人最可信任，他们是经得起革命考验的工农兵子弟。

如此，上至领袖，下至民众；从统帅到士兵，革命的精神通过一身戎装鲜明地呈

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军装具备了普通民众表达政治认同的功能。在访谈

过程中，很多受访者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主席出来接见文化革命大军的时候，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那时候全国人大都要向他学习，他接见都是穿着一套那种军装出来的，一样是戴

帽子的。在全国人的心目中都是崇拜他，效法他的，所以才会掀起了这样的潮流，

红卫兵都是穿那些的，就是向他看齐的。这些算是当时的流行时装咯！129

学者对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穿军装，带红袖章的理解与笔者类同：此

时此地，毛泽东穿戴这身红与绿装束颇具政治象征意义：“红袖章”象征着他在

这场运动中所使用的突击力量，即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造反派；“绿

军装”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凭持的依托力量，即由其“亲密战友”林彪直接

指挥的解放军。前者多为体制外力量，为他冲锋陷阵；后者则属里之内力量，为

他压住阵脚130。后来，当着两支力量各自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以及这两支力量相

互之间发声剧烈充裕。末了，老人家既不穿“绿军装”也不戴“红袖章，指着一

身色调灰灰的‘毛氏制服’”。131

二是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制度是军装成为时尚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社会政

治被描述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当时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军队化色彩，军人拥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声望体系中属于上层。132同时，国家推行一种“泛部队化

的制度安排”，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均按照类似于部队的方式组织起来，

国家对民众拥有一种“命令性权力”133。当时国家实现社会组织、动员和控制的

128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第八十期。 129出自笔者 2005 年 9 月 8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CXQ 的访谈笔录。 130 单少杰：《毛泽东的执政春秋》，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 2001 年版，第 452 页。 131 单少杰：《毛泽东的执政春秋》，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 2001 年版，第 452 页。 132[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15 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8 页。 133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54

基础是一整套准军事化的组织制度，一方面，在这种政治的军事化框架内，普通

民众内心深处容易孳生出一片肥沃的崇军思想，军人以及军装自然成为普通民众

日常着装实践中的标本和典范。

能穿军装的人一般是“红五类”，穿起来就觉得比较“威水”（光荣、威风的意

思）！” 意味着政治的…自豪感，没错，是政治的自豪感！军衫是“崇拜衫”，“明星

衫”，很少人能够穿到。那时候你要能搞到一套绿军装，本身是一种荣誉来的啦，

而且大家看到你有一套绿色军装就证明了你是很革命的，而且你是有一定的背景

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权力，一种荣誉，安全感不在话下，而且很多人会羡慕你，

拥护你134。

另一方面，文革中两百万“支左”的军代表135的权力在政治混乱，法治缺乏

的特殊情境下，以军代表为代表的军人使普通民众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因此，

军装对普通民众而言，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保护伞”。

穿上军装，人也好像“大噻嘅”，有权势点，有强者撑腰，有军队撑腰嘛，你

出去交接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矛盾，穿着军装，就是军人，即使不是炫耀，都当

你是军人！是军人，你就不要小看他呦：好厉害的！起码对方不敢有什么举动，

声音也要降低八度呢！136

三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诗词对民众日常着装选择拥有一种命令性的权力。毛

泽东于 1961年所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

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37，对军装这股旧风潮的复兴推波助

澜，它“一夜之间”被推到时尚的最前沿。

从制度层面对计划制下中国大陆的消费制度的分析多从政府的“决定”、“通

知”、“报告”、“讲话”入手138，这种研究十分必要，贡献很大。在此基础上，笔

者发现对当时国家核心领导层的诗词、题词，甚至个人书信（比如毛泽东与其他

领导人和江青等的书信）的研究，应该是上述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同时，陈

社 2009 年版，第 18 页。 134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2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LXS 的访谈笔录。 135周恩来在与爱德加·斯诺的一席谈话中，确定支援“支左”的军人数目为两百万，参见 Snow. Edgar,

1972,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p.103. 136出自笔者 2005 年 5 月 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HGX 的访谈笔录。 137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载《毛泽东诗词选》电子版（第二版），转引自“百度文库”，2011

年 8 月 3 日（http://wenku.baidu.com/view/7585b65277232f60ddcca1ea.html）。 138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页。

55

寅恪倡导“以诗证史”139，意即诗歌可以作为重要的史证加以采信。文革爆发之

初，毛泽东赋诗为文革定调140，文革中后期，毛又利用诗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现

代大儒”周恩来141。以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这首七绝为例：一身戎装的女民

兵形象包含诸多政治内涵：它彰显了时代的审美与国家的需求；表明普通民众内

心深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紧崩如常，体现了他们时刻准备着与阶级敌人决一死战

的英雄气魄；符合国家倡导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顺应国家所提倡的具有

丰富的道德价值的劳动美学142。在这里，毛泽东的诗词具有一种命令性的权力。

文革初期，以红卫兵一代为代表，普通民众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点。毛

本人被神化，以一种“超凡领袖魅力”示人143，被悬挂在神坛的正中央。对他个

人的顶礼膜拜及模仿造就了准宗教化的领袖哲学。这首诗词的发表对女性着装有

一个明显的影响：女性纷纷抛弃以往的花布衣衫，换上草绿色的军装或“仿军装”

作为自己的日常装束，当时的说法是：像章戴胸前，革命精神抖，一身绿军装，

军帽必须有。

自小受的教育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我们的

思想和言行举止都是特别崇拜党，崇拜毛泽东，崇拜解放军，所以穿上红卫装是

希望被毛主席接见，穿上军装是向解放军靠拢。主席诗词都说过嘛，我们自然要

“不爱红装爱武装”了！144

军装热退潮貌似偶然，实则必然。国家层面：1971 年 9 月 13，林彪出逃所

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半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

139蔡鸿生：《金明馆教泽的遗响》，《广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正值文革拉开序幕的１９６６年６月，

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

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参

见梅振才：《文革诗词见证历史》，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

年版，第 636-637 页。 140正值文革拉开序幕的１９６６年６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

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

有所思。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

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参见梅振才：《文革诗词见证历史》，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 年版，第 636-637 页。 141文革后期，１９７３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

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参见梅振才：《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 年版，第 636-637 页。文革后期，

１９７３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

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42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 年第 6

期。 143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王红绩主译，香港中文大学 2009 年版，第 241 页。 144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19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CHT 的访谈笔录。

56

央（1971 年）第 57 号文件》，向全国通告：“林彪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仓皇出

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事件对当时的中国政局震动极大。

这一事件的扩散、传达（中央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激起强烈的社会

反应，一方面，民众对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迫害毛泽东”的政变活动表示出极

大的义愤；另一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革命运动，人们重新意识到需要开动自己

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这个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以林彪事件为转折点，70 年

代前期，中国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制进入了一个突变阶段。”145社会层

面：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军人声誉也日渐衰落，部分红卫兵群体的过激行为

也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和憎恶。总之，“林彪事件”在文革着装时尚历史上无

疑是一个界标，这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降温。

二、“中山装”

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后，以“中山装”、“毛装”146与“列宁装”为代表的“领

袖装”风靡一时。根据《广州市地方志》记载，“中山装”由民主革命先驱孙中

山先生亲自设计倡导，是一种结合我国民俗特点及中西服装长处的简便服装，以

广东便服为基本样式，把直领改为反领，使上衣具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

用，穿起来显得笔挺，同时将便服或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还加上袋

盖，各钉纽扣一粒，既美观又安全。原设计上衣纽扣是七个扣子，后为方便改为

五个，这就成了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上衣。裤子是参照西装裤式样，前面开缝，

一律用暗扣，左右侧各置一大暗袋，裤头右前部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穿

着方便。此外，裤袋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147。

它从创制起就被赋予深厚的政治内涵，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

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

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还有监察权在领口（纽扣）

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

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为

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

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148。除此之外，“中山装”

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而成

为公务员制服。在国家权力的推广与影响之下,“中山装”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 145史云 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香港中文大学 2008 年版，第 51 页。 146

因毛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很高，―毛装‖（Mao suit）是西方人对毛泽东所穿服装及仿毛服装的总称。而―毛

装‖在香港和日本却被成为―人民装‖或―民装‖。 147饶展雄. 林敦连,1999，《广州市志》（传统服装）,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广州出版社,转引自广州市地

方志网，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5,2006 年 4 月 18 日访问。 148饶展雄. 林敦连,1999，《广州市志》（传统服装）,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广州出版社,转引自广州市地

方志网，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5,2006 年 4 月 18 日访问。

57

逐渐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

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

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149。

二十年代“中山装”开始在广东的青年革命者中流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推进逐渐扩展到大陆地区，成为一种在小城镇都可见的普通着装。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以后，北方民众也慢慢熟悉了这种服装150。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从

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合照看来，当时他们都选择“中山装”作为这个重大

政治场合的着装，以显示对孙中山政治理念和遗产的传承与光大。两党的政治角

逐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 1949 年执政为最终结果151。在开国典礼上，毛泽

东及其战友们身穿改良版“中山装”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引人瞩目。

其后，西方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或“毛装”。它是稍

加改进的“中山装”，即开大领口，翻领也由小变大。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老解放区来的共产党的干部穿着灰色“中山装”

进入全国各大城市，灰制服成为革命干部的代名词，灰色的“中山装”成为一种

革命的标志和符号152，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最新着装时尚。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

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象征。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一些青年学生追捧它，人

们还相应设计出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当时广

东的“中山装”主要分为四类：正式的“中山装”、“军干装”、“同志装”（即“翻

领文装”）和“企领民装”（又叫做“企领文装”）。

（一）正式的“中山装”

如下图所示，相片右侧的两位中国人所穿的就是正式的“中山装”，右一为浅

蓝色，右二为深蓝色。图片来自受访者 S46-LQL。

图 4 “中山装”

149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 年第 9 期。 150 Antonia Finnane,2008,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Nation,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83. 151因此，中山装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风靡全国，成为当时中国的流行服装样式。然而在国民政府退守台湾

后，由于欧美流行文化影响，中山装在台湾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然而中山装这种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服装

在大陆风靡了三十多年。由于它可作礼服，也可作常服，迄今仍然流行。 152时至今日，中山装仍旧是社会主义朝鲜领导人及普通民众的标准制服。中国的亲密盟友坦桑尼亚也曾流

行中山装，后来被―曼德拉衫‖所取代。

58

摄于 1969 年，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

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右一为被访者。

因为敬仰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工人被访者业余时间穿“中山装”，并

且认为自己这样的穿着在当时很时尚。这种着装行为属于“景仰式模仿”或“虔

诚性模仿”153。

我们老百姓非常敬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着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嘛。军队领导穿绿军装，国家领导穿中山装，当时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学国

家领导人的穿着，所以当时大部分人都是穿着中山装，无论是机关干部或老百姓

都是穿中山装154。

（二）“军干装”

又叫“干部服”、“干装”或“军干服”155：由正式的“中山装”改制而来的

被称作“干部服”、“干装”；由正式的军装改制而成的就是“军干服”。它由正式

“中山装”改良而来，一般为草绿色、蓝色或者灰色。早期正式的“中山装”有

四只“荷包袋”：衣袋的形状貌似荷包，属后来缝上去的。文革中后期，民众对

其加以改良，出现了军装型的“中山装”。衣袋的数目没有增减，但形状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由明贴袋变成了暗袋，又叫“开袋”，袋子上加置了“袋掩”。

“军干服”即干部型的军装 ，或称为“军便装”，是文革中最为流行的男装

之一。其造型与“中山装”很接近，区别在于：“中山装”是明贴袋，“军干装”

是开袋；前者造型方正，后者则大幅收腰，便于系皮带（武装带）。进入 60 年代

以后，广东城市居民，尤其是一些干部或知青大多穿蓝色和灰色的“军干装”。

有被访者认为下乡知青请人缝制“军干服”的行为是寻求保护，追求安全感。

153 Spencer, Herbert, Frederick Howard Collins.1891.―Manners and Fashion.‖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II .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转引自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longbook/SPENCER_SPS_VOL3/206.html ,2011 年 8 月 3 日访问。 154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5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5- LWZ 的访谈笔录。 155这里专指男式干部服，因为女士干部服是列宁装。

59

当时我们在农场工作的时候, 一般来说, 是没有工作服的, 都是穿自己的衣

服。工作的时候都是穿一些破衣服, 缝补的衣服。放工以后就穿一些好一点的, 不

等于是款式新, 或者衣服是新的, 只不过尽可能穿一些没有缝补的衣服。有些人

走去布店, 买一些接近军装的布料, 自己去裁制军装，实际上叫做军干服。为什

么呢? 因为在当时, 军装应该来说给人一个有组织, 有派性, 不受别人欺负的,

就这样简单156。

（三）“同志装”

近似于正式的“中山装”，又叫“翻领文装”，一般以蓝色为主，主要着装人

群是城市里的干部和少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平民，如医生等。少数工人也

以此作为“休闲服”：主要是工余时间穿着，有些工人结婚时也会选择穿崭新的

“同志装”。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知青在农村也穿这种衣服。

插队那时候也不都是穿那些军装的，也会穿那些“翻领文装”，“斜布”那些，“斜布”

占多数。在市面上是比较普遍的，多数都是买那些“的斜”（即含混纺成分的棉布）：

年轻一点的就穿蓝“的斜”，老年一点的就穿黑“的斜”157。

“同志装”男女有别，男用“同志装”多数以竖领的为主，也有像“恤衫”

那种小反领的男用“同志装”，只有一排纽扣，；女性的“同志装”以翻领为主，

但是不同于西装的那种大翻领，有两排纽扣。“同志装”有的有三个袋子，有的

有四个袋子。布料以蓝色的“卡其布”为主，没有条件购买“卡其布”，就用一

般蓝布。“同志装”这种称呼非常富有革命时代的色彩，再次印证了毛泽东提出

的“敌我区分”。对关于这个称呼的来历及缘由：

“同志装”跟我们现在说的中山装差不多。当时人们很少称“先生”，见面的时候

都会叫“某某同志”，比如说“陈同志”、“李同志”等。为什么大家统称别人作“同志”呢？

因为当时的人都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同志”是自己人；如果是反革命，别人

就不能叫他做“同志”。但是，许多人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认为自己都属于“同志”

的队伍。到底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同志”呢？就要看情况来定，很难说，他们没有

156出自笔者 2006 年 8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6-FCZ 的访谈笔录。 157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27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0-CHJ 的访谈笔录。

60

在额上写着自己是不是“同志”。但是，穿上“同志装”，至少上街没人敢随便欺负，

自己人嘛！158

（四）“企领民装”

又叫“企领文装”， “企领”，粤语发音为 Kén Ling，“企领”直接根据发

音而来，意思是“立领”，“高领”或者“直领”，是男式“中山装”的一种领子。

“企领”文装上衣在南洋华侨中甚为流行，直领子，有三个衣袋。广东人把装有

三只明袋的上衣统称为“民装”、“民主装”或“文装”，以区别于“军装”，因为

后者的衣袋是暗袋。文革爆发前，很多广东人，尤其是干部都穿“中山装”，后

来，“军干装”稍加改变样式，进化为“青年装”、“文装”，或者称为“直领文装”，

颜色多为蓝色和灰色，以艳蓝或者亮蓝（即“北京蓝”）最为时髦，“企领民装”

大概 1961 年至 1963 年在广东地区比较时兴。文革期间仍被用于日常着装。

文革时期大部分人潮流穿的大概有几种啦，一种是中山装，一种是直领文

装，一种是解放装,都是潮流兴起啊，我当时也追两种着装，就是直领文装和军

装。直领文装就类似解放军装，但领子不是反出来的，就是好像中山装那样直领，

就没有反领的159。

三、“工人装”

1949 年以后，产业工人的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简朴是时尚，

穿“工人装”成为一种荣耀。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的搭配曾深受青年女性

的追捧。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个口袋160。

“工人装”脱胎于工作服。后者主要是国家为一些国营大企业的职工提供

的制服，根据访谈资料和当时广东工厂的性质，它主要分为准军事化的工作服和

一般工作服两类：前者如铁路制服和造船厂工人制服两类；后者主要是毛巾厂、

棉纺厂、食品厂、机械厂、制药厂、远洋公司等工人制服。工人在工作时间全部

都穿着工作服，有人在工余时间也选择工作服作为日常穿着，部分青年工人甚至

“相亲”等关键时刻也自豪地穿上工作服，以彰显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以当

时的铁路制服为例，其色彩以蓝色为主，很少有改变。男女铁路制服略有不同：

男装通常是圆领，没有翻领，与中山装有几分相象：通常有四、五粒纽扣，胸前

158出自笔者 2005 年 9 月 8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CXQ 的访谈笔录。 159出自笔者 2005 年 9 月 15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9-HJF 的访谈笔录。 160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

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

和喜欢的鞋型。

61

有衣袋。女装没有衣袋，是有领的。男女铁路职工都统一佩带“大圆帽”。男装

的大圆帽有帽舌，女装的大圆帽没有帽舌。男女职工的帽子的正前方都有一个铁

路路徽，类似解放军的军徽。

图 5 “工人装”

从政治层面来讲，“工人装”成为时尚装束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首屈一

指的政治地位。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地位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峰顶161，

但是这种优势的根源不是因为工人本身的素质，而是“计划经济下的被动给予”，

“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相副相成。

事实上，1949 年 9 月 29 日，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第一条肯定了

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即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界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

农民作为最主要的被依靠对象地位。第十二条对政权的性质和政权的产生与权力

的行使做了规定。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阶级，成为新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工

人和农民（贫下中农）成为党和国家分别在城市和农村所依赖的主要政治力量162。

因此，“工人阶级”是执政产党取得并维持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是“我们的朋友”，

需要借助工人阶级的力量，打击“我们的敌人”。在国家“唱高”工人阶级的大

背景下，作为该阶级的日常着装的“工人装”，自然成为继军装之后，全社会竞

相追逐的一种时尚，并且对社会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63。

受访者中有一位老铁路工人，S51-ZJY，男，70岁，初中，现已退休。他在

广州先后做过列车员、扳道员、调度员、助理站长等职务，他具有所有访谈对象

中最为浓厚的“制服情结”。受访者工作期间一直身着铁路制服，工余也以铁路

制服为主，甚至人生中的重要场合--结婚也毫无例外地选择了他引以为豪的铁路

制服。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制服伴随其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的背后是强烈的

阶级属性认同和职业身份认同。他将自己穿制服视为遵守 “国家规定”。

161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于 1968 年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

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参见李 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

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 年版，第 180 页。 162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77 页 163文革中对人的尊称是“师傅”，这个原来在工厂内对有一定资历工人的尊称，随着工宣队进驻各领域而

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为显示革命性，报纸也争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语言。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

人结婚是婚嫁的首选。参见李 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

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 年版，第 181 页。

62

他直言不讳地说：―这并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这是国家规定的，铁路工

人要穿这种制服的。我觉得铁路制服都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做这个行业

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他认为铁路职工在工作场合之外，穿着制服也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一般的铁路工人，包括员工，一般都没这么区分工作以外的衣

服。一般上班或者工作以外都是以穿着铁路制服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铁路是半

军事化的单位，它体现出半军事化的意义出来。所以，一般干部啊，工人啊，一

般外出都是穿铁路制服。如果是外出，都是以铁路制服为主‖164。

1958 年受访者结婚时，婚礼服自然也选择了铁路制服，―铁路工人当然是穿

铁路制服的，这是规矩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铁路制服怀有极大

的信任，身着制服，提升了自信心，这种自信和自豪来自于“规矩”，即“红五

类”的身份赋权。正是由于拥有这种骄人的政治身份，并转化成为一种难得的

“政治资本”，文革期间“衣分三类”的狂潮丝毫未波及他本人：他没有因为某

次穿着而受到别人的批评，他断言“不会，因为铁路是十分有威严的，我们的铁

路制服是和军装一样很受人尊敬的，我们铁路穿的衣服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任

何时候都不会被人批评啊，不会被人说不好看啊，是没有这回事的，所以这一点

我们是不担心的‖。被访者的经历表明铁路制服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

是“规矩”和“国家规定”，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着装垂询”。

除此之外，“工作服”对工人而言，还有“组织”和“纪律”的含义，“工作

服”甚至成为划分工人中“敌我”的一个标准。受访者 S9-HJF，男，65 岁，高

中毕业，文革时期是广州某工厂工人，现已退休。“工人穿工作服是一种组织、

一种纪律。不管你个人有同意还是不同意的看法，在当时都要服从。如果你不服

从，变成异己的话，麻烦就来了。那就变成‘敌我’的了。当时‘敌我’分得很清楚，

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来的。如果你是剥削阶级、资本家的话，当时很多工商行业

的资本家转来国营企业的人，他们就属于批斗对象。如果你不服从的话，别人就

164出自笔者 2006 年 9 月 10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1-ZJY 的访谈笔录。

63

视你为‘异己分子’并且排斥你的了”165。

有些人认为“工人装”在当时属于时尚服装。

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穿一件工作服，那时工作服也成为时尚。在工作以外

的生活，都会穿工作服，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政治形势形成的一种流行。因为当时

除了解放军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及学习外，工人阶级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一

个很先进的阶级，工人的地位很高的。当时很多学校、一些重要的单位都有工宣

队进驻的，由工人阶级去管理，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的166。

其次，“工人装”成为时尚其中包含经济利益的考量，工人阶级乐于以此表

达并彰显自身的革命趣味，而“灰色”和“黑色”群体也倾向于借用工人装来建

构自身所缺乏的革命趣味。一方面，工人阶级从“慷慨”的国家那里获得了比较

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比如在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初级教育、薪酬分配

和组织提拔等方面，他们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将政治资

源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学生的毕业分配，知青的上调回城，还是被推

荐参军或者上大学，工人子弟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

最后，国家以“解放妇女”的名义完成了对女性的全面控制，“工人装”成

为革命女性的标志之一。以女性为例，《共同纲要》、《宪法》以及有关社会保障

和集体福利的法规使得工农大众和妇女的权利、权益和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并以制度的方式得到确立，这些群体在 1949年前后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67。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在它可能的最大限度内解放了妇女。但它没有把妇女

交还给妇女自己，而是交给了国家。准确地说，是国家通过‘解放妇女’完成了

对妇女的全面控制”168。因此，在生产领域，“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像男性一

样地劳动和工作；在消费领域（如服装消费），女性穿着与男性一样的衣服，至

少是中性风格的“工人装”，尤其是工装裤，这被认为是一种独立自强的新女性

的表现。这些着装试图向大众证明：国家业已将女性从男性附属品的悲惨地位中

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能够在各种岗位上独当一面的独立新女性。下图是 1963 年

《人民画报》第 10 期的封面照：

图 6 穿“工人装”的女工

165出自笔者 2005 年 4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9-HJF 的访谈笔录。 166出自笔者 2006年 4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4-FJW 的访谈笔录。 167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78 页。 168李小江：《“男女平等”：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失与得》,《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 1 期。

64

四、“列宁装”

“列宁装”为双排扣和西装开领（也有腰中做了特别设计，可以系一根同色

布带，以突显女性的胸部曲线），双排各有三粒纽扣（也有四粒纽扣的），双侧衣

襟下方均带一个暗袋，可以是平袋，也可以是斜袋。“列宁装”源自前苏联，是

20 世纪初前苏联及东欧男性日常的上衣款式，女性则多以裙装为主，少有女性

穿着这种服装，因为革命领袖列宁钟爱它，所以被称为“列宁装”。

早在延安时期，它就曾流行。1940 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的

500 多名学员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表演集体舞蹈。这次演出轰动了

延安：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

院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宁装。大翻领，

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

良知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别出心裁，标致又时髦16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装束，

“配上一张鲍曼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岩溶，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

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170。这类服装的颜色基

本上也是清一色的灰、黑和蓝（当然，在一个主色系下有颜色深浅的区分，如：

蓝色分天蓝，湖蓝和深蓝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装”成为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女干部的首选

着装171，被视为“地位装”（status dress）,表征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身份。

1960 年 4 月，宋庆龄（中）与邓颖超（右）一起接见抗美援朝志愿军战斗英雄

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左）。

图 7 宋庆龄身穿列宁装

169徐岚：《女大的劳动生活》，载阎明诗：《延水情：几年延纳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

女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3 页。20 世纪初，共产国际援建草创时期以及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中国国

产党，而派来的马林、李德等外国革命者进入敌后根据地工作和生活，可能同时将前苏联及东欧的一些着

装习惯和服装款式引入。当时，共产国际掌握着中国革命的主导权，这大概也是这些地区的国外着装开始

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就成为时尚的原因。 170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3 页。 171建国初期，宋庆龄作为国家副主席，接见外宾或者出访国外时，通常穿着旗袍。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

时也是身穿旗袍，1967 年 4 月 10，王光美身穿旗袍，胸前悬挂着一长串乒乓球做的―珍珠项链‖被清华附中

的红卫兵批斗的场景是文革时期―着装反革命‖的一个记录。

65

维 基 百 科 网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oong_Ching-ling,_Deng_Yingchao_and_Huang_Jiguang's_mother.jpg ，

2011 年 6 月 15 日访问。

前文提到：改良版的正式“中山装”中有一种“军干装”，是男式干部服的

一种，而女式干部服就是“列宁装”，因此，它又被称作“女干装”。二者最大的

区别在于衣袋：前者是明袋；后者是暗袋，类似于西装。文革时期，“列宁装”

是最为时尚的女干部日常着装172。“列宁装”按开领方式分为两种：一般为小领

口，更为时髦的女性大多穿着大翻领、配着双排扣、斜插口袋的“列宁装”173。

图 8 小领“列宁装”

葛 万 青 、 张 春 宁 ，《 服 装 ： 一 去 不 返 的 列 宁 装 》， 国 际 先 驱 导 报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21/content_4325284.htm, 2006 年 3 月 21

访问。

图 9 大翻领“列宁装”

葛 万 青 、 张 春 宁 ，《 服 装 ： 一 去 不 返 的 列 宁 装 》， 国 际 先 驱 导 报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21/content_4325284.htm, 2006 年 3 月 21

访问。

172在访谈资料中，极少数女性被访者提到自己的单位当时也曾流行穿着红卫装，可以肯定的是：列宁装老

少咸宜，红卫装似乎更适合年轻女性干部。 173葛万青,张春宁：《服装：一去不返的列宁装》，转引自《国际先驱导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21/content_4325284.htm，2006 年 3 月 21

日访问.

66

“列宁装”成为时尚着装之一与“工人装”被女性所推崇的主要原因一样。

它也是新女性的标志之一：首先，它符合当时社会倡导的革命与朴素的着装原则，

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衬托出女性一种整洁利落、

朴素大方又英姿飒爽的感觉。其次，它或多或少带有些许装饰性元素：双排纽

扣、大翻领以及腰带的配饰，能够凸显当时十分稀缺的女性身体线条的美感。

那时的潮流就是那样，大部分都是穿中山装、工装和解放装。除非是干部，

如果是女干部就穿红卫装、列宁装。我们老百姓就只能穿唐装174了。不过文革

中有一段时间，老公在部队工作，也会发衣服给家属的，有种叫列宁装，蓝色的。

我跟着老公在部队里的时候就穿列宁装，那些服装是部队统一发的175。

另外，一些喜欢追赶时尚的青年女性对它情有独钟，认为最符合她个人理想

中的穿着打扮：最想穿的就是那种四页子齐的，剪裁有凹袋的列宁装。我记得那

时候的画报上有一些女劳模的照片，什么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

火车司机田桂英，也都是穿着列宁装，十分精神。我当时很羡慕她们，希望自己

也能穿这么漂亮的衣服176。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时尚如果以十年为期，1949-1959 年的特点是“一切

向苏联看齐，向苏联老大哥学习”，1959-1969 年则强调“劳动最光荣”，1969-1979

年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共产党执政初期，“列宁装”和“布拉吉”的流行集

中体现了“苏维埃时尚”。1945 年东北解放，“列宁装”开始在解放区流行， 60

年代末中苏关系彻底恶化，它才逐渐退出时尚舞台。

五、“红卫装”

“红卫装”因红卫兵而得名，红卫兵的全副行头是：长袖军装，长裤，军帽，

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它源于北京，在广东被成为“青

年装”，是当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年轻人的主要装束之一，体现了毛泽东所号召

174根据《广州市地方志》“风俗志”记载，清代至建国前，“唐装衫裤”是广东地区男女日常着装。“唐

装衫裤”是广东地区农民，尤其是客家人的常用服饰。这种服装样式简单，不但适宜于农民下田劳动，也

适用于居家生活，甚至走亲访友，普适性颇高。从建国初开始，“唐装衫裤”逐渐被“夏威夷恤”和西服

取代，但是，文革期间，因其具有宽松、舒适的特点，家境贫困的广东农民和城市贫民，尤其是有些中老

年人仍然穿这种衣服。70 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仍有一些城市居民喜欢穿唐装衫裤。时下在中国城市中

仍然偶尔也可以见到，被看作是一种时尚的复古装束。饶展雄. 林敦连,1999，《广州市地方志》（“风俗志”）,

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广州出版社,转引自广州市地方志网，

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12006 年 4 月 18 日访问。 175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29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3-ZLK 的访谈笔录。 176出自笔者 2006 年 4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5-LXL 的访谈笔录。

67

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和革命精神。

红卫兵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参加者大多热血沸腾。杨瑞是最早一批“红卫兵，

当年她 16 岁，是北京 108 中的一名学生。文革初期，她和她的同学们骑自行车

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1966 年 6 月下旬，当他们从清华

附中听说了红卫兵这个新词后，十分神往，“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

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

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 20 年代的

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

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177

这种特殊而新奇的打扮就是“红卫装”的开始，红卫兵的精神似乎脱胎于这

种装束本身：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

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我们

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

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 178

事实上，“红卫装”在广东的流行与北京来的串联红卫兵相关。杨瑞于当年

9 月初来到广州，她惊讶地发现广东的革命形势并不好：“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

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

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

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179

对于这些身穿全套“红卫装”的红小兵小将，“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

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

177杨瑞:《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南方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转引自新浪爱问·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485759.html?from=like， 2011 年 6 月 10 日访问。 178 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122. 179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122.

68

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

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180

由此判断，文革初期，“红卫装”这种新兴时尚有可能带给广东民众一种强

烈的视觉冲击和革命震撼；同时，这种新时尚在南粤的发展与北京相比，有一个

明显的时间差。根据杨瑞的记载：北京的革命小将惊奇的发现“当地人穿的是汗

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即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

因此，在这种酷热的自然环境下，即便革命多么喧闹，“热捧”“红卫装”这股风

潮的应该以青年人居多。

当时年轻人很喜欢穿“红卫装”的，我也不甘落后，在广州买了一套灰色的“红

卫装”来穿，有四个袋子，很精神！但我老母说我喺后生仔，穿一件这样老性的

衣服，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我也不理她，还是照样穿。181

此外，“红卫装”的流行，还跟这种服装的款式和比较多样化的色彩有一定

关系。

因为当时的衣服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比较正统、比较正规，而红卫装分男

女的，男的就好像跟军装差不多，但颜色就比军装多；女的就是外套，翻领，然

后也比较修身，不那么宽袍大袖，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看的182。

下图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广东高州插队加入生产建设兵团九师的知识青年

的“红卫装”，除了军帽上的五角星外，服装和军装类似。照片中的两位男知青

在进行 “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交流割大树位橡胶的心得。仔细观察这张

照片，我们能够发现这种“红卫装”有些特别，着装者没有配戴红袖章，也不系

皮带。“红卫装”在广东是否有一个“本地化”的过程？

图 10 “红卫装”

180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122. 181出自笔者 2006 年 4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4-FJW 的访谈笔录。 182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19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CHT 的访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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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装：周泽明摄，集成教育图片库，中山大学图书馆数据库，http://202.116.64.104:82/，2006 年 10 月 22

日访问。

除了革命热诚和政治束缚，是否选择追随时尚还与人们的经济状况相关。在

当时，贫困通常是阻碍人们尝试新款着装的主要因素。

“红卫装”在当时算是很流行、好高级的服装，好好的服装，算是出得场的服

装，我们去农村下地工作的时候是不会穿这么漂亮的衣服的，因为都不是很多人

有，其实大部分人穿很旧的衣服，旧时的款色，也就是过时的服装比较多，就不

会说特意在农村就做些红卫装或其他去参加劳动的，是没有的，当时的物质生活

条件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没有可能让你这么丰富，不像今天那么多姿多彩183。

事实上，着装时尚的变迁是一个波浪式渐进和消褪的过程，很难说清“红卫

装”时尚的发端与死亡的具体时刻，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红卫装”的流行

与红卫兵文化的兴衰关系密切，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红卫兵作为一个阶层，

在阶级斗争中的话语权的获得与丧失；第二，红卫兵的认同转变。

文革刚开始的三年，随着“破四旧”运动的发端与高涨，以红卫兵为代表的

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为

其“赋权”，因此，“红卫装”成为一种“穿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着装实践。

作为最早的一批红卫兵，杨瑞 1966 年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

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

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

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同样，国家领袖的意志再次左右着革

命的方向与普通民众的命运。1968年 7月 28 日毛召集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座

谈会，工宣队进驻学校，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于清华大学。不

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同年开始了被称之为“文革

中最深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员184。十二年

间（1967-1978），1700 多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被强迫到农村地区去生活和工

作，“红卫装”这种时尚也随之式微：“1968 年或 1969年红卫兵的装束曾经站在

时尚的最前沿，但四五年之后，当这些插队的青年人再次回到城里，他们发现自

己已经落在了时尚潮流的后面。”185

183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2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LXS 的访谈笔录。 184 Bernstein, Thomas P. 1977.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周雪光、侯立仁,2003 , 《文革的孩子们——当

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毕向阳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

社。 185 Antonia Finnane,2008,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Nation,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45.

70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是其在文革前 17 年所受到的革命传统教育、接班

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这三种革命教育的结果：“话语狂欢、个人经历以及政治

形势的突变”构成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动因，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也

正是红卫兵认同转变的开始。他们曾经“对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

领袖人物的强烈认同”，愿意为捍卫这些认同对象而“自我牺牲，抹杀自我，使

自我的意识与利益服从于政治集体的意识与利益”，之后出现“认同的危机，具

体表现在对原认同对象的怀疑和内心的困惑。由怀疑、困惑到思考，到各种形式

的反叛和对新的认同对象的表达，”186“林彪事件”帮助他们最终破除了早先的

政治迷信，同时“无情地击破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神话，成为十年文化

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7。而“红卫装”可以看作是红卫兵一代认同的一

件“政治外衣”，认同发生转变，旧衣也随之消逝。总之，“红卫装”的流行时间

仅有三、四年，是文革期间最为“短命”的时尚。总之，文革时期着装时尚被政

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国家和政治权力对它影响重大。

统而言之，除了上述分析之外，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成

为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时尚，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即着装的政治化等级

秩序。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服饰文化，尤其是服装和政治，着装与等级有关。《周

易》卷八《系辞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就将服

装样式和服装规范纳入制度化轨道。从此以后，服装就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因为

如何穿衣不再是私人的事情，因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装进入了一个公共程序

和制度范畴188（刘百吉,2005:3）。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传承

的华夏民族特有的服饰传统，服饰与等级之间的关系密切。

我们熟知的“三礼”，即《周礼》、《礼仪》和《礼记》也记载了等级森严的

服饰礼仪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官员着狐裘有明确规定。《白虎通义·衣裳篇》

曰:“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苍，士羔裘”,当时以白狐为王者服189（陈

立,1994:25）。《礼记·玉藻》中称:“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

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绢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绞衣以

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

羊之裘不裼，不文饰也，不裼”。大意是说天子白狐裘的裼衣用锦，士以下的平

民没有资格穿高级裘衣，只能身穿羊毛和狗毛的裘衣，更不能在外面罩上裼衣。

明朝和清代官员的服饰的地位特征鲜明，清朝的文武官员的冠顶和补服都有等级

森严的区分。

186杨国斌：《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载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

屋 2007 年版，第 319-326 页。 187史云 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

卷》，香港中文大学 2008 年版，第 62 页。 188刘百吉：《女性服装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 189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 年，第 25 页。

71

在中国传统社会，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

的地位。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符号，

关于服装的各种规制目的是促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服装制度与政治秩序

关系密切，服装制度就是君王施政的重要制度之一。古代官员通常按照官级和场

合着装，因而在普通民众内心容易产生一种特殊的官服崇拜。在他们看来，能够

身穿官服的人大多属于受人羡慕的上层阶级。

六、文革时尚的历史脉络

所谓文革时尚的历史脉络，是笔者尝试把这一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时尚放

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里进行考察。空间维度包括两个层面：同期广东和大陆其

他省份（如上海或东北）或者港澳台（文中略有论及）；国家权力和意志对个体

的私人生活全能掌控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如东欧国家等）。

时间维度特指两个方面：广东不同历史时期的着装（如国民党的“新生活

运动”中的着装整肃）；60-70 年代的着装与之前（如建国初期）和之后（如改革

开放之后），时空两种维度的比对可以更加有效地阐述本书的观点，也能帮助读

者对时尚的发展脉络有个比较清晰的把握。

在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北朝鲜人一生大部分

时间都穿着制服，而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由朝鲜制衣粗制滥造：统一的学生装，

售货员服装，列车员制服，劳工装，当然还有工厂工人的工装。所有的衣服都是

有一种叫维尼龙的化纤面料制成，这种质地较硬，外表发亮的合成面料是北朝鲜

所独有的。北朝鲜人对这种材料也颇引以为豪，是由一个朝鲜发明家于一九三九

年发明的，因而也被他们称呼为“主体”纤维。”190与文革时期的广东一样，北

朝鲜民众的日常着装按照职业身份分成学生装和工人装等。在服装面料上，“主

体”纤维的命名旨在彰显民族自豪感，增进国家认同。

与广东不同的是：国家在体制内有组织、有规律地发放服装仅仅在国营工

厂和铁路和军队等特殊部门，而北朝鲜则涵盖的人群更广些；就发放时间而言，

主要按照季节进行，而北朝鲜则选在领袖金日成的诞辰日，“作为一种福利，它

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的‘父爱’和‘慷慨’，”191是国家“父爱主义”的一种行为；

文革时期广东商店的商品尽管不是特别丰富，但是人们还有去商店购物的习惯，

而北朝鲜人也被认为不需要逛商场，“理论上讲，他们所需的任何物品都由政府

以金日成的名义发放。一般来说，他们每年可以领到两套衣服：一套夏装，一套

冬装。新衣服通常由所在的单位或者学校于金日成的诞辰日发放，以此强化金日

190 [美]芭芭拉.德米克著，《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48

页。 191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49 页。

72

成乃幸福之源的形象。所有分发的物品都是统一标准制作。一般都是化纤面料的，

这种面料很难染色，所以只有那么单调的几个颜色：工厂的工装是单调的靛蓝色，

办公室人员就是黑或者灰色的。红色的面料是专门用于制作红领巾的。”192

历史的发展向来是线形的，尽管它可能是以一种水平的、直线的形式出现，

也可能是螺旋状的攀升，但总归有轨迹可以追寻，有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供探索。

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时尚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清晰地理解这种着

装时尚的形成背景及其影响力，我们必须对文革前后该地区居民的着装特点有一

个大致的了解，因此，笔者在此试图勾勒出文革前后广东地区着装时尚的坐标系，

并标注出本研究时段在该坐标系中的位置。

广东省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部，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热量丰

富，光照充足并且雨热同季，气温常年偏高，所以广东人一年四季穿着打扮变化

不大，尤其是外衣。文革前后，包括期间，当地居民的外衣四季几乎没有变化，

天气转冷时，只是在外衣下，加穿一些保暖的衣物，如“波恤193”（bo seot,粤语

发音）。在绿、蓝、黑、灰盛行的年代，按照着装者的年龄来看，中老年人的服

饰变化不大，服装大多是款式宽松、剪裁肥大，颜色变化不大。时尚的主要领军

人物是年轻人。

广东居民穿着装饰随着纺织工艺进化而改变。根据《广州市地方志》记载，

20 世纪 30-40 年代，广州地区公职人员多穿中山装、西装；商贾多穿西装、便服

和长衫；劳动群众喜欢穿唐装和便服；青年学生穿企领文装、衬衫和西裤，女生

穿白衫、黑裙或长衫。

建国后西式衣裤样式逐渐传播开来，有反领“夏威夷衫”，企领反织“恤

衫”。干部喜爱穿“中山装”，城市居民男装和女装的颜色有所差别，男性服装

色彩更为单调，一般以灰、白、黑、蓝为主；农民的服装则以黑色和蓝色最多，

原因是农民经常与泥土打交道，深色衣服比较耐脏，农村女性多选择各种颜色的

花布做衣裳。人们选用衣料耐穿斜布为多，直至七十年代，衣服的颜色整体上仍

然比较单调和呆板。

50、60年代，男性服装比较流行的有“中山装”、“军干装”、“列宁装”、

“工人装”、“乌克兰装”、“夏威夷恤”、衬衫和“民主装”；女性大多穿衬

衫、“列宁装”、花裙和西裤等。1966 年以后，广东城市居民认为红色是“革

192 [美]芭芭拉.德米克著，《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50

页。 193

“波恤”又叫―运动衣‖、―卫生衣‖、―卫生衫裤‖和―绒衣‖，具有较好的膨松性和保暖性，是冬季御寒用

品，有厚绒、薄绒和细绒之分。在 60 年代前，以厚绒为主；70 年代末，则以薄绒和细绒为主，手工或机

器缝制，无领，类似于现在秋冬季节人们打底穿的―保暖内衣‖或者―防寒内衣‖。广州人和香港人把足球、

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睇（tái）波，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 shirt 音译，

指衬衣和衬衣一类的衣服，也叫―恤衫‖。―波恤‖就是运动衣，这是粤方言区特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

的是 T 恤，即短衫。

73

命颜色”，草绿色为“三忠于颜色”（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出现了

人人以穿军装（“红卫装”）为荣的局面。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老三样、老三

色”：老三样就是干部装、中山装、人民装。老三色就是蓝色、灰色和黑色。

文革初期，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热衷于穿着“绿军装”，得到一件

真正的“绿军装”是很多年轻人的时尚梦想。1961 年毛泽东为女兵题词“飒爽

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之后，女性

纷纷抛弃以往的花布衣衫，换上草绿色的军装或“仿军装”作为自己的日常装束，

所谓“像章戴胸前，革命精神抖，一身绿军装，军帽必须有”。在军装的裹挟下，

她们摒弃女性特征，转而追求中性，甚至男性特质。文革刚开始时，不分男女，

最时髦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腰束武装带，身背绿军用挎包，手握“红宝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包括广东地区城市居民的服装几乎是千篇

一律。男女都以“中山装”、“军干装”、“红卫装”、军装、西裤、衬衫为主

要日常着装，服装式样单调，灰色、黑色、蓝色、草绿色（广东人称之为“黄色”）

四种颜色是当时领导潮流的主色调。七十年代，化纤布投放市场，为最时兴的衣

料，以“恤衫”、“民装”（或称“民主装”）和“军干装”居多。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属于“红色的”和“灰色的”政治身份的广东地

区的城市青年流行穿―红卫装‖，主要色调以蓝色为主；工人（本研究主要涉及铁

路，造船厂，毛巾厂，棉纺厂，食品厂，机械厂，制药厂，远洋公司等单位的工

人）则以穿着“工作服”最为时尚，他们在工作时间全部都穿着“工作服”，也

有相当工人在工余时间也选择了“工作服”作为日常穿着，部分青年工人甚至

“相亲”时自豪地穿上自己的“工作服”。由于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受到极“左”

路线的冲击，一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许多服装面料和款式被视为

“四旧”，一些原本正常的穿着，只要颜色稍显鲜艳，动辄被指责为“追求资产

阶级生活方式”，因此，和全国大部分的民众一样，广东居民不分年龄、职业、

身份、地位甚至性别，都穿上了 “同志装”和“工作服”。“的斜”布军装，

卡其布或“坚固昵”质地的“工作服”以及蓝色的“红卫装”三类服装共同引

领那个特殊年代的服装的潮流。

文革后期，港澳台同胞回中国大陆的次数比以前增多了，广东地区与外界的

往来也增加了，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服装款式和颜色与自

己的完全不同，产生了一种好奇心理与攀比心理，―别人都穿成那样了，我们还

穿成这样吗‖ ？广东地区居民的服装款式出现比较多样化的趋势，但是日常着装

的色彩仍旧比较单一和保守，仍旧以蓝色、灰色和黑色为主。但是，多数居民更

多自行买布，请裁缝缝制新衣，男装的衣领开始重现“类西装”的样子，相对于

文革初期和中期盛行的“绿军装”、“中山装”和“工作服” 的竖领而言，“类

74

西装”式男装的衣领比前者更宽。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之“风俗志”记载，70

年代后期，“猎装”开始在男装中流行。另一方面，广东城市居民的服装受到港

澳影响，开始盛行喇叭裤，不仅在青年男女中流行，而且影响到中老年和儿童的

裤型。服装在性别上的分野重新出现并呈现加大的态势，有少数女性开始穿裙子，

“柔姿装”是女士们追求的时装，还有较流行的“太空装” (褛)。

80 年代以来，“西装热”最先在广州兴起，随后全国流行，以 1988 年为

全盛时期。广州的专营时装店、时装集市、灯光夜市，西装衫裤款式新颖，琳琅

满目。随之而兴起的是“机恤” (即“茄克衫”)，几乎取代“中山装”和“军

干装”，成为日常工作便服。此后，西装、茄克衫成为男士们时兴服装的两大流

派。女士们的服装则以裙、旗袍(加外套)、牛仔裤、西装、衬衫等为主。

75

第四章 情境分析

李泽厚（1987:192）提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

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和不符合实际的”194。刘小枫（1998:387）将文革看

作是一场现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中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文化大革命’是这一建设方案在社会实践中发

生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现代化事件”195。文革本身的复杂性对学者

的研究提出挑战，为了深入理解文革期间民众政治化的着装时尚，我们必须着力

分析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即我们必须对文革期间民众的日常着装选择进行情境

分析。本章“情境分析”，着重从当特殊的消费政治，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三方

面进行论述。

第一节 消费政治

消费是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消费问题也是一个经济、政治、

社会和文化四元素交糅的复杂混合体。消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向度不言而喻，

消费的政治维度则不那么显而易见，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消费政治为理解消费的

政治面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消费政治是社会建构的

产物。同一种消费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情境中，有可能被界定为政治问题或

者非政治问题。文革时期，政治上的国家总体主义，使得国家把包括着装在内的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部都纳入到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消费问题首先是一个政

治问题。

一，“需要”绝对政治化与“消费”绝对政治化

徐贲援引索伯（Soper,1981:2-4）关于“需要”的政治的两个划分法：一种

是国家主义计划经济的强制性政治,“由国家规定什么是正确需要的政治”。另一

种是自称为不是政治的政治,即消费个人化、经济自由化的市场自由主义政治，

他提出“需要”是以具体的社会环境为条件，是具体的，关于“需要”的所有价

值判断都体现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式之中，而关于“需要”的理论正是社

会组织和制度的合理性的基础；在具体的社会中或者是社会的某个阶段,“需要”

的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政治价值存在内在共同性和共通性。基于此，索伯把“需要

19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19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6

的价值”亦称作“需要的政治”,而“需要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形式196（徐

贲，2006）。

按照这种分析，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需要”的绝对政治化的

历史阶段，或者称之为“需要”的国家主义；80 年代之后，“需要”开始出现非

政治化。那么，什么是“需要”的国家主义呢？在当时的中国，“需要”问题是

一个政治问题，具有政治性，“需要”受到国家权力和话语的双重宰制，“需要”

的满足是国家权力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国家统一规定需要及需要满足, 是一

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个体的消费生活受到国家的全权掌控，消费者只

是受控者，不是消费主权者。

国家控制“需要”并使之形成绝对政治化的态势是通过强大而统一的舆论工

具和宣传媒介，这种宣传和教化是“一边倒”的、高度同质性的：“舆论一律，

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

‘杂音’”197（杨继绳，2008：720）。因此，在思想舆论受到牵制，信息封锁的

情况下，党的宣传机器一个独大，一方面，唯一的革命理论和价值观的长期宣传

与灌输，其他价值观遭到批判和打压。基于此，普通民众（包括媒体从业人员），

尤其是青少年的头脑中很容易被植入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观念和爱憎，从而产

生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愿望。

因此，完全接受或受其影响的普通个体，尤其是那些各条战线和行业中的先

进分子在这种导向的指引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种价值观的“传声筒”和“卫

道士”，他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实际上，在当时的革命生活中，他们

及其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是无限复制的，通过这类多重复制，国家倡导的观念和思

想意识得到强化和再生产。

我们用当年的一则报道来说明这一点。1966 年 12 月 3 日《红卫报》198第二

版刊登了周琼容题为“为革命当好售货员”的文章。周是“广州部队学习毛主席

著作积极分子、五好家属标兵”，在广州某部队物资供应站当售货员，在售货工

作中，她决心“使我们这个物资供应站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站”：“我发现

有个别人要买价钱高的、不太必要买的物品。我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用毛主席

的思想说服他们勤俭节约”。她曾经用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军队艰苦奋

斗的光荣传统劝说、帮助要买雪花膏的新战士，使他提高了认识，愉快地接受了

她的意见。

有一次，一位农场职工买完牛奶之后，随口说了句“每天早晨能有这么一杯

就差不多了”。她听了觉得这话有问题：“这种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是危险

的，容易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当。于是我就启发他认识当前尖

196徐贲：《“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花城》2006 年第 4 期。 197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198 即《羊城晚报》，自 1966 年 9 月 1 日改名为《红卫报》。

77

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最后，她教导这位农场职工说：“我们现在生活好过了，但

是不能忘记旧社会的痛苦生活，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一个青年人，应该有远

大的革命胸怀，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不要沉醉在物质享受当中”。这位

顾客听完惭愧地检讨了自己的思想，表示今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周琼容认

为“我是为革命卖货的，我既要使顾客买到满意的物品，更要对顾客的思想革命

化负责，把货放到顾客的手里，把毛泽东的思想印到顾客的脑子里”199。

文革期间，个体的一切需要，囊括所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都受到国家政

治权力与话语的严格监控与规范。票证制度和配给制度的实质就是国家明确规定

人们基本需要的种类、每种需要达到满足的预定程度、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具体

物品。这种规定背后隐含的是物品满足基本需要之外的那种最具有合法性的正当

理由：“革命需要”、“革命用途”和“革命作用”等等。以着装为例，一切不符

合国家规范的服装消费都会给着装者带来冲击，甚至厄运。总之，文革时期，“需

要”的绝对政治化导致了“消费”的绝对政治化，个体的消费生活完全服从国家

权力和话语的双重宰制，个体的消费意志成为国家生产意志的囚徒。

二，生产集体主义与消费禁欲主义

有学者认为改革以前，中国大陆基本上实施了专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

权力直接规范社会制度并分配资源，个人的阶级成分直接导致了其社会地位和角

色。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则是透过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公社进行，国家藉

由由上而下的政经控制和动员网络，得以对全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

个人的生计、福利、社会关系，即是透过单位或公社来达成。改革以来的二十年

间，原本以阶级身份为本的社会位置已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流动的机制和

不平等结构也随之改变。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转变等，大体上仍分别在城镇和农村独立运作。各有各的制度模式和运作法

则200（陈志柔,1999）。

对中国单位制的研究发现：共产党的新生政权成立以后，政治经济上国家建

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

位就业保障体系，文化上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通过在全国范

围内实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了对农村的社会控制；在城市，先后

通过 1950 年由政府引导恢复生产，调整工商业，1951 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

并分别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私营工商业当中进行“三反”和“五反”运动，1953

年国家开始在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全掌握了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和经营管理权，从而为 1957 年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奠定了

199周琼容.为革命当好售货员.红卫报,1966-12-3(2). 200陈志柔.中国大陆的不平等结构与制度变迁[J].中国大陆研究,1999,42(10) :1-15.

78

基础，同时在 1954 年国家还开始在城市建立起基层行政组织和群众组织201（刘

继同,2005）。在此基础上，国家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化，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为该战略实施、实践和实现，国家所采用的主要工具有两个：集体主义和禁

欲主义。从生产的层面来讲是倡导集体主义。从消费的层面来讲是倡导禁欲主义。

1958 年的“大跃进”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

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农村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

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刘继同，

2005）。以“大炼钢铁”为代表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严重超前并完全脱离实际。

集体化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党和国家政治经

济生活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比

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实际上，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生活集体化的实现必然要求高度的

中央集权，集权是低起点民族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之一。50 年代的集体

主义口号是“把一切献给党”，“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民族”等，

60 年代又出现了“螺丝钉精神”， “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

从消费的角度看，国家倡导禁欲主义。欲望与个体和消费紧密相连，这与国

家权力相悖。从实践的角度看，集体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风行的确产生了显著的成

果。从国家的角度看，主要是指从国家的权力，国家的目标和国家的控制欲望三

个层面进行关注。从民间社会的角度看，主要是指当时的民间社会存在一种集体

性的道德意识，即一种强求一律的社会心理，集中表现为吃“大锅饭”或者说平

均主义。平均主义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物质性的平均主义和心理性的平均主义。

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越穷越光荣”，“贫穷”几乎与“平均”是等意词，社会主要

是不患穷而患不均。普遍的低工资202，低收入客观上造成了人们物质上的平均主

义，而这种物质性的平均主义又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平均主义。

第二节 消费经济

201刘继同：《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云南社会科学》，2003 年 01 期。 20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当时的工资普遍较低，但是存在等级差异。从 1951 年开始，中国大陆逐渐在全国

企业中推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实行 2－5 级工资制。根据《广州市地

方志》记载，从 1952 年 7 月起，广州市根据国家规定进行了第一次工资制度改革。首先在国营、地方国营

企业按产业分阶段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在增加工资总基金的基础上，实行工人八级工资制（个

别 产 业 可 实 行 五 级 、 六 级 或 七 级 ） 和 干 部 职 务 工 资 制 （ ― 劳 动 志 ‖ ，

http://www.gzsdfz.org.cn/gzsz/10A/ld/frameest.htm，2007-3-5）。工资所属等级不同，实际工资有差异。魏昂

德（Walder,1996:51）对工厂的研究表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职工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存在差异，国营企

业内部的正式工和临时工能够享受的福利待遇也不尽相同。

79

本小节中所谓“消费经济”203，核心分析国家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旨在揭

示文革期间，国家在民众服装消费中设定的外部环境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消费制度安排的主体是国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及

各部位，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的行动乃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的行动204，

在以集权为特征的国度，国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家领导人、尤其

是核心领导层的行动。这些领导人因此不是一般的行动者，而是宏观行动者，他

们具有通过发布命令、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安排、进而控制社会的权力205。

1949 年新政权建立至今，大凡中国政府出台的专门的消费政策（如粮票政

策、粮食定量政策等），很多是各种关于消费措施的规定，而后者大都散见于中

共人大会议文件以及财政、金融和贸易等等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之中。因此，如何

分析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国的消费制度和消费政策，是笔者面临的一道

难题。在这个领域，王宁206（2009）以分析政府政策文献作为出发点，从宏观角

度分析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宏观消费模式的转型及其规律，集中分析了国家围绕

劳动动机与消费欲望问题上的政策演变的逻辑，是目前该领域最深入最有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郑红娥（2006:94-106）尝试以中共历史上的十个“五年计划”的

文本作为分析对象，来研究中国消费政策的嬗变与转型，这种分析方法比较省力，

但深度不够。

本书对于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消费制度的研究，试图沿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

的路径，主要围绕纺织品和服装消费制度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定展开，将研究注意

力聚焦在与文革十年在时间上契合的“三五计划”（1966 年-1970 年）和“四五

计划”（1971 年-1975 年）期间，以期从中窥探文革期间中国消费制度之端倪。

“三五计划”开始之后的消费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并非“无水之源”，我们需要

简要追溯建国以来的政策轨迹。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

时期，大陆于 1953 年开始在极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

的国民经济发展道路，实行了特定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由国家自上而下建立起

来一套“管”“包”结合的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限制居民的消费行为。林毅夫

（2004：28-38）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实施赶超战略

203为了与“消费政治”和“消费文化”想对应，本小节采用“消费经济”作为题目，实质上内容主要阐释

自 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初，国家就开始施行的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这里强调 1966-1976 年间的相关抑制

消费的制度设置。 204

Margaret Levi (2002)“The State of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 by H. V. Milner, Washington, D. C.: W. W. Nort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转引自：陈那波，

《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205 页。 205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39 页。 206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二章和第三章（第 38-156 页）。

80

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分析得出：“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下的消费政策体现为一种“消费抑制”207，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的出台是在

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劳动成

本而采取的措施。

一、 高积累低消费的制度安排

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制度安排上，改革开放以前采取的是“高积累、低消

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国家的消费制度和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根

本上就是将生产置于首要位置，居民合理的消费直接被排斥和隔离在工业化进程

之外。我们以文革期间的一组统计数据为证：

表 4-1 1966-1976 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

年份 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构成 积累额的构成

（%）

积累 消费 生产性积累 消费性积累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30.6

21.3

21.1

23.2

32.9

34.1

31.6

32.9

32.3

33.9

30.9

69.4

78.7

78.9

76.8

67.1

65.9

68.4

67.1

67.7

66.1

69.1

68.9

82.2

78.5

76.2

71.8

76.2

78.7

73.7

75.4

73.4

79.3

31.1

17.8

21.5

23.8

28.2

23.8

21.3

26.3

24.6

26.6

20.7

资料来源:转引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一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

究》，1984.1，P3-31.

以上数据可以表两点：第一，1967-1969 年这三年的积累率分别从 1966 年的

30.6%下降为 21.3%, 21.1%,23.2%，这是文革初期生产遭到破坏的结果。1970年，

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有所改善，高速度和高积累又显现，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大幅度提高。文革十年，积累与消费相比，积累率过高。另外，在基本建设投资

方面，与人民生活水平紧密相关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商店、住宅、医院、教育、

文化、卫生、环保设施等)与生产性建设投资相比，所占比例过低，直接影响了

居民在这些方面的基本消费，使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水平。

从投资的角度看，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偏向重型工业部门，而消费品工业（轻

207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81

工业）的投资比重所占比例较小。以“1966 年和 1976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

系”为例：

表 4-2 1966 年和 1976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

社会总产值（100） 国民收入（100）

1966 年 1976 年 1966 年 1976 年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业

29.7

53.1

6.4

3.3

7.5

25.4

58.1

8

2.9

5.6

43.6

38.2

3.7

4.2

10.3

41

43.3

4.9

3.8

7

工业总产值（100） 工业净产值（100）

1966 年 1976 年 1966 年 1976 年

轻工业

重工业

49

51

44.2

55.8

47.2

52.8

40.4

59.6

资料来源:转引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一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

究》，1984.1，P3-31.

以上数据清楚地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文革十年，国

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略有下降，工业比重稍微上升：农业的比重从 1966 年的

43.6%下降到 1976年的 41%；工业比重从 1966年的 38.2%上升到 1976年的 43.3%。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偏低，不到 10%。从工业净产值来看，十年期间的轻工业

净产值所占比重下降，重工业净产值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从 1966 年的 47.2%下

降到 1976 年的 40.4，重工业净产值所占比重从 1966 年的 52.8%上升到 1976 年

的 59.6%。数据表明：农业、轻工业更加薄弱，重工业片面发展的现象加剧，严

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地抑制了大陆居民的消费支出。

二、 控制收入

降低重工业成本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实行低工资政策208。

关于这项工资政策，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关于

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做了解释：

“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统筹兼顾全国人民首先是工农生活、

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

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实行合理的低

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

208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

82

只有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才能与我国相当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实行

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的饭，五

个人吃’的意思。”209

具体的做法是：国家控制居民个人收入，间接地控制居民消费。具体做法包

括降低工资等。魏昂德（Walder,1996:219）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

中将毛泽东式复兴运动失败中最主要的因素归结为“禁欲主义在物质方面的影响：

工人们不仅被要求生活简朴，而且他们的工资与生活水平下降了”210。他用

“1952-1982 年国营企业中工资指数”的基本数据表明从 1957 年到 1977 年，国

营工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 19.4%，而且工资下降主要发生在文革期间。

显然，城镇居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 1957 年到 1976 年，全国职工

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 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 624 元，

1976 年下降到 575 元，不进反退，还少了 49 元211。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

需凭票购买。粮票流行了 40 年，被称作“第二货币”。除了降低工资，国家还

禁止劳动者和生产者自由流动，包括禁止人们自由择业、自由迁徙和自由改变身

份，这就基本排除了劳动者获得额外工资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降低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源成本，可以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我们以“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期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统

计数据为例，来看 1952 年到 1976 年 25 年的中国大陆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

均消费支出的比例：

表 4-3 1952-1976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209 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 年 9 月 26 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册，第 574 页。 210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M].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211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 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97-898 页。

83

资料来源:总收入和总消费数据转引减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116.

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 年卷,P200.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1966-1976 十年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的人均

收入从 279.58 元增加到 380.39 元，中国大陆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从 271.29

元增加到 371.80 元，增加数额 100 多元。而 1966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与人均

消费支出相差仅 7.29 元，而 1976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差仅

7.59 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大陆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基本抵消，在满足

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居民手中没有余钱可供消费，这也说明国家依靠控制居

民收入的函数来达到了限制居民消费的目的。

魏昂德（Walder,1996:219）将毛泽东式复兴运动失败中最主要的因素归结为

“禁欲主义在物质方面的影响：工人们不仅被要求生活简朴，而且他们的工资与

年份 总收入

（亿元）

总消费支出

（亿元）

总人口数

（万人）

人均收入

（元）

人均消费支

出

（元）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27.2

161.5

172.7

177.8

220.7

242.2

269.8

325.9

367.4

351.1

331.3

324

340.2

357.7

372.2

385.6

384.7

410.7

419.9

458

510.4

539.1

566

590.7

621.6

121.2

157

169.5

175.5

214

236.1

255.2

311.2

353.2

369.2

342.6

321

332.9

347.6

362.5

380.1

379.9

411.2

424

447.3

495.7

525.7

552.4

581.7

609.2

7163

7409

7659

8285

8537

8845

9033

9200

13073

12707

11659

11646

12950

13045

13313

13548

13838

14117

14424

14711

14935

15345

15595

16030

16341

177.58

217.97

225.50

214.60

258.52

273.84

298.67

354.22

281.04

276.30

284.16

278.21

262.70

274.20

279.58

284.62

278.00

290.93

291.11

311.33

341.75

351.32

362.94

368.50

380.39

169.20

211.90

221.32

211.83

250.67

266.94

282.51

338.24

270.18

290.55

293.85

275.63

257.07

266.46

272.29

280.56

274.53

291.28

293.95

304.06

331.90

342.59

354.22

362.88

372.80

84

生活水平下降了”212。他用 1952-1982 年国营企业中工资指数的基本数据表明从

1957 年到 1977 年，国营工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 19.4%，而且工资下

降主要发生在文革期间。

以广州为例，文革期间劳动生产率降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也在

起伏中有所降低。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之“物价志”记载，1965 年广州市全

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 766 元，从 1966-1978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时起时伏，

其中最低的是 1968 年，这期间职工平均工资也有起有伏，1966 年为 757 元，以

后逐年下降，中间有些年份虽略有回升，1976 年平均工资为 717 元，比 1965 年

766 元下降 6.4%。但直到 1978 年才回升到 747 元，比 1966 年还少 10 元。213从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 1957 年到 1978 年，长达 21 年，职工工资水平原地不动，

甚至有所下降，严重影响职工生活的改善。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

降低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源成本，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三、 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

从国家的立场看，统购统销为新中国度过粮食短缺形势的困难、保证粮食供

应、巩固新生政权、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14。国家限制居民

消费选择，实际上是直接剥夺了居民消费选择自由。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是消费

资料的几乎唯一的供给者，国家对各类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定量消费或凭票供应。

表 4-4 1966 年和 1976 年主要消费品全国人均消费水平

项目 1966 年 1976 年

粮食（斤）

食用植物油（斤）

猪肉（斤）

棉布（尺）

379

3.5

14

19.9

381

3.2

14.4

23.6

资料来源:转引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一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

1984.1，P3-31.

1966 年和 1976 年主要消费品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主要数据表明：文革期间，

我国居民主要消费指标粮、油、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幅度有限，食用植物油消

费水平甚至还有所下滑。如果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的情况比较，倒退就更加明

显。1976 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 381 斤，低于 1952 年(395 斤)的水平，比最

高的 1956 年(409 斤)低 28 斤；食用植物油也低于 1952 年(4.2 斤)的水平；棉布也

低于 1956 （25.9 尺)年的水平，此外，1965 年到 1978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每

212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M].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213日用工业品商业志[EB/OL].广州市地方志, http://www.gzsdfz.org.cn , 2006-11-20 访问。 214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60 页。

85

年只增加 68 亿元。消费品严重短缺，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要凭票排队购买，

人们的消费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

再以广州市 1966～1976 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变动情况（以 1965 年为基础）

为例：

表 4-5 广州市 1966～1976 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215变动表

年份 指数（％）

1966 98．15

1967 98．18

1968 97．83

1969 97．59

1970 96．36

1971 96．01

1972 95．92

1973 95．39

1974 95．27

1975 95．23

1976 95．28

数据来源：物价统计[EB/OL].广州市地方志.http://www.gzsdfz.org.cn/gzsz/10A/tj/frameest.htm,2007-2-6.

上述零售物价指数表明，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且略有下降。但是，

这种稳定是以抑制人民消费、在低水平上对一些商品实行凭证定量供应而求得基

本保持供需平衡来达到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广东地区服装和布匹消费领域内的具体情况，以文革前后，

广东省的服装主要消费品--棉布为例，1954 年 9 月 15 日，按照国务院的决定，

广东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之“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的记载，

所有棉布及棉布复制品不论花色品种和质量采取定量、凭证供应，机团公用布和

新生、结婚、死亡和灾害等用布，给予必要供应。第一年度定量，干部职工 34

市尺、居民 26 市尺、郊区农民 21 市尺。1954 年，国营商业棉布销量 14450 万

米，社会零售量 2052 万米。1956 年，按国家商业部通知放宽政策，干部职工定

量 38 市尺、居民 32 市尺、农民 25 市尺，国营总销量达 15526 万米，社会零售

量 2733 万米。1957 年，纠正偏宽现象，第二期布票对折使用，总销量降为 11707

万米。1959 年，定量由上年 14 市尺增为 20 市尺，供应放宽，总销量和社会零 215 是反映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的一种经济指数。零售物价的调整升降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费

用节约或多支，直接关系国家财政的收支，直接影响居民购买力和市场商品供需平衡，还影响消费和积累

的比例。

86

售量分别增为 13839 万米和 3743 米。1959 年，广州棉布总资源为 18316 万米。

1960～1961 年，花纱连年减产，1961 年，总销量和社会零售量分别降为 4239

万米和 828 万米，1961～1962 年，干部、居民定量降到 6 市尺。1962 年，总销

量降至 2885 万米。1965 年，花纱布产量回升，干部、居民定量增加到 15.4 市尺。

―文化大革命‖后，纱布产量又呈下降，1968 年，定量又为 8.3 市尺。1969～1978

年，定量为 13.6 市尺，同期，年均社会零售量 2666 万米。70 年代后，增添新的

衣着资源，棉布供不应求矛盾日趋缓解。1979～1983 年，定量稳定在 14.4 市尺，

同期，年均社会零售量 3142 万米。80 年代后，逐步缩小凭布票供应商品范围。

再以文革期间广州市民布票发放标准数据为例216：

表 4-6 广州市民用定量布票发放标准（单位：市尺／人）

时间 干部职工 居 民 郊区农民

1954.9～1955.8 34 26 21

1955.9～1956.8 34 26 21

1956.9～1957.8 38 32 25

1957.9～1958.2 11 10 9

1958.3～1958.12 14 14 13

1959.1～1959.12 20 20 20

1960.1～1960.12 20 20 18

1961.3～1961.8 2.1 2.1 1.5

1961.9～1962.8 6 6 2.6

1962.9～1963.8 6 6 3.5

1963.9～1964.8 6 6 3.5

1964.9～1965.8 9.6 9.6 6.5

1965.9～1966.12 15.4 15.4 11.3

1967.1～1967.12 15.5 15.5 13.6

1968.1～1968.12 8.3 8.3 8.3

1969.1～1969.12 13.6 13.6 13.6

1979.1～1979.12 14.4 14.4 14.4

从上表我们清楚地发现：由于 1960 年起国家实行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政策，

所以 1961 年到 1965 年政策实施初期，民用布票定量低到不可思议，两尺布最多

可以给小孩做一件上衣。1965 年到 1967 年供应量有所增加。被访者多次提到的

一丈三尺六寸的布票定量供给主要指 1969-1978 年间的市面情况。

216说明：1.1957 年 5～8 月布票对折使用。

2.1961 年 9 月～1964 年 8 月各年干部职工、居民定量中含布鞋票 3 市尺。

3.1962 年 9 月～1967 年 12 月各年干部职工、居民、农民发儿童补助布票 2 市尺。

4.1969 年定量标准持续至 1978 年。

5.1979 年定量标准持续至 1983 年。

87

就广州市的其它服装供应而言，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之“日用工业商品志”

记载，从 1960 年 8 月 15 日起，广东市面上的卫生衫裤、棉毛衫裤、线衣、线毯、

毛巾被、绒毯、浴巾、睡衣、床单（1955 年已实行凭票供应）凭布票供应。1961

年 3 月，毛巾、袜子、汗衫背心也纳入凭票供应范围，其他一些小商品，如缝纫

线、汗巾、棉毯等也要凭购货证供应，以商品的幅宽、含棉比重、质地密度、重

量、规格的不同来确定收票标准。1964 年，广东省规定针织品收票标准，3 种内

衣以 90 公分为例，每件汗衫收 2.5 市尺，背心收 1.8 市尺，棉毛衫裤收 5.3 市尺，

厚绒卫生衫收 8.5 市尺，每打重 14.6～17.5 两的毛巾和大人袜每条（双）分别收

1.1 市尺，床单幅宽 6 市尺的每条收 15 市尺。三等品按 7 折收票，混纺的按用纱

比例收票。收票的标准时有变动，随着商品供应的好转，凭票证供应的品种逐步

减少，收票标准也相应下降。

1960 年，贯彻侨汇政策，保障侨眷生活供应，广州市拨出一部分紧俏的针

棉织品供侨眷凭侨汇供应证购买，侨汇证由中国银行按侨汇数额按一定比例发给。

此项供应随市华侨商品供应公司在 1966 年 10 月撤销而结束。1962 年 5 月 8 日，

广州市开始经营高价、免票针棉织品，以回笼货币和满足一部分高收入阶层的需

要，此项经营 1975 年结束。

短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现象，因为消费品的短缺，限制了消费

者的消费选择自由。商品处在绝对的卖方市场环境中。列举消费品短缺最典型的

一个实例，仍以服装为例：受访者 S46-LQL 是印尼华侨，14 岁回国读书，大学

毕业后，几经周折，甚至惊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结果被广东建工局选中，担任

中国援外建筑队法语翻译。1969 年从刚果金回国，经巴黎转机，中国驻法国大

使馆陪同参观巴黎，五人中无一人有相机，隧请求某新华社驻巴黎摄影记者帮忙

拍照。受访者对照片质量不甚满意，十分遗憾。摄相时间为冬天，巴黎十分寒冷，

援外队员出国前因目的国属热带，因而国家并无大衣配备。相片中三位援外队员

（左一为受访者）身上所穿大衣是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暂借的，回国后由单位收

缴后统一上交中国外交部。

88

图 4-1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大衣”，摄于 1969 年，法国巴黎，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

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左一为被访者。

总之，文革期间，市面上基本没有什么成衣。人们穿的衣服全靠买布裁缝，

而买布必需凭布票供应。按照户口簿上每人每年领取布票 1丈 3尺 6 寸。当时广

东市场上出售的布通常宽幅只有 2尺 7寸，以此宽度的布，可以做一套成年人女

装，而做一套男式“中山装”就远远不够：因为这种服装有四个大前袋，用布特

别多。用布票买裤袋布可以打 5折、6折不等，用几寸布票就可买一尺袋布。另

外，还有一种“三折布”。

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人们在穿着方面是十分简朴

节俭。如果家中有人结婚，就得全家总动员，凑足布票购置床上用品和做衣服了。

当时，人们穿补丁的衣服很平常。在访谈过程中，所有的受访者都抱怨当年物质

的匮乏，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普遍情绪比较激动，肢体语言相当丰富，声音更是

明显提高了八度，显然对匮乏经济时代的物质供应和消费需求记忆犹新并深有体

会。

统购统销制度是一种总体主义的消费制度，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占据着立法

者和阐释者的角色。王宁认为成为这种消费制度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就社会功能而言，它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国家能够限制社

会成员的消费自主权和选择权，导致个人在国家面前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

最主要的消费生活资料，控制在国家手里。因此，这种国家主义的消费制度，不

但造成城镇居民对国家的一种结构性依赖，而且导致他们对国家的一种结构性顺

从217。

第三节 消费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任由消费者放任自流地形成自发的主体结构，都会依

托一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消费者主体，灌输给消费者特定的信念体系，从

而影响他们的消费态度和动机218。阿尔杜塞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教会是首要的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教育机器是首要的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219。他认为“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是主导人或者社会集团的思想和

表征系统”220。当消费者被强行灌输了某种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化做观念，

便成为某种“概念装置”，直接统制着个体的实践，这就是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 217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62 页。 218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105 页（电子版）。 219 Louis Althusser: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1, pp.25－31. 220[法]路易·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 年第 3 期。

89

方式。

本小节我们将通过分析文革时期大陆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和国家化身体

文化和消费“耻丑文化”三个方面，来揭示国家如何塑造消费意识形态这种“概

念装置”，并如何在个体服装消费中施加作用。

一、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

我们先用一则题为“坚决拒绝裁制奇装异服”的文章来介绍文革期间着装时

尚上奉行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产生的社会背景。文章的副标题是“高美服

装点职工勇于保护社会好风气”，它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发表在 1964 年 6

月 7日《解放日报》第二版。这篇报道是针对“奇装异服”而发起的大辩论、大

批判。

1964 年 5 月 12 日，上海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里发生一场了一件顾客和营业

员之间的争执。一位女顾客定做了一条灰色华达呢裤子，要求把裤脚做小，但试

衣时发现裤脚没有按她要求的去做。她要求把裤脚改小，遭到营业员拒绝。营业

员提醒她：

--“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 营

业员解释说：“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

--“反正我付钱你交货，定做就是为了称心如意，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

呢?„„难道我穿一条小裤脚裤子就影响社会风尚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是阿

飞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难道做裤子也要受限制，你们商

业工作者简直要干涉我的内政„„”

在场的十多位顾客也参与了这场争论，认为“社会主义商业应该对人民负责”。

双方不欢而散。第二天，女顾客带了一个男人来到服装店，再次要求改做，营业

员仍然据理解释，他们未能如愿，不得不改日换人取出裤子而告终。

文章的末尾，这位来自静安区衣着用品公司的顾志辉读者说：“我们认为高

美服装点营业员作得很对，这一‘关口’把得好，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

让旧社会的奇装异服‘借尸还魂’”。

当日的《解放日报》还针对此事加了“编者的话”，题目虽然是“应该怎样

对待这个问题？”但是，这段编者按语的批评意味相当明显：“这不仅仅是一件

怎样对待什么服装式样的小事情，而是一个要不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最后号召读者就此事来信来稿，积

极参与讨论，明确个人衣着喜好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

这篇读者来信刊发之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社会对“奇装异服”的纷争和批

判。很多后续的文章认为：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不过

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小”和“尖”到某种程度，就会

90

变成奇装异服。透过衣服、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情趣、

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争。

历史上上海这次对“奇装异服”的评判，用意显豁，充分突出和强调了服装

的革命色彩和政治意义，迅速波及并影响到全国上上下下，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了一场针对“奇装异服”的全民“围剿”。普通民众对此记忆深刻：“我们穿衣

有一些人敢个性表露出来, 有一些不敢, 迫于当时那种社会言论, 指责, 或者当

时的家长, 因为当时家长比较保守, 因为社会上的言论大篇幅都是指责这些所谓

穿奇装异服的人, 包屁股、小裤脚就是‘吾好人’（粤方言，即“不是好人”，笔

者注）,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怪现象。”221

因此，“奇装异服”被批判为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是“腐

朽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着装的低级体现，我们可以将这次关于“奇装异

服”的大讨论和大辩论看作是着装时尚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奇装异

服”开始逐渐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销声匿迹了。

明确了“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产生的社会背景之后，我们再来认识这种审

美观的实质。“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的实质是什么？我们通过文革时期的一些

常用词汇，来初步探究这种“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我们先列举一些动词：“揪，

批，斗，造反，革命，纠集，鼓吹，清算，批倒，批臭，彻底批判，吹捧，勾结，

妄图，镇压，揭发，压制，紧跟，高举；吹嘘，放毒，污蔑，活学活用，复辟，

包庇，重用，出卖，篡党，推行，宣扬，窃踞，尽忠尽孝，夺权，壮胆，痛打落

水狗，誓死保卫，堕落，歪曲，筹划，大搞，煽动，专政，反扑，葬送，叫嚣，

叫嚷，精心策划，里通外国，畏罪自杀，暗中盘算，怀恨在心，吃老本，挑衅，

诽谤，大喊大叫，宣战，舆论准备，搞阴谋，搞小山头，垂死挣扎砸烂，打倒，

粉碎，惟恐，标榜，扼杀，围剿，颠覆，交代，低头认罪，窝藏，怂恿，纵容”

等等。

我们再看当时红透半边天的一些形容词和副词：“反动透顶、大肆攻击，罪

恶滔天，彻底清算，路线错误，形“左”实右，极力，极其，猖狂反攻，疯狂迫

害，疯狂抵抗，猖獗，恶毒攻击，竭力美化，竭力宣扬，一团漆黑，害怕群众，

百般包庇，无耻，下流，令人发指，气焰嚣张，公然，地地道道，彻头彻尾，从

根本上，一贯如此，极端反动，腐朽，大搞，大批，大抓，大闹，大打一场，露

骨，荒谬绝伦，疯狂，一派胡言，战无不胜，黄色下流；狰狞的面目，极其险恶

的反革命用心，一小撮，刻骨，赤裸裸，刻毒，卑鄙，可耻，不齿，形势一片大 221 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12 日对 C 的访谈笔录（S50-CHJ, 男，55 岁， 初中文化，文革时期是广州某中

学学生,毕业后被分配汕头某农场插队，现在是广州某工厂退休工人）。

91

好；死不悔改，一贯正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等等。

从以上文革期间的惯用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具有强烈的政治

唯美主义倾向。革命就是要全民动员揪、批、斗、造反和革命，批倒、披臭、彻

底批判、彻底清算一小撮无耻、下流、令人发指、气焰嚣张、赤裸裸、刻毒、卑

鄙、可耻且死不悔改、形“左”实右的“反革命分子”。

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

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222。卜伟华（2008：700）用一句话来概

括文革:“就是一个砸烂和重建国家机器的过程”223。如何砸烂和重建国家机器？

文革首先是以运动的面目出现：一场彻底的“思想清洗”运动，一场思维模式的

净化运动，一场价值观念的“纯洁化”运动，正是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全员“洗澡”，

当权者试图通过一场全民政治运动的方式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

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彻底清除，改造“异端”和“他者”，从而在东方

的社会主义中国大陆“造就”纯而又纯、高尚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成员，建立

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高度统一的、纯洁无瑕的大同世界。

面对席卷全国的“红色时尚”，在 “革命高于一切”的政治形势下，在这种

典型人格的驱使下，“革命群众”很容易追求一种“革命快感”，从而形成一种所

谓的“红色审美情结”。

毛泽东在题为《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高度赞扬了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无产

阶级革命战士：“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我们发现，凡是日常着装符合“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和有益于人民的”标准的就是具有合法性的着装，而白求恩精神包含的具

体内涵似乎可以理解为文革期间国家所倡导的着装规范和着装秩序。

审美活动强调非功利性，但是，人生存在于功利的现实。在强大的功利目标

驱使下，人们往往需要摒弃原有的审美观念，形成与外在客观现实相适应的审美

需求，并建立起相应的审美模式。古籍中记载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就是一个例子，文革中的政治化着装时尚更是一个鲜明的佐证。

波普认为政治上的“审美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

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它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

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1999:173-174），唯美主义者“尽管有着创

造人间天堂这个最善良的愿望，它只能造成人间地狱—这个地狱只能是人给自己

的同胞准备的”224（1999:177）。 文革时期，一股史无前例的政治狂潮席卷并裹

挟了整个中国大陆，促成了政治与唯美主义之间密不可分的勾连，正是这个特殊

222 参加王力,《王力反思录》,( 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P693-700. 223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224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

92

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催生了文革时期的政治化着装时尚，这种“求同导向型”

着装时尚是政治唯美主义的颠峰之作。它对于窥探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大陆

审美主义的畸变，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特殊文本。

总之，文革期间盛行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的产生与建国以来无产阶级

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的确立有关。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做主人，他们必然

要求在审美观上也要翻身。政治优先，阶级优先，劳动优先不但是无产阶级的政

治信念，也是无产阶级的审美观的核心内容。因此，“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与

鄙视劳动，无视“生利性”生产活动，鄙视下层阶级，一味“有闲”的资产阶级

和封建主义审美观完全不同。这正是“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标榜的自身具有的

“革命性”特质。

二、国家化身体文化

70、80 年代开始，在消费文化和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影响下，―身体‖研究

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注焦点之一，受其感染，中国学界也从上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将身体研究纳入研究视野225（孙隆基，2004；杜维明，1989；

刘小枫，1996；刘小枫，1998；吴伯凡，1999；葛红兵，2000；李亦园，2000；

谢有顺，2001；朱晓东，2001；汪民安，2003，2004，2006；周谨，2005；葛红

兵 宋耕，2005）。黄金麟（2006）将身体投置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

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

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和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

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226黄金麟认为个人的身体在近代中国

历史上依次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身体的国家化，身体的法权化，身体的时间

化和身体的空间化。在论及身体的“国家化”中，他借助当时风靡中国的一些教

育杂志（主要是指《新教育》、《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所讨论的“模

范学生”问题导引出“中国如何走上规训身体的道路”这一命题，作者还通过蔡

锷1902年倡导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等人 1902-1903年发起的“新民讨论”

以及 1923-1929 年在中国兴起的“公民教育运动‖等，探究近代中国的身体如何

225参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8,P25 之后；杜维明：身体与体知，

《当代》，第 35 期(3)，1989 年，P46-5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8,P120；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P148; 吴伯凡：〈肉

身成石与神游物外——对中国艺术中之宗教性的现象学观察〉，见刘小枫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10 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P12；葛红兵：〈身体伦理学〉，参氏着：《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P213；李亦园：〈和谐与超越的身体实践——中国传统气与内在修练文化的个人

观察〉，见“传统医道经典中的身体论述”网站 http://ccms.ntu.edu.tw/~biming/herbal/main.htm，2000；谢有

顺：文学身体学，“公法评论”网站，www.gongfa.com，2001；周谨《身体：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

中心的跨文化观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葛红兵 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出版

社，2005。以上书目的列举，主要根据周谨文章“身体视角下的中西比较 ——以古中国与古希腊身体文化

为中心”所列参考书目。 226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93

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双重背景下进行建构227（候杰 姜胜海,2004）。

在《身体政治》一书中，葛红兵和宋耕探讨了革命叙事中的身体属性问题，

提出了“阶级的身体”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所谓“阶级的身体”，其实承载的是

“革命时代的身体意识形态”。我们知道：革命是一整套宏大叙事的混合体，一

切政治宣教、经济动员、法律法令、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秩序都只是革命的“外

衣”。革命为社会成员精心缝制上述外衣，以达成对身体的操控和规训等等。革

命不仅仅是一套话语动员体系，它更是一套精巧的身体操控制度。

文革期间，个体的身体已经被人为而客观地“国家化”了。朱晓东（2001）

认为身体处于规训和被规训的双重境遇，在各种生存策略和游戏策略的游说下，

它成为革命的客体，同时成为革命的帮手和革命对象。身体对于革命而言，价值

可观：一方面，身体被革命动员和规驯；另一方面，身体被革命“饲养”和恩赐。

革命从身体（生命）之上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乃至终极意义的归宿。身体并不

仅仅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生命只有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

获得价值，身体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革命治理的起点和归宿。他还提出“革命”

相对于身体而言，指一整套超越并凌驾于身体之上的宏伟叙事，其直接目的是身

体的驯服，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一种骄人的力量，一种神奇策略和一种奇妙的关

系。事实上，文革期间，革命与身体的关系十分特殊：革命对身体实施单向度的

宣传、教化、动员、裹胁、胁持甚至赋值等等。他把这一点归结为革命对身体的

控制机制和治理模式228。

文革期间，着装控制是革命对身体的一种重要的控制机制和治理模式。在革

命叙事中，着装和身体的美学都由革命和劳动/工作来确定，服装以及服装所附

着的身体都处于革命的宏观调控下，二者不是民众表达个性，追求美感和愉悦的

途径，而是受到革命政治严密“凝视”的对象，因此，服装时尚的政治化色彩十

分鲜明就不难理解。

三、消费“耻丑主义”

王宁提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实行抑制消费政

策的指令经济体制下，劳动激励如何可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进行了

制度创新，建立了深入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一方面，这种思想政治工

作制度通过把国家的宏大目标神圣化，进而说服人们将国家目标看作是个人自己

的目标，实行“神圣化激励”。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党国为塑造苏维埃新人，也

采取了类似的手法。斯大林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员是使用特殊的材料做成的。”

227侯杰、姜海龙：《身体史：一个引人入胜的新热点》，《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 年十二月号（总第 45

期）。 228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1930 年～1950 年中国共产党的婚姻和妇女解放法令中的策略与身体[A]. 汪

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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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新人的言行就是以党国利益为最大考虑和原则，必要时牺牲小我229。而朝

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至今采用这种手段为粮食短缺，消费匮乏进行“背书”：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以‘艰难行军’230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向着胜利前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将是一个强盛国家。忍饥挨饿成为人

们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平壤的标语牌也贴出新标语，‘让我们每天只吃两顿’。”231另一方面，通过污名化和贴标签的手段，对人的物质欲望和自私自利的表现进

行批评和谴责，为“不适当”的物质欲望套上枷锁与禁忌，唤起人们对“贪图享

受”的罪孽感或羞耻感，从而提高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自我抑制能力232。既然追求

个人私利和享受被神圣化意识形态界定为“可耻”的，因此，节俭便是唯一被神

圣化意识形态所认可和接受的具有合法性的消费行为。

要研究总体主义国家中民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不能不考虑“神圣化意识形

态”对民众及其消费观念的影响。国家通过向居民灌输神圣化意识形态，导致双

重效应。一方面，它使得个人把对私利的赤裸裸追求与“耻感”相关联。另一方

面，它使得个人能从为国家目标而奉献和牺牲而产生“崇高感”。从这个角度看，

享乐性消费在道德意义便被判定为丑（如：“贪图享受”），而在劳动上的无私

奉献则在道德意义上显出美感（如：“劳动光荣”、“劳动者最高尚”）。消费

丑学与劳动美学便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显然，神圣化意识形态配合了国家在物质

短缺条件下实现赶超资本主义的战略目标的实行233。

同样，裴宜理对文革中的情感动员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观点。她认为在

文革中，原本存在的劳动人民与地主、资本家之间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冲突已然不

存在了，所以不得不生产出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以此催化情感革命，在群众运

动中，“文革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

中是如何可能的”234。 情感工作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活力，只

是到了文革的批斗大会的形式，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

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

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

229余敏玲：《斯大林政权下的私领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4 期（民国 98 年 6 月），第 145-154

页。 230 这是朝鲜的宣传机器宣传机器开展的一项新运动，通过回忆子虚乌有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金

日成领导一小队抗日游击战士同数以千计的敌人做斗争，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下，顶风冒雪，忍饥挨饿，

然而红旗却始终飘扬的经历，以期重新激起人们的自豪感。艰难的行军，他们是这么称呼这段经历的，后

来被用于隐喻饥荒。《劳动新闻》号召北朝鲜人追忆金日成的奉献，希望通过此举，使人们更坚强的面对饥

饿。参见[美]芭芭拉.德米克著，《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11 年，

第 56 页。 231 [美]芭芭拉.德米克著，《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56

页。 232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406 页（电子版）。 233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20 页（电子版）。 234 Perry，Elizabeth：《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 年第 4 期。

95

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却具有独一无二的改变言说者的能力235。因此，国家通过这种神圣化意识形态，制造了消费“耻丑文化”，完成了文

革时期对民众的消费观念和文化的型塑。

此外，在着装领域，与消费“耻丑主义”相对的是着装的个性化和唯美化追

求。它往往与个性和情感，准确地说是个体主义、性别意识和爱情生活紧密相连。

而这两者在文革时期是受到政治和革命严加“看管”的禁忌。分析 60-70 年代的

小说、诗歌、“样板戏”、电影、绘画、宣传画、口号和标语等等，我们就可以

明确这样一个道理：当时倡导的英雄人物和典型事件恰好都基本不涉及个体主义、

性别意识和个人情感。革命要求革命者“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36，他们舍弃个

人情感生活：“把工作让给我，把爱情让给别人吧！”237而在革命的世界里，以革

命的名义，个人生活和个人情感几乎完全被榨干了。而着装不再是个人化的行为，

而成为革命群众的革命行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而革命一定需要激情。文革中的激情不是信马

由缰的任意驰骋，也不是浅唱低吟的心灵体操，而是由高度制度化、理性化的“革

命超我”所控制。制度化、理性化的“革命超我”的唯一功用在于：确保无尚的

革命激情拥有纯正的革命动机，沿着正确的革命方向，采用规范化的革命语言，

进行革命能量在高度控制条件下的定向释放。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早在延安时期，无论是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国家

化身体文化，还是消费“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文化已经实现了“思

想标准化”的最初实验，而且成效显著：“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

标准化的。”238人们对生活问题、政治问题等的看法几乎都“千篇一律”，人们

的 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他们所答

复的内 容，总是‘差不多’。” “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

连“他们对于国 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

确。„„就是他 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

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 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 239这还算不上

什么，更奇怪的 是，他们一致否认“思想标准化”并非出自“党和政府”的直

接管制，而是他们“认识 一致”、“理解一致”。

235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236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9 年，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4/content_1545030.htm. 237徐文霞曾经是妓女，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苏州某纱厂女工。她用长夜苦读来驱除对爱情和家庭幸福

的怅惘：“徐文霞站起身在房间里走动，把所有的杂念都赶掉，翻开小代数，叹了口气，自语道：‘把工作

让给我，把爱情让给别人吧！’”参见陆文夫《小巷深处》，《萌芽》，1956 年十月号。 238《新民晚报》社新闻研究室：《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4 页。 239《新民晚报》社新闻研究室：《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4-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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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试图将文革期间个体着装时尚所受到的外部约束与规

范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趣味强制”，也可以说是“趣味霸权”或“趣味专

政”，当时的消费政治与消费意识形态都能佐证这个提法，这里的趣味主要指的

是一种国家彪炳的“革命趣味”；第二是物质匮乏，当时的消费经济制度是这一

特征的具体阐释。

总而言之，本章的研究立意寻求文革期间广东民众日常着装的社会情境--

制度背景，而制度则是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准则。探讨文革期间中国社会宏观

的制度背景，旨在揭示在此期间，国家在个体服装消费中扮演的角色和施加作用

的空间，力图描绘出着装时尚作为一位主动的“舞者”，其“舞蹈”的外部空间

如何；探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时尚曾经在何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情境

下艰难地“翩翩起舞”。

97

第五章 规训与顺从

上一章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的情境分析表明：国家主义的消费制度，

不但造成城镇居民对国家的一种结构性依赖，而且导致他们对国家的一种结构性

顺从240。笔者着力分析了文革时期国家从消费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对私人

消费领域（包括服装消费）的规训，本章和下一章将侧重阐述面对这种国家规训，

民众的应对之策，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着装策略。默顿（Merton,1957）在《社会

理论和社结构》一书中也明确区分了处在社会结构不同位置的个体对价值文化模

式的适应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241。根据这个思路，结

合本研究，本章将重点分析民众的着装顺从策略。

本研究对广东民众着装行为的探讨，侧重分析个体的着装策略，旨在寻求每

一种策略背后隐含的整体的着装逻辑，因此，着装策略是解释项。而着装逻辑由

三个方面组成：客观着装情境；个体对着装情境的定义和个性特质；个体对某种

着装策略实施之结果的预测。下文的分析围绕这一思路展开。

第一节 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表达工具

着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表征”242（参见霍尔，2003:61），

通过着装,一种文化的众多成员运用着装生产意义。华尔德（Walder）对改革开

放前大陆工业权力结构的研究表明：在政治化的奖惩制度下，日常生活迫使人们

去形成一套有意识的、经过算计的“自我表现方式”243。89 它可以下意识地渗

透到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和互动中。而在中国，这种个体革命性的“表现方式”

是有意识的、持续的、受到鼓励并得到领导上认真评价的。

着装可以表达某种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在文革时期，着装则可以作为着装

者表达其革命趣味的一种便捷工具，简单地说就是“人因衣而分群”，着装是表

达阶级趣味的显性“指示器”。“红五类”，尤其指他们中的军人、工人和农民

及其子女，他们以身穿军装，工作服和最朴素、最不具有“资产阶级气息”的劳

动服来直接表达他们的革命趣味。

一、“红五类”穿军装

首先，军装对于文革时期的军人来说，首先代表了一种“政治面目”，一种 240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62 页。 241[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 年，第 233-234 页。 242[美]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61 页。 243[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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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身份，其次代表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被访者S52-ZYX，男，小学文化，50岁，文革开始时读

小学，参加了“红小兵”，1974年参军，现在是广州某机关公务员。读小学时，

ZYX 是“红小兵”，“开始的时候得了一顶军帽，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戴军帽是

很光荣的事，还有背一个军队的挎包，也是绿色的，当时很高兴，沾沾自喜，得

到这个东西是作为宝贝来看待”。

等到长大一些，他设法买来仿造的军装，“军装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会

得到，因为当时我们在市面上买的也是一种仿造的军装，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军装，

都是仿造的，当时是穿起来比较新，穿起来很威风，带个红绣章…买个解放鞋，

军鞋都是买的”。

1974年他应征入伍，发现“军装在地方上也很潮流，我1978年有一次探家，

回来时各个看到我们穿军装，都比较敬佩，觉得很威风…当时最流行的就是穿军

装 、解放鞋，影响到那一代的思想。我当兵的时候带回来的军装啊，很多人都

抢着要，以穿军装为荣，起码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都是这个情况，穿解放鞋、军装、

部队的腰带啊，作为很光荣的东西，个个都争着要！”

其次，是否有资格穿军装是文革时期个体表达阶级属性的一个直接“显示器”，

军装无疑是最具有“合法性”的着装。

被访者 S31-LZC，男，初中文化，55 岁，文革时期在广东番禺某农村插队，

现在是广州某工厂退休工人。“当时的革命派或左派穿军装不受人非议，但作为

右派等对立阶级的人是不敢穿军装的，即使穿了也会有很多人去非议他们！因为

人们会认为他们不配穿军装。尽管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人能穿，哪些人不能穿，

但是很明显，那些右派、地富反右和他们的子女是不敢穿军装的，穿了也要被‘红

卫兵’剪烂的，有的还要挨打！”

被访者 S63-SYS，男，74 岁，出身医生世家，在澳门出生、长大，十三岁

时候来到广州，家人亲戚都在国外，岭南大学肄业，是岭南某基督教教会成员。

99

文革前期及“十年动乱”期间经历十分复杂，曾做过广州市文化馆馆长、某工厂

干部、卡车司机、技术工人等职，现已退休，之前是广州某机关干部。“军装我们

这类人是不能随便穿的。如果我穿的话，就会被人说我冒充复员军人，那时侯复

员军人的地位很高的。等于像现在外边的交际场合，像饭店什么的，又打呔又穿

西装充大款，如果我当时穿旧军装就等于现在的充大款，会被人这么看”。

因此，是否有资格穿军装是个体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等阶级属性的“试金石”，

军装代表了一种权力。

被访者S4-LXS，男，高中，出身干部家庭，56岁，文革期间在广东东莞插队，

现在是某私企经理。―在文革期间呢你能够得到一套绿军装呢本身是一种荣誉来

的啦，安全感就不用说啦，而且大家看到你有一套绿色军装就证明了你是很革命

的，而且你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就是说，有一套这样的衣服，可以这样说在当时

穿绿军装的人不会很多，能够穿的基本上是一些骨干啊，或者是从事某方面的，

例如在学校里面学生的队长啦，或者是纠察队那些队长啦，是那些才能够穿这样

一套绿军装，所以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在当时如果你拥有一套绿军装也就是算

代表有权力的啦，可以说是有点权力啦，因为在现在来说算是管理人员来的…基

本上都是一种权力，一种荣誉，安全感不在话下，而且很多人会羡慕你，拥护你。

当时人是很单纯的，不会有现在那么丰富的思维和逻辑‖。

与出身干部家庭的被访者 S4-LXS 一样，受访者 S2-HGX 的父亲也是广东某

省直机关的干部，他的出身自然是―根红苗正‖。虽然选择了教师作为职业，但文

革时期，他一直以穿军装为荣。正因为他不是军人，所以军装对他而言，是“崇

拜衫”和“明星衫”。

受访者S2-HGX，男，大专，61岁，文革时是广州“八一”小学教师，现在是

退休中学教师。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出身“根红苗正”，积极投入到

文革风潮中。从着装来看，受访者十分自豪地承认自己当年一直穿军装。他认为

―军装就香（受欢迎,笔者注），穿军装的人是‗红五类‘，穿起来就觉得比较‗威水‘

（光荣、威风的意思,笔者注）！‖当笔者问他文革期间，军装除了保暖作用之外，

100

还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毫不隐晦地说：―意味着政治的…自豪感，没错，是政

治的自豪感！保暖就没什么重要，就同一般衣服差不多；还有一点，当你出去交

接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矛盾，穿着军装，就是军人，即使不是炫耀，都当你是军

人！是军人，你就不要小看他呦：好厉害的！起码对方不敢有什么举动，声音也

要降低八度呢！‖

为了能够得到一件真正的军装，他曾经有意识地帮助一位女同事，她的丈夫

在广东军区空军后勤部工作，―一个姓黄的老师，当年她生小孩，我们年轻后生，

天天帮她挽水（指挑水,笔者注），很友好的。那时‗八一‘小学没洗澡堂，要到

一个公众场合打水回去的，有时她不方便，就帮一下她‖ 。

后来，黄老师真的送给受访者一套旧军装和一件崭新的军用帆布雨衣。穿上

那套真正的军装之后，他―人也好像是‗大‘点，有权势点咯，有强者撑腰，有军

队撑腰嘛，就是说很厉害咯。个人好像是特别的...就是说自己的心目中永远是跟

着党走的，听党话的，效法军队一样的，军队在我们国家就是最强的啦‖。后者

对这几件“货真价实”的军用服装十分珍惜，但是好景不长，他的军服被一位不

甚熟悉、但同样痴迷于军服的朋友趁他不在宿舍的时候偷走了。

但是，受访者对军服的“狂热”并没有因此而熄灭，他请人做了一套“仿军

服”，千方百计找来军用纽扣钉上去，“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军装：―当时那些

衣服都很少改的，就是改一下衫钮扣啊，好像军装就换一些胶纽扣上去。订上军

装五角星,都是金属的钮扣啦。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到哪里找到军纽扣啊，

就钉上去，比较先进一点，体面一点啊。都很难的,市面上都很少有得卖。很多

时候都是在军队的旧衣不要就割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在机棚里的军衣上割出来

的‖。在他的心目中，军服“是一千人都可能没有一个人有，军衫是‘崇拜衫’！是

‘明星衫’！‘明星衫’是很少人能够穿到的”。

另外，出身工人家庭的某些“红彤彤”的知青则是出于领袖崇拜而千方百计

地穿上军装。被访者S3-CHT，女，初中文化，56岁，文革期间在广东花县XH公

101

社GT大队插队，现在已退休，之前是广州市某工厂工人。她说自己“自小受的

教育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举

止都是特别崇拜党，崇拜毛泽东，崇拜解放军，所以穿上红卫装是希望被毛主席

接见，穿上军装是向解放军靠拢”。

她的第一件军装是向别人借来的。“记得当时有件军装好像是一件很威风的

事，因为只有当过兵、参过军的人才有军装。所以有件军装是很难得的，当时在

街上看见有人穿军装，觉得好象是在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看着不知道有多威

风，多令人羡慕。但是当时军装是没有的卖的，只供应部队，所以好难拿到。幸

运的是我当时的一个亲戚因为在部队当兵，刚好放假回来探亲，所以我就要求他

借一件军装给我。为了拿到军装，我那时不知道花了多少口水，还给了他两张布

票才成交”。

如愿以尝穿上军装以后，她的心情“那还用说，还没穿，手上只是拿着，心

情都不知道有多激动，心里面还不断想自己穿上军装的样子。第二天一早就起来

就穿上军装出门，那些亲戚朋友都用很羡慕的眼神看着我，还问我军装是从那里

来，不知道有多好奇。之后有些人还问我借来照样子裁一件，不过都没有我的那

件穿起来那么醒目”。

另外，“红五类”穿军装与当时“红卫兵”执行的“破四旧”政策有关。1966

年秋，“红卫兵”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的指示。“红卫兵”走上

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

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

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

掉你的火箭式皮鞋”244（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1990:94）。

就广东地区而言，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之“大事记”记载， 1966年8月24

日的《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

244[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14 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94页。

102

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新思

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此潮流推动下，一些被认为带有“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工厂名称和街名、路名被取消，

换上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平安大戏院改名为前进剧场，华侨大厦改名为东

风大厦，陶陶居改名为东风楼，废除美利权冰室招牌，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名

为广州中药一厂、二厂，永汉路改名为北京路，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统一改

名为人民路，长寿路改名为曙光路，朝天路和米市路改名为朝阳路。理发业取消

电发等项目，饮食业实行“自我服务”（自端茶饭）245。

再补充一则围绕女生是否可以“穿裙子”的有趣的辩论。文革初期，华南师

范大学的一群”红卫兵”来暨南大学造反，声称要“剃光飞机头，剪光牛仔裤”，

还要肃清穿裙子的“资产阶级小姐”。暨大学生以“穿裙子”为主题与“红卫兵”

展开辩论。前者主张“可以穿裙子”，后者坚持“不准穿裙子”。暨大学生论证

了人类的着装是裙装作为开始，并且不分男女，如果不准女人穿裙子，也应该禁

止男人穿裤子，结果暨大大获全胜。通过这则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文革期

间，“红卫兵”执行“破四旧”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控制与反控制，弹压与反弹压

的着装政治话语的冲突和矛盾。

让·鲍德里亚认为“在真实原则统治的世界里，想象是真实的托词。今天，

在拟真原则统治的世界里，真实已经成为模型的托词。矛盾的是，真实已经成为

我们的真正的乌托邦，它是能够使人梦见已经失去之物的美梦”246。文革时期，

军装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服装，而是一种最具有“革命用途”和“革命作

用”的政治合法性物品。绿军装的社会属性远远超越于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的自

然属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人们完全按照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赋予这种消费品的

社会意义区分它、对待它并使用它。这种特殊的物品的社会意义背后隐含的是一

种政治符号价值体系，与这种符号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一套特殊的社会价值规范

系统及其背后的社会道德秩序。简单地说，军装成为了文革时期的一种重要的

“革命托词”247（Alibi）。

二、 “红五类”穿“工人装”

受访者中有一位老铁路工人，他在广州先后做过列车员、扳道员、调度员、

助理站长等职务，谈到穿“工人装”，他直言不讳地说：―这并不是你喜不喜欢的

问题。这是国家规定的，铁路工人要穿这种制服的。我觉得铁路制服都是不错的。

245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 1966 年. 广州市地方志,http://www.gzsdfz.org.cn, 2006-12-2. 246 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 trans.Sheila Faria Glase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P.6. 247徐贲:《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 3 期。

103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做这个行业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S51-ZJY，男，70 岁，

初中，现已退休）。所谓“国家规定”，表明铁路制服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安排的

结果，也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着装垂询”，表达了着装者“红五类”的政治身份。

受访者工作期间一直身着铁路制服，工余也以铁路制服为主，甚至人生中的

重要场合---结婚也毫无例外地选择了他引以为豪的铁路制服。究其原因，我们发

现制服伴随其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的背后是强烈的阶级属性认同和职业身

份认同。他认为铁路职工在工作场合之外，穿着制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

般的铁路工人，包括员工，一般都没这么区分工作以外的衣服。一般上班或者工

作以外都是以穿着铁路制服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它体

现出半军事化的意义出来。所以，一般干部啊，工人啊，一般外出都是穿铁路制

服。如果是外出，都是以铁路制服为主。但如果不是上班的时候，要根据天气而

言，有时穿青年装，或者穿中山装，还有衬衫之类。其实我们铁路连衬衫都有的，

是铁路的衬衫，铁路的衬衫同市面上的衬衫都是差不多。我们衬衫也有，外套也

有。总而言之，我们铁路本身的衣服就已经够穿了，不用在到外面去买的‖。

那么，他本人或者周围的亲戚朋友会不会对工作服进行修改呢？―不会。我

自己只是一个铁路工人，那铁路衣服是不能随便修改的。他们没有什么理由要求

我改服装，因为这是我自己穿的，因为那是我的单位发的，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去

修改‖。

1958 年受访者结婚时，婚礼服自然也选择了铁路制服，―铁路工人当然是穿

铁路制服的，这是规矩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铁路制服怀有极大

的信任，身着制服，提升了自信心，这种自信和自豪来自于“规矩”，即“红五

类”的身份赋权。正是由于拥有这种骄人的政治身份，并转化成为一种难得的

“政治资本”，文革期间风起云涌的“以衣取人”的狂潮丝毫未波及他本人：他

没有因为某次穿着而受到别人的批评，他断言―不会，因为铁路是十分有威严的，

我们的铁路制服是和军装一样很受人尊敬的，我们铁路穿的衣服是从来没有改变

104

过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批评啊，不会被人说不好看啊，是没有这回事的，所

以这一点我们是不担心的‖。

另外，我们发现还有一些访谈对象也在工作和工余选择了“工人装”，被访

者 S34-DWZ，男，小学肄业，60岁，广州造船厂工人，现已退休。文革刚开始时，

该受访者年及弱冠，作为国营大厂“广州造船厂”的一名年轻工人，对工作充满

热情，日常生活中的首选服装就是船厂每年分发的“工人装”。他的“工作服是

灰蓝色的，跟现在的工作服差不多，不过就是中间扣纽扣的‖。

造船厂成员整体着装的特殊性和高度同质性，穿“工人装”是工人的一种集

体性选择：―我们船厂的人上街，很多人都是穿军装的，而且很多都是部队退役

军人，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工人，都有本身是从部队来的，即使不是军人，在工

厂里面当学徒，开始一接触的都是工人，除了自己的师傅以外，其他的都是军人，

有时甚至师傅本身就是军人，上班下班都是穿着军装。退伍军人有很多军装的，

穿不了那么多，像我们那船厂，很多都是老乡，自己穿不了那么多就送些给老乡，

老乡哪管那么多，有衣服就穿罢，所以厂里面除了工作服就是军装‖ 。

他认为文革时期工人阶级社会地位高，穿时髦的“工人装”，能够显示着装

者的政治身份：―当时社会上一个是红海洋，一个是矿军，红卫兵，工人阶级领

导一切,所以工人就以工作服（为主）。由于当时受“红卫兵”，军管进驻，工人宣

传队进驻大专院校，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就形成了社会上一种很崇尚的时髦‖ 。

还有，可以“政治正确”地避开批“封、资、修”的政治运动压力：―穿工

作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运动，为什么政治运动呢？那时候如果想把工作服改

得时髦点，就会被人称为‗封、资、修‘，香港人多难得拿一件衣服过来，这样不

行那样也不行，要你把它改七改八，完全变了样。你一穿香港稍微时髦点的比如

‗匙羹领‘、窄脚牛仔裤就惨了，就被称‗封、资、修‘，那些‗红卫兵‘就拿起剪刀把

它从裤脚剪到大腿，那你还敢不敢穿？所以在‗红卫兵‘目空一切的情况下，人们

105

的思维就怕，只能跟着这个社会，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

工人穿“工人装”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也有少数民众

出于对时尚的追求，自己制作“工人装”的个案：“赤脚医生”自制“工人装”。

受访者 S14-FJW，男，大专文化，52 岁，现在是广州番禺某医院医生。1972

年，FJW 初中毕业后，在广州某工厂做临时工，没有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从 1973 年起开始在广东番禺某镇的“工人卫生所”当“赤脚医生”，单位没有

统一的制服，十分羡慕来卫生所的工人们身上的“工人装”，于是请母亲托在广

州国棉厂工作的亲戚设法搞到一些处理布，剪裁出一套“工人装”来穿。他承认

当年“自制”工作服“当是一种时尚来穿”，它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着装：“这

是我理想的着装，因为当时我觉得‘工作服’很好看的，看上去很神气，很利落，

很整齐，很大方。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穿这种工作服呢”。他肯定工人业余时间

仍然穿“工人装”是“一种政治形势形成的流行‖ 。显然，工人在当时社会声望

体系中占据的较高位置使他们的工作服装也成为“灰色群体”和“黑色群体”模

仿的着装时尚。此外，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号召青年学军、学工、学农，当时不

但解放军受到全国民众的尊重和学习，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先

进性的代表，也具有骄人的政治地位，许多重要的单位，包括学校，都有“工人

宣传队”进驻，实现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第二节 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

文革期间，作为家庭出身属于“灰色”和“黑色”的个体往往选择并模仿具

有着装“时尚合法性”的“红五类”的着装，以此建构自身的革命趣味，表达他

们的政治认同。

一、“黑色”追随者

个案 1：有海外关系的援外翻译“弃新择旧”结婚穿工作服

受访者 S46-LQL 是印尼华侨，14 岁回国读书，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甚至

惊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结果被广东建工局选中，担任中国援外建筑队法语翻译。

因为拥有海外关系，受访者这份出国工作得来十分不易，经历的过程也十分耐人

寻味。

1966 年广东建工局来××大学挑选出国翻译的时候，学校推荐了一位与其同班

毕业的女同学，是党员。当时同班毕业的有三位留校当老师，两个是非党员，另

外一个是党员，按照外事规定，外语系只能推荐这位女党员给用人单位。建工局

106

不敢也不愿接收：因为该局负责的援外工程属于土建施工，翻译必需天天跟着专

家下工地，工作又累又脏；更何况这份工作需要翻译住在工地，工地情况复杂，

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建工局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外语系只能推荐

有海外关系的 LQL，而且有言在先：―这个毕业生特殊，一方面非党员，第二方

面他又有海外关系，你们敢要不敢要？‖外语系这样做原本是想婉转搪塞，估计

建工局不敢接收，结果后者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248，几经周折，最终还是选择了

受访者。

但是，受访者经过了超乎规格的“政治审查”和“组织取证”：―真的去调查，

经过调查！我这样的小人物竟然要劳师动众，动用中央组织部，这种调查跨出外

国的了，三个月才结束。我海外家庭没有问题的：我爸爸是早年在印尼当店员的，

按国内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是属于劳工阶级，后来晚年才做点小生意，开个小士

多，是这样的，不算劳工，都很难划上剥削阶级了‖。受访者追忆这段历史时，

情绪十分激动，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并伴随有丰富的肢体动作。

尽管好事多磨，但是，受访者最终于 1966 年援外成行。出国前夕，广东建

委组织受访者等去湖南毛主席故居参观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下图是他在主

席故居前的留影。

图 5-1“韶山留念”，摄于 1966 年，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我国援

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前排右三为受访者。

受访者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在国外，他同样是―三省吾身‖：

―在刚果布，我知道共产党的人事制度，我去的时候，他既然敢用我，又是经过

这么多周折才去的，我自己特别小心的，很注意，免得组织多疑，免得组织上你

的心，对外活动很注意，跟着首长，绝对不要个人自己走，自己走去哪里散步。

24860 年代我国与原法属非洲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 1964 年中法建交，对法语人材的需求量

激增，当时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五间大学拥有法语

专业，而且都是小班，法语毕业生人很少；当时××大学的毕业生很少去外地工作，外地大学毕业生也很少

来广州工作。

107

另外讲话也很注意，不要随便乱讲。另外，我没敢告诉海外亲人出国的事，免得

他们不理解，我只交代国内的在北京的哥哥‖。

仅仅注意自身的言行还远远不够，受访者还必须注重与中国大陆亲友和远在

印尼的家人的联系，因为文革时期时局动荡混乱，一旦有海外关系，基本上就是

―靠边站‖，以免―通敌‖，所以拥有海外关系的个体要―明哲保身‖，往往需要进行

―政治切分‖，并割舍亲情：―我跟我哥哥说：‗我去那里几年，我不写信给爸爸了，

由你转达‘。当时我爸爸还不老，没有什么问题。当时有一件事情是这样，我在

印尼的叔父有一个女儿，十几岁，‗文革‘期间回来广州念书，我也不知道她回来，

找到北京我哥哥那边，只能由我哥哥那边写信转达，哦，才知道叔叔的女儿回来

念书。这些都是由他转达，印尼海外亲人的情况，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他就

不写了‖。

驻外期间，使领馆对中国人员的政治学习并不放松。受访者―早上起来上工

前就先学毛主席著作，出国时国家给每个人发一本红宝书，毛泽东语录，还有一

套毛泽东全集。早上六点钟起来，读一个小时，没吃早餐就学习，吃完早餐上工

工。晚上不用学，就是开会。没有专门开批评会。我那个时候是团员，合并到党

组里过组织生活‖。下图是 1969 年国庆，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左一为受访者。

照片的右面为红底巨副宣传版，上面用中法文写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受

访者身后的宣传栏上面也是法文标语，底下最左边是―毛主席语录‖，右边是许多

领袖照片。

图 5-2“异国国庆”，摄于 1969 年国庆，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

文革期间两次担任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左一为被访者。

国内的火热的政治气氛和使馆严肃的政治宣教已经深刻地渗透到驻外人员

108

的日常着装中，下图是 1974 年在几内亚棉田拍摄的照片：这是中国援助该国开

辟的试验田。中方培育良种，并负责技术推广。七位援外人员身着同样款式的白

色短袖衬衫，深色西裤，胸前是毛主席像章。右一为受访者。

图 5-3“统一的白衬衫”，摄于 1974 年，几内亚，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

次担任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右一为被访者。

1969 年，受访者 LQL 回到国内，并结了婚。关于婚礼服装的选择，受访者

的确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西装绝对不能穿，有资产阶级倾向，怕别人说我在

国外呆了三年就接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原本就有海外关系，同印尼扯

在一起。西服，配的领带，这个领带我都有啊，都很新的，实际上重要场合才穿，

没怎么穿的，热带国家用不着穿长袖，领带是条纹的，现在破旧了，但是还在。

‗文革‘的时候结婚是小事，不是什么重要场合，穿西装怕穿太华丽了与政治气氛

不符合；‗中山装‘我都有，这个‗中山装‘是在我们广州的下九路249做的，那家店

水平比较高，出国人员要做的好一点，穿了三年，也还很新，很显眼，也不能穿。

只有当时的一件工作服比较破，是国内带去的，那是施工队，广东建工队，免费

发给我的。也不是没有更整齐，更华丽的衣服可穿，西装我都有，中山装，但都

没穿，只是穿普通的衣服，干净整齐就行了‖ 。

249估计被访者指的是“广州服装店”，他向笔者出示过这件衣服，笔者发现衣服里布上至今缝有“文华服装

店”缝制等字样。该店设于广州市下九路 40 号。前身是文华洋服店，民国 26 年，由黎氏三兄弟在香港创

建，民国 30 年迁广州，专做学生装、牛仔裤和少量西装。40 年代，兼营呢绒布匹，成为高级洋服店。50

年代，曾派出技师参加元帅服缝制。1956 年，被定为广州市第一家特级洋服店。“文化大革命”期间，改

名为广州服装店。70 年代，引进国外生产设备，其名优产品长期居广州国营服装店前列。1988 年，生产男

呢绒大衣获部、省优质产品称号，还扩大经营呢绒面料、床上用品，经营品种 2000 多个。1990 年，有职

工 215 人，销售额 1036 万元，利润额 44 万元。关于该店的历史参见：日用工业品志，《广州市地方志》，

http://www.gzsdfz.org.cn/gzsz/07/ry/frameest.htm，2006-11-27。

109

下图是受访者的“西装”：1967 年受访者在刚果金援外工程驻地前，身上的

西装是出国前在北京出国人员裁缝店定制的，灰绿色，保存至今，仍暂新。刚果

金位于热带，气候炎热，受访者为工程翻译，工作及工余穿西装的机会较少。

图 5-4“西装照”，摄于 1967 年，刚果金，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

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

下图是受访者的―中山装‖：1969 年在刚果金，右一身穿中山装的男士是受

访者。其他两位中国人是其援外同事，另两位外国人是本地同事。相片中的五位

男士胸前都佩带着毛主席像章。外国同事的像章是向中国同事索要的。

图 5-5“中山装”，摄于 1969 年，刚果金，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

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右一为被访者。

下图是受访者的“工人装”：1968 年在刚果金，受访者及中方工程师带领黑

人兄弟施工，并向他们传授平土方的技术。LQL 的工作服是浅黄色，剪裁简单、

中规中矩，布料是斜纹布，很耐洗。1968 年在刚果金，右一为受访者，身着工

作服。从国内带去，也是 1969 年受访者结婚时的礼服。

110

图 5-6”工人装”，摄于 1968 年，刚果金，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

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右一为被访者。

小结：文革期间，受访者 LQL 分别于 1966 年-1969 年和 1973 年-1975 年两

次外派出国，担任广东省援外工程队翻译，首先，由于出身问题，他几经周折才

得到这份工作，因此十分注意，坚决与海外亲人进行了政治切分，向他们封锁了

自己援外的消息，甚至没有重大事情都不与国内亲人通信。在着装上，完全按照

组织的安排；其次，为了避免让党组织“上心”，他驻外期间特别注重自己的言

行举止，从不单独行动，连散步也不例外，并积极以团员的身份参加使馆组织的

党员学习，谨遵组织的安排和规定穿衣：参加外事活动或重大节日，如越南驻几

内亚大使及夫人参观中国外援工程或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庆祝国庆活动，穿西装，

工作时间穿”工人装”，业余时间穿“中山装”；最后，两次出国期间，受访者

结婚，并未举行婚礼，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崭新”的西装和“显眼”的中山

装，只是选择了”工人装”作为自己领取结婚证书当日的结婚礼服。

如何评价被访者的着装行为？按照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的论述，社会

事实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场域”与“惯习”的概念，在场

域中里，行动者凭借自身在空间里所处的位置进行争夺。惯习是一种结构型塑机

制，是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同时，惯习又具有创造性，因此，行动者的行动是

策略性和偶然性（或者说短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内的革命形势和革命话语

作为一种既定的场域中的具体情境，出国人员所受到的不间断的革命教育作为一

种惯习，已经在受访者 LQL 身上得到了内化。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同时，我

们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的理解：或许被访者的这种独特的着装选择完全

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权益行为。

个案 2：“黑帮子女“因祸得福”穿军装250

250出自笔者 2005 年 3 月 1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HFH 的访谈笔录。

111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很多访谈对象都谈到文革期间自己或周围的亲戚朋友都

有穿军装的经历，笔者也向每个人询问了他们获得第一件军装的故事，其中，受

访者 HFH 的经历最富有戏剧性，也最能说明“出身不好”的个体努力追求“良好

政治表现”，并以此建构“安全感”的历史事实，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政治身份合法性欠缺者”视军装为政治礼遇，“给我们部队战士的待遇，就是

感觉到政府给我们的关怀”，认为自己“角色转化”了，从“臭老九”到“解放

军”，成为“自己人”，给予个体，无限地感恩戴德，以至于感到“特光荣”、“特

自豪”、“高兴”、“激动”、“珍惜”、“不容易”和“难得‖。

受访者 S1-HFH, 女，61 岁，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父母原来在国外进行

地下工作，母亲 1936 年参加革命，1949 年 10 月跟随父母回国。“文化大革命”

前其父母在广东省政府部门当干部，文革爆发后，身份一落千丈，受到审查，被

打成了“黑帮分子”，并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被访者 1968 年大学刚毕

业，响应毛泽东“从旧学校出来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村、到工厂、到部队锻炼”

的号召，在汕头某军垦农场插队，现已退休，之前是广州某大学正处级干部。

被访者当年回国时年龄还很小，回来以后，首先是从着装上―改头换面‖--衣

服当然要换，父母和她都穿得很朴素。后来 60 年代她上大学以后，穿得仍然跟

其他同学一样，也很朴素，主要是担心被别人谈论，害怕遭到旁人的嘲笑，更害

怕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在她看来，当时人们的穿衣打扮往往跟思想意识挂钩，

所以担心自己穿着“另类”的话，会被别人说成有―资产阶级意识‖。

1968 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毛主席有条指示：从旧学校出来的大学生要到

部队农场，到部队锻炼，所以一毕业她就到汕头某军垦农场锻炼。―第二年就有

一场特大台风和海潮，海水把我们的宿舍里的衣服，行李什么的都卷走了，都没

有了。部队就决定按照解放军战士的待遇，发给我们两套军装，我们很珍惜，天

天穿，可光荣啦！当上解放军可高兴了！当时我们的农场离汕头市挺近的，我们

第一时间跑到汕头市照相馆去照个军装相。基本上是每个人都照了。第一时间！

很高兴！很激动！第一时间去照相，拍军装相，寄回家。我们就到市里面的照相

馆去照相，去街上逛，吸引市民的目光，那真是…（笑，笔者注）觉得特光荣啊！

我们赶紧去照相，觉得特别不容易！我们当时还发了军被，军鞋，军挎包。部队

那种军挎包、军鞋、军帽很难得。我们去照相寄回家给爸爸妈妈看，说‗我当上

112

了解放军，穿上了军装了‘！非常高兴，非常自豪，也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成为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了，特自豪，特高兴！我们是‗臭

老九‘，现在角色转换了，变成解放军了，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是那种心情‖ 。

图 5-7 “军装照 1”，摄于 1969 年，图片来自 S1-HFH, 女，61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在汕头某军垦农场

插队，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干部。

图 5-8 “军装照 2”，摄于 1969 年，图片来自 S1-HFH, 女，61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在汕头某军垦农场

插队，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干部。

图 5-9 “白衬衫与军装裤”，摄于 1969 年，图片来自 S1-HFH, 女，61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在汕头某军

垦农场插队，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干部。前排左一位被访者。

113

图 5-10 “军装照 3”，摄于 1969 年，图片来自 S1-HFH, 女，61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在汕头某军垦农场

插队，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干部。

上图这张照片最能说明当年这位漂亮的“臭老九”的着装原则：―我当时那

条裤子太长了，我用那个针线缝了起来，干活耷拉着裤脚很不方便嘛。服装要实

用就是那个道理，那个时候要去田间劳动，去挑谷子什么的，我就把它缝起来了，

要实用嘛‖。 着装与政治挂钩，与个体的思想意识挂钩，正统化着装意味着―这

个人比较朴素，思想比较端正，思想意识比较好，就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

文革期间，出身不好的个体通常都进行了虔诚的自我改造，他们非常注意自

己的“安全系数”。 冯骥才所著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记载了一位出身大资

本家家庭的小学教师的故事：―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天说了什

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

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塌

实，有了安全感‖251（冯骥才,2003:178）。

我们发现，个体的安全感完全建立在“领导”的态度和掌控之中，国家控制

和国家权力透过各级权力体系渗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个体时刻处于反省与自我

剖析的循环往复纠缠与清算的怪圈。

以穿衣为例，文革爆发前，这位小学教师有一套非常漂亮的淡蓝色的西装，

只穿过一次，因为那天是元宵节，他们家宾客云集，他当时照照镜子，觉的挺好

看，但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须防微杜渐，

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

251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114

他甚至富有创造性地总结出“安全系数”的推算公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

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着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发展了列宁、斯大林阶级斗争的理论，在

全国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使得知识份子和家庭出身不

好的人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正是由于这种“负罪感”，在政治出身

为“灰色”和“黑色”的群体中，他们需要 “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

这是指个体通过主观努力，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和阶级话语形塑自身的行为，以

期获得代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施行者—领导的政治认同；“尽可能普通平常的着

装”被个体当作建构“安全感”的第二来源，说明服装，符合当时政治表达和政

治诉求的普通服装是个体表达政治忠贞和道德顺从的道具；而“谨言慎行”准确

反映当时动辄“因言获罪”的客观现实，实际上，所谓言行发出之前谨慎的准则

就是自上而下席卷并裹胁个体的标准的，或者说官方的阶级斗争话语结构。这就

是一个普通的“黑五类”的“安全系数”的建构行为。

二、“灰色”追随者

个案1：“广交会”的海外来宾穿“同志装”

文革期间，“广交会”照常举行，前来参加“红色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

海内外客商，尤其是与中国大陆血脉相连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同胞会如何着装

呢？他们仍旧身着西装，像文革之前一样，还是“入乡随俗”了呢？有受访者亲

眼目睹了当时的状况。被访者 S9-HJF，男，65 岁，高中毕业，文革时是工人，

现已退休：―当时那些港澳台同胞在回来开交易会的时候， ‗文革‘前他们是穿西

服的，‗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流花路那边的‗交易会‘上，每个人都穿‘卡其布’

的‗同志装‘，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也要跟随这里的潮流呀‖（大笑不止,笔者注）。

文革前夕，前来参加交易会的海外客商富有特色的着装在其他一些被访者那

里得到证实，被访者 S19-MGR，女，初中文化，62 岁，文革时期是广州棉纺一

厂女工，现在是退休工人，她说：―那些来宾一般男的都穿那些格子西装，有些

大方格，有些小方格，有些就是条纹，里面穿白衬衫，结领带，那些人都穿得很

整齐的。女的一般都穿花裙子，露胸的也有，就算是普通的衬衫，也都比较整齐，

色彩比我们好，不会像我们那样，都是穿蓝的，灰的，黑的，他们衣服的颜色比

较好‖。我们以 ―1964 年广交会图书展厅‖和―1964 年广交会上的外商‖ 两张照片

115

为证：

图 5-11 “外商着装 1”，署名: 黎枫/FOTOE 提供，图片编号: 30064298，拍摄时间: 1964-05-00，图片来源：

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集成教育图片库，中山大学图书馆数据库，2007-02-01。

图 5-12 “外商着装 2”，署名: 黎枫/FOTOE 提供，图片编号: 30064299，拍摄时间: 1964-05-00，图片来源：

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集成教育图片库，中山大学图书馆数据库，2007-02-01。

而文革开始后，根据“广州口述史 1976”，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

和保护下252，“广交会”照常举行，但是，浓厚的政治气氛一样笼罩着商业场域：

―那时广交会把政治宣传摆在第一位。不学毛主席语录，生意也没法谈。每次采

购谈判前，我们和外商客户都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有一次一位日本客商用商

量的口吻对我们说，能不能不要读毛主席语录，我今天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刚刚

252 文革期间，为确保第 21 届“广交会”顺利进行，周总理于 1967 年 4 月给毛泽东和林彪专门写过一份信，毛泽东 4 月 13 日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通

知》提出了保证广交会顺利举办的 5 点指示：一、在广交会期间，不组织广交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广交会及其所属组

织内进行夺权；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广交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广交会的工作人员以外，由于广州接待任务繁重，

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广交会参观；三、所有参加广交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

在广交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在广交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

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五、广交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4 月 14 日

晨，周恩来总理感到广交会情况十分紧急，带着毛主席刚刚批发的―五项通知‖飞抵广州，并在珠江宾馆接见了红卫兵，得知―五

项通知‖的电报还没有到达后，周总理向红卫兵宣读并逐条解释了《通知》的内容，并与黄永胜协调广州交易会各公司、

各馆的内部领导与地方各造反派形成派别内争。参见景小华.孙邦琴：《毛主席亲自批发“五项通知”周总

理赶赴广州劝说红卫兵》，《南方日报》2006-10-15.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

116

才在轻工集团学习过一遍……他满脸委屈的样子，把我们都逗笑了‖253（王瑾 方

夷敏 康殷,2006）。

文革时期，“广交会”的功能之一是政治宣传的窗口，演绎的是一种政治激

情。面对“广交会”这扇特殊的中国对外政治宣传的窗口，要想获得商贸经济的

利益，外宾们必须“紧跟形势”，在政治上与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在

行动上，具体表现为“早请示，晚汇报”；高喊革命口号；学唱“语录歌”等中

国革命歌曲等。参加广交会的外宾与中国普通民众一样，每天都要“早请示，晚

汇报”。

温扬宋是广东省丝绸集团高级经济师，广交会丝绸交易团工作人员，根据他

的回忆254，“当时服装款式限制很死，丝绸面料颜色不能鲜艳，款色不能超前，

女装只要稍微低胸，就肯定过不了审查。”当时温扬宋在纺织品交易团负责丝绸

业务。丝绸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但仍难逃被审查的命运。“‘要在穿衣戴帽

上改造外国人’，这是当时提出的口号。受这种思想影响，不仅广交会工作人员自

己穿式样简单的灰黑蓝衣服，有些外宾也应要求穿上了中山装或红卫兵服装”。

据 1969 年到广州宾馆工作的老员工刘绍如介绍，70 年代“广交会”期间，

住在广州宾馆的日本客商中不少是首次访华的新客户，他们初来乍到，心存戒备，

顾虑重重，不敢谈政治，怕说错话惹是非。当时宾馆的工作人员根据上级的指示，

主动教外宾从学普通话入手，教外宾学习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他们经常看

到日本外宾在吃饭前对着毛主席的照片大喊：“翻身不忘共产党！”有时他们啃

着鸡腿也照样高举着喊：“毛主席万岁！”广州宾馆的电梯、走廊、餐厅、卧室，

随处都能听到外宾高唱革命歌曲。虽然这样的“特殊”日子持续时间并不长，大

约也就两年左右。但不少外宾都对此印象深刻。1999年，前来参加第 83届广交

会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贸易后部部长葛西在酒席上还能唱出这支“语录

歌”255。（陈永华 田桂丹，2006）

就―广交会‖来宾的着装而言，从 1963 年-1997 年，从参加外事接待、外销业

务员到机关工作人员，再到广交会广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近 60 届―广交会‖的

伍明光回忆说，参展人员都是白天忙成交、早晚忙政治学习。参会的采购商当时

253王瑾,方夷敏,康殷.[口述 1976]采购谈判前须念毛主席语录[N].南方都市报 2006-5-25. 254 文革期间，大量传统工艺品难进广交会，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bjgj/hhlc/200610170032.asp，南方都市报，

2006-10-17。 255陈永华.田桂：《文革时期广交会的外商吃饭前常唱语录歌》. http://www.zijin.net, 2006-09-28.

117

也都小心翼翼，着装上基本都不穿奇装异服甚至是牛仔裤。虽然当时‖红卫兵‖

不能进入展馆，但在街上看到也要干预的256（程满清 孙邦琴,2006）。

下图是 1969 年春季第 25 届―广交会‖起义路展馆照片。

图 5-13 “广交会”，图片来源：东方愚，―文革时期的广交会‖，http://www.mrzhang.com/blog/article.asp?id=290，

2006-10-07。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置身于“红色风暴”中的中国人，还是外来客商，作为

一个理性人，“趋利避祸”的生存理性促使他们必然选择“红五类”的着装作为

自己阶级属性的扮演工具。

个案 2，“红色外教”穿“绿军装”

受访者 LQL，由于其文革期间特殊的经历，尤其是生活/工作空间物理上的

“位移”，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外籍华裔大学女外教在文革期间激进又尴尬的着

装遭遇。她是国外华侨，家境富有，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一个普通的阿尔及利亚

技师。当时她思想很进步，决定离家出走，于是远渡重洋和丈夫来到中国工作。

大陆官方将夫妇二人安排到广州糖厂工作，丈夫干技术；由于她不懂技术，只会

法语，所以当了工人。1964 年中法建交后要加紧培养法语人才，××大学的法

语教研室主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请求组织将这对夫妇从广州糖厂调到学校工作。

受访者说：

―我们××大学法语系有个老师，她是跟这个运动跟得紧，她也去弄了一套军装

来穿，有一个这样的老师，女老师。去法国去了，她原来是国外回来的，后来又

回到国外去了。文革后，跟她丈夫全家回法国去了，你们没有见过。她呢，有一

些人事后都骂她，―连 CLM 老师，作为一个老师，竟然也跟学生一样‖！

对于这件当时震动整个外语系，甚至是学校的―外教着军装‖事件，受访者自 256景小华.孙邦琴：《毛主席亲自批发“五项通知”周总理赶赴广州劝说红卫兵》，《南方日报》2006-10-15.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

118

己的理解是：―我倒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国外回来的，看到国内的这种热潮，她

又怕人讲不跟运动，当逍遥派；又要表示自己跟得紧，就不能不去凑热闹，往政

治上凑，她是这样的思想，并非她有特别的…但是别的人可能就恨死她了：‗这

样的人，跟学生搞到一块！‘我就有不同的理解，她怕事，怕起来的时候就不能

不跟风，不得不去凑。他们都知道，也是入乡随俗，那个女老师是入乡随俗随过

头了，这样，并非是特别坏的意图，尽量入乡随俗，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做一

套，她也做一套，这样，尽管别的老师骂得她要命，我理解‖。

我们十分赞同受访者的分析，的确，这位“红色外教”的着装让我们联想到

动物界的“变色龙”，它会按照周围物体的颜色改变体表的颜色，以此掩护自己

不受到外界敌人的伤害。如果说变色龙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达到保护自我的目

的是一种低等动物的生存策略的话，那么，女外教追随政治潮流，选择绿军装来

表达自身的阶级向往和阶级认同，就是向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治下的国家和革命

的人民传达自身对合法阶级属性的高度认同，这是人这种高等动物，在汹涌澎湃、

鱼龙混杂的“红色浪潮”中能够采用的一种最实用、最有效的生存策略。

如前所述，本小节所论述了“灰色”和“黑色”两类群体追随并模仿具有“着

装时尚合法性”的着装，以此建构个体的革命趣味。他们对当时着装秩序的顺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日常着装实践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个体的顺从实际上再生产了这种着装秩序，强化了其合法性地位。阿尔都塞在《意

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一文中在解释“生产条件的再

生产”时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不仅是其技术的再生产，同时，还有劳动

力对既有秩序准则的顺从的再生产，即工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顺从之再生产，以

及为剥削、压迫的代理人正确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以便他们也能

够‘用语言’规定统治阶级的统治”257（阿尔都塞,2006:137）。

第三节 “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258

文革前夕，国内各级报刊对“奇装异服”进行了全国性的讨伐259。这实质上 257[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李迅译，《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

基，杨远婴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迅译：《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研究笔记），《当代电影》1987 年第 3、4 期 258本部分的内容，曾以标题《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发表于《开

放时代》2010 年第 6 期，此处有修改。

119

是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先声，当时“红卫兵”满街盘查路人的裤腿尺寸、头发

长短，普通民众因为头发、着装的原因而被剃“阴阳头”，被剪烂衣服，被戴高

帽游街批斗，甚至为此而自杀身亡的荒谬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全国性的暴力与恐

惧因此而蔓延260。现在看来，官方对“奇装异服”的全国性征讨，实则是文革的

第一声“惊雷”。

在其后的十七年里，“奇装异服”一直是一个污名261。1983 年 11 月 17 日，

《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刊发《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一文，

发表在第一版版显著位置，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第四版加框刊登。这篇评论

员文章是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委托，由时任《中国青年报》报社副总

编徐祝庆执笔。2621983 年 12 月 13 日，胡耀邦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

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才算是为“奇装异服”彻底平反。在

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第一条是服装问题，穿衣服的问题。

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的衣

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着衣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外

国人看我们的女同志总是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263

25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

1966 年 8 月 23 日，第 2 版。 260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261 文革结束后的 1979～1980 年间，大陆对文艺界出现的“港台腔”进行了第一次讨伐。借着对李谷一《乡

恋》中的“气声”的批判，开始了对邓丽君流行歌曲的全国性查禁。 随后，借用对一部描写日本妓女的电

影《望乡》的批判机会，当时的北京市委开展“小清污”运动。在清华大学设门卫，检查师生的头发长度

和裤腿宽度，查禁那时候开始流行的长头发、蛤蟆墨（墨镜）和喇叭裤。当时的改革派领导人甚至特意指

出舞剧《丝路花雨》中展现的敦煌壁画里的“胡服”和喇叭裤，来证明“奇装异服”“古而有之”，批评这

种文革遗风的回潮。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结合“严打”，国内先后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

运动，把邓丽君代表的港台音乐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一起捆绑起来进行批判，开家庭舞会则被冠以“流氓团

伙”的罪名，实行判刑甚至枪毙，配合各种言论收紧之风，有心人除了文化领域的“净化”以外，开始对

“经济部门的精神污染”进行批判，这实际上变成保守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反攻。

从 1983 年 10 月下旬开始，各大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报道和评论突然多了起来。据《人民日报》

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回忆：由于“精神污染”一词使用骤增，以至于人民日报社排字房的这 4 个铅字都不够

用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

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

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

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

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

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文章称：“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

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如果在反对精神污染的

时候把这些也反掉，那怎么行呢？„„我们绝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

的要求上做文章，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年的裤腿宽窄、鞋跟高低、发型服饰如何上去。”文章直言：“这种

不加分析的做法是有害的„„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使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

该文是第一个明确地向社会发出的否定信号，以此为标志，被扩大化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及时被叫停。参

见徐百柯：一篇文章叫停一场运动，《中国青年报》，2008 年 11 月 5 日，转引自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32255984.html，2012-3-22 访问。 262徐百柯：一篇文章叫停一场运动，《中国青年报》，2008 年 11 月 5 日，转引自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32255984.html，2012-3-22 访问。 263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绝不能“好美而恶西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http://www.1921.cn/hybsl/19.doc，2010 年 4 月 21 日访问。

120

作为“社会的皮肤”264，身体及其装饰物是一个研究私域（intimate）与公

共空间(public)，结构与能动的理想场域。着装，这原本属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

领域内的私事，如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党同伐异的阶级斗争工具？“奇

装异服”如何与“精神污染”挂钩起来？究竟什么是当时的“奇装异服”？什么

又是“革命服装”？服装与革命如何关联起来？在文革这种特殊的权力、文化、

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治之间如何互动？个人发挥其能动性

（humain agency）时是如何被赋权或者被夺权的？265

一、 “奇装异服”的类型及特点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

六通知》）中，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言之，

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

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因此，“封、资、修”便成为“文化专政”

的对象。文革伊始，服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举例来说，布拉吉被认为是修正，

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认为是“奇

装异服”，统统遭到批判。

文革期间，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城市居民的服装几乎是千篇一律，一律穿“革

命服装”。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性别，民众都以军装、“中山装”、

“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为主要日常着装，服装式样与文革前后相比，

显得单调和千篇一律。当时，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

深受人们喜欢的服装面料和款式都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

判为“反动图案”。灰色、黑色、蓝色、草绿色（广东人称之为“黄色”）四种颜

色是当时领导潮流的主色调；棉布、“的斜”266、卡其布和“坚固昵”四种质地

属于时尚布料。

那么，究竟什么是“奇装异服”？就文革十年而言，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所

指不同。就上海而言，学者认为 1969 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混沌领”，“烧买

领”，“黑包裤”，“荷兰皮鞋”等；1970 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 “火箭皮鞋”，

“八字胡”，“翻领照”，“墨镜照”以及“阿飞头”等；1971 年的奇装异服

主要指“阔卷边”，“连腰头”，“尼姑鞋”，“一边倒”的发型。1972~1973

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 “大尖领”，“大贴袋”，“大钮扣”、“女式透明尼龙

衬衫”、“喇叭裤”、“波浪型发式”等267。而在广东，根据访谈案例，笔者将

264 Turner T.,“The social skin”，in C.B Burroughs & J Ehrenreich（eds.）, Reading the social body，IA: Iowa City,

University Iowa Press, 1993, pp.15-39. 265萧风霞：《中国纪元:背负历史行囊快速前行——评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三部著作》,载《社会学研究》

2006 年第 5 期。 266 指一种含有混纺成分的棉布。 267金大陆：《崇“武”的审美及其蜕变》，载《社会观察》2006 年第 5 期。

121

主要选择文革时期该地区出现的四种主要“奇装异服”加以介绍。

（一）喇叭裤

喇叭裤是一种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

而“牛头裤”则被视为无产阶级的代言品。二者之间关系奇特。我们需要先介绍

“牛头裤”。

囿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一种特殊的“牛头裤”在广东地区比较常见，被

称为“无产阶级牛头裤” 268。事实上，这种裤子是他们将港澳台地区或海外亲戚

朋友带回来的喇叭裤、西装裤、窄脚裤或者是牛仔裤改制而成。

中国南方农民在水稻田里劳动时，一般穿“牛头裤”，它是一种短裤，多为

粗布缝制，没有衣袋，不用穿皮带，只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式样好似牛头状，便

于跪或蹲在泥水田中劳作，因此得名。广东粤北地区壮族农民尤其喜欢这种裤子，

男女裤子的式样没有差别。同时，这种短裤在我国南方地区普遍流行，通常可以

用作内短裤，也可以外穿，上海地区称之为“三脚裤”，鲁迅的杂文《女吊》中

对这种特殊的服装也有记载269。

实际上，不但农民穿着“牛头裤”，城里人也穿这种裤子。其穿法比较独特：

穿时要用左、右手把裤的两边揸起，左一摺右一摺，卷好裤头，再用裤带（不是

用现在的皮带）扎好。牛头裤裤头阔，裤裆深，裤管宽，因季节而有长短之分。

下图是一张身穿较长的“牛头裤”的广东女性的照片270。

图 1： 长款“牛头裤”

广东女性身着宽大的“牛头裤”

喇叭裤裤腿又宽又长，而“牛头裤”又短又窄， 文革期间布料供应紧张，全

年每人仅有一丈三尺六寸，在革命形势的压迫下，广东民众被迫将一条条崭新的

“资产阶级喇叭裤”改成一件件“无产阶级牛头裤”。

268广东有句谚语是“牛头裤，打天下”，意思是为开创事业而宁愿生活非常艰苦。又有俗语“不妨子侄着牛

头裤, 最怕儿孙靸燕尾鞋”，“靸燕尾鞋”被看作一种落魄、流里流气的形象, 表示家门衰败。 269鲁迅原文是“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裈，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

就是“‘男吊’”。“犊鼻裈”原出《史记•司马相如传》，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三国吴韦昭说：“今三尺布

作，形如犊鼻”。这里是指绍兴一带称为“牛头裤”的一种短裤。 270梁生：《宽大的牛头裤》，金羊网，http://www.ycwb.com/ycwb/2007-03/18/content_1418903.htm，2010 年 4

月 20 日访问。

122

受访者 F，男，高中文化，57 岁，文革时期在东莞插队，现在是退休干部。

作为亲历者，他告诉笔者：

‚我有哥哥在香港，有姨妈有亲戚，很大部分人都在港澳，香港亲戚拿回来

的衣服，后面有一个牌子，有英文的就拆了那个牌子，在衣领上面，总之不想脑

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将来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

变成修正主义，所以那时候要通过学习，要时时警惕自己。就是批判自己的思想，

所以服装上的牌子要剪掉它。由于那时候的布少，不可能说带回来一条喇叭裤都

不要，那时肯定要的，所以就改了它。或者是把整条裤子拆掉，改掉它，再重新

做过。那时候有一种说法是改一条无产阶级牛头裤穿一下‛271。

受访者的母亲和姐姐也曾经将喇叭裤修改成比较中规中矩的西装裤：

‚人有时候那些思想就是跟着潮流来走的，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很超前，很

什么的，那些人不接受你，看你不起……会鄙视你，或者觉得你是属于流氓阿飞

那一类，那时候整个思潮是这样子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喇叭裤带了回来，实质

它也是西装裤，但是它的裤脚是宽的，喇叭形的，我们拿回来那时候，姐姐、妈

妈都会将那个裤脚剪掉，把它改成直筒的西装裤。那时从外面带回来的衣服有外

国的牌子，那就要把领子里面的牌子剪下来‛272。

被访者 H，女，小学文化，73 岁，文革时期担任广州某硫酸厂车间主任、

副书记，1968 年 10 月作为工厂派出的上山下乡队伍的“带队干部”，到广东从

化工作了 13 个月，现在已退休。她也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听来的故事：

‚我就没见过，不过是有人回来就诉苦说自己上街穿喇叭裤被人剪裤脚了。

也不知道怎么会被人剪了。（思索了一会儿）那时有人负责上街巡查，专门剪“奇

装异服”，就是那种短短的、窄窄的衣服，尤其是喇叭裤。不过那时候很少人会发

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工厂这么大也只有一两个被人剪过衣服而已，因为那时大家

都比较老实的。总之，被人剪过就以后都不敢再穿了，很丢脸的嘛‛273。

事实上，广东毗邻港澳台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喇叭裤较其他城市更容易

进入民众的日常着装系统。喇叭裤成为一种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奇装异服”。喇

271出自笔者 2006 年 8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6-FCZ 的访谈笔录。 272出自笔者 2006 年 8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6-FCZ 的访谈笔录。 273出自笔者 2006 年 11 月 2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9-HJZ 的访谈笔录。

123

叭裤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受到了多数人的鄙视和反对，身穿喇叭裤出现在革命群众

的视线中，肯定会被人指指点点，成为众人口中“不正经的人”。穿喇叭裤甚至

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着装者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

“不三不四”。在当时，穿喇叭裤者，在很多人看来多为地痞、流氓、小混混，

喇叭裤几乎成了当时不良青年的标志服装。

毫无疑问，喇叭裤的出现，对当时合法性着装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为何最终

是喇叭裤在传统与新潮交锋的最前沿，而不是其他服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

喇叭裤打破了裤链开口位置的男女差别。在喇叭裤出现之前，女装裤从来都是在

右侧开口，而喇叭裤不论男女，裤链全开在正前方，这一变革可能让当时成年累

月穿惯了直筒裤的人难以接受。第二，低腰短裆、紧裹臀部的喇叭裤凸现了着装

者的身体线条，有悖于当时普遍比较宽大松散的着装规则。第三，喇叭状裤腿上

窄下宽，从膝盖向下逐渐张开，形成喇叭状，有的裤脚能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

帚。这种造型也使一些老年人视喇叭裤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不祥之物。

因此，在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喇叭裤因为其设计特征对

现行服装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所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存在。而普通民众修改裤

子的案例更加表明裤子与政治忠诚度和阶级属性之间的紧密关联。被访者提到

“洋货”后面的英文吊牌必须要剪掉，因为‚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

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否则“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这表明一件

普通的日常用品也“被具有”某种阶级属性，消费者的阶级属性与其消费品的阶

级属性高度一致，“你就是你所消费的物品”，这实际上是通过阶级属性，将人等

同于物品。此外，有被访者认为当时的普通人都比较“老实。”所谓“老实”，实

际上就是对现存服装秩序的顺从。顺从背后隐含的是当局对合法性着装秩序的绝

对权力和控制。最后，文革时期对“奇装异服”的“社会制裁”274与个体的脸

面紧密相连。“树活皮，人活脸”，这足以说明“面子制裁”对普通中国人的强大

震慑力和胁迫程度。

（二） 窄脚裤

被访者 B，男，56 岁，初中毕业，文革时是军人(文艺兵)，现为公务员，

她回忆：

文革时期，女人穿军装就觉得她有革命气派，女孩子都穿军装而不穿裙子。

裤就不准窄，要可以塞下一个“九江米酒”275瓶，这样就合标准，裤脚窄就要把它

274 [澳]沃特斯·马尔利姆:《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版，第 145 页。 275“九江米酒”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已经行销广东省、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一种受到大众普遍喜爱

的米酒，被誉为“玉洁冰清，豉香纯正，醇滑绵甜，余味甘和”。“九江米酒”是广东省佛山市特产之一，

产地为九江镇，并以此得名。它物美价廉，目前售价 10 元以下，属低档酒，普通百姓都能够消费得起。

124

剪开，有工作人员纠察，窄脚裤叫作“资产阶级腊肠裤”276，不准那样的，一定要

能塞下一个瓶，这样就叫作革命化的着装。所以那时候不论男女都是穿军装，解

放军式的，都觉得没所谓，男人觉得女人有一种斗气，有斗志、勤力、勇敢，就

是很正派，很革命的了277。

提到剪裤脚，很多受访者都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当时规定裤脚的宽度是七

八寸，一旦纠察队员发现某人的裤脚低于这个规格，立刻就剪掉，之后还会拿一

只“九江米酒瓶”去测量。被访者 M，女，初中文化，62 岁，文革时期是广州

棉纺一厂女工，现在是退休工人。她回忆：

以前在文革期间，在商场，商店，街口都会有红卫兵拦截那些裤脚窄的人。

以前不允许你穿窄脚裤。那些穿窄脚裤的人就会被红卫兵拦住，然后把一个米酒

瓶塞进裤脚里，如果塞不进去就立刻把裤脚剪掉，因为要求要穿宽裤脚，裤脚起

码要六七寸才算好，才符合规定。以前会在街口和那些小商店里面设置红卫兵，

他们一见到有人裤脚不符合规定，就把瓶子放进去，塞不进去就用剪刀剪。大家

都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换回那些宽裤脚的裤子来穿278。

偶尔有大胆者敢于尝试，则被当作奉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进行

批斗，而被批斗者往往羞愤难当，甚至出现自杀的情况。被访者 Z，女，初中

文化，50 岁，1971 年初中毕业后在 H 县 HS 林场当宣传队队员，1973 年高中

毕业后开始在 H 县 HT 小学当老师，退休前是广州某工厂工人。文革初期，她正

在上小学，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那时我们小学有个姓曾的老师很好的，教体育的。他那时候穿过一件香港

亲戚送的什么窄脚裤。学校广播叫我们去操场开会,就听到校长说：“大家别吵啊,

静下来！革命群众说了,把我们学校地主子女 ZSQ 揪出来！”就拉他上台了, 红卫

兵拿剪刀把他的头剪成十字形，又给带上一个牌。斗的时候，学生啊，老师啊，

276腊肠是广州特产之一，以“皇上皇”腊肠最为有名，普通广东人大都喜欢腊肠这种肉制品；腊肠和米酒

都是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和饮品，而“腊肠裤”（粤语读音为 laap coeng fu）的得名显然源于普通百

姓的日常生活，测量一件裤子的裤脚宽窄的尺度就是一只“九江米酒瓶”，“革命群众”创造性地将革命的

标准与日常生活世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277出自笔者 2006 年 8 月 7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3- BM 的访谈笔录。 278出自笔者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9-MGR 的访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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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老窦（粤方言，指父亲）老母剥削过的那些人，气的时候会用墨水浇他脖子。

后来可惨了，他自杀了，割脉，送去医院抢救，没死。后来学校放假的时候，老

师集中开会学习,他在上吊死了‛279。

文革时期，对民众生活风格强求同一化，对遵从者给予精神嘉奖，对抵制者

或反抗者进行羞辱（包括人身羞辱和人格污蔑），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社

会制裁。所谓“奇装异服”，是针对于具有“合法性”的着装而言。凡是不符合

“党化教育”的、与现行“合法性着装规范”相抵触的、非正统的着装都被贴上

“奇装异服”的标签，这是一种特殊的“污名化”处理方式，这种处理的结果是

“非法着装者”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力量的歧视和污蔑，甚至迫害，内心产生

一种“情绪制裁”280，即一种“负罪感”和“耻辱感”，从而摒弃“奇装异服”，

驯服并依从现有着装制度。

（三）“匙羹领”和“蝴蝶结”

被访者 D，男，小学肄业，60 岁，广州造船厂工人，现已退休。他谈到“红

卫兵”对敢于穿“匙羹领”的港衫的工人的惩罚时，回忆道：

‚那时候如果想把工作服改得时髦点，就会被人称为“封、资、修”，香港亲

戚多难得拿一件衣服过来，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要你把它改七改八，完全变了

样。你一穿香港稍微时髦点的比如“匙羹领”、窄脚牛仔裤就惨了，就被叫做“封、

资、修”，那些红卫兵就拿起剪刀把它从裤脚剪到大腿，那你还敢不敢穿？所以

在红卫兵目空一切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就是怕，只能跟着这个社会，要你怎么

样就怎么样‛281。

被访者 C，女，初中文化，56 岁，文革期间在广东花县 XH 公社 GT 大队插

队，现在已退休，之前是广州市某工厂工人。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她正读初中，

一位同班女同学穿过一件香港亲戚送的带“蝴蝶结”的衣服，这件衣服给她带来

了厄运，也对 CHT 本人的着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隔壁班有个同学穿了一件她的香港亲戚朋友寄给她的，有一个很小的绑带

蝴蝶结的衣服，就被当时的积极分子抓了去批斗。首先是剪掉她的蝴蝶结，接着

279出自笔者 2006 年 4 月 10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1- ZHM 的访谈笔录。 280朱岑楼：《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载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0 页。 281出自笔者 2006 年 9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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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她的头发，剪得很难看，然后给她挂上一张写着她的“罪行”的大牌子，之后一

大堆人对着她又批又斗，又打又骂‛282。

这件事情给被访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对被访者带来深刻的影响：

‚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穿衣就变成一个样了。之前可能衣服的颜色

都会稍微鲜艳一点，不会那么阴沉，而且可能款式也不那么单一和千篇一律，而

且小学的时候我们女孩子都会扎马尾的，那件事之后，我就剪了短发，衣服都很

正规‛283。

文革期间，生活在城市中的民众如果没有选择军装或者工人装，则容易引起

他人的注意和怀疑，问题直指其阶级归属。受访者 D，男，大专，56 岁，文革

初期在广州毛巾厂当工人，之后插队，现为幼儿园园长，他告诉笔者：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你不是穿那两种，军干装或者是工人装，那你

是什么人呢？别人就会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一个大问号啦！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

剧一样，我想就是囚犯的衣服会特别一些之外，其他人的衣服我们都不会觉得有

什么特别！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穿那两种衣服，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自己不希

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希望别人去打一个问号，你就自然地去穿那两种衣服啦！”

284

文革时期，这种关于“合法性着装”的价值评判体系的唯一提供者是国家。

国家利用现有强大的舆论宣教机器和严密的单位制科层管理体系，对“奇装异服”

的尝试者和“觊觎者”进行了严厉的社会制裁，因此，普通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最具“合法性”的服装作为自己的日常主要着装，以此建构自身需要彰显、

放大或者缺乏的阶级属性，以此表示对“合法性”着装秩序的顺从。这样一来，

国家通过特定的着装制度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

（四）“白西裤”

文革期间广东地区居民所穿的裤子一般是“老三色”，即蓝、灰、黑三色，

最多还包括有咖啡色，但大都属于比较净色和深沉的颜色。因此，如果有人穿上

浅色的裤子，就很容易在一片深色的海洋中被凸显出来，被指责为“资产阶级”

282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19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CHT 的访谈笔录。 283出自笔者 2005 年 8 月 19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CHT 的访谈笔录。 284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4- DWL 的访谈笔录。

127

和“亚非流氓”。

被访者 F，男，高中文化，57 岁，文革时期在东莞插队，现在是退休干部。

他回忆：

‚只有衬衫是白色，那时候裤子都没有白色的，没有人穿白色的，一穿白裤

子，怎么说呢，就好像很资产阶级似的，一洋气一点的就是资产阶级，就像“亚

非流氓”了‛285。

文革期间，出身不好的个体通常都进行了虔诚的自我改造，他们非常注意与

“封资修”划清界线，以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一百个人的十年》中记载了

一位出身大资本家家庭的小学教师的故事：

‚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天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

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

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286。

上述着装实例表明：首先个体的安全感受控于国家权力与意志。它完全建立

在领导的态度和掌控之中，国家意志透过各级权力体系渗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中，

个体时刻处于反省与自我剖析的循环往复式纠缠与清算的怪圈，直至内化为其日

常行为的准则。文革爆发前，这位小学教师有一条非常漂亮的白西裤，只在宾客

云集的元宵节穿过一次。他当时照照镜子，觉的挺好看，但是‚事后就觉察这是

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须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条西裤

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他甚至富有创造性

地总结出“安全系数”的推算公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

平常的着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287。

其次，民众着装是国家及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其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化约的

结果。这是对多元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化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服装秩序具

有一定的排他性，那些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的意愿和诉求往往遭到“革命”

的排斥，被淹没在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多数被访者不能清楚地说出这些被视为另类的服装出现

的具体年份，同时笔者也缺乏其他的证据支持，不管是广东的地方志，还是其他

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明确记载。因此，笔者对这一时期广东地区出现的

“奇装异服”也不能给出对应的时间表。

285出自笔者 2006 年 8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6-FCZ 的访谈笔录。 286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8 页。 287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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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奇装异服”的标准及“合法性”着装的界定

20 世纪六七年代广东地区判定所谓的“奇装异服”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1964 年 6 月 10 日《羊城晚报》上以 “广州服装技术学习组” 署名发表的一

篇题为《什么样的衣服算是奇装异服》的文章，提纲挈领式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例如：女装的敞袒胸部的袒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

“、紧束腰部而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样的衣服，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至于男

装的“牛仔裤”（一名“瘦脚裤”）、不男不女的花衬衣也不例外。这些怪样的衣

服的特点，一是卖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

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与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

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驰288。

进一步讲，社会上有关“奇装异服”的标准确立之后，究竟由哪个群体掌握

这一标准，又对哪些群体实施规训与惩罚？这就牵涉到群体的分类。文革期间，

按照阶级出身（即社会给定的政治身份），将民众主要划分为三类人，就本文所

涉及的研究地域而言，广东省革委会规定：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

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属于“红五类”；将戴帽列入改造的“地、富、反、坏、右”

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原组劳人员，反动、不法资本家等叫做“九种人”，

即“黑九类”；“灰五类”指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九类”之间的

人及其子女，出身多为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或自由职业者，

经济、政治上大体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289。显然，“红五类”对“灰五类”和“黑

九类”的着装是否属于“奇装异服”最有发言权，他们掌握着后面两个群体的日

常着装是否符合规范的话语权。一般而言，那些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只

能小心翼翼地屈服与顺从。

因此，这就最终涉及到文革时期，国家宣称和规定的“合法性”着装的界定

问题。所谓“合法性”着装指作为国家机器涉及的各级干部和作为这套国家机器

运行的阶级基础的工人、解放军和农民的着装，即军装、各种“中山装”、工作

服和农民的服装。文革期间，具有合法性的着装得衡量标准主要是满足“三个有

利于”：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工作的简单、朴素和整齐划一的服装。

三、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

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从三个层次分析：政治束缚、消费约制、心

理控制和幻觉权力效应。

（一）政治束缚

288广州服装技术学习组：《什么样的衣服算是奇装异服》，《羊城晚报》1964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289饶展雄等（编）：《广州市志·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66 年》，广州市地方志网，

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1，2006 年 4 月 1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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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普通民众的着装领域而言，国家的政治束缚体现在对“奇装异服”的打压

中。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树立“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加强宣传来诉

诸民众的正面响应，反对“奇装异服”；第二，以阶级斗争为名，合理合法地对

“奇装异服者”直接采取“革命”行动。

1.树立“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加强宣传来诉诸民众的正面响应，反对 “奇

装异服”。

在第四章中，我们详细地分析了以 1964 年 6 月 7 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发表的题为《坚决拒绝裁制奇装异服——高美服装点职工勇于保护社会好风气》

一文为导火索，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针对“奇装异服”而发起的大辩论、大批判。

凡是表现个人品味、情趣和风格的服装，往往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是“奇装异服”。这种服装消费上的禁忌，体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强求一律”

的机械整合特征290。总之，“奇装异服”被批判为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

具体表现，是“腐朽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着装上的低级体现。这次关于

“奇装异服”的大讨论和大辩论可看作是着装时尚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

“奇装异服”开始逐渐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销声匿迹了。

2. 以阶级斗争为名，合理合法地对“奇装异服”直接采取“文攻武斗”的

革命行动。

根据《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的报道：８月２０日以来，首都“红

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

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

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卫东服装店”（原“蓝天时装店”）

全体革命职工在给“红卫兵”的一封信里写到：我们坚决响应你们的革命的倡议，

我们完全同意北京二中等“红卫兵”关于反对做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的革命行动，

保证以后不加工不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阶段291。

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

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灭资”292。在这种大背景下，“红

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对“奇装异服”直接采取“文攻武斗”的革命行动。

“文攻”是指理论批判与政治教育。根据《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当时官方批

判“奇装异服”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阶级斗争新动向”、“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争夺青年一代”、“否定红卫兵功勋”等。面对民众中出现的“生活小事”论、

290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299 页（电子版）。 29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

1966 年 8 月 23 日，第 2 版。 29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

1966 年 8 月 2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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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干涉”论、“无益无害”论、“个人所爱”论、“多看习惯”论、“小题大做”

论等言论，开展了“专题学习班”、“现场批斗会”、“红哨兵活动”、“大字报，小

评论”等批判行动。“武斗”是指除了“思想纠错”外，还出现了大量极端的行

动。一切不符合国家规范的服装消费都会给着装者带来冲击，甚至厄运。从政治

权力的层面，国家主要对敢于穿 “奇装异服”者进行肉体强制，表现为大大小

小的代表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体对后者在肉体上的直接侵犯与威胁，如打骂、侮

辱、用剪刀剪掉裤脚或者撕烂他们的衣服等。在很多被访者的陈述中，笔者听到

各种“革命积极分子”在单位门口用啤酒瓶来度量青年职工裤脚管的大小的故事，

一些单位请来校外红卫兵采用“强迫行动”等事情也屡见不鲜。

显然，强大而统一的舆论工具和宣传媒介，在国家打压“奇装异服”的过程

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在思想舆论受到牵制，信息封锁的

情况下，党的宣传机器独大，唯一的革命理论和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被广泛宣传

与灌输，其他价值观遭到批判和打压，从而比较容易形成一种规范的着装秩序和

服装政治；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头脑中一旦被植入上述观念，

会产生出一种实践主流话语所倡导的需要观和消费观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接受或受其影响的普通个体，尤其是那些各条战线和行业中的先进分子在这

种导向的指引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种价值观的“传声筒”和“卫道士”。

实际上，在当时的革命生活中，这些思想和观念广泛复制，通过这种多重复制，

国家倡导的观念和思想意识得到强化和再生产。基于此，政治的高压得以直接调

教和规范着民众的私人生活领域。

（二）消费约制

在第四章，笔者已经从消费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文革时期国家在民众消

费领域所施行的约制。基本的思路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短暂的经

济恢复时期，于 1953 年开始在极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推行重工业优先发

展的国民经济发展道路，实行了特定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由国家自上而下建立

起来一套“管”“包”结合的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限制居民的消费行为。林毅

夫（2004：28-38）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实施赶超战

略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分析得出：“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下的消费政策体现为一种“消费抑制”293，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的出台是在

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劳动成

本而采取的措施。

首先，推行高积累，低消费。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制度安排上，改革开放

以前采取的是“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国家的消费制度

和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根本上就是将生产置于首要位置，居民合理的消费直

29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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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被排斥和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其次，控制收入。这是降低重工业成本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实行低工资政策294。具体的做法是：国家控制居民个人收入，间接地控制居民消

费。具体做法包括降低工资等。城镇居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 1957 年

到 1976 年，全国职工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 年全国职工

平均货币工资 624 元，1976 年下降到 575 元，不进反退，还少了 49 元295。 除

了降低工资，国家还禁止劳动者和生产者自由流动，包括禁止人们自由择业、自

由迁徙和自由改变身份，这就基本排除了劳动者获得额外工资的可能性。

最后，实行统购统销。从国家的立场看，统购统销为新中国度过粮食短缺形

势的困难、保证粮食供应、巩固新生政权、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296。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是消费资料的几乎唯一的供给者，国家对各类基本

生活资料实行定量消费或凭票供应。国家限制居民消费选择，实际上是直接剥夺

了居民消费选择自由。统购统销制度是一种总体主义的消费制度，国家在私人消

费领域占据着立法者和阐释者的角色。“这种国家主义的消费制度，不但造成城

镇居民对国家的一种结构性依赖，而且导致他们对国家的一种结构性顺从”297。

（三）心理控制

文革时期人们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阴影中。阶级斗争如同全能的巨人，其左

膀右臂由暴力和恐惧充当，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革命话语，时刻控制着民众的心

理。民众的恐惧无处不在，人们恐惧同事之间的怀疑、领导的不信任、他人的流

言蜚语。他们最恐惧的是被什么机构盯住、受监控，被迫害，直至失去自由和生

命；民众用这种内化的恐惧来自我监控，由此实现了极权政治最终的监控，在每

个人的心灵中建立了有效的圆形监狱。

徐贲认为文革依靠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动员。“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

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

来划定的”。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ntagonism）

之中298。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

“我们”，是“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

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

“敌人”誓不两立。

294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 295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 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97-898 页。 296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60 页。 297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62 页。 298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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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一方面，作为

“好人”，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

子”、“害人虫”，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

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

斗、关“牛棚”，“不能温、良、恭、俭、让”，要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

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为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

合理合法性。

在这种情境中，作为“坏人”，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必然结果就是深处

恐惧的深渊。恐惧使他们遭受强大舆论造就的弥漫性心理压力，一方面，他们生

活在一种无处可逃的、宿命般的自责、绝望、罪孽感、不安全中。他们必须谨小

慎微地苟活在一个完全受制于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对随时侵袭自己及家人，使

其遭受精神戕害或者肉体迫害的任何政治风波毫无抵御能力。另一方面，一旦祸

从天降，他们也只能认罪、汇报和交心，接受批判和斗争，实际上成为程度不等

的受害者299。

随着文革的逐步推进，恐惧又出现了新内容：“坏”阶级成分者和“坏人”

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完全消失。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当然的“坏

人”，而一切坏人又都是“牛鬼蛇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因一言一行不慎

或莫须有的罪名一下子变成“反革命”，动辄获罪。因此，普遍的安全感缺失与

惊恐猜疑情绪的蔓延，成为文革时期特有的公众日常生活状态300。在这种特殊

的历史情境中，日常生活势必成为民众“牢记阶级斗争”，实施“革命化” 与“自

我表现”的主要空间，而日常着装必然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价值。

对“奇装异服”的态度被当作着装者道德高下和立场正确与否的简易区分工

具。奇装异服，或者说着装的一种个性化和唯美化追求，往往与个性和情感、个

体主义、性别意识和爱情生活紧密相连。而这些在文革时期都受到政治和革命的

严加“看管”而成为禁忌301。文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使人的思想革命化，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道德的革命”，是确立无产阶级新道德302。以女性为例，如果她们

所穿的服装如果“怪里怪气”、“奇奇怪怪”、“奇形怪状”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

“不顺眼”、“太招摇”、“不正经”、“不老实”、“太花哨”、“骚”、“风骚”、 “爱 299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300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301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诗歌、“样板戏”、电影、绘画、宣传画、口号和标语等，无不表明当时倡

导的英雄人物和典型事件都基本不涉及个体主义、性别意识和个人情感。 302林彪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

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

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

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名逐利、道德败坏的人”，

转引自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 年

版。

133

慕虚荣”、 “花枝招展”，她们自然就成为人们眼中的“狐狸精”、 “资产阶级

小姐”，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甚至是“走资派”。

因为着装不符合规范而累及人身安全的事件的不断出现，势必带给整个社会

一种恐怖的社会心理，“‘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

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加以贯彻”303。因此，打压“奇装异服”背后的逻辑

就是将着装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这实际上是以政治权力干预社会民众

的生活权利，以行政手段强行介入民众的个人生活选择问题，从而使社会生活陷

入僵化的泥淖，客观上有可能导致政治行为的僵化。文革首先是以运动的面目出

现，它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清洗”运动，一场思维模式的净化运动，一场价值观

念的“纯洁化”运动。正是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全员“洗澡”，当权者试图通过一

场全民政治运动的方式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彻底清除，改造“异端”和“他者”，从而在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 “造

就”纯而又纯、高尚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成员，建立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

主义高度统一的、纯洁无瑕的大同世界。

（四） 普通民众的幻觉权力

普通民众的幻觉权力是孔飞力的一个提法。弘历年间的叫魂妖术揭示出了当

时社会的丑陋现实，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一旦官府认真

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

力对普通民众来说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

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304。权力幻觉为何产生？它得益于“受困扰社会”

（impacted society）的特殊政治，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抱团

逐利、造反或革命都有政治风险，因此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权力通常只是

存在于幻觉之中。“而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

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在非常的境况下才会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

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305。文革时期，普通民

众相互之间在着装上的监视、举报与迫害行为的动机之一就是这种幻觉权力。

文革时期，国家投向个体着装的“法眼”无处不在，代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

力的“宏观行动者”及其遍布各级行政机构的追随者弥散在城市和乡村，他们有

可能是“革委会”主任、单位领导、车间主任、街道办主任、生产队长等等，更

可能就是邻居、工友，甚至是亲友。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被访者所讲述的工厂领

导“监控”工人着装的事实。

“那时候我姐在制衣厂工作，工厂每年都发一件衣服，那年刚好发了一套深

303徐贲：《“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载《花城》2006 年第 4 期。 304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300 页。 305[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303 页。

134

蓝色的‘的斜’。我姐稍微比我矮了一点，不合身就给了我穿，因为我比她高一点。

那个蓝色不好看，就叫我妈帮我染了点绿色，结果挺特别的。周末穿上那套衣服

就上街了，因为穿起来合身，整个人够高，显得挺精神，所以挺出彩。周一上班

后，车间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昨天穿的什么衣服在外面走？不蓝不黑的，

没有一点工人的气派！”306

受访者 S1-HFH 在文革期间因穿短裤和裙子而遭到同学的批评，因害怕而

放弃穿短裤，而改穿与其他同学一样的衣服。1958 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东莞，13

岁的被访者（左一）身穿短裤站在欢迎的队伍中。

因为天气和着装习惯的缘故，被访者上大学后仍然喜欢穿短裤，被老师和同

学批评：

“现在大学生了，还穿短裤，这么不好看，后来吓的我也不敢穿了。六四年

上大学时候我穿个连衣裙，就是一般的裙子。班上同学心里可能觉得我长得漂亮、

穿得又漂亮，嘴上却说‘人家都穿裤子，你还穿裙子’？文革时候裙子不穿了，因

为社会舆论很厉害的，同学之间也会打小报告。我怕给人家说思想有问题什么的。

再加上当时有个说法，说外语学院，是资产阶级大染缸啊，红着进来黑着出去了，

穿衣服一不小心就要在班级里受批评，做检讨。”307

为什么普通人自觉监督他人的着装？为什么检举揭发他人的“奇装异服”？

为什么普通人自愿充当国家意志的“打手”？在日常着装领域，民众的这种相互

检举和批判的行为实际上属于一种告密文化。Figes 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告密文

化做过详尽的分析：在 1920-1930 年代揭发别人是官方称许的一种美德，而不

306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10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62-LQX 的访谈笔录。 307出自笔者 2005 年 3 月 1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HFH 的访谈笔录。

135

被当作自私的行为。每个布尔什维克的第一责任就是保持高度警觉；凡是忠诚的

苏联公民都应该向警察报告他们所偷听到的谈话308。作者将告密者分为志愿

（voluntary informers）和非志愿者（involuntary informers）两大类。志愿者多

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对受害者有敌意之故；非志愿者则是因为受到威胁恐

吓、或“出身不好”为了生存而告密，受害者也成了加害者309。

无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究竟什么因素会使一个生活在党国体制下、特殊的

社会控制中的普通人成为告密者？Figes 的解释是：如果家里有另一套价值系统

（如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或贵族），可与苏联价值系统相抗衡者，那么他们就比

较不容易被苏联的宣传牵着鼻子走；但是对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工农、或被放

在孤儿院的知识分子后代而言，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苏联宣传的影响310。但在中

国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情境中，阶层及其在家庭社会化中传承的价值体系与其是

否成为告密者关系不大，如章诒和的有关回忆文章所揭示：大文人黄苗子和冯亦

代也可以成为密探或卧底311，而冯亦代 1958-1962 年间的日记披露了“反右”

运动后，冯亦代出入章伯钧府邸，监视并汇报其言行的“工作”，312使我们直接

面对特殊历史情境中知识分子的“道义上的崩溃感”313：告密这件事情发生在

彼此信任的人之间；发生在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发生在知识者身上。单从道德上

批判，或者单单质问个人品质，虽然必要，却未抵及根本。舒芜认为根子在“政

治标准高于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314从本质上来说，文革时期告密文化在知识分子中蔓延源于他们自身不能安身

立命于精神原则与思想独立；而告密文化在普通民众中的盛行则与他们的权力幻

觉有关。

民众的这种权力幻觉在总体性社会中具有组织和制度的支持，北朝鲜至今保

存着“人民班”这种监控民众日常生活的制度化设置：“北朝鲜人的基层小区是

按照一种叫“人民班”形式组织起来的，每个人民班大约有二十户居民组成，它

的职责就是密切监视居民并管理小区的日常事务。人民班的领导由居民自行选出，

通常会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会将辖区内的任何异常情况上报给上一级政府”315。

除了“人民班”，北朝鲜还有大量来自共青团的小治安员：“除了打小报告，共青

308参见余敏玲：《斯大林政权下的私领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4 期（民国 98 年 6 月），第

145-154 页。 309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pp409-428. 310参见余敏玲：《斯大林政权下的私领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4 期（民国 98 年 6 月），第

145-154 页。 311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南方周末》2009 年 3 月 19 日；章诒和女：《卧底》，《南方周末》

2009 年 4 月 2 日。 312 冯亦代著：《悔余日录》，李辉整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13 李洁非：《告密与知识者的操守》，《小说评论》，2010 年第 1 期。 314，舒芜：《〈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 年第 2 期。 315[美]芭芭拉.德米克著，《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23

页。

136

团的小治安员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维持民众穿戴规则，确保民众不穿蓝色牛仔

裤，和带有拉丁字母的 T 恤衫等-象征腐朽资本主义的服装-或者男子的头发留得

太长。劳动党隔三差五就会发布布告，规定男子的头发不能长过五公分，当然也

有例外，对于秃顶的人士，规定则放宽至七公分。违反这些规定的，情节严重者

甚至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除此之外，街上还有巡警，他们也抓衣着令的违反

者，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可以随时破门而入进入室内进行搜藏”316。作为

‘受困扰社会’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冤冤相报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

著特点”317。

孔飞力认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1982

年在北京一个老红卫兵与他谈话：后者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毛泽东的文

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

代。毛好找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以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

到了满足。他抱怨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

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318。

第四节、 总体主义背景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逻辑

与当下普通民众的着装基本按照个人喜好不同，文革时期人们的着装必须遵

照清晰而不可违背的政治规则，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着装要符合个人的阶级身

份319。以下，我们将从时尚的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总结、呈现本文基于非市场化

条件下，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研究的新发现，并与产生并反映了市场化条

件下的西方着装时尚理论进行对话。

一、 “模仿-固守”胜于“模仿-创新”

从时尚的传播和变迁来看，“阶级分野论”强调“模仿－创新”是时尚传播

和变迁的动力机制。但是，从文革时期人们着装时尚的变化看，不同阶级之间模

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并不是推动时尚传播与变迁的重要因素。首先，

国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是着装时尚变迁的核心推动力，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对着

装时尚的传播和变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选择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全国

的红卫兵代表，引发了社会大众顶礼膜拜式的模仿，这是军装热潮的政治性肇始；

反之，“林彪事件”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降温。

其次，被模仿的阶级乐于被社会许可的其他阶级模仿，被模仿者不会因为模 316 [美]芭芭拉.德米克著，《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44

页。 317[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第 303 页。. 318[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 301 页。. 319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 年第 6 期。

137

仿者的模仿转而发明与创新出另一种着装时尚，而是采取了一种“模仿-固守”

策略。因为被模仿者的着装代表着国家“首肯”的着装秩序，模仿与被模仿本身

是这种着装制度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出身“灰五类”和“黑五类”的个体

选择“红五类”的着装作为自身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面对这些模仿，

被模仿者并没有用反模仿将自身与模仿者区分开来。相反，军人穿军装，工人穿

“工作服”，干部穿“中山装”是他们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的直接表达。

着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表征”320，通过着装,一种文

化的众多成员运用着装生产意义。华尔德（Walder）对改革开放前大陆工业权力

结构的研究表明：在政治化的奖惩制度下，日常生活迫使人们去形成一套有意识

的、经过算计的“自我表现方式”321。它可以下意识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社会交

往和互动中。而在中国，这种个体革命性的“表现方式”是有意识的、持续的、

受到鼓励并得到领导上认真评价的322。

总之，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强烈的军队化色彩，军人、工人和干部都拥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声望体系中属于上层。军装代表着

作为国家的钢铁长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柱石的军队的光辉形象；“工作服”体

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的工人“老大哥”的劳动形象；“中山装”是各

级干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时的制度性道具。他们不会因为其他社会群体的模仿

而放弃自身的着装时尚，而是以一种固守的态度保持这种时尚，这是非市场化条

件下，时尚的传播和变迁机制与市场化条件下最大的区别之一。

二、 “补偿机制”让位于“淹没机制”

时尚对于文革初期的女性而言，不是“补偿机制”，而是一种“淹没机制”。

如同一片海洋，革命时尚淹没了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需求。65 宗访谈案

例表明文革初期，两性在着装上差异不大，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个性追求都“淹没”

在男性化的着装体系中。在国家自上而下、强大又统一的道德宣教下，凡是与女

性的第二性征相关的物品都是一种禁忌，令普通个体羞于启齿，并尽量试图逃避；

凡是与性有关的活动都被国家小心地“包裹”起来，并严加“看管”。国家希望

女性尽量祛除其特有的“女人味”，变成与男性并无二致的“女性劳动力”。女

性，首先是作为一种劳动力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而绝对不是男性思慕

和求偶的对象。

50、60 年代的国家的政治宣传制造了大量“撑起半边天”的妇女形象，强

调妇女能够承担跟男性一样的工作。这种宣传忽视了性别差异，女性按照男性的

320 [美]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61 页。 321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4页。 322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4页。

138

标准进入工作场所等公共领域，与其说是男女平等，不如说是女性身体的男性化323。如果具有特性的女性身体还存在的话，那就是以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存在于

家庭内。虽然这个时代的“家”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国家权力渗透，女性的家务劳

动也被视为对国家的责任324。

文革初期着装上的性别差异基本不存在。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之下，

一方面，女性的某些天然性别特征也受到了规制，比如胸部和头发325。畸形的性

别文化和扭曲的性别秩序令民众对“美”和“女人味”等字眼退避三舍，无人敢

提，它们被等同于“资本主义”或“封、资、修”，被“趣味霸权”的执掌者专

政。实际上，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因此，当时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

也是最早觉醒的人。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内敛与封存。国家有意淡化性别意

识，甚至直接“去性别化”，导致“性别淹没”，女性的性别意识被迫淹没在革命

激情和工作（或劳动）激情中。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所穿的服装不符

合当时的着装规范，社会自然将着装与其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直接挂钩，并对其

进行社会制裁。

三、 “社会认同”凌驾于“自我认同”326

从微观层面消费者的心理看，着装时尚具有认同功能。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

同和自我认同，前者指通过着装把自己归于某一类型的人；后者则是把自己与他

人区分开来，表现个性和特殊性。“身份认同论”强调消费者通过着装时尚展现

个性，建构自我认同。而本研究发现在一个以抑制型集体意识占主导的年代，人

们的个性和特殊性受到压制，更多地是强调共性和与他人的一致性，因而，从认

同功能看，社会认同被突显，自我认同受抑制。表现在着装上，是千人一面，款

式单调，害怕与社会主导的服装款式存在差异。个体通过采纳具有政治合法性的

着装时尚而寻求安全感。宥于纠缠不清的海外关系、又曾在国外工作过的大学教

师，出于政治考虑，放弃了“崭新”的西装和“显眼”的中山装，选择了“工作

服”作为自己的结婚礼服327；“黑帮子女“因祸得福”穿上了军装，“变成”了 323 Croll, Elisabeth. 1995.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 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London; New Jerse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Zed Books.

Wolf, Margery. 1985.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4 Evans, Harriet. 2002. ―Past, Perfect or Imperfect: Changing Images of the Ideal Wife‖.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S. Brownell and J. N. Wasserstrom(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5当时有些女知青用白布自制文胸，达到与男性一样的平胸的效果才会觉的内心自在和踏实。来自被访者

S60-LPL 和被访者 S60-LPL。60 年代中期以前，女性的发型还比较多样化。文革前期，社会鼓励中性化的

装束，女性天然的长发或辫子也被要求剪短，甚至被―红卫兵‖、城市里的纠风队或者农村里的村干部强行

剪短，齐耳短发代表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和饱满的革命干劲。 326这里强调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区分似乎有过度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Binarism)之嫌，笔者同意自我认

同和社会认同二者不一定对立，而可以同时兼备，但是在文革这样一个“求同离异”的时期，社会认同被

突显，自我认同受抑制，对个人着装影响更大的是社会认同，这也是我们强调国家在时尚建构中占据主导

地位的原因。 327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6-LQL 的访谈笔录。

139

解放军，心情激动328；“红色外教”也穿上“绿军装”329等案例都表明个体以共

性的追求掩盖个性的展示，抑制着装上的自我认同，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装上的社

会认同，并以此获得安全感的客观事实。

四、 “共性”主导“个性”

从生产层面看，布鲁默的“集体选择论”把时尚的形成看作是基于集体品味

而做出的集体选择的结果，集体品味的变化导致了时尚的变迁。在他的时尚理论

中，品味、集体品味是核心概念。他认为品味与个体的经验有关，形成于互动过

程中；品味一旦形成，也会衰落和重构；品味是个体选择的依据、行为的驱动器

和引导者。

然而，文革期间，“个人”处于“社会”的总体主义笼罩中，个人被“弱化”，

缺乏“个性”，很大程度上只是“类型化”的存在。个体的品味并不完全是个体

进行着装选择的依据，也不完全是他们着装行为的驱动器，更不完全是他们着装

实践的引导者。多数被访者强调自己当时的着装完全是“随大流”，“出格”和“另

类”等可以展现个体品味的着装是他们极力避免的。“红色外教”模仿“红卫兵”

穿上绿军装等案例都表明个体以共性的追求掩盖个性的展示，共性主导个性，共

性化的着装不仅是政治保护伞，而且使个体获得安全感。

五、 “无选择的选择”替代“自由选择”

“集体选择论”认为集体品味是在某个领域中进行互动并拥有相似经验的人

之间形成的，时尚历经了一个从众多竞争性服装款式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服

装设计师试图表达出某种现代性倾向；采购商通过购买决定，最终确立某种时尚。

本研究表明：文革时尚的形成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选择的过程。

首先，当时并不存在众多竞争性的服装款式和颜色，甚至布料上的某些图案

也经常被指责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被迫取消，禁止生产。单一化着装时尚

的出现是个体“没得选”（无选择的选择）的直接结果。

其次，在探讨当时的消费意识形态时，我们通过社会上关于“奇装异服”的

大辩论证明了服装设计师（这里指服装店的营业员）在日常工作中贯彻了国家意

志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有关个体着装秩序的内容。最后，对文革时期的消费制度的

研究表明：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针棉织品统购统销等政策使采购商在选择并

确立某种着装时尚这个问题上远离决策的核心，他们对最终的决策无能为力。

最后，布鲁默认为时尚存在必须具备六个前提条件，其中包括时尚领域必须

对新出现的社会形式持开放态度；在诸多可相互替代的模式之间做选择时，个体

必须有相当的自由度；时尚领域能够对外部事件的影响、新行动者的加入和内部 328出自笔者 2005 年 3 月 1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HFH 的访谈笔录。 329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6-LQL 的访谈笔录。

140

互动方式的变化这三种情况持开放态度。笔者对“奇装异服”的与国家规训的研

究表明：西方市场化条件下的着装时尚领域中所谓的“自由度”和“开放态度”

等在文革时期根本不存在。

六、 “文化中介人”即国家

文革期间，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着装实践中产生了关

键性的作用。国家是个体着装合法性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并通过相应的媒介和舆

论工具传达给社会大众。媒体、记者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

态的反映，缺乏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媒体、及记者背后的国家及其相

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着装时尚符号价值的立法者，而不是媒体和记者等文化中介

人本身。

军装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服装，而是一种最具有“革命用途”和“革命作用”

的政治合法性物品。它的社会属性远远超越于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的自然属性，

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人们完全按照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赋予这种消费品的社会意

义区分它、对待它并使用它。这种特殊的物品的社会意义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政治

符号价值体系，与这种符号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一套由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

决定的、特殊的社会价值规范系统及其背后的社会道德秩序。

如上所述，文革时期个体的着装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合价值，但这并不意

味着着装丧失了其地位符号的作用。即便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中，着装仍旧

起到了地位符号的作用，它能够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区分开来。与西方着

装时尚理论不同的是：凡勃伦(Veblen)认为着装体现了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在金

钱支付能力上的差异；而在布迪厄（Bourdieu）看来，着装体现的是不同社会地

位的成员在品味、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而在本研究中，着装体现的是国家赋予个

体着装政治合法性上的差异，是着装者在社会给定的政治坐标中所拥有的政治资

本的差异，军人、工人和干部等在社会的声望体系中居于较高的地位，他们的着

装自然成为大部分社会成员模仿的对象。社会大众对他们的着装的模仿是当时的

消费政治、消费制度和消费意识形态作用于个体的着装实践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着装不但是静默的语言，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面向：它规范和调

校着民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作为国家规训的结果之一，个体的着装能够型塑或

者改变着装者的内涵和身份，从而成为个体建构集体记忆、意识、自我形象和身

份的工具。具有“时代精神”（zeitgeist）330的着装形象能够有助于民众树立对

国家、阶层的归属感，优越感和认同感，缔造阶层内部的团结，同时，也能强化

对“奇装异服”者的打击和迫害。因此，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

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330 Blumer. H.,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0(3):

1969, pp.275-291.

141

第五节、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控制逻辑

在比照了自由主义市场化条件和总体主义非市场化条件下着装时尚产生与

传播机制之后，我们简要概括一下总体主义非市场化条件下，国家对个体着装实

践的控制逻辑。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前提：文革时期，市场几乎不存在，国家完全取代了市场，

在这种非市场化条件下，总体主义国家控制个体着装行为的逻辑与市场化条件的

逻辑完全不同。其次，文革时期，社会处于失序状态中，出现了相当大范围和程

度的政治暴力，这种政治暴力的实施甚至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简言之就是

“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国家在组织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

(Weber 1947)。因此，我们需要引入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

（John·W·Galtung,1990）对“暴力”的定义，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

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331（转引自徐贲，2004：53-80）。

本研究认为，非市场化条件下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控制逻辑由三部分构成：

首先，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直接合法

性”，对着装的地位规范体现了国家控制的直接暴力形式；其次，着装是实施国

家权力的具体方式，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结构合法性”，对着装的权力

规范，体现了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世界内实现机械整合的结构性暴力形式；最后，

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文化合法性”，

对着装的道德规范，体现了国家控制的社会文化暴力形式。

一、 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

文革时期，社会区隔，尤其指地位、身份和等级方面的区分主要体现在“成

分论”和“血统论”上。在封建社会中，“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其特权

的强有力工具。出现于 1966 年 7-8 月间的两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和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

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血统论”思想的指导下，

青年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大致划归“红五类”、“黑五类”两大派别（当然，

以成分定阶层，文革前就有）。很快，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盛行起来：升学、招

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

身。

另一方面，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影响下，一个带有明显排斥、

歧视意味的名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应运而生。本研究所 331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142

涉及到许多当年是“可教子女”的被访者，他们在上山下乡知青中占很大比例。

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可教子女”的知青处处低人一等，甚至于被变相管制，而

在招生、招工时，出身不好的他们更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淘汰对象。上山下乡运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日益蜕变成对“可教子女”等弱者的惩罚。

我们认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结构属于政治性分层，社会是一

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均被赋予不同政治色彩。社会成员获得社

会地位的方式也取决于政治性因素(政治出身、政治表现、政治面目等)，人与人

之间的差异表现为政治性差异，政治运动和政治目标的变化是推动社会分层结构

变动的主要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化和身份制分层。本研究中涉及的案例事

实也正好说明社会身份的政治化决定了社会群体的着装策略。广东民众超越策略

在文革前期主要表现为超越匮乏，恰好说明国家在居民着装实践上实施的直接暴

力的作用和影响力，“红色”群体不会舍弃本阶层享有的时尚特权地位，转而模

仿或超越“黑色”群体和“灰色”群体的着装；后两类群体本身不具有着装“合

法性”资格，他们没有权力，更没有胆量觊觎做出任何企图超越自身阶层着装规

范的着装行为和尝试。以革命的名义，通过着装秩序，国家对个体的身体进行了

重新“分配”和“消费”。

二、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

鲍曼认为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合法化的武器已让位于两种互补的武器:诱惑与

压制332 (Bauman ,1992 :49-51)。本研究认为：在一个总体主义社会的非市场化阶

段，压制是系统控制和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工具,而诱惑则是对那些压制无法触及

的区域的必要补充。正如傅高义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一书中讨论了国家“对社会的政治征服”，“其重点是共产党人如

何构建了一个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的政治体系”333（Vogel,1969：350-354，

转引自赵文词 1999:42-43）。赵文词认为全书“整体图景展现的是社会变得越来

越被动，受控于一个日益强大、组织日趋完善的国家”334（赵文词 1999:42-43）。

在总体主义政体下， 国家是拥有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宏观行动者”及

其遍布各级行政机构的追随者，国家作为“权力的容器”，它冲破了疆界的束缚。

正是因为“国家行动者”在实践中的“脱僵”335（Giddens,1987:13），使得一批

遍布于各级行政机构的、由权力组织的、为权力服务的追随者―机构和个人也成

332齐格蒙.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 洪涛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齐格蒙德·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33赵文词.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A].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

西方社会学文献评述[C].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2-43. 334赵文词.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A].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

西方社会学文献评述[C].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2-43. 335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43

为微观意义上的“国家代理人”336（王宁，2006）。

文革时期，国家投向个体着装的“法眼”无处不在，代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

力的“宏观行动者”及其遍布各级行政机构的追随者弥散在城市和乡村，他们有

可能是“革委会”主任、单位领导、车间主任、街道办主任、生产队长等等。一

个典型的例子来自被访者 S62-LQX 所讲述的工厂领导“监控”工人着装的事实。

三、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

道德褒奖和道德污名是国家采用的主要控制手段，首先是将个体的着装与个

体的道德水准直接挂钩；其次，利用官方舆论和各种宣传媒介对符合文革时期着

装规范的着装高度褒扬，并号召社会大众向着装者学习；再次，将不符合文革时

期着装规范的服装直接贴上道德污名的标签。着装与性别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

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如果她们所穿的服装是“怪里怪气”、“奇奇怪怪”、“奇

形怪状”、“奇装异服”、的话，那么她们就是“不顺眼”、“太招摇”、“不

正经”、“不老实”、“太花哨”、“骚”、“风骚”、 “爱慕虚荣”、 “花

枝招展”，她们自然就成为人们眼中的“狐狸精”、“崇洋媚外”、“资产阶级

小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甚至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女性的天然性别特征也受到了规制。比如她们的胸部和头发。被访者 S60-LPL

所讲述的知青自制文胸的故事和受访者 S64-ZXS 介绍的女性胸部的大小与其思

想意识好坏的政治联想都是很好的例证。对于男性而言，这种“道德贬低”

（dévaluation）同样存在。被访者 S50-CHJ 曾经因为穿过香港亲戚赠送的衣服而

被周围的老师同学和农场的领导骂做“寸仔。

此外，穿“白西裤”的广东居民被斥为“资产阶级”或“亚非流氓” ，将

“匙羹领”与“封、资、修”的思想意识直接挂钩，衣服上有只装饰用的“蝴蝶

结”简直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着装行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说明着装在

文革时期的确是国家实施道德惩戒的重要手段，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 “直

接合法性”，对着装的道德规范体现了国家控制的文化暴力形式。

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思想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

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新道德的确立，林彪这样说：“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

是革一切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

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

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

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

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名逐利、道德败坏的人。”337（转引自刘晓，2000：

336王宁.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逻辑——围绕劳动动机与消费欲望的政策演变.消费社会学国际研讨

会,广州.,中山大学,2006-12. 337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台北: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144

240）

最后，这种道德惩戒的指向的背后暗含着道德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紧密相连的

关系。我们是个尊道德为传统，最重体面的民族。历代统治者当权后都普遍应用

“礼教”的统治法术，表现在政治斗争上，最是典型。若无法在政治上找缺口，

那么由道德上攻击便稳操胜券。于是，在政治上要打倒一个人，可以先在品德上

搞臭他。以整干部为例，只要将干部的特权享受和私德渲染一下，那么平常习惯

于社会主义均富理想和道德教条的“革命群众”，没有不对此不咬牙切齿的。在

这种普遍的“红色恐怖”中，普通群众在道德上所承受的重负可想而知。

总之，文革期间，国家总体主义达到巅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了国

家控制的范围。与之相配合，国家权力通过对宣传工具的控制和利用，以红色暴

力和红色恐怖作为震慑，以共同理想和公共道德进行诱导，自上而下地创造了一

种革命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其目的是

促使社会成员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在行动上循规守矩，远离一切异端思想和

行为338。表现在个体的着装实践中，就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因此，在这种特

殊的社会情境下，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

“直接合法性”；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

“结构合法性”；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

“文化合法性”。三种手段和方式的配合使用，构成了国家控制个体着装实践的

逻辑。

338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 年

5 月 15 日访问。

145

第六章 规训与反抗

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提出了西方在文革

研究对象选取中存在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这意味着在文革

中，在上层领导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佟新和沈

旭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将文革研究分为三大部分，发现学界近年对社会群体

能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极权主义模型的解释框架，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集

中在社会性力量的新诠释上339。借用 Lefebvre 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他们认

为文革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平行运动”。笔者同意这一判断。

因为文革时期，国家对民众着装行为的多重规训是一个需要浓墨重彩地阐述

的内容，国家在个体私领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历史本身有多个面向，

不了解民众的着装抗争，就不能对这段历史有真正的理解。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

不难发现，它对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民众的着装上开始起的变化，对 1978 年

以及整个 80-90 年代着装时尚的大反弹，都有着长远的影响；更何况对这个问题

学界鲜有论及。因此，值得“深描”340。上一章论述民众的着装顺从，因此，本

章着力于着装抗争。顺从与抗争是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平行运动”。

在《弱者的武器:农民日常生活反抗形式》一书中，斯科特（Scott,1985）提

出：奴隶和主子的斗争中没有梁山好汉式的英雄。在他看来,只重视农民造反是

不对的,“理解可以称为农民抵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那些试图从他

们身上榨取劳动、粮食、税款、租金和利息的人的那些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

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

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痴

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341（斯科特,2007:2）。本章所关注的正是民

众的日常生活中的着装反抗。

论及文革时期普通民众的日常着装，媒体的偏见随处可见。蓝蚂蚁（blue Ant），

出自法新社记者所著《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一书。书中写道：“不

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

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342此后多年，伴随着类似书籍343在西

他们认为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

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参见佟新 沈旭：《文革

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339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34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 年。 341[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日常生活反抗形式》，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 342 Guillain, Robert 1957, 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 Trans. by Mervyn Savill.

London:Secker and Warburg，pp1-19. 343 Beauvoir.de Simone.1958, The Long March, Trans. by Austryn Wainhouse,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146

方的持续畅销，这个比喻屡见于西媒，几乎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一个别称。再以

1972 年西方媒体拍摄的两部纪录片为例。《故宫》纪录的是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

刚开始拍摄，制片人发现“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

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344。

纪录片《中国》345反映了人们日常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产、学习教育、

医疗和娱乐等，镜头下女青年们那千篇一律的标准发型和男青年们类似军装的装

束令人印象深刻。

媒体如此，学界如何？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学界对于文革研究转向

“日常生活世界”346早有倡议，并提出要重视文革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

究，追问“人们的穿着整齐划一吗？革命之外有休闲吗？”347部分学者开始聚焦

这一领域：历史学者认为文革史的研究存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两个向

度348，对文革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当时的社会生活之非常与正常同

时存在：尽管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是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还

有学者注意到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349，认为文革比任何其它时期

都更清楚地显示了消费物品和行为在改变和再生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军

装、工装和毛像章等物品的夸示性、表演性联想，这些物品的象征意义化过程就

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另有研究分析了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时尚350，以及当时

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讨论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延伸到裤脚上的阶级斗争351。事实上，上述研究在文革研究领域尚且处于边缘地带。

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仍旧是阶级斗争、知青、红卫兵、夺权、工人运动等。文

革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阐释为一段革命和斗争的历史。翻阅《剑桥中国史》第

十五卷，作者依旧着眼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分析，讨论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城市

生活和农村生活352，描绘了文革时期民众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图景，大事件（比

如“集体化”，“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等），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诸如穿衣吃饭

等等的社会实践的展示，则寥寥无几。近年香港学界组织两岸三地学者先后推出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Pálóczi-Horváth, George 1962, Mao Tsê-tung, emperor of the blue ants. London:Secker & Warburg. 344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载《纵横》2002 年第 7 期。 345安东尼奥尼：《中国》（1972）(Michelangelo Antonioni's China), http://www.zheteng.com/cola/China, 2010 年

7 月 17 日访问。 346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347王绍光:《拓宽文革研究的视野》，载《二十一世纪》1995 年第 5 期。 348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 349徐贲：《“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 3 期。 350孙沛东：《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载《开放时代》2012 年第 4

期。 351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 年

第 6 期。 352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5 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9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中文大学出版社网，

http://www.chineseupress.com/promotion/prc_sample/index.htm，2009 年 1 月 18 日。

147

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被认为“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

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353。其中第六卷涉及文革历史354。

虽然瑕不掩瑜，但是，在这卷鸿篇巨制的历史画卷中，作者未曾描绘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在史学家的眼里，普通民众平淡而真实的日常生活的位置何在？很容易

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实践领域，比如文革时期的婚姻，休闲，着装和文化娱乐，实

际上为研究文革提供了全新的观角。我们需要“去魅化地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

355 。

本章关注文革十年，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台的广东民众日常穿着整齐划

一吗？ 在着装领域仍旧是时时革命，处处革命，人人革命吗？有无反抗、介乎

反抗与叛逆或不轨之间的日常着装行为？ 不同阶层的着装反抗策略有何不同？

就日常生活研究领域，学者的注意力被地处长三角的上海与北京和四川等内陆地

区吸引，对广东的研究，至今比较薄弱。与内陆地区相比，广东位于东部沿海，

毗邻港澳台，近代以来，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可能遭受“革命

辐射”的程度较小，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较多，因此，广东对于研究文革时期中

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对象。首先，本章试图从反抗、介乎反抗与

叛逆或不轨之间的日常着装行为这个角度来阐释这种有意与无意之间的日常行

为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以透视上个世纪 60-70 年代大的社会变迁。其次，试图

通过对民众着装微妙的变化的分析，透视社会文化的同样细微但深刻的变化。最

后，希望通过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日常着装反抗的研究，揭示这个区域文革社会

生活史的特点，初步提供文革研究的“广东视角”，为全国省市层面的文革史研

究的相互比对和印证积累经验材料。

我们将文革期间个体的着装抗争策略分为两种：以超越匮乏为主的着装策略

和以超越单调为主的着装策略。针对当时具有合法性的着装而言，从抗争的类型

看，主要存在两种类型：即手段选择型和目标置换型。

第一节 反抗匮乏的生存性智慧

文革时期，民众日常着装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主要有三个：经济匮乏、政治规

训和道德惩戒356。物质匮乏是重要变量，匮乏导致着装的贫困化和单一化。因为

匮乏，加上政治原因，民众在着装领域只能发掘自身的智慧和想象力，表现出一

35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中文大学出版社网，

http://www.chineseupress.com/promotion/prc_sample/index.htm，2009 年 1 月 18 日。 354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 2008 版。 355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 356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 年

第 6 期。

148

种“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357。因此，着装反抗也首先是反抗匮乏。

个案 1“领衣”

文革时期，被访者 L 是广州某汽车维修厂钳工，基督徒。1969 年参加工作

时，已经 28岁，因为宗教信仰问题，直到 1976 年他才找到对象结婚。但是，在

结婚的大喜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至今让他尴尬难忘的事情。

我结婚的时候大概是七八月，天气比较热，接完新娘回到家里觉得很热，就

把那件反领文装脱掉了，这就糟了，露出了那件只有衣领，没有衣袖的半身恤衫，

被我太太和亲友看见，亲朋好友都笑我，我当时不知道几尴尬，几狼狈！太太哭

着不肯入洞房，你说怎么办？岳母又数落我当时谈朋友的时候出街穿单位发的吊

带工作裤和工作鞋。358。

“有面子”、“没面子”、“丢面子”、“给面子”等等这些概念是中国人日常生

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概念，围绕“脸面”展开的是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黄光国认

为西方社会心理学角度的“面子”是个人在一个“特定情境中的认同”（Situated

indentities; Alexander & Lauderdale,1997; Alexander & Rudd,1981; Alexander

&Wiley,1980）；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观照“面子”这个社会事实，会发现“面子”

是“依附于社会的自尊”359（转引自黄光国，2004：179）。在当时的情况下，普

通居民既要经济，又要够气派，就只能衍生出“领衣”。“领衣”又称“节约领”，

就是“微小”衬衫，除了领子之外，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臂膀，用以固定，以防假

领子窜上穿帮。图一是一件“领衣”。

图 1-假领子，夏文璐：《爸爸妈妈所经历过的那些事》，腾

讯历史频道，http://news.qq.com/a/20111020/001215.htm，2012-5-25 访问。

领衣又叫“经济领” 或“节约领”，是殖民地时代上海贫民的一项发明360，

是阶层的标记，文革中从上海扩散到外省各地，有效地维系着中国人民的面子。

“领衣”流行于上个世纪 70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前期。“领衣”不是一种简单的

357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358出自笔者 2006 年 11 月 8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62-LQX 的访谈笔录。 359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60另一项类似的发明是领圈，一种六到八寸长、两寸宽的毛线织品, 两头缝有批钮, 围在脖子上后, 可以有

效抵御风寒，参见朱大可：《“假领主义”和上海文化的本性》，《新闻周刊》200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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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发明，它具有三大实际功能：首先，省布、好洗、干净，衣领能熨烫。其次，

它是当时民众追求时尚的“风向标”。穿起外套时挺括的领子便露会出来，比较

好看。当时城市里男青年的经典穿着是在手织毛衣里配上纯色假领子，爱美的女

青年则会选择小花布做成的假领子。最后，“领衣”能够很好地诠释生活在匮乏

经济时期的个体如何凭借现有的着装资源，建构特定情境中的自我认同，塑造依

附于特定社会情境的自尊。

个案 2.“孖烟囱”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想尽千方百计，以部分改

善自身的形象，比如说，精打细算的母亲们将穿破了的长裤改为短裤，长袖衫改

为短袖衫；将家中哥哥姐姐穿剩的旧衣服改成弟弟妹妹的新衣服；将旧衣服染色，

重新修改，又变成新衣服，或者做成小书包和坐垫等等。广东地区最典型服装创

新案例就是“孖烟囱”：因为当时规定购买汗巾并不需要布票，聪明的主妇就将

几条汗巾（手帕）缝在一起，做成一条“孖烟囱”底裤。因为汗巾比较透明，大

人穿起来不太雅观，所以这种特殊的“孖烟囱”底裤一般做给小孩穿，可以外穿，

而大人即便穿，也是作为内裤穿着。

我 68 年结婚，69 年有第一个孩子，71 年生老二，家里一下子多了好几口

人，哪里找那么多布票做新衣服？我老公的小妹结婚，全家给她凑足布票购置床

上用品和做衣服，我还跟工友借了布票！搞到后来，我家小孩没什么穿，还好是

夏天，有一天我家婆（婆婆）说找几个汗巾来试试，就拿三四条汗巾给我那两个

小孩做了两条“孖烟囱”来穿，你知不知道…汗巾是半透明的，我那大女儿屁屁上

的红色胎记都看得一清二楚361。

数量词二、两、双在广州的口语中称“孖”。而“孖烟囱”在广州话中有两

种夸张而形象的指代，一种是指小孩子脸上的两行鼻涕，粤儿歌是这样唱的：鼻

涕虫，孖烟囱，火车来到轰轰轰。另一种是指男人的平脚的、宽松的内裤（这种

一般指用棉布或者的确良做成的、质地比较薄、夏天穿着凉快的短裤，深受老者

的欢迎）。以上两种“孖烟囱”都是谐趣的指代362。进而言之，以前行驶在珠江

烧煤的蒸汽机轮船，有两条烟筒，“孖烟囱”的称呼大抵来源于此。而“孖烟囱”

作为底裤的一种，因为裤管比较宽松，由腰直落，好像两条烟囱，“孖烟囱”作

为这种比较通风的裤子的指称应该因此得名；除此之外，广东民众把那些裤管没

361出自笔者 2006 年 9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4-LXX 的访谈笔录。 362阮慧怡：《一日一句广州话之孖烟囱》，《南方都市报》2009 年 12 月 1 日，第 GA20 版。

150

有那么阔的裤子，叫做“孖烟筒”。同样是一种着装创新与发明，如果说“领衣”

主要代表着一种智慧和狡黠的话，那么，“孖烟囱”则蕴含着幽默和乐观了。

个案 3.“麻袋衫”

有被访者于 1969 年参加工作，文革时期担任中山市石岐某小学校长。他认

为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穿衣打扮‚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特别的人‛。由于国家

实行计划经济，老百姓的衣着只能简单对付。国家规定每个成年人全年的布料是

一丈三尺六，儿童减半。这些布对于身材比较高大的成年人，至多也就够做一套

衣服。人们的衣着颜色和款式都比较单调。有些受访者自嘲“中国一人只穿一条

裤子”。在这种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广东一些地区的乡镇干部从生产队“借到”

许多麻袋，将麻袋拆开，缝制成的一种“独领风骚”的衣服，这种因地制宜的发

明被称为“麻袋衫”：

当时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在衣着方面没有百花齐放的景象，没有那么开放。

甚至有些干部因为布料不足，就穿“麻袋衫”，就是用麻袋做衣服穿，颜色就是麻

袋色，麻布袋那种颜色，款式是唐装的，有两个口袋的，腰间有两个很大的口袋。

在当时，穿着‘麻袋衫’就是一种荣幸，只有干部才能穿的，我们参加三级干部会

议，看到干部穿这种衣服，就知道他是镇级的、大队级的363。

作为小学校长，他亲眼目睹了三级干部身穿“麻袋衫”参加会议的情景：

当时我是学校里的负责人，当时不叫校长的，叫负责人。镇级、大队级、生

产队级就是三级干部了。参加干部会议都是任吃的（笑），开饭的时候就随你吃，

一大锅饭（双手掌围成一个大圆形的轮廓），就一人一钵菜这样的（微笑），那些

大队干部和镇级干部就穿起麻袋衫，哇……很威风的！但现在看开呢，都不知像

什么样。

除此之外，其他被访者的叙述也印证了“麻袋衫”的事实。文革时期，被访

者 L是广州某机械厂搬运工人。他曾亲眼目睹了某些广州工人身穿“麻袋衫”的

情景：

比如说那些搬运工，也用装大米的麻袋做衣服，又坚固耐用，又节省布料，

363出自笔者 2006 年 11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61-GTY 的访谈笔录。

151

还能够保暖防寒，连 “搭膊布”（防止磨伤手臂）都节省啦，可谓是一举三得呢364。

搬运工穿着“麻袋衫”，体现的同样是物质短缺情况下普通个体有限的变通

和转圜。“麻袋衫”的案例表明：首先，“麻袋衫”是文革时期乡镇干部对抗物质

匮乏，尤其是布料供应短缺，布票有限的一种权宜之计。其次，“麻袋衫”与个

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对应，是体现“镇级和大队级干部”的政治身份的标

志性服装，因此，“麻袋衫”是行动者进行身份建构的另类工具。

个案 4.“尿素裤”

1971 年，中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机构中的合法席位，许多西方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1972 年至 1973

年间，中国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化肥、石油、采煤、轧

钢等方面的多个进口项目。就总量来说，最多者为化学工业设备，包括 13 套大

化肥，4 套大化纤等，其中化肥主要是从日本进口的尿素365。广东农村的供销部

门也分配到一些尿素，化肥的包装袋是用白颜色的化纤尼龙布来做的，质感同当

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每年分配的布票普遍不能满足全家

人穿新衣的要求，聪明的人，尤其是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干部，便纷纷通过各种门

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不少公社干部都穿着尿素袋子缝制的裤子，

令贫下中农惊羡不已。

被访者在文革时期是广东某地质勘探队工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铀

材料，绝大部分都来自他所在的找铀地矿队。为了给国家寻找铀矿，他们的队伍

在粤北和粤西地区辗转探索。艰苦工作之余他曾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我们在粤北找矿，很辛苦的！有时会需要见见地方上的乡干部、村干部，找

他们的农民帮个忙什么的。告诉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怕你都不信，我自己看到的，

那些干部有穿着“尿素衣”！什么是“尿素衣”呢？就是用化肥尿素的包装袋子布做的

裤子！笑死人的！你想一想：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再往裆里看，含氮量

45%！那个时候我们听说了这样的好多顺口溜呢。听说只有村干部什么的官才有

得穿，一般农村的人没有得穿的366。

另有被访者文革时期担任广州某硫酸厂车间主任，副书记，1968 年 10月作

为工厂派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的“带队干部”，到广东从化工作了一

年多。她也见乡村干部穿过“尿素裤”：

364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5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5- LWZ 的访谈笔录。 365单少杰：《毛泽东的执政春秋》，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 2001 年版，第 587 页。 366出自笔者 2006 年 11 月 12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65-CYY 的访谈笔录。

152

当时那个乡干部，叫那个 LXC 的，有一天开会，我看他穿个什么布裤子，

又不像是真正的布喔，怪怪的！又很新很靓的样子，我就跟其他人偷偷打听了一

下子，别人告诉我说那里的供销社每条袋子卖出要 4 毛钱左右，一般两个袋子可

以做一条裤子。每条袋子上下两面都印了‘尿素’和‘日本 XX 会社’之类的字，做成

裤子后，这些字就写在裤腰那个位置，很显眼的，极为搞怪！有些社员对村干部

的这种‘腐败’也不满，就编了话骂他们：“公社小干部，穿着尼龙裤。前面日本产，

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367。

在贫富分化加剧与贪污腐败并行的今天，文革被部分中国人臆想为一个与当

今的“消费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充满理想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60-70

年代，尽管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是贫富差距却不明显，收入分配比较公正合理，

教育、住房、医疗问题都得到妥善安排。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凡是经

历过文革的人自然会根据各自的生活经验，和不同的生活境遇做出不同的回答。

杨继绳的研究表明：“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

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

事。”只要商品供应紧张，权力的寻租行为就不可能停止，“走后门”368（2008：

711）的现象也不可能消失。

“尿素裤”的发明与“麻袋衫”类似，仍旧是乡镇干部在日常着装领域内，

区分于普通农民的身份标识工具，这些令现代人啼笑皆非的着装被文革时期的地

方政治精英用作建构个人的身份认同。此外，“尿素裤”使得 20 世纪 60-70 年

代的个体获得了一面“窥视”现代性的镜子，区区一个化肥的包装袋，使用的竟

然是质地柔软舒适的尼龙纤维布，可以侧面证实在物质极端匮乏的中国大陆之外

的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还存在一类商品相对丰饶的“丰裕社会”。

通过以上四个案例，我们探讨了着装作为民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反抗形式，如

何成为行动者身份建构的另类空间。在着装领域，面对国家规训，个体既有可能

367出自笔者 2006 年 11 月 2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9-HJZ 的访谈笔录。 368在大饥荒肆虐的三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

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走后门”现象十分严重。1960 年河北省唐山市节日副食品

供应量中，通过“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 10%。群众对此十分愤慨。1961 年，国务院

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对《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

告》的批示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实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

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路线上的反应。”到 1962 年 3 月底，在 27 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

有 21 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 3 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者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

司.2008.P924.

153

进行一种策略性的顺从，也有可能采取各种能动性的选择。我们发现在既有制度

的约束之下，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满足穿着的

需求，这是个体在着装方面的能动性选择。在节俭伦理的指导下，他们发挥能动

性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因地制宜地发明创造，在这些发明创造中，不但蕴含着民

众的智慧与狡黠、幽默与乐观，还能够看到权力与身份的魅影。不仅如此，“这

里面既有商业的意识，又有取巧的心机，不失狡黠的判断和决策，而革命的名义

反而成为一种包装和掩饰”。369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文革时期极少数民众家里用来做衣服的布料还存在略

有赢余的情况370，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穿衣戴帽都遵循“节俭伦理”371，而在广

大农村，农民手上的布票还有节余的情况。《时尚五十年--百姓生活 50 年往事回

首》一书中有相关记载：虽然农民发到手的布票很少，但是因为经济过于拮据，

布票反而常常用不完，所以农民会拿着布票去城市，找人换旧衣服和旧鞋子372（参

见武俊平,1999:258）。

另外，根据《广州地方志》之“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中的记载，1962 年，

由国家商业部纺织品总公司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与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越南

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广州针织站受总公司委托担负广州口岸的接收进口业务，

并按分配计划进行调拨。接收的商品有阿尔巴尼亚产的毛毯、浴巾、衬衣、灯芯

绒童装、运动衫裤，巴基斯坦产的床单、毛巾、毛巾被，越南产的布制服装、汗

衫背心。1976 年，结束接收阿尔巴尼亚的商品，1979 年，接收巴基斯坦的商品

转由上海针织站办理。

369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4

页。 370很多被访者想出了许多替代法，比如用“三折布”做被套，省下来的布票用来添置衣物：“用三折布票来

买布。就是说平常买布一丈是用一丈的布票。但三折布票是用三尺的布票来买一丈的布。那些布就很差劲

的。做衣服是„基本上没有人拿它来做衣服的，都是用它来做被套的，因为被套用的布料较多，它只能用

比较差的布来做。如果不这样的话，布票很快就会被用光。那就变成人连衣服都没有的了”（S6-XGB，女，

初中文化，52 岁，文革时期是学生，现在是退休干部）。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一般民众在短缺经济，

限量供给的条件下，对布票这种特殊的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

物质的匮乏，使得人们对手头的资源更加充分利用。当时广东一些在纺织厂工人将厂里的“处理布”买

回来，为家人或自己剪裁缝制衣服。因为购买“处理布”所需布票相对很少，甚至不需要布票，所以他们

可以将布票节省下来，用以购买“正品”布料。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布票和布料相对于一般市民来说，显

得有所赢余。 371被访者 ZHM，女，初中文化，50 岁，1971 年初中毕业后在 H 县 HS 林场当宣传队队员，1973 年高中毕

业后开始在 H 县 HT 小学做老师，退休前是广州某工厂工人。ZHM 的父母分别是 H 县某镇镇政府和医院

的干部，家里有两个小孩，ZHM 还有一个年长她一岁的姐姐。因为父母都是“单位人”，所以家庭经济条

件比较好。一般情况下，每逢新年、“六一”儿童节和她的生日，母亲都会带她到“车衣社”（即裁缝铺，

“车衣社”是粤方言用语，笔者注）为她做新衣服，这在她童年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啊，一到过

年有新衣就很高兴的了。衣服不合穿，就给亲戚，给亲戚家的妹妹啊!不会因为生日、六一儿童节没有新衣

穿的，那时我们算好条件的了！农村要缝缝补补的，人家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家都

没有这种情况。因为那时我家算富裕的呢，去到学校也好，别的地方也好，人家很羡慕的！不用穿烂衣”。

从 ZHM 的案例我们发现：她成长的家庭环境相对优越：父母是双职工，家庭子女较少，只有姐妹两人。

这种家庭经济条件使她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穿衣打扮方面都比较突出，在她参加工作之后，经济独

立，又没有家庭拖累，她还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帮助他人。 372武俊平：《时尚五十年--百姓生活 50 年往事回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154

可惜的是，在访谈中，我们没有遇到当年在广州针织站工作过的被访者，没

有得到最一手的访谈资料，但是，我们可以设想，由于广州针织站的设立和其享

有的特殊的针织品调配权和分配权，该站的上级主管部门、相关合作部门以及在

该站工作的员工，都有机会获得低价购买，或者减免布票购买某些纺织制品的

“好处”，正如乡镇干部穿“尿素裤”，“三级干部”穿起“麻袋衫”一样。

第二节 衣领上的“革命”

尽管文革是一个“极端年代”373，但是，在这一切非常态下，却隐藏着常态：

民众的日常生活。“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

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

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

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374

这里要阐释的反抗，现实中可能是一种对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时尚的不认

同而产生的着装反抗，也可能是介乎反抗与叛逆或不轨之间的日常行为，存在与

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而社会的变迁就在这种有意与无意之间的日常行为中发生

着微妙的变化。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阐释着装，以透视上个世纪 60-70年代大

的社会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

一．反抗政治化着装—“颜色革命”

在 65 位被访者中，绝大多数受访者在文革时期都非常或比较崇尚绿军装，

只有两位被访者明确表示“比较抗拒”，甚至“鄙视”绿军装。分析发现“红五

类”内部也存在部分的分化与抗拒，他们中也有人坚决拒绝革命时尚-绿军装。

被访者曾是广州造船厂工人，文革期间，他从未穿过绿军装，也没有戴过绿

军帽，甚至将参军的弟弟赠送给自己的绿军装送到染铺，将其染成蓝色。当年他

拿到军装的时候的心情：

没有一点兴奋，一拿回来就立即拿去街上染布的铺子里面染成了蓝色，这样

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因为海军服装是灰蓝的，所以我就把它染

成灰蓝色，就没有绿军装那么显眼，绿军装看起来像“打手”，很粗悍的，经常打

架的那种人，我就是对那有种抗拒感，对于工人来说大部分都会对这有种抗拒感，

见到那种人就会觉得他们是抄家，到处搞破坏的。因此对他们就有一种抗拒感375。

373[英]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马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 页。 374王安忆：《 隐居的时代》,《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隐居的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9

页。 375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155

受访者一再强调他和他的很多工友都不会直接穿军装：

不穿，但会拿去染了，然后穿，染了就看不出来。因为我们工厂里面，很多

都是穿海军的军装，都是穿灰蓝色的这种军装，有的上面的军人穿不了那么多就

给工人穿，是下面没袋子的那种士兵装。376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异端”思想呢？这与他对当时着装时尚的认识和这种时

尚产生的原因的理解有关。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社会“一片灰暗”，而应景又符

合革命时尚的红色建筑形成的“红色海洋”简直“好笑”又“不可思议”：

外国人看中国就灰色一片，海军就穿灰蓝色的军服；工人就穿灰蓝色的工作

服；红卫兵穿的一种叫红卫装，也有灰色的；企领文装和反领文装也是灰蓝色的；

四个口袋的干部服也是灰蓝色的，你说这是不是社会上一片灰暗？不是灰色就是

红色，因为大街上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色的，红海洋嘛。你现在觉得好笑，那时

候真的不可思议，到达这样的一种地步377。

而对于文革期间着装时尚的产生根源，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怎么产生呢？那就是当时的一种思潮！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给人

一种印象，那时候我们只能心灵感觉。有一种叫做“新原教主义”。那时候我们在

读书，这方面就很厉害的，就认为那种思维是一种新的宗教，崇拜毛泽东，把毛

泽东从一个领袖变成一个神，好像毛泽东永远都不会死，永远都是光芒的，他说

一句话就像法老王说一句话一样，全国的臣民都要信服，如果一天毛泽东在天安

门某个会议上说一句要“斗私批修”，立即就敲锣敲鼓，到学校里面去报喜，就是

这样一种气氛。当时社会已经到达那种失去理智的推动，而不是通过分析的，即

使有分析的人也只能这样指鹿为马，如果你一有反对的思维，就被称为“反革命

分子”，就要去囚牢里面蹲了，挂牌游街，跪玻璃了。那年代可以说是不可思议

376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377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156

的378

。

事实上，1967年他在广州造船厂的工友的遭遇彻底促使他对穿绿军装的“打

手”产生抗拒感，是他将绿军装染色的直接推动力。因为造船厂配发的工作服“就

像朝鲜一样，宽裤裆。觉得不舒服也不好看，因为人瘦又高，穿起来就不好看！”

当时修改衣服比较方便，工人宿舍或者其他家属很多都有“衣车”（指缝纫机），

他们可以帮忙把裤子剪裁，然后缝好，船厂的很多工人都会偷偷这样做的，稍微

收一点，仔细看就看得出，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来。所以他和大多数工友们都会将

工作服拿回家偷偷修改，而他的一个工友无意中将原本很宽阔的裤脚修得太窄。

结果：

那些搞恶作剧的，还不是红卫兵，只是工厂里面那些敢闯敢干的那种人就叫

他把裤交出来，把它给剪了，还要贴他大字报，说他“封、资、修”，资产阶级腐

朽思想！开始我们都叫他们不要这样子，后来劝不了，还是说算了，把裤子拿出

来给他们吧，就剪了裤脚，那条裤子就没用了379。

从此，穿绿军装的“打手”给他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那时候真不知道那些人会这么坏的！但那时社会很多人都想利用这些机会出

风头，总之，在那个时代，什么样的人都暴露出来。反正恶作剧，自己喜欢怎么

样就怎么样，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自己快乐、过瘾、威风就行

了380。

尽管他对文革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宣教并不认同，甚至认为这样的风潮来的

可笑，而且不可思议；尽管他对穿绿军装的“打手”怀有深深的抗拒和厌恶，针

对将绿军装染色这件事情，被访者内心也怀着深深的恐惧，他也曾经考虑过事情

暴露后自己可能承受的后果，他坦言 “怕得要死！谁不想活啊？！”绿军装染色

后，变成了灰色的军装，与灰色的海军服很接近，而他的周围有一大片灰色的海

军服构成的同色“屏障”，从色彩的视觉上，使他产生一种并不“特立独行”的

安全感，齐美尔认为时尚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机制，能够使追求时尚的人感到

一种强大的“安全感”：

378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379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380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157

我们一上街，很多人都是穿军装的，而且很多都是部队退役军人，上至领导，

下至一般工人，都有本身是从部队来的，即使不是军人，在工厂里面当学徒，开

始一接触的都是工人，除了自己的师傅以外，其他的都是军人，有时甚至师傅本

身就是军人，上班下班都是穿着灰色的军装381。

从工人漂染军装这个案例我们发现：当一个社会的私人生活空间受到政治的

严密监控时，民众日常生活中有关再现权力的反抗形式与渠道都跟市场社会有所

不同。在这里，“颜色革命”的核心是一种表达权和再现权力的争夺，而权力的

来源，源自服装这个视觉文本的“可见性”（visibility）。大多数属于边缘群体的

普通民众，在政治运动主流中往往得不到“再现的话语权”382。“颜色革命”就

是利用视觉的可见性作为抗争的工具，透过染色后的军装或自身的视觉再现，普

通民众以主体的身份作自我叙述，从而打破主流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对话

语权的垄断，自身由此被赋权。就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十分稀少的民

众日常着装上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抵抗性的表达，一套拓展公共空间的

策略之一。

二． 超越“去个性化”，追求个性和舒适感

1964 年 6 月 7 日，《解放日报》刊文针对“奇装异服”而发起大辩论、大批

判。“奇装异服”被批判为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是“腐朽的、

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着装上的低级体现。这次关于“奇装异服”的大讨论和

大辩论可看作是着装时尚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奇装异服”开始逐渐在

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销声匿迹了383。国家通过政治高压树立“政治唯美

主义审美观”，加强宣传来诉诸民众的正面响应，反对“奇装异服”；以阶级斗

争为名，合理合法地对“奇装异服者”直接采取“革命”行动。

有被访者坦言年轻时思想“前卫”，着装大胆，曾经因为穿过香港亲戚赠送

的衣服而被人骂做“寸仔 ”：

我有亲戚在香港,带一些衣服回来, 我挑一些好一点的、在当时的香港没那么

时髦的衣服穿着去学校, 或者穿着去农场, 都有被同学和老师骂, 农场领导也骂，

骂是“寸仔”！ “寸女”。当时穿得比较前卫一点,就是“寸仔”“寸女”,就是说唔好人(不是

381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382艾晓明 卜卫：《视觉社运：艾晓明、卜卫对谈》，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 年第 10 期。 383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 年第 6

期。

158

好人) ，所以都好多人避忌384。

当年他穿过一条黑色的直筒裤和一件比较鲜色的、湖水蓝色,又接近暗绿色

的衬衫，被当时的领导视为“反面教材”，但是，他本人却不以为然：

感觉好舒服, 看上去“当堂唔同”(粤语，意即焕然一新) ！而且穿起来自我感

觉很好, 很有朝气。望见其它一片清晰, 长期以来清一色的蓝灰白衫, 不等于说

人家喜欢, 只是迫于当时环境385。

他认为文革期间穿衣打扮方面，社会上奉行“禁高禁大”的平均主义原则，

而他本人则曾经对此原则做出更进一步的挑战，而且至今为当年的英勇骄傲不已：

自己穿衣绝对是按照自己的主义行事, 衣服不舒服不穿, 因为我们总觉得穿

着是我的自由, 不受你干涉, 你认为不合潮流, 你认为奇装异服就不是好人, 但

自我感觉就不是。因为年轻人总是向往一些比较新鲜, 认为有自己特性, 有自己

感受, 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去做, 已经开始不会理会人家怎样去看386。

下张照片387是受访者 1972 年冒险去广州上下九路某亲戚开的照相铺偷偷拍

摄的照片，尽管当时普通百姓照相不允许戴领带，但是受访者还是戴上了那条香

港亲戚送的鲜艳的红领带。访谈过程中，说起这件往事，受访者大笑不已，骄傲

与豪迈之情溢于言表。388。“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389而生趣未失，被访者

尽其可能地在着装上保留了一小块自我、个性和审美的空间。

图 2 “西装领带英雄照”，资料来源：S50-C-M,1972.

384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27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0-CHJ 的访谈笔录。 385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27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0-CHJ 的访谈笔录。 386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27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0-CHJ 的访谈笔录。 387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位被访者非常健谈，也比较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因其个案的特殊性和趣

味性，笔者曾三次对其进行深度访谈，并获准用数码相机复拍了他在文革时期的 6 张照片，主要代表了他

的四种日常着装：西装、民装、工作服、衬衫+西裤，可惜的是照片质量太差，经过翻拍放大，图片的清晰

度可想而知。尽管照片的质量不够理想，但是，笔者仍旧能够通过被访者的姿势，依稀辨认其当时的人生

态度：不像同期其他同龄人的照片，后者的脚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并拢，双手自然下垂，所谓“垂手而立”，

一幅毕恭毕敬，驯顺“听话”的神态。即便站立着，他的动作也很丰富，一般都歪着头，双腿分立，身体

比较倾斜，神态有些桀骜不驯，与年轻时代的王小波极为神似。 388同样，1967 年法学家江平再婚，与其妻都戴了十年右派帽子。两个右派在敏感的文革初期结婚，在拍结

婚照时，也系上了领带：“在那个时候真是有和‘破四旧’相逆反的勇气”，这样做，当事人自认为有些“反

潮流意味”和“大无畏的精神”。参见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陈夏红整理，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版，第 154 页。 389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46 页。

159

文革期间，一些被访者曾经对工作服进行过部分的修改。被访者曾是广州造

船厂工人，他的工作服

好硬正，好耐磨，不容易烂，但是穿着起来并不舒适，尤其是“坚固昵”390上

衣：穿在身，就好像岳飞的战袍，披挂在身上啦！而且裤子不舒服也不美观，就

像高丽棒子一样，宽裤裆，裤脚也很宽，觉得不舒服也不好看，因为人瘦又高，

穿起来就不好看，然后就改391。

同样是工作服，有人总会绞尽脑汁以与众不同，来显示自己的个性和对美的

追求：

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 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她还想法设法在

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

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392。

以上三个案例的当事人都明确强调个性和舒适等方面，一方面，审美的本能

也在发挥作用。如绿军装的流行，不仅是“崇武”393，还因为绿色是一片蓝灰黑

中唯一的颜色，崔健一块红布罩上眼睛看见得幸福，就是对颜色渴望。另一方面，

这表明他们对文革期间那种强调共性，抹煞个性，千篇一律和高度统一化的着装

制度和规范认同程度降低，自我，个性等声音从未彻底远离他们的着装理念。

另一方面，民众对个性和舒适等的声张，表明他们对私人生活的重视，隐含

着作为私人身份的个体的存在的意义。在这里，私人生活成为反抗公共权力的有

效手段。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着装这个独特的领域里，个人对物质生活的

追求可以为其与众不同的审美和才干，找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同样可以达致自由

和幸福——追求个人福利的自由和幸福。

三． 超越“去性别化”，反抗“性别淹没”

着装与性别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文革时期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所穿的服

装不符合当时的着装规范，社会自然将着装与其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直接挂钩，

并对其进行社会制裁，因此，女性的某些天然性别特征也受到了规制，比如胸部

和头发。

被访者 S60-LPL，女，50 岁，小学文化，文革爆发时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复

390即牛仔布，一种纯棉布料，多用于劳保服装。 391出自笔者 2006年 9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34-DWZ 的访谈笔录。 392翟永明：《青春无奈》，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261 页。 393金大陆：《崇“武”的审美及其蜕变》，载《社会观察》2006 年第 5 期。

160

课闹革命”时期读过初中和高中，1974 年到广东从化市某乡插队，1976 年回城

后重读技术中专，分配到广州某汽车灯具设计厂作技术人员，后又在广州市党校

完成大专学业，2006 年退休，之前是广州某机关公务员。―那年十四岁下乡去到

从化农村，我们二十多个女知青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那时候我们女孩子都开始发

育了（表情开始有些尴尬，不自然），这个是我们的秘密，不想给男知青看到，

也不想给生产队里那些队长、光棍们嘲笑。我们好怕丑的，也很苦恼。女孩子们

就想办法把丰满的地方搞搞平！我们中间一个大一点的有经验，拿一把剪子剪白

布，几剪子下去，剪出一个领口，又剪出两个袖头，再找来白线缝一缝，就是文

胸了。这么样，我们都很佩服她，当她是功臣一样看待啦！你想想，穿上这种内

衣，再穿上外衣，我们就和男知青一样了，心里觉得好自在，好稳妥，好踏实”。

被访者 S60-LPL 所讲述的文胸的故事在其他受访者那里也有所反映。受访者

S64-ZXS，男，45 岁，初中文化，1977 年成为最后一批参加“上山下乡”的年

轻人，落户广东番禺两年，他读书时成绩很差，“五科不及格”，但是却在农村

开始自学，1979 年回到广州后，开始向报纸投稿，现在是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一

名主持人。他说：―那个时候的女人都很中性，比如说当时女性的胸部宽大394一

点都要扎得实实的。曾经有一部电影里面就有说，如果你的胸部太过坚挺，都算

是资产阶级！所以最好就是中性打扮，女性都变成不是女性了！完全是没有了女

性的韵味了，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你绝对就是不可以太过的袒胸露背”。

七十年代初期的“学校里弥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

生理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作者：每天诚惶诚恐，如临

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

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样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

394 请注意“胸部宽大一点”这样的话语表述，在 2006 年的中国大陆，与政治相比，性的开放程度早已今

非昔比，性几乎是百无禁忌的，但是，被访者仍然避免使用“丰满”、“坚挺”等形容女性乳房的美丽的词

汇，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改革开放前性作为一种政治禁忌（Taboo），性与阶级队伍、政治立场，革命

情操、道德和品质等宏大话语相勾连的历史在普通百姓的思维表达和推理方式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当然，

笔者也也不能完全排除访谈对象面对女性研究者的某种表达取舍。

161

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

下都会吓一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395。（翟永明，2008:432）

60 年代中期以前，女性的发型还比较多样化。文革前期，社会鼓励中性化的

装束，女性天然的长发或辫子也被要求剪短，甚至被“红卫兵”、城市里的纠风

队或者农村里的村干部强行剪短，齐耳短发代表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和饱满的革命

干劲。被访者 S3-CHT，女，初中文化，56 岁，文革期间在广东花县 XH 公社

GT 大队插队，现在已退休，之前是广州市某工厂工人，她用社会是否准许女性

梳辫子对文革进行时间上的区分。―‗文化革命‘前扎两条辩子就说你是女人的了；

‗文化革命‘中有段时间辩子都不准留的，后期就可以留辫子了。我们那时男女的

分别就是留辫子咯，辫子粗点、头发黑点就被人称赞咯”。

另外，文革期间，畸形的性别文化和扭曲的性别秩序令民众对“女人味”三

字退避三舍，无人敢提，“女人味”等同于“资本主义”或“封、资、修”。被访

者 S1-HFH, 女，61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在汕头某军垦农场插队，现在是广

州某大学退休干部。她极为肯定地告诉笔者，60-70 年代基本没有听到过―美‖这

个字眼，女性穿衣很少会从―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完全是从比较实用的角度考

虑，主要关注着装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在部队的生活，在农场的劳动。服饰―美‖

被有意识地忽略，甚至成为一种政治禁忌：―穿衣服是一种生活的需要、工作的

需要、劳动的需要‖，―实用和合身最重要‖。

当笔者问及“当时女性穿衣是否是穿给男人看的”这个问题时，受访者的面

部表情突然变得十分不太自然，甚至有一丝受到“侮辱”的感觉，她语气极为肯

定地说：“女性穿衣服不是给男人看的！绝对不是给男人看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的

思想不是很开放，人的思想确实不是很开放。怎么说呢，穿衣服是一种生活的需

要、工作的需要、劳动的需要。没有说是给男人看的，我从来没听过说过穿衣服

是给男人看的这个观点。那个时候还没有那样的思想观念，穿衣服是很简单的，

生活的需要、劳动的需要，这是基本生活的必需”396。

被访者 S4-LXS，男，高中，56 岁，文革期间在广东东莞插队，现在是某私

395翟永明：《青春无奈》，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96出自笔者 2005 年 3 月 1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HFH 的访谈笔录。

162

企经理。“‘文革’的服装哪里有‘女人味’？男女基本上一个样！不同工种的人应该

可以说是趋向一致，而且“女人味”这几个字没人敢提，可以说在那时,很保守，真

是没人敢提“女人味”这三个字，（认真地说，笔者注）那时就只是说革命，只有

抓革命和促生产，还有政治学习，根本没有人够胆在服装上说些什么，只是思想

怎样去工作，只有工作，那时你想想就连过新年也没有假放，就是突出生产，所

以根本上，只要一说吃喝玩乐这些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直接就跟资本主义挂钩，

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女人味体现的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时我们社会主

义不说这些的，就只说革命和促生产，就是这样”。

普通男女的性别差异在着装方面基本不存在，甚至当时的外交官群体也不例

外：时任国家外交部翻译的章含之慨叹时世荒谬，命运难测。认为文革是一段没

有任何安全感的岁月，一切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

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女人爱美之天性都要藏藏掖掖：“当时从事外事工作，

每次出国前，都统一到红都时装店去做衣服。红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单位

开介绍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红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说是可以挑，其实

也就那么几种，蓝的、黑的、咖啡的。样式呢，就更没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

没什么区别。说到这个，还有个笑话呢。有一回，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开会出来

穿大衣，吴桂贤（女）和姚文元穿错了，竟然穿了对方衣服，到后来发现口袋里

的东西不对”397（刘天时,2006）。

除了对被访者针对“去性别化”的描述进行分析之外，我们希望借用一张老

相片，更为形象、生动地刻画当时的女性审美标准中“劳动”和“革命”等元素

的核心价值地位：下图是 20世纪 70年代，广东省高州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比谁的手上老茧多，左边的是老知青蓝宇珍，右边的是新知青张红翠。

397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压力和灾难》，《南方人物周刊》.http://news.phoenixtv.com, 2006-01-20.

163

图 6-2 “比手茧”，周泽明提供/FOTOE，图片编号: 30024042，图片来源：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集成

教育图片库，中山大学图书馆数据库，2006-11-2。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革命对女性的塑造已经深入衣领和裤脚。1944 年

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

发现，经历过争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

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矫揉的

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

地方了。”398

在这位重庆记者的眼里，延安的女人“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

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几乎已完全融入这个高度“革命化”、“一致 化”的男性

社会。“由于党性，同志爱必然超过对党外人的友谊；由于党性，个人的行动必

须服从党的支配；由于党性，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由于党性，

决不容许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

‘宗派 主义’。„毫无疑问，在那里，党性高于人性，尤其是“从那些‘女同

志’身 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所

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 谈，

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结婚，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 们

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

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

义！ ‖399显然，作者认为政治生活粉碎了女性爱美的本能，同时也改变了她们的

气质品性。

作者“觉得在‘增强党性’‘削弱个性’的政策之下，延安人的思想、态度、

品行、趣味、生活似乎都定型了。个性的差别是愈来愈狭小。”400作者发现“延

安人似乎还迷信着爱美与工作的不相容的。从家庭获得解放，在群众中又失却了

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个性，是幸福还是苦痛？”401

398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 年版，第 58-59 页。 399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61-663 页。 400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 年版，第 170 页。 401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 年版，第 169 页。

164

总之，纵览 65 宗访谈案例，我们发现无论是女性受访者，还是男性受访者，

都明确表示文革期间，女性和男性在着装上差异不大，女性的性别特征“淹没”

在男性化的着装体系中。在国家自上而下、强大又统一的道德宣教下，在当时的

社会理念中，凡是与女性的第二性征相关的物品都是一种禁忌，令普通个体羞于

启齿，并尽量试图逃避：男性对女性胸部的注视可以被理解为“流氓行为”，女

性的目光如果在男性裸露出来的部分身体上停留时间稍长，就可能被旁人视为

“下流”的年代里，凡是与性有关的物品或活动都被小心地“包裹”起来，并严

加“看管”，而女性，首先是作为一种劳动力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而

绝对不是男性思慕和求偶的对象。社会要求女性尽量中性化，尽量祛除女性特有

的“女人味”，变成与男性并无二致的“女性劳动力”。

革命只有使女性的身体“无产阶级化，”才能从精神上“革命化”女性。对

于女性而言,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无阶级化”，同时也是一场“无

性别化”的革命402。学者用“性别淹没”403来描述白领女性的“去性化工作状

态，”我借用这一概念描述身处红色革命狂潮中的女性去无性别化的日常着装状

态。即便受到既定的着装制度和革命文化的约束，个体对“去性别化”的着装进

行超越和抵抗的行为仍旧以一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404表现出来。下文着重阐

释广东民众利用衣领（衣袖）来展示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和自我认同，以及花裙

子和花衬衫在街上重新出现来说明这种特定时期的着装文化“擦边球”。

（一）.“衣领藏乾坤”

文革期间，在高度划一的政治气氛下，民众对美的追求既爱又怕又恨：爱美，

是因为这是人之本性；害怕，是由于对美的追求很可能招致祸害；又恨是因为它

是“大毒草”，“臭美”的结果是被革命群众孤立和批斗，甚至游街示众。在这

种爱恨交织，担惊受怕的人生境遇里，人们对美的追求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服

装与美感交融的空间大大缩水，用着装来显示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手段和方

式更是屈指可数，但是，群众的智慧和谋略如同金藏细沙，总是要用“黑色的眼

睛去寻找光明”：衣领就是民众展示丰采，追逐美感的个性场域。

受访者文革时期在东莞插队，他发现女知青一般都会改改衣领：

那时候女知青最喜欢在领子上变变花样，把原来的‘斜领’改成‘直领’，有‘一字

领’，‘燕子领’和‘圆领’等，那时候‘圆领’较‘方领’和‘尖领’时尚。男装的衣领变化就

402张闳：《革命女装》，载《南风窗》2004 年，第 5 期。 403朱健刚 曋凯：《工作、权力与女性认同的建构——对广东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国白领女性的个案研究》，《清

华社会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404（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第 3 页。

165

不大：只有翻领、撙领和企领三种405。下图是摄于 1975 年，粤西一群女知青先

进代表，照片表明“一字领”和“燕子领”在这些女知青中颇受推崇。

图 3 “知青先代会合影”，周泽明提供/FOTOE，图片编号:

30024053，图片来源：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集成教育图片库，中山大学图

书馆数据库，2006-10-20 。

面对汹涌的“性别淹没”的波涛，作为国家外交部翻译的章含之也进行了个

人的选择和反抗：

我呢，衣服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一年，我选了一块没人选

的翠蓝的料子，样式上也动了点心思，比如，掐了点腰，方领子改成圆领子，最

最过分的是，我还加了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灰皮领，翠蓝配灰，很好看…发型呢，

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

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406。

章含之这样做，自然遭到批评，被扣上“标新立异”的大帽子，但是，她并

没有退却：

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

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状了，说

我资产阶级作风。但我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407。

事实上，章含之的着装抗争一般人做不到408，因为章自 1964年起担任毛泽东

的英语老师，1970 年被毛派往其所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进行外语教育改革，

1971年被毛钦点去外交部任翻译。409

405出自笔者 2006 年 8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26-FCZ 的访谈笔录。 406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压力和灾难》，《南方人物周刊》.http://news.phoenixtv.com, 2006-01-20. 407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压力和灾难》，《南方人物周刊》.http://news.phoenixtv.com, 2006-01-20.

166

一个简单的衣领，在当时，也曾被用作新娘子身份的表征。“一天，一个海

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七六年精神号’灰色的衣领里隐隐露出一圈粉红色的

内衣小领。我立即震惊和沮丧。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

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子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

级趣味来批判。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娘尽管依然穿着铁

灰色或军绿色的外衣，但在脖子上，会巧妙地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

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410衣领上的阶级斗争被符号化，

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的反作用，对符号的挪用。衣领仅仅是方寸之间，

但是代表着一种个人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幻觉。民众渴望拥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

闲适的，富裕的，甚至是多愁善感的个人空间和生活，以此消解当时充满革命的、

阶级斗争的泛政治化的生活。

另外，为了在共性的笼罩下寻求少许个性，有些广东民众也在衣袖上“做文

章”：

自己改良一下衣领，改圆领。改完之后穿回工厂，工友们都有赞许的。甚至

拿我的做样板。除了衣领，有时候衣袖就改成一些“灯笼袖”的。只是很小的修改，

稍微有一点改变就有很多人羡慕的啦。当时我老母在这方面都伤了不少脑筋的，

都为我们做一件与众不同的衫。但就不敢做的太离谱那种。411

事实上，这种领与袖的红色风情，即着装上的个性化表达早在延安时期已经

存在。当时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

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4121940 年的“三八”妇女节，

中国女子大学的 500 多名学员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表演集体舞蹈。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

的延安，女大学院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

宁装。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

408 1974 年,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华。她身穿白色耸肩露背装, 毛泽东行吻手礼。此新闻纪录

片在全国到处播映，一周之后, 一位上海女性穿上按报纸照片剪裁的伊梅尔达服, 裸露着性感的玉背, 袅袅

地走在从五原路到乌鲁木齐路的马路上, 身后尾随着上千个看热闹的行人。十五分钟后, 巡逻的武装民兵把

她带走了。在民兵指挥部, 她因“流氓罪”而遭到残酷的拷打, 随后被“公检法” 判刑, 从上海西区彻底

蒸发, 成了大革命晚期的文化祭品。参见朱大可：《领与袖的红色风情》，《花城》2006 年第 4 期。 409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8-99 页。 410邓刚：《我曾经是山狼海贼》，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24 页。

所谓“海碰子”指大连海边的一种行当，他们多是海边的捕捞高手，身怀绝技，性格粗犷彪悍，一口气扎

进浪涛里，在水下能睁着眼睛捕鱼捉蟹，主要在近海潜水打捞鲍鱼海参，常年与海为伴。 411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30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4-LXX 的访谈笔录。 412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 1940 年版，第 215 页。

167

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别出心裁，标致又时髦413。以穿鞋为例，

“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

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414。

此外，头绳和发卡等也是女性展示自我的道具。一位被访者曾经花很长时间

私下琢磨头发的梳理方法，并且自制了五彩头绳。在下面这张照片上，她梳着一

种类似于“抓髻”的发式，试图制造出一种不对称的美。头绳纯属自制，原料来

自香港亲戚赠送的各类花衣服，衣服穿破后，就抽取里面的各色花线，做成彩色

头绳，方法很特别：

像我们还没出嫁的,都穿的没那么素,在布上会有几朵小花之类的,还有穿柳条

衫，格仔布。我那时候算是爱扮靓的，走在街上很多人看的喽。这照片你都看见

了，头发梳得跟别人不一样。头发黑黑的，亮得像抹过头油，再配上多彩的丝线。

这个头绳有来历的：文革前香港亲戚送的花衣服多，有穿破的，我就从上面抽一

些彩色的线下来，这个衣服抽一些，那个又拿几条，缠起来，多彩多姿的，就是

不经用。415

图 4 五彩头绳，摄于 1967 年。

家庭条件更好的年轻女性，可以用五颜六色的塑料发卡来装点自己。“从我

的家到所有的海边都要要乘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特别是叮叮当当跑动的有轨电

车上，售票员全是还带点学生气的女孩。尽管那个年代不让人们穿漂亮的花衣服，

但她们在铁灰色的外套里面，顽强而谨慎地露出点内衣的暖色来，并在剪得毛刷

子般的革命头上，也巧妙而俊俏地别着个花色的发卡”416。只要想表现自己的审

413徐岚：《女大的劳动生活》，载阎明诗：《延水情：几年延纳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

女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3 页。 414韦君宜：《延安的时装》，《我对年轻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79 页。 415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29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4-LXX 的访谈笔录。 416邓刚：《我曾经是山狼海贼》，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23 页。

168

美趣味没有被革命趣味的霸权全部阉割，民众总是能够找出各种表达方式，袄罩、

拉锁、白口罩417，甚至玻璃丝418都能成为美的道具。

（二）．从“江青裙”到花裙子上街

革命年代也有过一次“女装革命”。1974 年江青为中国妇女组织设计亲自审

定并命名了一款连衣裙。江要求当时的演员和出国代表团成员必须穿着此裙，同

时在群众中普遍推广419。1974 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

届亚运会。在开幕式上，全体中国女运动员统一穿着“江青裙”入场，引起震动。

穿不穿“江青裙”甚至成为一个女性的政治态度正确与否的标志。这款裙子仍旧

带有制服的痕迹，但由于是连衣裙，面料又一般选用有坠感而柔软的仿绸、棉绸

等，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完整和流畅地勾勒出女性的身体曲线。“与富有政治和

历史意义的军装、样板戏不同，‘江青裙’对当时的女性眼里没有文化内涵，所

以 1975 年就退出了时尚舞台”420。拥有政治特权的江青对女装进行的有限“革

命”，透露出革命时代的女性的性别意识自上而下的萌动。

417在东北，“那时候的衣服基本就是蓝、绿两色，但细部大有文章。姑娘们怎么浪，小伙子怎么俏，都是有

讲究的。女生都穿中式小棉袄，立领，带纽襻，外面再加一件花布衫，叫‘袄罩’，花是小碎花，那阴柔之

美就出来了。谁说那个年代灰不溜丢？大姑娘的袄罩，没有一件花色是重样的。脑袋上再围一大围脖，纯

羊毛的，毛烘烘，连耳朵带鼻子一齐裹上，就露两个眼睛忽闪忽闪，额头上还有小刘海，女性味儿十足。

小伙们冬天要穿大棉袄，其实就是短大衣，但一定要毡绒领子，也是毛烘烘。里面穿件运动衣，那时候叫

‘球衣’，大翻领。关键在于，一定要有亮晶晶的拉链，东北话叫"带拉锁儿的"。下身一般是肥腿棉裤。又

怎么做文章？有办法，里面也是带颜色运动裤，要把裤脚露出一小截在棉裤外边。就这么一身，最时髦。

重要的是，脖子下的‘拉锁儿’不能拉上，要翻开，呈美丽弧线。运动衣裤，又以天蓝色为贵，所以，东

三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本买不到天蓝色的运动衣。俊男靓女，一人一雪白口罩，不到冻急眼了一般不

戴，就挂在脖子上，口罩掖在衣襟里，露两根雪白的口罩带儿在胸前，作为装饰。”参见清秋子： 《折腾

十年》，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 页。 418女性永远是时尚的第一触角。大革命并不能矫治她们的这种天性。在最严酷的日子过去了之后, 她们开

始了玻璃丝一种彩色塑料细绳编织的潮流, 用各种颜色的玻璃丝编成金鱼之类的钥匙圈饰物, 继而又掀起

了钩针运动, 用小铁钩编织袜子、桌布和围巾, 最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毛线大编织运动, 全中国的女人

被总动员起来, 成为各种奇妙织法的创造者。工厂基本停工了, 男人们在打牌聊天,而女人在为自己和家庭

打毛衣, 不倦地编织着有关乌托邦的廉价梦想。参见朱大可：《领与袖的红色风情》，《花城》2006 年第 4 期。 419天津市委的某负责人向六省、市代表介绍了“经验”：（1）此裙是个“新生事物”，推不推广、穿与

不穿，是态度问题；（2）市委排上日程，书记亲自抓， 工商局党委保证，局长亲自动手；（3）决定市

直属机关女干部和市妇联头头要带头穿；（4）决定主力军（纺织女工）上阵，一下穿出 1000 件等等。

参见 Antonia Finnane, In Search of the Jiang Qing Dres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Fashion Theory,

volume 9, Issue 1,(2005): pp3-22. 420Antonia Finnane, In Search of the Jiang Qing Dres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Fashion Theory,

Volume 9, Issue 1,(2005): pp3-22.

169

图 5-身穿“江青裙”的江青与张玉凤合影

1976年的 5月 16日，中国各地自上而下都在有组织地庆祝文革十周年，“掀

起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的标语和口号遍及大江南

北。尽管同样是 1976 年的春夏之间，同样是中国大地，同样是民众集会庆祝文

革十周年，但是，政治气氛和群众着装完全不同。先看当时东北地区的一张集会

照片，1976 年，哈尔滨市十万群众庆祝文革十周年。很明显，哈市此次庆祝集

会的政治气氛依旧浓厚：主席台端坐着两排领导，台阶下方有 6 位公安人员分成

两列背着双手威严地站立，背对群众，面向主席台隔着两三个人就有一位全副武

装的战士持枪护卫，身后是成千上万的军人和革命群众。另外一张照片摄于 1976

年 5 月 16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全副武装的民兵奉命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 10 周年。

图 7-1976 年全副武装庆祝集会 1 资料来源：李振盛，1976.

图 7-1976 年全副武装庆祝集会 2 资料来源：李振盛，1976.

再看广东：下图是 1976 年 5 月 16 日，广东军民纪念中共中央 1966 年“五

一六通知”十周年大会上的学生队伍通过写着“掀起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70

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标语的主席台。迎面走过来的广州中学生，手握鲜花和气

球，胸前佩带着红领巾，或者上着白色的衬衫，下穿各种彩色连衣裙和背带裙，

裙子的花色和图案至少有十多种，我们能清晰看到的大约有 20 多个女学生，只

有一个女孩子穿长裤。尽管大部分孩子的表情比较僵硬，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

发现那位穿深色裙子的女孩子高举着双臂，神情欢乐而生动。再看下一副图片：

1976 年 5 月 16 日，广东高州，政府组织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0 周年游

行。很明显，这是一种政府行为，我们发现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三位抗着横幅

的女孩子都身穿裙装。围观的群众很多赤脚，头戴草帽，还有人打着伞。

图 8“1976 年庆祝游行 1” 资料来源：

周泽明,1976.

图 9 “1976 年庆祝游行 2” 资料来源：

周泽明,1976.

除此之外，广东地方政府允许女学生着裙装的情况还包括外宾来访。有被访

者讲述了其印尼籍堂妹作为广州某中学学生，在文革后期按照学校的要求，身穿

裙装并出借裙子给同学，一起欢迎外宾的故事。

我堂妹 74-75 年间回来广州读中学，当时越南总理来访问，广州就组织群众

去欢迎，也包括中学生。迎接外宾的时候呢，装摸做样叫大家穿裙子，就是上面

动员女学生穿裙子，你想啊，当时没有多少人家里有裙子啊！她是归侨，箱子里

压着 7 条裙子不敢穿，当时全部借给同学了。你看看，这就是弄虚作假嘛，上面

也知道女生穿裙子漂亮，所以叫她们穿裙子迎接外宾。421

上述两副照片皆来自官方组织的政治性庆祝集会，为了营造某种祥和、欢乐

与和谐的气氛，地方政府有可能对与会者，尤其是青少年代表的着装放松政策尺

度，借助彩色的花裙，制造某种“节日气氛”，因此，为了证明文革后期，比如

1976 年广东民众的着装，包括节日着装和日常着装，比同时期黑龙江民众的着

装更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我们再举政治性节日之外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下图是

1976 年广州海珠大桥前的夫妇合影。照片中这对夫妇神情比较自然，妻子的表

情比较活泼，面露微笑，外衣自然地搭在右胳膊上，身上的碎花短袖衫衬托出年

轻女性特有的青春气息，紧凑的“燕子领”恰好露出颀长的脖子，过肩的短辫子

灵巧地在肩头跳跃。两人肩并肩站在珠江边。

421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6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46-LQL 的访谈笔录。

171

图 10 -1976 年海珠桥下，资料来源：蒙敏生,1976。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还获取到另外一个有关服装政治化的例子，也非常有

趣。这完全得益于被访者 S46-LQL 所提供的资料和照片。下图 1968 年在刚果金

工地，前排左一为受访者。后排右二穿短袖衬衫和裙子者为中国建设部援外女翻

译。

图 6-10 “女翻译的过膝黑裙”，摄于 1968 年，刚果金，图片来自 S46- LQL, 男，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

间两次担任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前排左一为被访者。

下图摄于 1974 年几内亚，越南大使及夫人参观中国外援工程并与中方工作

人员摄影留念。左四和左六为中国建设部与工程部援外女翻译，穿着短袖上衣和

过膝长裙。左五为越南驻几内亚大使夫人。

图 6-11 “越南大使夫人的短裙与女翻译们的过膝长裙”，摄于 1974 年，几内亚，图片来自 S46- LQL, 男，

69 岁，大学文化，文革期间两次担任我国援外工程队翻译，现在是广州某大学退休教师，右一为被访者。

综上所述，花裙子和花衬衫是文革前后中国大陆的女性着装时尚的“风向标”，

服装往往是政治气氛的“温度计”。“布拉吉”进入和走出时尚舞台与中苏关系的

好坏紧密相关。衣领的变化，裙子的冒出和衬衫的花色能直观地体现民众对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感悟。“江青裙”的出现似乎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着装的“柔性

革命”，透露出革命时代的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微弱萌动。总之，广东民众的日常

着装实践表明“国家的霸权绝不是无懈可击的，被统治者往往能渗透、中和并颠

172

覆这个霸权。”422尽管大的着装环境扭曲人性，不尽人意，但是，美以妙不可言

的方式，在衣领、衣袖、裤管、围巾、鞋带等等地方蓬蓬勃勃地生长并蔓延着。

“在六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

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

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

花头，那直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 。”423

四．超越“去时尚化”，港澳台民间着装时尚的流入

对广东民众而言，港澳台等地无疑是一扇时尚的窗户，“他者”的存在及其

着装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即使在文革时期，国家也没能完全关闭时尚的“胡志明

小道”424。透过这条路径，民众发现了高度政治化着装中极度匮乏的某些时尚元

素，并利用这些元素编织了某种时尚幻象，这对于大陆其他地区的民众相对稀缺。

直到 70 年代末期，上海才出现了类似的“回乡客”。“1970 年代末期，有不少香

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

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

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

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

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

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

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425。

文革之前和期间穗港澳三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特殊而相对密切，这位

三地着装时尚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首先，三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源

远流长。“新亥革命”以前，穗港澳三地民众曾经同仇敌忾，共同反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以康有和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等领导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都曾以这些地区作为主要革命根据地。三地在经济上的往

来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848 年“鸦片战争”以前，广州的进出口贸易几

乎全是经由澳门口岸转运到东南亚及西方国家；外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逆向由澳

门经广州港转运中国内陆；澳门是中国重要的转口贸易港。“鸦片战争”以后，

一方面，香港逐步取代了澳门在转口贸易上的中转地位；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经

济发展初期很大程度上依赖转口贸易，而香港与广东之间的贸易量在香港的转口

贸易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所以这种双赢互惠的贸易积极促进了穗港两地的发展。

422James Scotte, 1989,The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P336. 423王安忆：《长恨歌》，香港：天地出版社 1996 年，第 282 页。 424 在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小道”是沟通越南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成为胡志明部队秘密支援南方游击

队作战的最重要通道，笔者用它比喻文革时期，广东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之间在服装和时尚等方面的

交流与沟通。 425蔡翔：《七十年代—末代回忆》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第 103 页。

173

文化方面，正是由于穗港澳经济方面的频繁互动和互利，三地充当了中西方文化

融合的“大熔炉”。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广州对港澳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在引

进西方新思想和新文化方面，港澳又深深影响了广州。通常情况下，西方文化在

香港和澳门两地经过消化吸收，甚至改良后输入广州，广州和内地民众更容易，

也更乐意接受；中国文化通过港澳“咀嚼”和“反刍”后，再传到西方，西方民

众也更易于吸纳426。

1949 年以后，香港、澳门各界同胞了解祖国、了解广州的主要途径之一，

就是亲自回广州参观游览。1955、1956 年曾涌起两次大规模的港澳同胞回广州

参观热潮。1955 年广州由市各人民团体成立了“接待港澳同胞回穗参观委员

会”，专门负责港澳同胞回穗参观事宜。五、六十年代，应广东省或广州市有关

部门的邀请，港澳各界人士还经常组成参观、观礼团，在国庆期间回广州参加庆

祝活动。在文革前，穗港、穗澳文化交流以文艺、体育方面的活动为主。文革期

间，穗港澳之间的艺术交流极少。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期间的穗港澳关系正常

发展的脚步放缓，然而三地的经济交往仍保持一定的规模。长期以来，中国大陆

有 1/3外汇需要通过香港取得；广州还定期向港澳供应农副产品和一些必要的生

活和生产资料427。文革期间，广东与东南亚及西方尤其是港澳台等地，民间层面

的着装时尚交流在相当程度上仍旧继续。

在我看来，港台亲戚带给内地的不仅仅是几件花哨的旧衣服，它带来的是另

外一个世界以及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隐喻”；它有可能挑动民众内心不

安于现状的神经，刺激他们对自由，个体，自我等等的思考。这些正是 70 年代

初开始社会上出现的反思和思想解放的先声。“他者”的装束也给广东本地居民

带来了“另类”的时尚。

1968 年结婚时就穿了一件的确凉的花衣服，是我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广

州没有的卖，只在广州另外做了一件短袖的衬衫。裤子是我大姐帮着量身，回香

港做了一条薄的毛料西裤，最漂亮的了，另外香港的姨妈送了一件绒质的外套，

款式在广州没有第二件！这么穿着结婚，那时候就显得很另类的！428

有被访者明确将文革后期广东民众着装上的新变化归结于粤港澳之间的交

流和互动。

广东这地方靠近港澳，双方的来往一直是有的，到了文革后期，港澳亲戚回

426 《广州市志》，“穗港澳关系志”之第五章“建国后穗港澳文化科技交流”

http://www.gzsdfz.org.cn/gzsz/19/sg/frameest.htm，2007-2-3 访问。 427《广州市志》，“穗港澳关系志”之第五章“建国后穗港澳文化科技交流”

http://www.gzsdfz.org.cn/gzsz/19/sg/frameest.htm，2007-2-3 访问。 428出自笔者 2006 年 10 月 30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54-LXX 的访谈笔录。

174

大陆的次数多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服装跟我们不同，款式不同，颜色也完全不

同。我觉得年轻人都有一种好奇心，别人这样了，我们还那样吗？可能是受这方

面的影响，慢慢开始有变化了。429

从 65宗访谈个案来看，有 49位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或家人在文革期间得到

生活在港澳台以及美国和东南亚等国的亲戚朋友的衣物馈赠，占总数的 75.38%,

这一数据能够说明文革期间广东与港澳台等地在服装上的民间交流仍旧保持在

一个相对高的水平。而从港澳等地回流到广东的服装无论从款式，还是色彩，抑

或是质地上，都比本地的服装更“时尚”，因为它们基本代表着这一时期港澳等

地在服装时尚方面的“脉动”和“主旋律”，因此，这首先意味着文革期间，港

澳台等地服装时尚通过民间的途径流入广东，同时也表明“外来时尚”对“革命

时尚”统领南粤大地的一种文化上的挑战和撩拨。

除此之外，我希望援用三张历史照片来进一步说明文革期间穗港澳等地民间

的服装时尚交融，并以此说明港澳台等地对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的影响，下图是

1968年春节，广州“艳芳”照相馆拍摄的一个粤港家族的全家福照片。

图 11 1968 年广州粤港全家福，资料来源：梁汝雄,1968.

照片中三代同堂，共有 22 人，穿着打扮表明其生活地。先看第一排的小孩

子，照片中最左边的小女孩显然是广东人，中规中矩的发型和胸前的那枚小小的

主席像章表明她生活在革命浪潮之中。居中的小男孩，所穿的短大衣的款式比较

西化，与现今流行的男式短大衣并无二致，尤其是大衣衣领上装饰着“毛毛领”，

这种装饰对于当时大陆民众的服装来说，相当罕见，前文外交官章含之定制出国

服装的经历可以佐证这一点，因此，我们推断这个小男孩应该是来自香港。再看

照片中第一排戴眼镜的年长男性，他上身穿着西装款式的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

围巾，色彩与大衣颇为相称。从大衣领子的款式和围巾的样式，大致可以推定他

也是这个家族在香港的亲戚。而照片中三位身穿中山装或“同志装”，胸前戴着

毛主席像章的中、青年人显然是生活在广东，他们面部表情严肃谨慎，也透露出

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大环境的某种特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试图说明，文革期间，

广东与香港或海外的民间交流并没有完全被阻断，来自“市场化”情境中的着装

行为与“非市场化”情境中的着装行为具有相互“窥视”的条件和可能。

再看两张照片，分别摄于 1975 年春节和 1976 年夏天，从中可以嗅到港澳

台着装时尚的气息。广州越秀公园游园留影这张照片中最右边的那位年轻女子上

429出自笔者 2006 年 4 月 13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14-FJW 的访谈笔录。

175

身穿着套头毛线衫，下身穿着宽脚的“喇叭裤”，按照当今的时尚法则，“上紧

下宽”的打扮包含一些流行元素。时尚的某些色彩已经再次回到年轻人的身上。

图 12 1975 年广州游园居民留影，资

料来源：蒙敏生,1975.

图 13 1976 年广州越秀区居民生活照，

资料来源：梁汝雄,1976.

而另一张照片摄于 1976 年夏天，广州越秀区一个普通家庭中母子三人。左

侧的小女孩穿着一个“肚兜”和一条超短的小花裙子，裙子的色彩很浓烈，很大

胆，与文革初期强力批斗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花纹”很类似。再看看母亲的打扮：

上身穿浅色的短袖衫，“燕子领”开口并不十分“局促”，下身穿艳丽的短裙，

色彩斑斓，图案是鲜艳的“魔方”。1976 年 10 月 14 日，“四人帮”被打倒，

文革从此结束。这张照片拍摄时，文革尚未结束。

实际上，早在 1974 年，在美籍台湾人黄鹄的笔下，我们发现：“ 据说黄花

岗当秋天时一片黄花，此际却是一片苍绿。骄阳酷热，我们遂去等候公共汽车，

发现车子太挤，常会过站不停。陆陆续续地候车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开始闲聊。

广州居民虽然自己彼此交谈时仍然用方言，但是却也能说令人解意的普通话，年

轻人的普通话更是流利和标准。进食堂与老农民共话汽车来了，众女孩帮着我把

孩子挤上车。一位可爱的女孩子指点着我该下车的地方，并且自己下车陪我走了

一段路。回到旅馆，给孩子们洗浴后去吃一顿丰富的午餐，大家睡了个长长的午

觉。四时多我们起身，准备带孩子到文化公园去玩玩。手拿地图，沿珠江而行，

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纳凉的人群，虽然看不见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

出情侣、夫妇、朋友或家人。纳凉者人手一扇，悠闲愉快，绝非我在美国所能每

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没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在我过

去的印象中，大陆上的人们每天要无休无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要接受政治

思想教育。如今眼见他们这样悠闲和愉快，真令我觉得惊奇。沿途上冰棒的供应

很普遍，两个孩子不断地享用着。我则慢慢地走着，跟路人交换着眼光，他们盯

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奇装异服，但他们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细地观察

他们，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比我更快乐，更健康。” 430

上述旨在说明文革时期，广东与内地其他省份在着装时尚方面不同的一个重

要的外在影响因素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广东受到港澳台以及亚洲其他国家

430 黄鹄，中国大陆一月游，《参考消息》，转载香港《新晚报》三月八日——十五日连载，1974 年 10 月 12

日第四版。

177

和海外世界的影响较多，“他者”的着装有条件成为南粤民众日常着装的参照系；

而内陆因为受到这种外来影响的机会较少，基本上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更有利于

形成“千篇一律”的着装。四类着装反抗的分析，实际上是一些相互联系的故事，

贯穿其中的是认同与抗争。没有权威或规范不被挑战，它总要面对来自个人和群

体的抵制和抗争。抵制和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这里，我主要归结为“颜色革命”、

反抗“去个性化”、反抗“去性别化”和反抗“去时尚化”四种，这是目标反抗

型着装实践。

五. 社会征服与个性化着装

文革时期，军装、中山装等着装在其全盛时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全中国民

众的单一制服。数亿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

邦，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服饰带来的精神创伤431，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 60-70年代

的着装时尚貌似贫乏，实际上很多着装反抗渐渐形成了潜流，在地下交汇涌动。

因此 80 年代才会产生划时代的着装井喷式爆发。“什么事都酝酿于 70年代，80

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432

为什么在社会征服之下，仍旧能产生个性化的着装？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阶级斗争”话语霸权下的“革命”和“革命意识”居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位

置。整个社会生活都被“革命意识”所控制，理应多元化的社会生活被官方塑造

并阐释为“革命事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事业”。被访者在文革高潮时期

敢于将绿军装染色，甚至穿西装系领带拍照留念，修改工作服等行为实质上也可

以看作是以个人的着装为手段，冲击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革命意识”的一种

“革命行为”。为何产生这种革命行为？

（一）尽管各种官方媒体上批斗反击风潮此起彼伏，但是民间的反响式微，

至少不再像原先那么热烈。普通民众大都被旷日持久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

治运动搞得疲惫不堪失去了主张。对于眼前纷繁的政治风云，他们既缺乏兴趣也

不再盲信盲从，至少不再积极参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群众性运行正在逐渐丧失

去“群众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民众更加藏身到日常生活中，除了革命、

喊口号，生活中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从毛泽东像章、军帽、回力鞋和收音机

的时尚流变表明时尚与政治的关联逐渐淡化433，时尚由政治化向日常生活化转向。

（二）这与民众的自我认同的变化和主体性的探索有关。黄万盛认为任何时

代都有自我认同的问题，民众绕不开自我实现的价值空间，自我在社会中面对的

秩序在伦理上的合法性这类问题：1949 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倡导人民可以当家

做主，人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五十年代，开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60

431朱大可：《中山装的乌托邦》，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第 42 期。 432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48

页。 433韩少功：《漫长的假期》，载北岛 李陀主编《70 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5 页。

178

年代这个主体性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对于整个价值

核心输入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主体的问题，即当家做主，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中、小学生，工人及其他阶层，都可以对制约他们生活的制度结构提出反抗和挑

战434。着装是表达个人审美价值的便捷工具，可以外显性地表达抗争或区分。

（三），相对于文革初期，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

个体在着装领域所受到的国家规制依然强大，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略有松动，

舆论宣传上也表现出适度的控制，为 70 年代着装领域的解放与复兴打下伏笔。

国家仍旧提倡消费领域个体应该遵循“革命化”和“大众化”的原则，但是却强

调二者不能等同于“简单化”，在着装实践中，既反对奇装异服，又提倡设计和

缝制各种朴素大方的新式服装435。

（四）国际环境开始破冰，国外技术设备的大规模引进有利于改善民众的穿

衣窘境。“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调整政策，纠“左”。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尤其是美国总统他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先

后与中国建交，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兴趣高涨，国内外政治经济气候都开始有利于

引进国外先进的石化技术，以解决突出的穿衣问题436。在李先念的主持下，1972

年引进了 4 套化纤项目和 13 套化肥项目之后，穿衣问题才逐渐改善，并最终为

80 年代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437。

（五）化纤新技术的出现和进步，是着装出现多样化的物质条件。的确良（即

涤棉细纺布）于 1962 年在广州率先研制成功，尽管文革中生产即研发受阻，但

到 1973 年，它已经成为广东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性产品之一438。与棉布

相比，的确良的优点在于耐磨耐洗快干，这种质地的优越性是色彩的多样性的重

要条件。

民众着装反抗的根源在于人类固有的对正常的欲望和生活的追求。民众捍卫

的只是一个人希望保留其过着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权力。正式在这

个意义上，革命趣味霸权对民众着装领域的生活趣味的宰制并不一定完全奏效，

它往往会成为另一种事物的发生和成长的土壤。某些社会和文化现象也佐证了这

一点。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

技术和市场信息，社队工业因祸得福发展了起来439。“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

的传播440。对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宣传品”的研究表明民众的政治考量在谋利动

434黄万盛：《七十年代的伦理记忆》，载《开放时代》2013 年第 1 期。 435尚业文：《服务业要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人民日报》，1972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436陈锦华：《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9 页。 437陈锦华：《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2 页。 438“纺织工业志”，《广州市地方志》http://www.gzsdfz.org.cn/gzsz/06A/fz/frameest.htm，2007-2-6。 439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24 页。 440参见梅振才：《文革诗词见证历史》，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

屋 2007 年版，第 635 页。

179

机面前终究是要打折扣的441。

总之，文革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处在一种非常状态，但是，民众的日常生活

仍在继续。相对于永常的人生而言，时代有时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在总的“非

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442这既说明

了时代的错乱，又在本质上证实了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丰沛的人性植根于生活

本身，只有人性才是反人性的强有力武器。生活革命能够使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

阶级，但是未必能带来幸福。革命不能拗背现代人的本性，幸福不是来自社会中

积极的政治生活，而是对福利和舒适的物质生活的热望，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对

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些都来自日常生活443。文革中民众的着装反抗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节 着装抗争与合法性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深描”理论认为，人生活在自己

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微小事件也渗透了整个社会的码意义系统，通过对于这个

事件的解码，就能够达到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系统及支配这一编码过程的权力结

构的理解444。本章大量篇幅关于民众着装反抗的叙述，旨在做一个社会学意义上

的深描。“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

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

他们那个时代”445（史景迁,1998:4）。

首先，着装抗争存在的前提是总体性社会并非铁板一块，非常态的革命年代

隐藏着常态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在文革时期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中,民众在着

装领域中采取的超越策略，即着装抗争，其实是制度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

果。“时代这个东西，相对于永常的人生来说，它是苍白无力的。那种大一统的

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

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

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446文

革时期广东似乎是一块着装“飞地”。

其次，着装抗争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弱者的反抗”。福柯指出话语

即权力，将权力引入到日常生活的范畴，但是，他提出权力不是消极的力量，它

441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下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9

页。 442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题记”

页。 443王绍光：《市场、民主与幸福——罗伯特•莱恩〈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读后》，载《天涯》2002

年 4 期。 44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 年。 445

[美]史景迁：《天安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46王安忆：《 隐居的时代》,《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隐居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399 页。

180

包含了弱者的反抗。文革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包含着某种福柯式的全景敞视

空间与日常生活自我形塑技术”447。德·塞图（De Certeau，1984）指出：日常

生活是各种立利益冲突斗争与讨价还价的地方，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者对当权者

实 施 斗 争 的 场 所 。 日 常 生 活 也 是 一 种 “ 夹 缝 中 求 生 存 的 艺 术 ”

（an art of being in between）它体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弱者的权力（转

引自 Fiske ,1989:130）。费斯克称之为“周旋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do）：既

不激进地对抗或拒绝，也不全盘的认同与臣服，而是在斗争中有妥协。大众文化

中所体现的抵抗是一种“弱者战术”或者说“弱者的武器”，他们不一定要战胜

统治的力量，只要不被它打败就是成功。费斯克总结说“描绘日常生活之战术的

关键词，包括适应、改造、耍花招”（费斯克,2001:41）。

在这些超越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了大众的能动力量，甚至是一种挑战。德塞

图的关于租房子的著名例子就很有说服力：租房子的人不能改变的是房东对于他

的经济上的压制力量，但他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去装饰房子，这体现的是对于

房东的权威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作为制度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

择的结果的超越策略只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弱者的反抗”，这种反抗具

有明晰的界限。

最后，这种反抗具有明晰的界限。“无限的圆”448因为直径无限，所以任何

一点都是它的圆心，而它的圆周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林志明（2001：9）认为

库斯用“无限的圆”这个比喻主要是来阐释“智者的无知”（Ignorance savante），

意思是即使是貌似无所不知的智者也有无知的领域，而且所知的范围越大，无知

的空间更广。与这个“无限的圆”类似，文革时期，国家在中国大陆也绘制了一

个存在于任何地方的圆周，仿佛是唯一而普在的神的一种“隐喻”，统摄着民众

的日常着装领域。这个“无限的圆”的圆周存在于任何地方，又在任何地方都不

存在，而生活在其中的普通民众，就像孙悟空永远翻腾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他

们在既定着装制度的文化的规训与约束之下，利用着装时尚进行超越和选择的空

间具有明晰的界限。

通过上文对文革时期广东地区城市居民超越匮乏和超越单调的反抗和抵制

的策略分析，我们发现个体之所以采取超越的着装策略主要是因为对现行着装规

范和服装制度的不认同或低度认同，与上一章讨论的个体所采取的顺从的着装策

略相距甚远，他们采取了抵制或超越的着装行为，在具体的着装实践中对“革命

趣味”表示置疑。与“强制性顺从”和“功利性顺从”的着装趣味外化不同的是，

他们的着装趣味是内化的。

总之，文革时期着装时尚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国家和政治权力对它影响

重大。非市场化条件下，面对总体主义国家在私人生活领域的整合和规训，个体 447任焰 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 年第 3 期。 448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尼古拉.德.库斯（Nicolas de Cues,1401-1464）在其著述中经常提到。

181

的应对策略包括顺从和超越两种。事实上，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

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并由此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其有别于

大陆其他地方。具体来说，70 年代着装的个性化初露端倪。“林彪事件”后，着

装出现多样化。十年间匮乏与单调是主旋律，但恰恰由此催生了“复调”的着装

时尚。使得衣领，腰身，裤脚，裤线等等成为民众展示“暗藏的意愿”449的广阔

空间。追求细节美，构成对主旋律的一种日常着装反抗。

因此，我们需要注意民众的着装反抗背后隐含的政治内涵。政治认同与政治

合法性的密切关系，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涉及政治领域内的核心政治关系：权威—

服从关系。政治权力对政治服从有着天然的要求,但是“服从”有两种基本形态:

一种是自愿和认同基础上的“诚服”；另一种是强制和威胁下的“屈服”。政治权

力要转化为政治权威,就必须获得建立在自愿和认同基础上的服从,而权威—服

从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450。

概而言之，文革时期民众对五种着装时尚的态度经历了从“诚服”到“屈服”

再到“反抗”的转变，文革时期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的发展轨迹，在民众的着装时

尚和着装反抗中可见一斑。初期军装的大面积流行，到林彪倒台，军装退出时尚

舞台，再到文革中后期各种“奇装异服”的兴起，折射出国家政治合法性在一定

程度上的逐步流失，这就为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合法性，

这也是国家开始并逐步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的大转型开辟了新的合法性依据。

449王安忆：《 隐居的时代》,《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隐居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399 页。 450彭正德：《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1 期。

182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目前，学界对于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

的渗透和约制的研究尚不多见，从普通民众日常着装的视角关注国家及其意识形

态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少有。近些年来，香港学界组织两岸三地学者撰写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451，先后陆续推出十卷本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余英时认为“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452。其中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1966-1968》

涉及文革历史453。但美中不足的是，通篇看到的都是宏大的历史画卷，看不到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史学家的眼里，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究竟被放在什么位

置呢？笔者的思考只是对这个领域的一点点初步尝试。

第一节 结论

西方社会学主要从个体的、集体的和阶级的角度研究着装时尚，可归结为

“阶级分野论”、“身份认同论”、“集体选择论”和“文化生产论”，未涉及国家

层面的剖析，属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时尚理论；上述研究侧重“社会”、“市场”

和“文化”三者与着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看不到国家的位置，没有论

及总体性社会中，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

1949 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民众的着装实践

也走过了一个从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占主导向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自由选择的过

程。着装是集体意识的反映，从文革至今，中国人服饰的演进，实际上反映了

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而来的集体意识的转变，而国家权力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在

集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

时期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着装实践的研究，可能发现独特的着装时尚和着装策略，

从而发掘出文革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修正并丰富源自西方社会的时尚理论。

本着这个研究目标，本书从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选择切入，在对

大量访谈资料、文献资料和图片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革期间，

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规训个体的日常着装行

为？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了哪些着装策略？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

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如何？

451沈志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十卷本），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版。 452 《香港中文大学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介》，国学论坛网，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s9oiqzmZxBMJ:bbs.guoxue.com，2009 年 1 月 18 日访

问。 453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

究中心 2008 版。

183

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本书的主要发现如下：

1. 文革初期，广东的着装时尚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其颜色主要是绿、灰、

黑和蓝四色；款式主要是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工农

兵的日常着装成为时尚舞台的主角。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阶级来源的工农、军队、

干部和红卫兵的日常着装“结构性地”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时尚着装，具有政治

认同功能与政治保护色功能，为自我整合提供了可能性。

2. 七十年代着装的个性化初露端倪。“林彪事件”后，着装出现多样化。广

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并由此呈现出一种

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其有别于大陆其他地方。十年间匮乏与单调是主旋

律，但恰恰由此催生了“复调”的着装时尚。追求细节美，构成对主旋律的一

种日常着装反抗。

3. 文革时期的着装时尚的产生具有特殊的社会情境。具体主要指当时的消

费政治，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三方面。首先，消费政治主要体现在将“需要”

和“消费”绝对政治化，同时坚持生产集体主义与消费禁欲主义；其次，在“高

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下，国家通过控制收入、定量消费

和凭票供应等限制消费选择；最后，倡导“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国家化身体

文化和消费“耻丑主义”，打压“奇装异服”，彰显阶级斗争，使之成为一种结

构性的革命话语，控制了民众的心理。

4. 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控制逻辑。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

具体方式；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

5. 总体性社会中个体的着装逻辑。非市场化条件下，面对总体主义国家在

私人生活领域的整合和规训，个体的应对策略包括顺从和超越两种。顺从是指

“红色”和“灰色”、“黑色”三种群体穿着或追随并模仿具有“合法性”的着

装，以此彰显或建构个体的革命趣味。超越是指超越“去个性化”，追求个性和

舒适；超越“去性别化”，反抗“性别淹没”；超越“去时尚化”，穗港澳民间着

装时尚融合。

6. 非市场化条件下与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发生和传播机制迥异。就文革

时尚而言，“模仿-固守”胜于“模仿-创新”；“淹没机制”让位于“补偿机制”；

“社会认同”凌驾于“自我认同”；“共性”主导“个性”；“无选择的选择”替

代“自由选择”；国家取代“文化中介人”，主导时尚的传播。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

首先，整齐划一的着装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1966-1969），政治化的着装在

这一时期是主流着装时尚，但同时，恰恰是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民众发现自

由时间增多了，他们有时间发展自身的着装趣味，它与革命趣味大相径庭，着装

的个性化初露端倪也在此时。1971年林彪事件后，信仰崩塌，怀疑与多元重现，

184

着装出现多样化。着装的微妙的变化，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同样细微的变化。

其次，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并由此

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它有可能区别于大陆其他地方。再次，就

文革时期大陆的着装大环境而言，匮乏与单调似乎是主旋律，但是，恰恰是这种

主旋律，催生了复调的着装和复调的时尚。细节的美与追求，具有一种颠覆主旋

律的重大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民众着装及其他日常行为中发生的微妙的变化，这

些日拱一卒，不求速成的力量就像“蝴蝶的翅膀：，点滴渗透，促生整个社会及

其文化的变迁。

最后，文革时期，衣领上的“革命”是广东民众通过日常着装进行的着装反

抗；是私人生活对被笼罩并裹挟一切的政治化的、革命化的生活的挤压的一种反

抗；是个人的、个性化的生活趣味对“红色趣味”的霸权与专政的反抗。革命趣

味霸权对民众着装领域的生活趣味的宰制并不一定完全奏效，它往往会成为另一

种事物的发生和成长的土壤。这种着装反抗实际上是一种抵抗性的表达，一套拓

展公共空间的策略。它曾经充当了构建独特的公共空间的作用，它打破了主流的、

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对话语权的垄断，自身由此被赋权。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文革时期，国家在时尚建构中的作用显著，

它不但界定了当时社会政经结构的合法性，而且型塑了“合法性”时尚，借此规

训民众的日常着装，并由此自上而下地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化的日常着装秩序。它

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

命化，其产生和传播的背景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总体主义的社会控

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造就了文革时尚。另一方

面，总体性社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民众真实的着装意愿仍旧能够找到有限的自

由空间，十年间匮乏与单调是主旋律，但恰恰由此催生了“复调”的时尚，使得

衣领，腰身，裤脚，裤线等等成为民众展示“暗藏的意愿”的广阔空间。追求细

节美，构成对主旋律的一种日常着装反抗。

第二节 讨论

需要讨论的有五点。

一、 时尚的两维制度层面

时尚作为制度的存在两个层次时尚本身也可能是制度，一方面讲时尚受到制

度的约束，但是时尚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因此，存在两个层次上的制度：

总体主义是时尚作为制度的第一个层次，文革时期人们对具体着装策略和着装行

为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构成时尚。时尚产生的制度情景和个体的着装行为又进

行再生产，不仅仅是拓展宏观制度，而且把宏观的秩序扩展到更广的领域；除了

185

再生产之外，这个扩展的后果反过来又压迫个体，这个本来是个体的选择，它反

过来又压迫个体，在这个层次上时尚又成了制度，这是作为制度的时尚的第二个

层次。

二、 时尚的阶级推动力和市场推动力

在西方社会，时尚变迁的速度较中国，比如文革时期的中国要快很多，为何

文革时期时尚变迁的速度较慢？这与时尚的两种推动力有关。经济形态，社会结

构复杂程度低，社会分工复杂化了，社会的变动性增加了，时尚不存在是否与社

会的同质性高有关。苗族等的服装几百年不变。同质性社会对时尚是否没有提出

要求？

每个人的时尚行动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群体的认同行动，即模仿。模仿

又可以分为群内模仿、群外模仿以及被市场操纵的大众化。个体模仿谁？个体本

身的社会地位如何？个体的模仿对象属于哪个社会群体？个体的模仿行为受到

何种力量的支配和导引？另一种是回避行动，任何人都是在认同的同时，都有回

避和放弃的对象，这恰恰就是他们不认同，不接受的东西。

异质性社会主要体现在群体和阶层的不同，异质性社会出现个人身份认同和

危机感，出现危机时，人们需要去外部寻求某种机制，某种补偿机制，来弥补或

降低个体的危机感。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到齐美尔讲到的中产阶级，齐美尔的理论

蕴含着两种机制：危机感的补偿机制和社会识别机制。因此，我们发现：对时尚

的需求与群体或阶层的内部认同强弱有关。中产阶级内部团结（或者说是社区认

同的认同度）比较低；而工人阶级比中产阶级对时尚的需求较低，因为工人阶级

的阶层内部认同感较强，内部团结程度高，所谓“团结就是力量”一向被中国的

工人和农民用来加强内部的整合，实际上，这些整合资源对这两个阶级在建国后

至文革期间的阶级认同和内部团结的确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由此，我们得出：不同阶层的时尚意识和“时尚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

需要引入另一个变量，自我认同或者个体认同。自我认同在这里指称的是个体的

时尚自信感。

1，群体认同强，个体认同强。这就是文革：如工人阶级，他们不会去外部去寻

求时尚的模型，每个工人都会为自己是工人而自豪，他们的个体认同比较强，

他们不会将封、资、修作为时尚的源头，模仿的对象，不会将资产阶级，我

们把解放军的，工人的和干部的着装时尚作为模仿的对象，因为个体认同比

较强，他们的群内创新能力比较强，军装，工装和干部装比较流行的原因。

2，群体认同强，个体认同弱。作为一个阶层，它乐于存在于本群体内部，因此

群体内部模仿比较普遍。模仿主要在于群体内部的成员，他不愿意去模仿上

流社会的旗袍等，认为这些是封资修。

186

3，群体认同弱，个体认同强。导致群外模仿，这就是中产阶级的状况，18-19

世纪齐美尔所讲的“向下流淌论”。上流社会发明了一种时尚，中产阶级马上

模仿。

4，群体认同弱，个体认同弱。这就是大众时尚。我们没有自我，容易被市场所

操纵，也没有群体归属感，我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人，他们最容易被操纵。

接着我们再深入探讨齐美尔，布鲁默和坎贝尔时尚的动力，动因是什么？三

个人都找到局部的动力，但需要综合起来。动因与异质化有关，由于分工导致社

会的异质化程度提高，这就有两种动因：

一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动因，它主要是不断地借助营销的手段，来塑造一种

全民性的、或者说至少是主流社会的认同模式（或者说是一种美感模式），这实

际上是要建立一种去阶级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宣称个体只要穿上某种服装，他

/她就进入了上流社会。因此，阶级可以在一夜间土崩瓦解。

另一种动力是指阶层动力或群体动力。在一种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之中，个体

随时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焦虑”（social anxity）,每一个群体或阶层都面临着如何

重构自己的群体认同和自我认同的重大问题。

在西方的时尚社会学理论中，齐美尔的“阶级分野论”将阶层动力视为时尚

的主要推动力，认为中产阶级阶层内部的团结比较弱，他们因此需要去外部寻求

上流社会的时尚作为模仿的对象；而布鲁默的“集体选择论”则讲的主要是一种

市场动力，市场的动力往往要去寻求一种集体的美感，集体的趣味，力图创造出

一种去阶级的乌托邦；这种美感往往具有动力周期，即美感的生命周期。因为每

一种美感都跟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关，当一种刺激持久以后，它会变得疲劳，变得

抑制，即坎贝尔所讲的“求新”，任何一种“新”“新”过之后就变成“旧”，时

尚的命运也即如此。因此，在坎贝尔那里，时尚的动力来源于一种求新求变的心

理。另外，这种“新”恰恰是用来作为一种符号，体现了一个阶层创造新的认同

的可能性。

这样阶层动力和心理动力就可以结合起来，一个是市场动力学，一个是群体

动力学。市场动力总是要去阶级化，群体动力总是要阶级化；阶级化有两种行为

模式，一个是认同某个阶级，一个是回避某个阶级。比如说中产阶级力图要认同

回避下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所以说任何一个阶级它都存在两种要认同

一个阶级，回避一个阶级。

而在市场社会，它总是要创造出一个适合任何人的共同的理想的身份认同的

一个符号，这就是时尚，它是以美感作为载体的，而美感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

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时尚与阶级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纯粹是一种美感，因为市场

在背后操纵它，市场作为一个动力在背后起作用。因为它要创造一个无阶级的乌

托邦，也就是说穿一件上流社会的服装，一夜间跻身于上流社会，这是一种乌托

187

邦。

当代大众社会，市场的动力超越了阶层的动力。时尚与阶级的关联越来越弱，

而不是越来越强，为什么会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是牛仔裤。它实际上是在创造一

种阶层假象，因为服装是一种民主的符号，它跨越阶级的假象。它恰好是在掩盖

阶级的真实存在。在我们的大众社会，市场的动力掩盖了阶层的动力。在时尚的

制造上，阶层的身份认同感，已经主要不再是来自时尚，而是来自其他方面，时

尚作为认同危机感克服的作为，它的作用降低了，地位衰弱了。时尚不单单是一

种美感的东西，它更是作为一种乌托邦，它创造了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

人都是平民或上流社会的组成部分。

三、 民族主义与服装消费

民族主义在文革时期服装消费中的作用是后续研究一个可供努力的方向。文

革时期，民族主义也被当权者用作政治控制的手段之一。以着装为例，对“四旧”

的批判与抵制，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应该消费中国商品”的“国货运动”的翻版。

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曾做过深入地研究。比如研究清朝历史和

共和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 Karl Gerth454教授和 Antonia Finnane 曾

经研究过满清统治者如何利用服装/时尚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形式，以及 1911 年

建立的共和国如何倡导“剪辫易服”，倡导“国服运动”，并将此运动推及全国，

最终使之政治化。

Karl Gerth 的论文455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集中探讨了消费和反对皇权之间

的联系。文章的前半部分讨论了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着装和辫子如何被高度政

治化的，并且如何成为清王朝的建立者和反对帝制的仁人志士相互攻讦的核心。

接受满清统治者的提倡，蓄发留辫，穿着满人的服饰被视为民族屈服的标志，而

“断发易服”则被看作是反抗帝制的象征。

事实上，倡导共和制的革命者一旦取得胜利，就考虑通过倡导一种新的着装

体系来统一中国。然而，当时国内的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只有少数具有影响力的

人物反对剪掉发辫，而强大的中华民族则从其他方面捍卫着自身的经济利益，而

清朝统治者真正的企图在于从外表以外的领域对汉族进行征服。首先，清朝统治

者自上而下强加给汉族的新型着装款式，例如将原先的丝绸服装改为由进口的羊

毛质地的制服，这对汉族的丝织工业造成巨大的威胁。

因此，论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丝绸制造商如何立即反对新式服装原料的入侵，

并将此入侵与本行业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由此激发了他们反抗帝制，反抗日本

和西方经济力量的入侵的战斗。Karl Gerth 通过研究丝绸工业中各种力量的联系

454 Karl Gerth. Empires of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The Politics of Hair and Wear in Mordern

China,1890-1930. 455 Karl Gerth. Empires of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The Politics of Hair and Wear in Mordern

China,1890-1930.

188

与对决，从而阐释了“国货运动”的缘起和发展。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经济利

益借助反对帝制这个“话语”，在中国市场上展开与外国公司的商业战争，并将

使用“国货”与爱国主义，使用“洋货”与叛国向联系。

在 2003 年出版的《中国制造—消费文化和民族的形成》一书中，Karl Gerth

探讨了自 19 世纪末以来不同形式的“国货运动”出现的社会情境，并以 1928

年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及 1905-1919 年何 1923-1937 年开展的“国货运动”和反

抗帝制而进行的经济抵制等等为例，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此外，他还研究了

民族，性别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消费作为一种抵抗（resistance）”456的

角度, 深刻阐释了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一种民族的形成力量，并由此推论民族主义

和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两种核心力量。

四、 集体无意识与符号暴力

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是否是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选择唯一的解释？通

过前面六章对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的分析和解释，笔者发现文革时期，面对

总体主义国家的强大控制，个体在着装实践上的反应是一种制度约束和规范下的

理性选择，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特定情况下，这种着装行为也可能有另外两种

解释：一是集体无意识的观点，二是符号暴力的观点。

哈维尔 1978 年的著作《无权者的权力》中精辟地论述了“实际存在的社会

主义”在其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重要的不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产生的内心信仰，而是要遵循外在的仪式和实践，意识形态从这些外在

的仪式和实践中获得了物质的存在（转引自齐泽克，2005：66-67）。哈维尔在

阐述“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时屡次援引蔬菜水果店老板的例子来解释

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发挥的功能，这个例子恰好可以说明文革时期，个体

在着装实践中的无意识行为背后的控制装置。齐泽克认为这不是信仰的机制，而

是“共同犯罪”的机制，是一个“主动地宽恕和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政权”

孳生的结果。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

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

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

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

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标语确实是一个表示忠诚的符号，„这

个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

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哈维

456 Karl Gerth.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e

Cambridge and London, 2003.p125.

189

尔，1978）

符号暴力的观点出自布迪厄，他认为符号拥有权力，符号权力得到认同时，

才能发挥功效。首先，符号权力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力；其次，从形式上看，它

与那种诉诸于军事、经济等强制手段的赤裸裸的强制暴力不同，是一种得到普遍

认同的软性的暴力，具有匿名性，掩盖了其权利特性，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最

后，从作用机制上看，符号权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作为普遍共识的误识：支配者

的统治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支持，或者说被统治者自身是统治者实施统治行为的一

个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权利又可以称之为符号暴力（参见朱国华，2004：

108-109）。结合本研究，文革时期之所以出现千篇一律的着装现象，从某种程度

上讲，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大众共谋的结果：先由国家倡导一种着装规范和原则，

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各种媒介的共同宣传、诱导之下，依托单位制等国家监

控制度和机构，社会大众迅速迎合、适应并与国家“合谋”的结果。

五、 市场时尚与政治时尚

“市场化”时尚和“政治化”时尚孰优孰劣？本研究的立意不是站在“市场

化”时尚的立场，以其为参照物或标准，来批判文革期间这种“政治化”时尚；

本文也不是以“市场化”时尚作为范本，来否定文革期间的“政治化”时尚，因

为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市场化”时尚，还是“政治化”时尚，都是一种“异化”，

前者如“节食瘦身”和“美容手术”等对女性身体的“技术操作”，女性在以男

性作为社会角色生产者的制度情境中，成为主要的“被欣赏者”（Be seen），按

照男权意识下的审美癖好，完成对自我身体的极度“关照”，实现“自恋”，这是

一种外在压力或内在驱动下的“内在选择”，是一种“选择性自虐”。实际上，这

种“自恋”和“自虐”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而文革期间的“政治化”时尚主

要是一种迫于外在压力，外在约制下的“他虐”，同样是摧残人性。因此，存在

一种时尚的理性类型：即先贤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顺应人性，顺从自然。

总之，本文的立意不是以现在否定过去，也不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因为这两种都

是走向了极端，误入了两种“审美歧途”。尽管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这种“自

然时尚”，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为我们渴望或追求它的障碍。

190

第八章 方法论反思

所谓的方法论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实际研究程序、技术与方法的

操作经验与法则指令；其二是针对研究方法、技术，进行深层次的、根本的、批

判性的思考,并且带出认识论、存在学与哲学人类学的思辩457（叶启政，2001：

40-41），以及社会关怀、社会批判的根本问题意识。撇开意义的探究和思辩的展

开，任何精巧的方法论演示只能使研究者沦为方法论的奴隶，与第一层含义相比，

深度思考与批判质疑对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本

章将侧重本研究开展过程中，研究者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工具，对研究本身所进

行的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一、效度检验

针对本研究而言，效度出现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 被访者记忆问题。由于访谈对象的年龄主要在 55 岁-80 岁之间，他们客

观上记忆力的衰退可能导致对文革经历叙述过程中具体的细节的忽略或遗忘，笔

者得来的故事或数据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2. 研究效应。当研究在一个人为环境中进行时，被研究者可能和平常表现

的不一样而造成失真。针对本研究而言，主要是访谈过程中，出于语言不通的问

题，笔者曾先后请学生（他们会讲潮汕话、客家话以及其他笔者不能与受访者沟

通的方言）帮忙做访谈翻译，被访者是这些学生的家长或亲人，他们在场，对被

访者造成一定的“干扰”，这直接导致被访者有意或无意一定程度上“修改”自

己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文革期间曾经充当过“革命派”的被访者会对这段历史事

实进行淡化处理，这使第一手访谈资料在某些细节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真。

量化研究的效度检验可以在研究设计阶段，通过随机抽样等方式来排除导致

效度降低的因子，质性研究的效度检验则不同。在质性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对象，

或者说本研究中的被访者不能脱离研究者而单独存在，深度访谈的研究过程是在

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关系中进行的，因此，质性研究的效度检测只

可能发生在研究开始之后，针对本研究而言，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实施的效度检验

策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被访者检验法。这项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被访者对访谈资料的检验”

在笔者对访谈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之前进行。笔者将访谈录音整理出来，首先交与

被访者阅读（不识字或年纪太大的受访者，笔者读给他们听），并征询他们的意

见或建议。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确认资料的誊写无误；再次确认受访者的叙述

457叶启政：《社会学和本土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1 年，第 40-41 页。

191

中是否有常识性的错误，尤其是记忆性错误；最后，确认笔者对某些核心观点的

理解和阐释与当事人有无出入。“被访者对研究结论的检验”在笔者得出初步研

究结论出时，便将结论反馈给被访者，询问他们是否同意笔者的观点和结论，假

如被研究者认为笔者的结论有错漏，笔者与被研究者进行充分的探讨，并根据情

况尽早进行修改。

2．反馈法。笔者曾经将得到的结论广泛地向老师、同行、同事和同学请教，

并交换意见。笔者曾多次参加了国内外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先后做了题为

―Anti-fashion as a fashion: A contextu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on dress fashion of

Chinese women 1966-1976”；“作为反时尚的时尚：‘文革’期间广东城市居民

着装时尚的情境实践分析”和“作为反时尚的时尚：‘文革’期间广东城市居民

着装时尚的情境实践分析”的学术发言。三次研讨会，笔者得到了诸多中外教授、

专家和老师的评论和指点，受益匪浅。他们中有些人非常熟悉所该研究领域，有

的不甚熟悉，但是却都拥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经验，他们都对结论提出建

设性的看法或修改意见。在导师 2004-2007 年三年间定期举行的专题讨论会，笔

者曾多次与师弟、师妹们谈论论文的很多细节问题。另外，笔者也曾将在社会学

系定期举办的“博士沙龙”上报告论文研究的结论，与老师和同学进行过充分的

探讨。

3．排除竞争性解释。笔者在建立一个假设，或得出一个结论之后，通常会

竭尽全力去探求是否存在其它与这个假设和结论具有竞争性的假设和结论，假如

存在，笔者将设法厘清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最终将假设和结论予以修正或

排除。

4．收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以加强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理

论敏感性，加深笔者对研究背景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廓清迷雾，去伪存精，为最

终研究结论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进而提高效度。

二、信度检验

美国会计总署 1999 年提出靠度（trustworthiness）；信度（credibility）；确度

（confirmability）和效度（data dependability）是检验研究设计的质量的四个标准

（殷，2004：38）。Kidder & Judd (1986：26-29)的研究详细阐述了这四种检验：

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对所要研究的概念形成一套完善的，具有可操性

的指标体系；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仅用于解释性或因果性案例研究，寻

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检验案例研究的成果是够

可以归纳成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去458（转引自殷，2004：38）。在本

研究的方法论讨论中，我们着重探讨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的问题。

458 [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 页。

192

1，受访者所提供的信息的信度

受访者中有六位现在是下岗职工，有十六位是分别是私企老板、公务员、大

学退休教师和退休干部等，前者现在的社会地位较后者低，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目前社会地位较低的受访者对文革历史，包括民众的着装历史的看法或许倾向于

肯定，存在一种“怀旧情节”459；目前社会境遇较好的个体，对文革的态度或许

更倾向于否定。在定性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中，受访者追忆往事，对过往历史进

行叙述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新建构，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也是一个没法解决的

问题。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定量研究中，问卷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者对研

究问题的主观建构的实例。

2，样本的代表性

王宁（2002）认为个案研究中的个案样本的代表性，不能等同于问卷调查样

本的代表性，因为前者的代表性指“类型代表性”460，后者的代表性指“总体代

表性”，二者遵从不同的抽样逻辑。如果根据定量研究的逻辑，个案作为样本所

代表的是一个经验层次的总体，那么，在统计或概率的意义上，个案很难确保这

样的代表性。所谓个案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其实就是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范围的

问题461。如果总体是同质的，那么，从中抽取的任何样本都具有代表性；如果能

将外推范围“同质化”，那么，个案的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就可以推广到这个同

质化范围。个案研究并不要求个案具有“总体代表性”，而是要求“类型代表性”462，要揭示一种类型的现象本身，包括该现象涉及哪些构成要素，要素之间的关

系如何，该现象按照何种逻辑进行运作等等，所以本研究中的 65 个样本并不声

称代表所有中国人，而只是试图揭示非市场化情境之下着装时尚的影响因素和运

作逻辑，从而发现一种新的时尚类型—“革命化”时尚（或者“政治化”时尚）

非市场化情境中的时尚。

65 位受访者目前虽然居住在广州，但是，文革期间，他们生活在广东省辖

区内的 21 个城市中的 15 个（按照 2005 年的广东省行政区划），比如广州、汕头、

花县、东莞、番禺、惠州、佛山、潮阳、从化、肇庆、增城、江门、中山、揭阳、

河源等地，他们或者在省内各地工厂工作，或者在省内某些农村插队，或者在省

内各地小学、初中或高中读书，所以 65 位被访者叙述的生活史可以基本覆盖整

个广东地区。本研究结论并不声称扩展到中国大陆广东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3. 访谈资料的分析和整理

在田野调查以及资料分析的过程中，面对庞大无序的访谈资料，笔者曾经陷

459 Guobin Yang.2003.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Vol.29, No.3 (July 2003), pp. 267-296. 460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5 期。 461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462

193

入手足无措的困境，65 位访谈对象的面孔轮番出现在脑海中，竟相表述自己的

观点，令人无法回避，又不清楚如何妥善安置，现实逼迫笔者一遍遍翻阅手头的

方法论书籍（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 1990；Denzin,2001,2004；John Lofland,

Lyn.H.Lofland,2005；Howard S.，1986；Wolcott，1998；Yin,2001,2004；Patton, 1995；

胡幼慧，1996 等；），试图理出头绪。质性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尽可能地聚集所

有的资料，而是尽可能地“抛弃”所堆积的资料。于是，笔者按照 Howard S. Becker

的建议：把重要的资料--这里主要是访谈记录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话语，笔

者对文献的某个概括和观察，笔者的访谈笔记中的某个感受和领悟或者笔者与研

究文革专家学者的某次对话等等--用小资料卡或者 Post-it 纸记录下来，然后分

门别类，散放在书桌或者粘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以便随时“感知”这些资料，随

时接受它们的刺激和挑战，笔者经常枯坐在书桌前或者地板上，持续性地梳理、

编排和筛选这些包含“达芬奇密码”的资料卡。在资料分析阶段，笔者主要采用

扎根理论这种分析资料的方法。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关于研究中所用图片的

性质，图片存在二重建构：首先反映现实；其次建构现实，强化现有时尚秩序和

着装规范，对不符合官方时尚话语权力结构的着装行为，如所谓的“奇装异服”

实施“文化制裁”（cultural sanction）。

4.质性研究的结论

读者在一篇研究的末尾都希望看到一个正式而“伟大”的研究结论，正如一

般的电影观众渴望一个能够令他们满意的“大结局”，在这里，笔者必须承认本

研究不能提供这样戏剧性，况且笔者也不愿意处心积虑地去营造一个“戏剧化”

的结尾。笔者甚至力图避免采用“结论”这个字眼。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质性研究者似乎更容易于倾向发表主观的意见（what

ought to be），而不只是报导客观的事实（what is）”463（Wolcott,1998:127）,Wolcott

认为从“主观价值范畴”出发的 Conclusion 是“好”（good）的话，那么建立在

“可观察的事实范畴”基础上的 Conclusion 则是“更好”（better）。问题是，如

果要将“描述性”（descriptive）的事实与“说明性”（prescriptive）的理论二者进

行有机地结合，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就无可选择地介入其中：尽管这有可能来

自于受访者的观点，可能是同领域的专家同行或知名学者，更有可能是研究者自

身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排斥为客观事实评估，但不能做绝对性的结论”。

毋庸置疑，当研究者深度沉浸在研究课题中的时候，当依稀看到研究结束的

胜利曙光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加冲动地去“假借个人的主观意见和判断”，而不

知不觉越来越多地使用“应该”（should），“必定”（must）和“必须”（need or ought）

等词汇。因此，笔者倾向于采用保守的论述。大凡“讨论与分析”一章中涉及到

的个人主观意见，纯属来自个人立场的判断和主张。因此，在呈现论文研究结论

463 Wolcott, H.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Sage

194

的最后一章中，笔者选择了保守写法：简要回顾了整个研究的主旨，研究过程中

的收获以及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

三、研究伦理

笔者在确定每个访谈对象之后，都会跟他们进行初步的接触，明确告知对方

笔者的学术身份和简要情况，本研究的目的，关注的问题，研究流程，将采用的

研究方法和需要访谈对象配合的工作，并严正声明该研究纯粹的学术性质，保证

访谈资料绝对不会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在介绍了研究课题的基本情况，并做出必

要承诺和保证之后，征询研究对象参与本研究的意向。同时，笔者向被访者承诺，

他们参与本研究属于自愿参加，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退出，不会受到任何组织和

个人的任何惩罚，并详细说明接受访问的利弊。

因为访谈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文革期间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问题，分析归纳他

们的着装策略，探究这些策略受到哪些情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为一些被访者

在六七十年代的特殊的身份和不良遭遇，他们对自身生活事件的回忆，尤其是必

须面对笔者对事件本身某些细节的追问，不可避免地给研究对象造成一定的分析

创伤和情绪伤害。很多质性研究都会访谈到一些受访者不愿追忆的痛苦往事，如

离异、背叛和失去亲人等，基于研究伦理，笔者坚持按照受访者的自愿，避免那

些超越研究范围的追问和探究，并且细心处理访谈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敏感问题。

另外，笔者对本研究所涉及到的 65 位被访者的姓名都做了匿名处理，认真处理

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

四、研究地域和时段

作为一篇联合指导的博士论文，外方导师则建议论文充分挖掘中国着装时尚

的第一手资料，以期与他曾经主持完成的本国着装时尚的大型研究所获得的资料

和结论进行对比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起，“F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院”（INSEE）

每隔 5 年就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关于“着装时尚与社会变迁”的大型研究，积累了

大量的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从 1985 年起，导师负责该项目，他本人在此领域

研究成果众多），因此，笔者在论文题目中加上了“中国”二字。然而，在进入

田野调查阶段后，由于身居广州，笔者所接触到的 65 位受访者目前 100%生活在

广东地区（包括广州、惠州、肇庆、潮阳、从化、佛山、东莞、新会、汕头和湛

江等）。同时，在大量的文献检索和研读过程中，笔者发现我国幅员辽阔，文革

期间各地着装时尚情况各异，广东与其他省份或地区存在差异，比如政治色彩普

遍浓烈的北京，着装个性虽遭删刈但尚未完全窒息的弄堂464人家之所在--上海，

还有远在边陲，偏僻穷困的新疆云南等地。鉴于这种明显存在的差异，笔者将“广

464 管继平主编：《上海老辰光：一段难忘的弄堂》，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

195

东地区”作为论文的研究地域。

同时，论文研究方向确立之后，中方导师建议笔者将文革爆发之初的 1966

年作为研究起始时间，着重研究 1966-2006 年间的中国女装时尚之变迁，旨在进

行一个“编年体”的纵向、描述式研究，导师强调文革时期的着装时尚在西方政

治历史上绝无仅有，容易找到与西方文献的理论对话点，这让笔者深受启发和鼓

舞。同时，2005 年 11 月，ZXG 老师受邀来母校讲学，笔者有机会向 Z 老师请

教论文事宜，他建议将研究时段聚焦到文革十年，对着装时尚进行深入细致的基

础性研究，笔者受益匪浅，并将其建议反馈给双方导师，他们同意，遂将研究时

段确定在文革十年。

五、研究者省思

作为一个文革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对“十年浩劫”缺乏感性的认知；开始着

手此项研究以来，一直深感自己对文革历史的贫乏，而相关史料和文献的获得不

易；再加上不少被访者因为各种原因中途拒访，完成 65 宗访谈案例困难重重；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遭遇障碍，上述种种现实都对本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那些经历了“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

革的人；那些或者以儿童的、或者以青年人的和成年人的目光审视过那段历史的

人们，无论是由于伤痛、恐惧，还是愧疚和羞愤，他们多数不愿意再次直面过往

的经历；他们更不愿意主动将自己在那个动荡年代的真实故事不加修饰地告诉后

辈人。而他们正是笔者以及笔者的学生的父辈和祖父母辈。初次接触到这样的被

访者之后，令笔者十分焦虑。

他们背负着传递社会记忆的使命。然而，一部分关于文革的记忆已经成为或

者正在成为一种仅仅与个人生活经历相关，并随着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注定消亡的

个人记忆。历史敦促我们尽快建立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必须推进一种社会反思

层面上的集体行动。若干年后，笔者这一代人以及笔者的学生辈们都将成为社会

的中间力量，我们将如何在广袤的历史空间留下我们的认知？若干年后，笔者和

笔者的学生们也将成为人之父母，我们又将如何向子女们讲述这一段历史？我们

将如何建构我们的时代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我们又将如何传承我们这个时代

关于文革的历史记忆？笔者的理论关注和现实焦虑，尤其是现实焦虑，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自身与研究资料的互动。

196

结束语

文革不仅在中国当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其重要、又极为

复杂的一章。著名汉学家费正清(Fairbank,1987:158)认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

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465，更何况历史在不断

展开。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曾经飘散着许许多多如浮萍般生活过的个体，仿佛一

枝枝被风儿压伤的芦苇。然而，作为会思想的芦苇，他们的心灵有自己的秩序和

规范，尽管他们曾经或者欢呼雀跃，或者百味陈杂，或者“焚心煮骨”466。

2005 年 4 月 12 日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印度新德里答记者问说：“只有尊重历

史的国家，只有对历史负责任的国家，只有能赢得亚洲和世界的人民的信任的国

家，才有资格在国际社会上担任更重要的责任。”467温评论的是日本申请加入安

理会的问题。的确，遗忘历史意味着背叛，而不能正视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

是怯懦的，因为与历史遗忘症引起的破坏相比，过往的伤痛或许微不足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468。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民粹主义不时活跃

于大众视野的时候，即便历史真的不会再重演，甚或历史真的能够被掩盖、粉饰

或淡化，我们依然需要对历史进行不间断的反省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当一段

历史支离破碎又影影绰绰的时候，这种反省本身注定十分敏感、十分艰难。面对

这样的状况，社会大众，尤其是学者本身的理性反思实属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

我们相信：真理不可能永远变成一叠装在衣兜里的传票或者罚款单，真理与谰言

之间终归泾渭分明。正所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

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469。学者应该以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勉

自励，不惮于拒绝“筛眼的历史”，而学者的勇敢和使命感是历史伤痛复苏的最

好土壤。我们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尝试绝对不是苛责历史，或者具体的历史人物，

而是试图在挫折中寻求智慧的火花，在起伏中探索理性的光芒。

行文至此，笔者心潮起伏，被访者 S62-LQX 追忆文革时那一段饱含深情的

话语：“我在刻板的生活中，其实有时候，我很喜欢在万籁俱息的晚上，每当我

在淡淡的月色下，瞭望苍穹闪烁的星星，当流星划破天际时，我心底会祈求一个

愿望：祖国啊，明天的生活定会像星空一样璀璨。我是很相信这一点的”470。他

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寄予的深情令人深深敬佩。

465 Fairbank.China Watch[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参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总导

言‖[M/C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466 王西彦：《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忆录》，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1 年。 467马小宁、任彦、陈继辉：《温家宝就访印成果、锡金问题等回答记者提问》，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315553.html，2012/4/15 访问。 468 [意]B.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田时纲译，《世界哲学》2002 年第 6 期。 469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246

页。 470出自笔者 2006 年 11 月 8 日在广州对被访者 S62-LQX 的访谈笔录。

197

198

附录

附录 1 访谈提纲

1. 文革期间，流行穿什么样的衣服?大部分人穿什么样的服装？

2. 您当时是不是跟大多数人一样，也选择了同样的服装？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这么多人穿大致相同的服装，算不算是一种服装时尚？理由是什么？

4. 如果您认为这是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从哪里来？它是如何产生的？

5. 您的第一件绿军装（或者是军帽）是怎么得到的？当时是哪一年？请描述当时的情景，

尤其是您当时的心情。

6. 文革期间，您做过什么工作？是留在城市工作还是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

7. 如果您当时在城市工作，您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否提供相应的工作服？请描述一下您的工

作服。

8. 您喜欢您当时的工作服吗？您会不会在工作场合之外仍然穿着您的工作服？这是出于

什么样的理由？

9. 您觉得您的工作服符合您个人理想中的穿着打扮标准吗？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或冲

突的地方，您会选择修改您的工作服吗？请您举例说明。

10. 如果您当时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您“插队”的地方在哪里？

11. “插队”期间，您主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您周围的战友或同志穿什么样的衣服？

12. 您有“插队”时期的照片吗？您是否愿意将您当时的照片找出来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

景？

13. 您“插队”所在的农村或者农场的农民所穿的服装与您和您的战友或同志有什么不同

吗？

14. 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亲人是否曾经对自己的服装做过部分的修改，比如，修改衣领，

修改裤脚等等？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些修改？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担心或

害怕？请详细举例说明。

15. 您在工作之余会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您的这些便装与您的工作服或者绿军装有关系

吗？

16. 您是哪一年结婚的？您结婚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17. 您拍结婚照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您能否将您当时的照片找出来跟我们讲一讲当时

的情景？请回忆当时购买或缝制那身结婚服装的情景。

18. 您怎么理解服装穿着上的“女人味”？您觉得文革期间女性的穿着有“女人味”吗？为

什么？

19. 文革期间，女人穿着打扮仍然是给男人看的，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出于什么原因？

20. 文革期间，您的某次着装打扮有没有得到过别人正面的评价？请回忆当时的情景，您当

时有什么感受？

21. 文革期间，您的某次着装打扮有没有遭到过别人负面的评价？请回忆当时的情景。请您

谈谈您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22. 最后能不能请您谈谈文革期间，绿军装除了保暖御寒这些基本功能之外，对您来说还意

味着什么？

199

附录 2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

编 号 性

别

文化

程度

年

龄 当时职业

现在职业

S1-HFH 女 大学 61 汕头某军垦农场插队 大学退休干部

S2-HGX 男 大专 61 小学教师 中学退休教师

S3-CHT 女 初中 56 H 县 XH 公社 GT 大队插队 退休工人

S4-LXS 男 高中 56 东莞插队 私企经理

S5-CXQ 男 初中 53 番禺石榴镇插队 下岗工人

S6-XGB 女 中学 52 学生 退休干部

S7- ZSR 男 初中 58 初中学生 退休工人

S8- DJT 男 初中 53 揭阳普宁某农村拖拉机手，74 年参军军人 白云区农民

S9-HJF 男 高中 65 城市工人 退休工人

S10- CFC 男 高中 53 农场职工 救捞局职工

S11- ZHM 女 初中 50 林场职工-小学老师 退休工人

S12-LRH 女 高中 58 远洋公司工人 下岗工人

S13-LGX 女 初中 59 插队 技工

S14-FJW 男 大专 52 番禺某镇赤脚医生 某医院医生

S15-LXL 女 小学 79 广州某街道制衣厂女工 退休工人

S16-LZM 女 小学 44 红小兵 私企董事长

S17-NSK 男 大学 50 湖北插队（赤脚医生） 某医院医生

S18-LYY 女 高中 56 广州市萝岗区农民 退休工人

S19-MGR 女 初中 54 广州棉纺一厂女工 退休工人

S20-LGX 男 初中 51 广东龙川县插队 技工

S21-XXH 女 高中 56 黄浦月饼厂女工 中学教师

S22-CBY 男 高中 54 农村插队 公务员

S23- BM 男 初中 56 军人(文艺兵) 公务员

S24-HL 男 文盲 76 贫农主任／党小组长 退休工人

S25-LGL 女 初中 54 惠州县博罗农场插队 退休工人

S26-FCZ 男 高中 57 东莞插队 退休干部

S27-YZ 男 小

学

54 佛山农民 农民

S28-ZH 男 高

中

51 工人 仓管员

S29-TXY 女 高中 52 工人 退休工人

S30-ZNQ 女 初中 53 石綦农村插队 退休工人

S31-LZC 男 初中 55 番禺农村插队 职工

200

S32- LHS 男 初中 55 河源龙川某村民，７０年入空军 下岗工人

S33-QW 女 小学 57 广州黄浦区农民 农民

S34-DWZ 男 小学 60 造船厂工人 退休工人

S35-FYX 男 初中 52 从化农村插队 工人

S36-ZP 女 高中 51 潮阳农村村民 下岗工人

S37- DYS 女 初中 43 广州某制药厂工人 下岗工人

S38-ZJR 男 高中 49 学生（红小兵） 电工

S39- FZH 男 小学 55 待业－惠东插队－工人 下岗工人

S40- XTP 男 初中 59 广州市黄浦区农民 黄浦区农民

S41-HBY 女 大专 50 肇庆高要插队 工人

S42- ZYJ 女 初中 54 工人 退休工人

S44- DWL 男 高中 56 广州毛巾厂工人-插队 幼儿园园长

S45- LWZ 男 高中 70 机械厂工人 退休工人

S46-LQL 男 大学 69 援外工程队翻译

退休大学教师

S47-LRB 女 初中 51 广州横沙村村民 工人

S48-YAY 女 初中 69 军人(白云机场通讯兵) 退休工程师

S49-WJM 女 初中 69 某县林业局蚕种站站长 退休干部

S50-CHJ 男 初中 55 汕头某农场插队 退休工人

S51-ZJY 男 初中 70 铁路工人 退休工人

S52-ZYX 男 小学 50 红小兵-74 年当兵 公务员

S53-ZLK 女 小学 73 广东增城某城镇建筑工地土工 退休工人

S54-LXX 女 初中 62 广州市海珠区某街道工厂女工 退休工人

S55-ZPY 女 师专 71 东莞 WJ区 SL 小学校长 退休干部

S56-HMY 女 初中 63 广东 JM 某商店售货员 家庭妇女

S57- HLX 女 小学 80 佛山市三水区某村农民 退休工人

S58-YSY 男 小学 54 广州某工厂工人 退休工人

S59-HJZ 女 小学 73 广州某硫酸厂车间主任 退休干部

S60-LPL 女 小学 50 小学生－初中－高中－下乡知青 公务员

S61-GTY 男 大专 60 中山石岐某小学校长 退休中学校长

S62-LQX* 男 中专 65 广州某汽车维修厂车钳工 退休工人

S63-SYS* 男 大学

肄业

74 广州某工厂卡车司机和技工 退休干部

S64-ZXS 男 小学 45 小学生,1977 年番禺插队 电台主持

S65-CYY 男 中专 65 广东某地质勘探队工人 地质勘探局退休干部

32位女性,33位男性.受访者年龄为 2006年接受访谈时的年龄，“文化程度”专指文革期间

的受教育程度。加*表示该被访者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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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图表目录

表目录

表 1-1 时尚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27

表 4-1 1952-1976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47

表 4-2 1966-1976 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 48

表 4-3 1966 年和 1976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49

表 4-4 1966 年和 1976 年主要消费品全国人均消费水平…………………………………49

表 4-5 广州市 1966～1976 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变动表……………………………… 50

表 4-6 广州市民用定量布票发放标准………………………………………………………51

图目录

图 3-1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大衣”„„„„„„„„„„„„„„„„„„53

图 4-1 “战士装”„„„„„„„„„„„„„„„„„„„„„„„„„„„„ 62

图 4-2 ―医生工作服‖„„„„„„„„„„„„„„„„„„„„„„„„„„„„66

图 4-3 “中山装”„„„„„„„„„„„„„„„„„„„„„„„„„„„„„69

图 4-4 ―女式列宁服‖„„„„„„„„„„„„„„„„„„„„„„„„„„„„73

图 4-5 “红卫装”„„„„„„„„„„„„„„„„„„„„„„„„„„„„„75

图 4-6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79

图 4-7 毛泽东外事接见„„„„„„„„„„„„„„„„„„„„„„„„„„„80

图 5-1“韶山留念”„„„„„„„„„„„„„„„„„„„„„„„„„„„„88

图 5-2“异国国庆”„„„„„„„„„„„„„„„„„„„„„„„„„„„„„„89

图 5-3“统一的白衬衫” „„„„„„„„„„„„„„„„„„„„„„„„„„„90

图 5-4 “西装照”„„„„„„„„„„„„„„„„„„„„„„„„„„„„„91

图 5-5“中山装”„„„„„„„„„„„„„„„„„„„„„„„„„„„„91

图 5-6“工作服”„„„„„„„„„„„„„„„„„„„„„„„„„„„„92

图 5-7 “军装照 1” „„„„„„„„„„„„„„„„„„„„„„„„„„„„94

图 5-8 “军装照 2” „„„„„„„„„„„„„„„„„„„„„„„„„„„„94

图 5-9 “白衬衫与军装裤” „„„„„„„„„„„„„„„„„„„„„„„„„ 95

图 5-10 “军装照 3” „„„„„„„„„„„„„„„„„„„„„„„„„„„„95

图 5-11 ―外商着装 1‖ „„„„„„„„„„„„„„„„„„„„„„„„„„„„97

图 5-12 ―外商着装 2‖ „„„„„„„„„„„„„„„„„„„„„„„„„„„„98

图 5-13 “广交会”„„„„„„„„„„„„„„„„„„„„„„„„„„„„99

图 6-1 ―西装领带‘英雄照’‖ „„„„„„„„„„„„„„„„„„„„„„„„„119

图 6-2 比手茧„„„„„„„„„„„„„„„„„„„„„„„„„„„„„„„123

图 6-3 ―知青先代会合影‖ „„„„„„„„„„„„„„„„„„„„„„„„„„124

图 6-4 ―1976 年全副武装庆祝集会 1‖ „„„„„„„„„„„„„„„„„„„„„126

图 6-5 ―1976 年全副武装庆祝集会 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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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1976 年庆祝游行 1‖„„„„„„„„„„„„„„„„„„„„„„„„„ 127

图 6-7 ―1976 年庆祝游行 2‖„„„„„„„„„„„„„„„„„„„„„„„„„128

图 6-8 ―1976 年海珠桥下‖ „„„„„„„„„„„„„„„„„„„„„„„„„ 129

图 6-9 ―1976 年广州街头着装‖ „„„„„„„„„„„„„„„„„„„„„„„ 129

图 6-10 ―女翻译的过膝黑裙‖ „„„„„„„„„„„„„„„„„„„„„„„„ 137

图 6-11 ―越南大使夫人的短裙与女翻译们的过膝长裙‖ „„„„„„„„„„„„„138

图 6-12 ―1968 年广州粤港全家福‖ „„„„„„„„„„„„„„„„„„„„„„132

图 6-13 “1968 年广州普通家庭照” „„„„„„„„„„„„„„„„„„„„„ 133

图 6-14 “1975 年广州游园居民留影” „„„„„„„„„„„„„„„„„„„„ 134

图 6-15 “1976 年广州越秀区居民生活照”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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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部分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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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作为一篇中法联合指导的博士论文，首先感谢我十分尊敬和爱戴的两位导师：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王宁教授和法国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变迁研究所（OSC,

Sciences Po Paris）尼古拉·埃尔潘（Nicolas HERPIN）教授。

王宁导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为人宽厚豁达，令我敬仰！三年以来，王老

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使我在研究学问和做人两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益。

本论文从选题、构思，到成文的每个环节都倾注和凝结着老师的心血，特向导师

致以崇高的敬意!论文研究方向确立之后，王老师建议我将文革爆发之初的 1966

年作为研究起始时间，着重研究 1966-2006 年间的中国女装时尚之变迁，旨在进

行一个“编年体”的纵向、描述式研究，导师强调文革时期的服装时尚在西方政

治历史上绝无仅有，容易找到与西方文献的理论对话点，这让我深受启发和鼓舞。

论文开题前夕，王老师凭借他对西方社会学的熟悉和掌握，直接列举出西方对时

尚进行过研究的主要社会学家的名字及著作，大大缩短了我文献搜检的时间，正

是凭借王老师最初提供的这个线索，我才能“滚雪球”般找到百余篇关于时尚研

究的英文重要文献。面对繁杂浩大的访谈资料，分析经验匮乏的我手足无措，分

辨不清楚孰是孰非，是王老师帮助我廓清思路，去伪存精。在总结全文，概括研

究结论的写作阶段，是王老师热情地鼓励我，积极地启发我，直到论文最终划上

句号。

感谢王老师举办的“消费社会学讨论会”，两周一次，三年来坚持不懈。在

这个宽松、自由的平台上，王老师对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走向的评判，对具体的消

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屡屡点燃我们的研究热情，也让我深受启发，而与不同方向

或同方向的同学、师弟、师妹们的探讨和争论也总能令我十分欣喜。

感谢王老师，无论是在公开场合，如学术沙龙或论文开题或答辩会，还是小

范围的闭门会议，他从来不批评苛责我们，总是善意地提醒和巧妙地启发；他绝

对不会指责学生的想法不正确，研究设计不具有操作性，他总是提出建设性的解

决办法或补救措施，这让初初踏上研究之路、诚惶诚恐的我甘之若饴，心存感激。

还要感谢王老师在填报专业志愿时，没有因为我的“非科班”出身拒绝我，

而是热情地接受了我，使我有机会徜徉在消费社会学的溪流里；感谢王老师在录

取之初帮我争取到计划内指标，5000 元的年度学费消费恰好与我工作单位的支

付意愿持平，这节省下来的学费无疑提高了我在书本方面的购买能力。

总之，王老师对我的最大影响是他的谦虚、平和与宽容，无论是做人，还是

做学问。《中庸》第三十一章有言：“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

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王老师以其特有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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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让我在这个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代，对“有临、有容、有执、有敬” 这

些古代至圣之德行有了几分了解。

笨拙的笔不能写出我对导师的感激之情，希望用一首旧诗再次记录他在我们

学生心目中的影像。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

——写在王宁导师 45 岁生日前夕

这首所谓的“诗”，纯粹胡诌，实为凑兴，决不压韵，拒绝对仗，不揣冒昧，唐突

导师，文责自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05 年 4 月 13 日凌晨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

生于 60 年代 4 月 17 日。

78 年 2 月他上了大学，

开始在哲学的海洋中遨游。

同年秋天，刚问世的我学会了毫无理性地哭闹，

只为晚吃了一会儿母乳，或者，

弄湿了洁白的尿片。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忒早熟。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

喜欢和学生闲谈学问，

206

总是快手快脚地为我们泡茶，

用的是烧开的来自男洗手间的自来水。

铁观音是他的最爱，

除了林老师和小王子-希霖。

浅绿色的茶叶在水中舒展轻舞，

我们的思绪随之飞扬。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

身材瘦削，背影伟岸，

每天傍晚演绎一个孤独者的思想漫步，

看书累了就趴在地板上做非标准化的俯卧撑。

他与我们一起痛快地分享凡伯伦，布迪厄，布西亚等，

买书→看书→教书→写书，

书的轮回就是他每一次破茧成蛾的飞升，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就是一本大写的好书。

正像一只猫在疲惫的追逐之后，

坐在澄静的树荫下休息，

在长时间徒劳的尝试之后，

眼看着猎物从它面前逃走。

207

猫已经困顿不堪，放弃了追逐，

那只可爱的老鼠却从原路转回头，

温柔地说：“今天我生日，快祝我生日快乐！”

——那个自称老王的人。

法方导师尼古拉·埃尔潘教授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老头‖。 2004 年 9 月份，

我在法语网站上无意间看到《消费社会学》再版的信息，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作者

的电子邮箱地址，不揣冒昧，写信给埃尔潘先生，希望得到该书的电子版。令我

意外和惊喜的是，很快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和附件中厚重的《消费社会学》。2005

年 6 月在巴黎期间,我得到埃尔潘教授的热情接待。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先生十

分健谈,在 INSEE 和 Sciences Po 那两间不大的办公室里, 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法

国消费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和自己的研究经历,并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最后，

让我十分意外、更万分惊喜的是他建议我在巴黎政治学院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之

后注册申请的一系列表格，尤其是研究计划都经过了埃尔潘老师的仔细推敲和修

改。

巴黎政治研究院是欧洲名校，在世界高校之林也居于骄人的位置。能够有机

会求学于该校，无疑向我打开了一扇学问新世界的窗户：拥有一批在法国社会学

界建树丰厚的师长；该校图书馆被誉为欧洲人文社会科学藏书质和量第一，尤其

是便捷高效的网络图书馆，为我的研究工作更顺利地推进提供了外文资料的保证。

应该说，是埃尔潘老师将我引入巴黎政治学院的大门，这一点，我终生感激。

2005 年 7 月《消费社会学》中文版本翻译工作也得到了他的热心支持：我

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埃尔潘先生简明而精确的回答,期间有关翻译的工作邮

件达到数十封。埃尔潘先生治学严谨,学问精深,鼓舞并激励着我在酷暑难奈的广

州认真对待翻译和之后论文写作中的每一个小问题。通过翻译这本书，尤其是他

对诸多消费现象和消费问题的理论探讨和阐发，加深了我对西方消费社会学的理

解和认识，这对我的论文写作和之后的研究都有帮助。

埃尔潘老师和我都热爱文学，他田园般的幽默和文学化的善意给我的论文写

作也带来了几许和煦的微风：当我忙于深度访谈以及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没有像

往常一样，跟他频繁通信，谈论我的论文和论文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时，他写给我

一封十分可爱的短信：法语原信的措辞非常精致婉约，大意是―如此长久的沉默

让我有一丝担忧，唯一的解释是丰盈有趣的访谈令你沉醉而兴意盎然‖（Vous qui

écriviez si souvent, je m'inquiète de votre silence. J'espère que l'explication est la

passion pour les investigations longues et nombreuses de votre thèse）。

2006 年 12 月―消费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期间，我的发言结束后，因为提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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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限，法国方面的六位学者没有机会对我的发言发表看法；而我又因为忙于会

务，难于找出时间向其他老师请教。在这种情况下，埃尔潘老师事先并没有知会

我，竟然主动帮我向其他五位老师征询意见，并与他本人对我的论文的意见和建

议进行汇总，同我长谈至凌晨两点。埃尔潘老师已经年过六旬，广州会议节奏又

十分紧张，我着实敬佩他对我的论文所投住的热情和耐心。

尤其应该感谢的是：在完成论文的中文版之后，我于 2007 年初开始构思并

写作论文的法文版，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中文版的多次重新修改、预答辩和双向匿

名外审以及最后的答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而在

整个过程中，埃尔潘老师一直耐心地而又充满激情地与我交流与探讨论文创作过

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解决办法，我经常惊讶于他的真知灼见，而他理性又优美

的法语评点带给我的往往是启发和灵感。因为老师在 INSEE 和 Sciences-Po 两边

都有科研和教学工作，与我的频繁通信经常挤兑他的工作时间，甚至是法国人神

圣不可侵犯的周末。

除了导师王宁教授，我还要真诚地感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其他老师！蔡禾

教授是最早鼓励我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师长，对我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合作培养模

式以及毕业前夕找工作等重大事情都及时提供了最富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建议。感

谢蔡禾教授、丘海雄教授、李若健教授、万向东教授对论文开题报告的指导意见

和建议；感谢蔡禾教授、丘海雄教授、李若健教授和王宁教授，他们开设的《高

级社会学理论》、《高级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和《社会统计》等课程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李伟民教授和李文波讲师，硕士阶段我选修了他们所开设的《社会变迁与中

国现代化》和《发展社会学》课程，启发了我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最初思考；另外，

还要感谢王进副教授在人大组织社会学研讨会上对本文研究设想提出的宝贵意

见。同时还要感谢人类学系麻国庆教授和社科处袁旭阳科长，麻老师向我详细介

绍了人类学对于服装的研究，送给我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与麻老师的谈话

让我再次感受到学者的诗意和严谨。袁师兄无私地与我分享了他搜集到的大量文

革时期的毛泽东的照片，还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其次，我还要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周雪光（Xueguang ZHOU）

教授。2005 年 11 月，周老师受邀来中山大学讲学，我有机会向他请教论文事宜，

他建议将研究时段聚焦到文革十年，对广东地区服装时尚进行深入细致的基础性

研究，令笔者受益匪浅，随后我将其建议反馈给两位导师，他们同意，遂将研究

时段确定在文革十年。

2006年 10月 21-24笔者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

坊‖期间，曾有机会在会上介绍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周老师不顾时差和旅途的劳

顿，仔细阅读了我的研究报告，并利用会议间隙，两次向我详细阐述他对我的研

究报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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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研究中的―Idea is cheap‖，重要的是如何做出好的研究，如何―Realise

the idea‖；他说搬用―大词‖或者重复使用一些抽象的概念，表明研究者对问题根

本不清楚，好的研究是用浅显而富有概括力的概念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这一方

面提示我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个访谈，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理清文革期间广东居

民究竟如何着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另一方面，周老师的教导提醒我在写作过

程中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或晦涩或华丽的字眼，而后者是我在三年的文学硕士学习

过程中自觉不自觉沾染的―习气‖。

另外，他多次追问研究结论中国家的控制逻辑和个体的反应逻辑究竟是什么，

很遗憾，这个问题当时我不能很好地回答，因为那时论文还没有写完。但是，他

的追问时刻回响在我耳边，在第六、第七和第八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也不断追问

自己，这使我的研究目的和问题意识更加明确，并在具体的创作中逐渐强化这方

面的思考和表达。最后，他还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军区大院的生活经历，

提示我注意个体的反应逻辑中―Overcome‖的一面，这就是王老师讲的―逆向‖反应

逻辑。周老师是我所认识的海外华人社会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谦逊

和睿智令我十分景仰，他做人和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令我终生受益。

再次，我要将最诚挚的谢意奉献给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戴慧思（Deborah

DAVIS）教授。2006 年 12 月 16-17 日，中山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主办了―消

费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戴教授是受邀代表。她在研讨会上精彩的发言，悦耳的

英语，和善的笑容余音绕梁，至今不绝于耳。戴老师在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领域

建树丰厚，再加上她汉语纯熟，当她欣然同意会后与我详谈论文时，我十分兴奋。

在荣光堂，我用了两个小时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论文以及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她

一直耐心地听。之后，她首先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我所做的比较扎实的实证研究，

这让我倍受鼓舞；其次，她鼓励我在时尚理论上做出更大的尝试，用非市场化情

境下的中国的实证研究去充实和补充西方的时尚社会学理论，戴老师的期望和鼓

励让我很是惶恐，以致于在论文的修改完善阶段，我一直追问自己―what‘s new?‖

理论贡献和创新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如履薄冰，心惊胆颤。

2007 年 1 月中旬，我有机会去香港澳门交流学习。之前，戴老师就将自己在

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话，甚至手机号码告诉我，嘱咐我来香港之后一定与她联系。

等我到了中文大学，正赶上―第三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召开，会议间

隙，戴老师约我进一步讨论我的论文和博士毕业之后的研究计划和深造计划，在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二楼拐角处的小沙发上，因为担心打扰别人，我们谈话的声

音低沉而热烈，窗外的树叶也仿佛受到鼓舞，灿烂的微笑在和风中绽放。

此外，她还见缝插针地向我介绍了耶鲁大学法律系的 Pierr Landry 教授,并在

午餐桌上请人帮我预留了 Landry 教授旁边的位置，方便我向他请教。后者也是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文革的研究颇有见地。尽管后来的谈话主要围绕他在会议

210

上所做的题为―中国司法制度的扩散‖的演讲进行，但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尤其

是先进而独特的资料展示技巧让我很受启发。

不能忘记和需要感谢的还有我工作单位的老师和同学们。学院领导和同事对

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是在排课和上课方面，他们都对我

多有照顾。三年来，我只在两个学期，共上了 280 多个学时的课程，这使我能够

将更充分的时间和更充沛的精力投放到论文的创作中。2006 年 2-7 月和 2006 年

9-11 月，我先后担任社会学系 04 级社会工作 1 班的―城市社会学‖课程和中法旅

游学院 03 级宾馆管理班的―社会心理学‖课程的授课老师，两个班的同学积极介

绍符合受访者年龄范围的家长、祖父母、外祖父母和亲戚，甚至是同学的父母及

亲戚，经由他们绍介的访问对象构成了受访者样本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要

感谢的是，在几位受访者讲潮汕方言、客家话和湛江话的访问过程中，相关同学

热心地充当了翻译，并协助笔者整理访谈录音，在此郑重感谢！当然，要衷心感

谢的还有这些被访者，拒绝遗忘需要良知，回忆更需要勇气。

还要衷心感谢法国里昂二大工业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甘伯纳（Bernard GANNE）

教授。因为丘海雄老师让我帮他做讲座翻译，所以有了最初的相识。认识八年以

来，他一直像父亲一样关心我和我先生的学业和生活。1999 年他曾建议我去里

昂二大跟他读经济社会学的硕士学位，我当时刚刚被录取为中大外院法国语言文

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当我在文学和社会学之间犹豫徘徊并最终选择文学的时候，

他善意地理解并支持了我的选择。2001 年和 2005 年他先后两次帮我申请奖学金

和经费，使我赴法得以成行。在甘伯纳教授的慷慨资助下,我有可能在 2005 年 6

月份巴黎停留期间得以拜访埃尔潘先生，向作者当面请教《消费社会学》一书的

翻译事宜,也有可能使埃尔潘老师了解我，并欣然提出让我到巴黎政治学院注册

并攻读博士学位的事情，是为一谢。

黄宗曦说―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

正是因为心中有疑惑，所以才不断找机会向师长和同学请教，所以才有机会得到

诸多高手的批评和在指正。

论文写作中所谓的灵感，就是神灵发给人类的短信，愚钝如我，并不是随时

能够捕捉到这种信息。每每此时，家人和朋友总能给我最无私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