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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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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寫作模式與

主題意識

洪英雪(1)

摘要

《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可說是架構與字數份量為龐大的二二八小

說。本論文以《埋冤》一小說為主，嘗試從文學技巧切入探討《埋冤》

的寫作模式與主題意識。《埋冤》有其特殊的時空寫作模式，如，將事

件發生當年與現在的空間做對照；對於歷史時間跨度的書寫，則視作者

所認為的重要性而有所展演或壓縮，不同的敘事速度也呈現不同的效

果。再者，李喬以「以字擬音」的行文風格表現當時語言混雜的現象。

主題上，李喬從二二八事件的思考中，確定了台灣人的立場，並思考人

的存在意義與生命的矛盾。此外，以文學演義歷史、重現過去，將造成

與其他社會力量的對話，這也是本論文探討的重點。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二二八文學、二二八事件、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

(1) 洪英雪，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論《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寫作模式與主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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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九七七年李喬發表了第一篇歷史小說 (2)－《結義西來庵》，以噍

吧哖抗日事件為故事主軸，其後進行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的寫作，

歷史背景以清末起始至日治末期，《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是李喬接續《寒

夜三部曲》後的歷史小說創作，它接續了《寒夜三部曲》未能觸及的戰

後台灣社會。《結義西來庵》的寫作，不只培養了李喬掌握史料的能力，

也使台灣意識成熟，再經歷大河小說的淬煉之後，李喬以七十多萬字的

篇幅描述單一史事--二二八事件。《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以下簡稱《埋

冤》）耗費了李喬十四年的時間--「實際寫作時間約三年半實際寫作時間約三年半實際寫作時間約三年半實際寫作時間約三年半，，，，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

採訪口述等前後十年採訪口述等前後十年採訪口述等前後十年採訪口述等前後十年」(3)，遠至美國史丹福、日本國會收集資料，前後

訪問了 70 多人，下筆之前還陷入了一場長達一年的「文學與歷史的兩

難」的掙扎(4)，後找到的書寫途徑是「上冊貼緊史實上冊貼緊史實上冊貼緊史實上冊貼緊史實，，，，乃以文學虛構乃以文學虛構乃以文學虛構乃以文學虛構

貫穿貫穿貫穿貫穿；；；；下冊經營純文學下冊經營純文學下冊經營純文學下冊經營純文學，，，，但不捨歷史情境之真但不捨歷史情境之真但不捨歷史情境之真但不捨歷史情境之真。。。。」(5)《埋冤》(6)可說是

架構與字數份量為龐大的二二八事件小說，架構雖龐，仍有其明晰脈

絡與書寫模式可尋；字數既富，即負載著作者所欲傳達的主題意識。由

於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歷史意義—擬塑集體記憶與建構台灣民族已有

多方探討，本論文嘗試探討《埋冤》的寫作模式與主題意識。此外，以

文學演義歷史、重現過去，將造成與其他社會力量的對話，這也是本論

文探討的重點。

(2) 李喬曾將歷史小說分為兩大類型：「歷史小說」是作者選定一段時代，配以當時的風俗習慣、服飾、

特殊景觀等背景，以一或數件歷史事件或人物為中心，依大家認同的常識為主線，創設一相配的情節，

使事實的面貌和虛構的部份重疊進行。「歷史素材小說」則是作者借重歷史素材的可能性和可信性，重

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主題偏於歷史事件的個人解釋，或表達個人觀念的作品。（李喬：＜文學與

歷史的兩難＞，原載於 1986 年 5 月出版的《台灣文藝》第 100 期，現集結於李喬（1992），《台灣文學

造型》，頁 197，高雄市，派色文化發行。）彭瑞金認為此區分只解釋了文學創作依賴歷史程度的差異，

皆無法割除對歷史的聯想，進行文學創作時，同樣會出現文學與歷史孰主孰副的兩難。（彭瑞金：＜歷

史文學的掙扎與蛻變—拒絕在虛構、真實間擺盪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 年 4 月 20 日發表於

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有鑑於一名詞定義的慎重，本論文仍沿習眾稱，以「歷史小說」歸

類李喬之《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及其他此類小說。 (3) 李喬（1995.10），《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後記＞，頁 643，海洋台灣出版社。 (4) 李喬：＜文學與歷史的兩難＞，見前揭書。 (5) 李喬：＜後記＞，《埋冤一九四七埋冤》，頁 644。 (6) 李喬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小說不只此書，短篇小說＜小說＞（《文學界》第 1 期，1982 年 1 月）、＜告

密者＞（《文學界》第 4 期，1982 年 10 月 25 日）、＜泰姆山記＞（《台灣文藝》第 86 期，1984 年 1 月）、

＜第一手資料＞（《首都早報》，1989 年 7 月 5~6 日）等皆為相關主題。其中，＜泰姆山記＞於 1984 年

獲得第 15 屆「吳濁流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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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回歸歷史現場的文學構設技巧回歸歷史現場的文學構設技巧回歸歷史現場的文學構設技巧回歸歷史現場的文學構設技巧

一一一一、、、、時空結構的設計時空結構的設計時空結構的設計時空結構的設計

本書的時空結構設計可分為兩部分探討。

（一）古、今時空對照

書中以古今並存、對照的方式處理所提及的地方及地名。如，描述

收到線報的緝煙員警，從「白玉樓」到「法主公廟」的路徑後，即為「法

主公廟」的地點作一說明：

（法主公廟坐北朝南，東側巷子現在編為南京西路三四四巷（巷

子東邊是一塊空地，空地之東側是一家西醫院。現在一樓是「佳

麗髮廊」，二樓是「第一卡拉 OK」。）（上冊，頁 8）

對於事件中的重要地點，李喬以解說的方式巨細靡遺的勾勒環境特點。

除此，要求處決傷人員警的抗議隊伍行進路徑，李喬當然不會忽略：

下午一點剛過，人群就緩緩移動了，目標是長官公署。……隊伍

通過測侯所，第一師校、女中、長官公署就是舊市政府（現在的

行政院，案，擬使用總督府，因美軍空襲，前後兩處中彈，修復

中。）對面是台北州廳（現在監察院使用。）（上冊，頁 40）

從引文可發現，單看地名就讓人有時空併置的感覺--日治時代、戰後國

民政府接掌初期與當今，三個具階段性變化的時空連接一處。李喬在文

中以「註」的方式自言「舊名、新名混用」的目的在於「求閱者空間印

象清楚也」。更深一層說，李喬盡其所能要肖似歷史場景、回歸歷史現

場，以求讓閱者有更直接的臨即感；古今地名對照、甚至有人物行動路

徑的簡述，乃是企圖消彌因時間久遠所造成的隔閡陌生，唯有除去這層

隔閡才能讓讀者有真實感—這事雖然發生於遙久年代，但那並非毫不相

干的域外故事，腳下所踏的土地即是當年橫屍遍野的歷史現場。

除了併置古今地名之外，對事件發展的敘述則是以分地進行的方

式。先是事發當地，進而台北、台中、嘉義、高雄、屏東、台南縣市、

宜蘭、花蓮，圈連起一個完整的台灣。李喬或詳或約的介紹地方歷史演

化、地方特色、地域培養出的人民性格之後，再敘述各地民眾如何「響

應抗暴」集結自保，進而如何得到手段稍異、殘酷依然的「鎮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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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敘事方式之下，時間不斷回歸二二八當日，事件一次次的重演，

時空凝結在抗暴與屠殺的紛亂當中。李喬打破空間域界，不斷將消逝已

久的歷史拉近，讓後世知道，這不只是基隆等北部人的慘痛記憶，無論

是長於嘉義、高雄或花蓮者都參與了事件，祖先都可能是無辜受難者。

喚醒也好，塑造也好，集體記憶的強化在這樣的敘事方式中起了作用。

（二）歷史敘事的時限(7)分析

歷史早已隱沒於時間洪流、歷史長河之中，要在無法親見、難以回

歸的歷史迷霧中，挖掘曾發生過的事件時，事件詳述或略寫的選擇，便

牽涉時間的壓縮展演。本書對於歷史時間跨度的書寫，視作者所認為的

重要性而有所展演或壓縮，不同的敘事速度(8)也呈現不同的效果，簡分

為以下幾類。

1.等述所謂等述，即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基本吻合。《埋冤》雖以一九四

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為首章標題，開端時間實際是從二月二十五日林志天

無妄的牢房之災為敘事起點。從二月二十七日起，小說中的時序是以

時、分的速度進行的，愈接近事件核心，敘述速度愈慢，故事發展愈詳

細。以下將各段時間抽出，以玆比較。

夜晚八點左右。與追趕傅學通兇徒等相反的方向，另一批群眾

約三四十人……。八點十五分。兇手傅學通等終於逃進警察

局。（上冊，頁 19）又二十分之後，兩輛憲兵吉普—用的都是

美軍的車子—駛向北警所。（上冊，頁 20）

五分鐘之後，他來到永昌街，在星夜發生血案的地方（上冊，

頁 28）…..

下午一時二十幾分時刻。行政長官公署前……聚集了五六千近

萬人眾。（上冊，頁 42）

過了十分鐘左右，大部分的傷者或掙扎著逃，或帶著血路慢慢

挪移……（上冊，頁 44） (7) 「時限」乃是研究故事發生的時間長度與敘述長度的關係，寫作、閱讀的時間長度不在此列。胡亞

敏（1994.5），《敘事學》，頁 75，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8) 「速度」依據熱奈特的解釋為：「一個時間度量與一個空間度量的關係；敘事文的速度則根據故事的

時長（用秒、分鐘、小時、天、月和年來測定）與文本長度（用行、頁來測量）之間的關係來確定。」

也就是說，敘事學的速度概念即為故事時間與敘述長度之比。見胡亞敏《敘事學》，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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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鐘」為單位進行等述敘事，使全文具備強烈的時間連續性與逼真

的畫面效果。

2.擴述敘述時間長於故事時間即為擴述。擴述多用來描述事件發生過程和

人物的動作、心理，如同電影的慢鏡頭。如描述基隆 26 位青年學生遭

到國軍毫無人道的割耳、削鼻、削嘴、戳眼球、刺心剖肚、閹割下體的

「震懾教育」一段，在擴述的技巧下，人物往來對話中，歷史慢動作的

一一重現如親歷，逼真寫實的血腥場面讓讀者不忍卒讀，勾起讀者恐

懼、震驚、憤慨的情緒。《埋冤》下冊以林志天與葉貞子於事件過後的心理掙扎與轉折為主

幹，著重在人物的意識活動。原以為已經突破強暴陰影與心魔的葉貞

子，卻在與楊武雄的新婚之夜，兩性之間的肌膚親暱讓她惡夢復甦，李

喬描寫葉貞子陷入心神迷混、時空交錯的歇斯底里狀態。哇！啊啊！伊，腦海一片亮光。白亮中有血紅的影子晃動，赭紅

的軀體舞動，赭紅軀體向伊俯衝攻擊，還有暴烈的吆喝叫囂狂

笑。伊是完完全全「清醒」過來了，那深深掩埋的幽闇事件事況

事故全給喚醒了；就在這瞬間，伊回復「葉貞子」--「葉山貞子」

的心理狀態了。（下冊，頁 272）一從昏蹶中甦醒，葉貞子了悟此生擺脫不了陰霾，隨即解除婚姻、辭職、

離開花蓮、回到故鄉苗栗。可以說，下冊乃描述兩人於事件後的恐懼與

激憤，經過長時間的掙扎與思索，終於了悟而確立方向與認同的心理變

化。擴述技巧對於人類思考的綿密轉化與意識流動的瞬息萬變，具備

佳的掌握力，能使讀者進入人物內心並如臨現場。

3.概述

敘述時間短於故事時間即為概述。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歷史發展，李

喬便以快節奏交代國際情勢。如以簡短的幾十字交代國民黨的敗退台

灣，驟然湧入的近兩百萬軍民，改變了台灣社會的根本結構。進而時間

以「日」或「月」作為故事進行的單位。上冊近四十萬的長文，時間跨

度僅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同年四月四日張期朗三父子之死，

十一月張行仁被釋。下冊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林志天與謝雪紅分

道揚鑣、遁藏埔里為開端時間，文末以「餘音」的方式敘至一九八二年

一月，「堅強的台灣母親」詹銀桂逝世，視為結尾時間。同樣近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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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的篇幅，時間跨度長達 35 年。等述與擴述的逼真性與戲劇性，具備強烈的感染效果，極易引發讀

者或同情或懼怖的情感反應；而時間急速奔流的概述，則呈現整體的歷

史感，使讀者能以短時間掌握整體發展，透析故事的發展演化。

二二二二、、、、語言混雜語言混雜語言混雜語言混雜《埋冤》的一大特色在於「以字擬音」的行文風格與語言混雜的現

象。文章總共可歸納出四類語文—日語、閩南語、客語、北京話。以下

各舉一例：

日語：僕酷……挖魯 Khat—搭（有過失）！摩—西瓦 Khe 阿里

瑪森（實在抱歉）－（上冊，頁 43）

閩南語：先閟起來卡好啦，中國代誌，啥知安哉咧！

（上冊，頁 516）

北京話：你林志天和謝雪紅的關係－狗屁小時後甭談；只要交代三

月一二日之後，直到逃入埔里的每天每個小時、行動與談

話都要交代。再提醒一次：要想活命，那就詳實招供。

（下冊，頁 54）

客語：面綁綁仔（绷著臉）、目結結仔（雛著眉），做麼介？

（下冊，頁 536）

「以字擬音」的寫作方式，若不是經過北京話的義譯，對於不熟識該語

言者，極易造成閱讀障礙。這不是作者逞弄語言長才，而是符合當時的

社會情境。李筱峰對當時社會狀況有這樣的敘述：

二次大戰後，初抵台灣的大陸人，都會立刻感覺到台灣到處充滿

著日本東洋的氣息，彷彿到了日本似的。走在街上，什麼「町」、

「丁目」、「番地」等日式地址隨處可見；月台上的小販，口中叫

賣的是「べんとうすし」（便當˙壽司）；……報紙是中日文並用

發行；台灣人的寫的公文書，經常出現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日式

用詞，例如：「仰爾等軍民，一生懸命」……。(9)

(9) 李筱峰（1998），《解讀二二八》，頁 98，台北，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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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混雜正是殖民地特色。政治可能瞬息萬變，語言必需長時的學習，

難能一夕轉化，慣用日語是殖民地同化政策下必然的結果；閩語與客語

的鄉土語言，仍是各鄉人各族人熟悉的母語，唯有五十年來極少碰觸的

北京話讓當時台灣人覺得陌生難懂，人物對談甚至呈現「萬國語」現象。

李喬為忠實呈現當時的語言混雜狀況而不惜犧牲文章的流暢性與理解

性。

參參參參、《、《、《、《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主題意識的主題意識的主題意識的主題意識

歷史無法回歸，歷史小說也不「再現」（reproduce）其所形容的事

件，它只是利用真實事件和虛構之間隱喻式的類似性來使過去產生意

義，並且告訴我們對這些事件應該朝什麼方向去思考，在我們的思想裡

充入不同的感情價值。(10)李喬藉著二二八事件的重現想傳達給讀者什麼

樣的思考？就《埋冤》而一書言，答案有二：未來的方向、人之存在與

生命的矛盾。

一一一一、、、、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台灣人立場之確定台灣人立場之確定台灣人立場之確定台灣人立場之確定《埋冤》下冊以監獄內、外兩空間分別敘事。獄內，因二二八而坐

牢十七年的林志天與獄友共同思索台灣前途；獄外，描述二二八事件

後，台灣人的心靈、性格、精神的微妙變化。獄內獄外一靜一動的世界

形成對比。(11)《埋冤》中，台灣前途與台灣人心靈性格的變化兩大議題

可說是由人物來完成的。李喬自言，小說人物乃是「為了主題的顯現而

演出者」(12)，李喬以創作落實理論，下冊的人物各具典型性與象徵涵義。

從典型人物可明瞭政治事變下幾類人物的處境；從人物的象徵性可窺探

台灣意識的成熟、民族性格、未來的走向。

（一）兩性受害典型與台灣意識的成熟

關於林志天與葉貞子的象徵意涵，彭瑞金 (13)與李永熾(14)各有精闢

(10) 相關概念參見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張京媛編（1993），《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

評》，頁 170--17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1) 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頁 16。 (12) 李喬（1996）：＜小說人物塑造＞，《小說入門》，頁 135，台北，大安出版社。 (13) 林志天和葉貞子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後二二八現象，林志天是把被屠殺、摧殘的台灣，當作劫後浴

火重生的大地，在萬般荒涼，也是豁然朗廓的晴天大地上，艱難的一步一步進行重建，但已經沒有疑慮，

也不再有任何幻想；林志天象徵接受劫難，獨立自強的現象。葉貞子則象徵屈從、妥協，自願放棄，吞

下一切苦難，不再掙扎的另一面現象。兩者都是從毀滅性的劫難後衍生的現象，都是小說家穿過令人震

懾的歷史場景後的發現，人物是虛構的，情節是虛構的，但現象卻是歷史「釋放」出來的可能和可信。

見彭瑞金：＜歷史文學的掙扎與蛻變—拒絕在虛構、真實間擺盪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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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析，筆者嘗試從另一角度再探其寓意。首先，就人物代表性而言，林志天與葉貞子是政治迫害的兩性典

型。同為事件受害者，卻因性別差異而有不同層面的傷害，且受害後的

心靈療傷途徑更是兩極。以林志天而言，身體上的死傷揍毆或牢獄之

災，是介入政治紛爭者常見的下場，兩性皆不可免；然則，葉貞子被

強暴並懷孕的遭遇，只會發生在女性身上，且傷害不止於事發當下，因

父權體制所塑成的女性身體的私密特質適成禁錮，貞節操守形同魔咒，

阻礙了葉貞子的心靈復原，此二次傷害的殺傷力不下於原初事件。因

此，林、葉二人適足代表兩性在政治爭戰中的不同境遇，性、貞操的禁

錮，使女性多一層致命的恐懼憂慮。其次，就角色設定而言，如何選擇一個適恰的見證人物作為敘事中

心，是歷史題材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埋冤》成功的作到此點。

何以林志天是陳述二二八事件的佳視角？照理說，若以事件殉難者為

主角將能撼動人心、引起共鳴，然早於事件中殉難的核心人物雖具此

「優勢」，卻無法見證事件過後的發展；反之，若以親見事件全程的尋

常百姓為主角，則又不夠接近事件核心；因而，身為「二七部隊」隊長、

幸免於死劫的林志天(15)成了適切的歷史見證人選，且長達十七年喪失

自由的牢災，適足予小說創作者刻劃人物心理轉化的空間，因此林志天

成了從中國意識轉化到台灣意識的象徵性載體。事變當下，林志天已經朦朧感觸「台灣人←→支那人」的矛盾（上

冊，頁 107），心靈故鄉與文化祖國的思考之間藏著「你，認同什麼人？

什麼國國民？」（上冊，頁 109）的疑問。往後，在喪失自由的被囚狀

態下，在紅色研習營的思想衝擊下，蔡鍾柏的話敲醒他多年的疑雲：不

論追求何種政治理念，「『先做一個堂堂的台灣人』--這個前提不變，是

絕對不能變！」（下冊，頁 487）進而林志天嚴肅的思考自己與「這塊

大地」的牽連問題：這是把「我」的存在意義，放入「台灣的意義」去思考的……，

台灣是什麼意涵呢？應該就是台灣的是土地與人民吧？，土地就

(14) 兩人非別呈現陽剛古拉格與陰柔古拉格情境，並象徵被囚與自囚狀態。見李永熾：＜台灣古拉格的

囚禁與脫出--《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序》＞，先載於《台灣文藝》新生版，第 10 期，1995 年 6 月。本書

所引版本為《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序》，頁 6。 (15) 本書主角林志天實為鍾逸人的化身，書中未婚妻鍾瓊玉本名為林玉扃。李喬化名頗具巧思，將夫妻

二人的姓氏對調，鍾逸人另有一名「天啟」，想是「志天」一名由來之一，除此，「志天」亦是作者所埋

轉變為「志台」的伏筆。《埋冤》中林志天這條敘事主線，與鍾逸人之回憶錄《辛酸六十年》頗多相似，

似乎可當成鍾逸人傳的小說版。（1977 年李喬因收集二二八事件資料而結識鍾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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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歸宿」的意思；人民就是「我群的共同命運」！（下冊，

頁 487）經此思考，台灣人意識從模糊到清晰，虛幻的林志天蛻變為實際的林志

台。藉由林志台這個喻體，作者又忍不住跳入小說發出這樣的感嘆：

林志台從台北監獄而新店軍盟，由軍監而火燒島這所「政治大

學」，也終於被完整地造就成為一個台灣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要成就為裡外真正的台灣人，卻需要如此迢遙跋涉，這是台灣人

的悲情……。（下冊，頁 573）

必須歷經曲折磨難才能認清己身價值的台灣人雖然悲情，但畢竟是

醒覺了，感嘆之後，李喬再借林志台的心緒作出後的結論：

最重要的，在我老死之前，我認清自己是誰，不是誰；明白中國

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不錯，台灣人父祖十之八九來自西岸中國，

但三四百年的環境影響，歷史經驗的適應。外來文化的刺激—台

灣人已形成不同於原鄉的—集納型海洋文化；不同的文化之下生

活長久之後自然形成不同族群，甚而民族了。（下冊，頁 592）

儘管心靈的跋涉繁複漫長，畢竟走出來了--「者嘛係，一種幸福」，堅強

樂觀的往前走是唯一的路。

（二）受難眷屬典型與堅毅的民族性

就政治受害者而言，光芒通常只聚集於壯烈犧牲的殉難者，人民歌

誦他的勇敢，史書留下他的功勳。為全民理想而捨棄生命的殉難者理該

得到如此追諡，只不過還有一群心靈重創者受到忽略—受難者眷屬。鍾

瓊玉為了林志天虛度了大好的青春生命，十七年的活寡歲月在群居的社

會生活中，豈能輕盈無傷如同於無？「叛亂犯家屬」的十字架，豈是尋

常生活所足以承載的重量？政治傷害的觸網無限延伸！如果說「二七部

隊」的武裝組織必然與執政政權牴觸衝突，那麼忠實擁護祖國的張期

朗，何以父子三口慘遭虐殺下場？張氏婆媳一夕之間成政治寡婦。詹銀

桂的堅強，讓頓成孤寡的張家不致在劇變中崩潰瓦解，宗教固然是主

要的慰藉力量，然堅韌的意志力恐怕才是源頭。而人前的堅強是生存不

得不的武裝，一再命令媳婦不許哭的詹銀桂仍然一個人偷偷哭，「半夜

跪在床前，禱告一段哭一陣」（下冊，頁 354）。受害者家屬只能在靜黯

的深夜，獨自撫平失去親人的痛，百轉千迴的安撫心理的掙扎。同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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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件而種下傷害，但歷史不會留下她們的名字，受難眷屬所受的間接

傷害在壯烈義士以鮮血控訴的泰山之重下，只是輕盈如鴻毛的微渺。李

喬將這些靈魂從歷史塵埃中挖掘出來，藉著鍾瓊玉等形象陳述出受難眷

屬的生活、心境，以及他們是如何被形塑成的--「原來『自己』不是由

自己造形而是被社會雕塑的。伊不甘心，卻也莫可奈何。……這個時代

多麼殘酷，這些『男人』多麼無情—以不同的方式製造那麼多無辜孤寂

的女人。」（下冊，頁 416）刻畫這群政治寡婦除了疼惜其無辜與苦難之外，還能有什麼現實效

益？如邱貴芬所言，女性的二二八撰述可以呼應男性二二八記憶，並透

過女性聲音的加入擴大集體記憶。儘管此評述觀點仍舊落入歷史記憶的

「性別分工」模式，標示了記憶撰述不同性別的主從位階，(16)畢竟讓她

們浮上檯面、為人了解，有發聲管道是兩性平權遙遠路途的第一步。文章後，李喬再以「堅強的台灣母親」稱述詹銀桂(17)的離世。

李喬作品中經常以母親喻大地，以母親稱台灣(18)，詹銀桂非己之過的苦

難經歷與堅韌意志，幾乎可為台灣土地的象徵，亦是台灣民族性的表徵。

（三）新生代典型與未來走向

若說林志天是受難台灣的象徵，那麼葉浦實則可視為台灣如何面對

未來的隱喻。背負著罪惡根源而生的葉浦實，儘管名字裡暗藏了長年難

解的怨恨情結，但是葉浦實健康聰明，不只從小成績優異直至如願進入

第一學府，且與生具有濃厚的鄉土特性，能說各族群的語言。他不因自

(16) 邱貴芬（2003），＜塗抹當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圖像＞，《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社。 (17) 小說中的張期朗即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遺孀詹銀桂即張詹金枝女士。二

二八事件後，國府逮捕槍決對象，一家族三人以上者僅有數例，張七郎父子三人同時被槍殺，是其中

慘烈者。張七郎，1888 年出生，畢業於台北醫學校。1921 年遷居花蓮鳳林，開設「仁壽醫院」。二次大

戰結束後，他興高采烈於練字帖上，寫滿歡迎祖國的書法，並在花蓮籌建高大牌樓，張燈結彩，牌樓兩

邊對聯是「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則為「天下為公」、「國為民有」。

1946 年 3 月，當選為花蓮縣參議員，並被推選為議長。同年 10 月，被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赴中國南京，

參加制憲會議。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張七郎以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同年 4 月 1 日，

二十一師獨立團開抵花蓮，成立台灣東部綏靖司令部。 4 日，鎮民設宴招待駐軍，張七郎因病未癒，

由長男張宗仁醫師，代理參加晚宴，時剛繼承父親擔任鳳林初中校長。下午 6 點多，回到仁壽醫院。

不久，軍隊即前來謊稱士兵待診，張宗仁隨之前往，即被收押。約 8 點多，三男張果仁醫師從外購物

回院，亦被帶走。另一批軍人則到張七郎住處，抓走張七郎和二男張依仁醫師。張依仁被搜身時，在衣

袋內發現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又詢知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才被放回。當天晚上 11 時，張

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被押到鳳林郊外的公墓槍斃，衣物均被剝光，僅剩內衣褲，遺體狀極悽

慘。父子三人合葬於家宅後院。其妻詹金枝向當局訴冤，不是被駁回就是相應不理。（以上資料引自網

站「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d01/d01_02/04.htm，（引用日期：2005 年 11月 5 日） (18) 李喬著有三千行的敘事詩，名為《台灣，我的母親》，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 年。；此外，《寒夜

三部曲》中亦常見此比喻。


51

己的身世而自卑猥瑣，反而勇敢面對錯不在己的「原罪」，甚至成了母

親葉貞子真正走出陰霾的功臣。我不認為那個『惡魔』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世界上另一個新的、獨立的生命--

一個在惡語流言下成長的小孩，反倒樂觀勇敢，成了李喬暗藏台灣未來

走向的隱喻體--不管經歷多大的迫害，都要自信的勇往直前，未來必將

光明有為。李喬不只賦予人物豐富的象徵意涵，使人物具有普通性的典

型，更藉著呈現歷史進展，展示從「幻想中國」到「具體台灣」(19)的轉

變過程，進而宣揚台灣意識的「自然」成形。就歷史小說而言，以文學再現某段歷史能產生什麼效益呢？蒙特洛

斯強調文學作品的解讀，是一種意義深遠的社會調節行為，一種通過文

學作品揭示社會性深層意義，並反映出這種意義的當代性的意義活動。

且，由於文學所具的宣泄作用能平息痛苦，使人在平和的心境中得到淨

化。(20)李喬希望歷史反省能提升人性、化解宿怨、重建新意識：把這些冤枉，心理的陰影，就埋葬在一九四七，重新出發，找到

台灣人的前途。(21)

在李喬眼中，以文學重述二二八事件不只是化解宿怨、淨化悲傷而已，

歷史還有更大的涵容性：當台灣人、台灣社會數百年的變遷展現在我眼時，前歷史已不只

是記憶中人事的浮動而已。從記憶躍升至反省整個族群生命、文

化精神，進而成為文學創作的意識根源，它載負著我對台灣斯土

斯民深厚的情感與理性的自覺。(22) 李喬叮嚀「讀者」、「台灣人民」，《埋冤》「不祇是一部小說而已」，如同

格林布拉特所說，人類靠文學符號來「復活」那些已逝去的人們所經歷

一切，並使當代人產生心靈共鳴。由此，文學參與了歷史的發展進程，

參與了對現實的文化思想塑造， (23)思考族群生命、塑造文化精神 (24)是

李喬賦予歷史小說大的意義。 (19) 李永熾：＜序—台灣古拉格的囚禁與脫出＞，《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冊），頁 3。 (20) 王岳川（2001），《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頁 17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1) 李喬：＜自序＞之一，《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冊），頁 17。 (22) 李喬：＜自序＞之一，《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冊），頁 15。 (23)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頁 166。 (24) 李喬另著有學術論文＜「二二八」在台灣人精神史的意義＞，強調後人理當擺脫事件所帶來的負面

影響—孤兒意識與被迫害感，該創造自己的文化認同，確定「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進而凝成動

力，建造屬於自己的國家。見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1998.6），《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

407，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


52

二二二二、、、、人的存在與生命的矛盾人的存在與生命的矛盾人的存在與生命的矛盾人的存在與生命的矛盾別爾加耶夫認為災難性的歷史時刻有利於歷史哲學的建立，歷史哲

學把「人」放在所有世界力量的綜合作用中，也就是放在極大的圓滿和

極大的具體性中來把握。人的命運只有通過這種具體的歷史哲學才能明

白，因為人的命運乃是一切世界力量的總合。(24)歷史哲學的意義在此，

歷史小說何嘗不能達此功能！《埋冤》中的人物正是歷經外在的大變動

之後，不斷反向內心剖析自己、一層又一層的思索人的本質與存在。

（一）複雜人性

處於無自由狀態的林志天，屢次移監、不同獄友的來來去去，林志

天認識了人適應環境的韌性：

當境遇是絕對的銅牆鐵壁—不能搖撼不可逾越時，人本身便「自

然」地會發生變化而適應這個現實。這就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

點九的人、平凡人的共同性格。（下冊，頁 307）

林志天認識了自己的平凡，這種覺悟與成長，「感覺並不好受」。同樣的，

容易妥協與不思反抗的特性，也是鍾瓊玉受盡外在輿論壓力與內心思念

煎熬後的疑問：

天如果有萬丈高，那萬丈就是活動的空間；天假若祇有一丈高，

人就會在一丈之內經營他的自由。人，真是可笑，不會去懷疑、

抗議為何天不是萬丈而是一丈。（下冊，頁 517）

自殺獲救後的鍾瓊玉放棄抗議，放棄追求萬丈天空的念頭。若說妥協現

實、不思反抗不算人性的黑暗特質，那麼，當鍾瓊玉被貼上「思想犯女

人」的標籤，受到非議疏離的對待時，除了質疑罪罰、法律的本質，質

疑人存在的意義之外，更認清人性的冷漠自私。處於紅色研習營，接觸

各種不同思想、信仰獄友的林志天，體悟出「人性」並無所謂或善或惡

的本質，它根本不存在，而只是「社會的投影」--「什麼社會就有什麼

社會的『人性』」（下冊，頁.455），人性果真如是，那麼人際間爾虞我

詐、為生存而傾嘎廝殺的現象是否便不足為奇？

（二）人的有限性與渺小

在獄中遭共產信徒圍毆瀕臨死境的林志天，清醒後並無惱怒與怨

(24) 俄˙別爾加耶夫著，張雅平譯（2002），《歷史的意義》，頁 3--11，上海，學林出版社。


53

恨，反是思考人的存在問題。這場紛爭讓他體悟到許多災難都是因「人」

而發生。因為人總是置身於「自己」的位置然後才出現「他人」，人類

「唯自己」的特性、與生的有限性，使災難難以避免。

因為是人，所以發生；所以發生，因為是人。人，攜帶了人的種

種以及有限性。往上推演，這也就是基督原罪，佛說宿業的描述

吧？人很可憐，人又很可悲；這些人很可惡，這些人又很可憐；

自己很可憐，自己也很可惡。結果是：彼此一樣。（下冊，頁 471）

人既是有限的存在，人的渺小與無力自無待言。林志天因為獄友奉澤民

的怪病—「縮陽症」—而感受到「人是極奇怪的存在！而人，是極有限

的。」（下冊，頁 222）；葉貞子也在屢試屢敗的自我療傷中認識了「人

是如此有限、如此弱小，心靈的負荷量如此，肉體的承受力也一樣。」

（下冊，頁 367）人的渺小與有限，是經歷重大災難後兩人的共同體悟。

（三）生命的矛盾

葉貞子在對浦實的愛恨掙扎中，在徘徊於自毀自殺邊緣的日子中，

感悟到生命本身的矛盾、荒謬無理：

生命來自自然，而生命的真正自主存在又必須離開自然—母親的

胎盤而呱呱落地始成。茲後生命的全程都在反抗自然、與自然鬥

爭而又不得絕對違棄自然的狀態下「擁有」一段時間。生命來自

自然，理論上生命的消失也應唯有自然的力量。可是人的「意志」

可以完遂自殺—違抗自然。（下冊，頁 357）

人相對於自然是渺小又有限的存在；人際的交會、「世界力量」的總合，

使人難能自主事事遂願，唯一能自主的竟是生命的結束權，生命的矛盾

正在於此。然而，面對著聚恨而生的親生子浦實，懷恨而活的貞子認識

到，即使自主的選擇結束生命，仍不可能改變發生過的種種，因而他們

「必得繼續為活下去而煎熬於火宅人間」，生命的痛苦正在於此。始終

無法突破心魔、走出陰霾的葉貞子繼續思考生命的形成：

這也許是生命現象本身的「作業」吧？是什麼力量在作業？是什

麼力量在推動生命？動，就是痛苦的，或者為了躲避即不得不

動。可是動卻是造就生命成為有與可能。於是，任何動，變動、

轉移都是生命上的不得不，都是無奈的。（下冊，頁 367）


54

其實，關於人的存在問題、反抗理論、自殺哲學與生命的矛盾，是李喬

屢次提及的生命思考，在此卻能完全妥貼的融入角色心緒。如果認同俄別爾加耶夫所說的，歷史的意義在於「揭示存在之本

質，揭示世界之內在精神實質……。發現世界命運和作為世界命運中心

點的人類的命運。」(25)那麼，以史事為題材的歷史小說，藉著歷史觀察、

宏觀整個事件網絡中各場域人物的行動與下場，亦可窺視人的存在與命

運，畢竟「人處於歷史之中，歷史也存在人之中」，絕不能將人從歷史

中分離而孤立的看待。(26)

肆肆肆肆、、、、文學與歷史的對話文學與歷史的對話文學與歷史的對話文學與歷史的對話

《埋冤》的一大特色是加入大量事件解說或人物介紹的史料。這些

資料以「註」、「案」的方式穿插入文中，因而，作者的影像與聲音不斷

介入虛構的小說中。添加史料，除了是作者欲強調本書的真實性，更在

於破除政治性書寫中「以觀代史」的意識形態操弄。此外，資料的竄入

雖然割裂故事的流暢進行，卻造成與眾多力場對話的效果。

一一一一、、、、破除破除破除破除「「「「以觀代史以觀代史以觀代史以觀代史」」」」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深明歷史書寫易受政權左右而擔心子孫讀到的是被塗抹過的、「強

勢者」所寫的歷史的李喬，希望能藉著詳實的史料將真相公諸於世，即

便真相慘無人道可能驚駭讀者。如基隆 26 位學生受到國軍「震懾教育」

一段，李喬在文後以「作者案」的形式，說明自己處理此段史事時的掙

扎與目的：

作者案：走筆至此，不得不「跳脫」歷史時空，回到現實今天來

檢視這段敘述：「該不該把這些慘絕歷史場景予以再現？」這是

近日來日夜折磨筆者的難題……。（上冊，頁 199）

作者後決定秉筆直書，因為「筆者實無權隱瞞歷史真相而又義務明告

世人」（上冊，頁 200），「與其曲隱暗藏，不如詳載諸史冊留與今世後

代同存同在成為鑑戒」。（上冊，頁 199）何況李喬認定二二八事件是「為

生活而反抗的樸素事件而已。意識形態的『力量』，在事件當時，絕對

(25) 別爾加耶夫，同上引書，頁 12。 (26) 同上註，頁 11。


55

近於零。」(27)那麼將真相公諸於世，還這群無辜受害的民眾一個公道，

便是作者念茲在茲的使命。小說中所描寫到的國軍「鎮暴」手段，多可

從專著、回憶錄中看到，如《憤怒的台灣》、《二二八民變：台灣與蔣介

石》等書。(28) 李喬懷著「以觀代史」的憂慮，他了解歷史書寫總是以史觀選擇史

料，以政治取向解釋歷史，也了解文學創作脫離不了這樣的嫌疑，作家

以文學形式表達自己的觀念，意識形態便「自然」隱藏其中，這類「文

學的不誠實」，是文史書寫的大難題。(29)因此，李喬寧可捨棄文學藝

術美感，也要強調其敘述的真實與客觀。除了引用史料，以作者的身分

涉入故事、評議史事之外，李喬還在人物簡介中著明見證者於何時何地

「接受訪問並錄音」，強調其真實性。尤有甚者，李喬屢次跳進文本，

說明所知來源。也就是說，這便是李喬所以為的客觀之舉，認為以史料、

第一手採訪等方法鋪陳「文學的誠實」，便可避免「以觀代史」弊病。

二二二二、、、、與官方版與官方版與官方版與官方版本對話本對話本對話本對話李喬在＜文學與歷史的兩難＞提及他發現某專著對二二八的敘述

和說明異於幼時見聞，當他為了《埋冤》的寫作進行長年的資料收集與

田野調查之後，更確定自己的史料比出於政治需要而編寫的官方版本為

正確，因而，文中與官方史述對話的痕跡極為明顯。如王天登對全島廣播處委會工作狀況與「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一

段，李喬再以「註」反駁《台灣暴動事件紀實》的說法：

註：王天登對全島廣播，時間是重要關鍵。「台灣暴動事件紀實」

謂：三月七日晚七時向全省廣播四十二條；而於八時許入見陳長

官。實際上是：五時許入見陳，陳斷然拒絕；王於七時向省民報

告。其中出入，用心至明。（上冊，頁 178）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所編的《台灣暴動事件紀

實》，強調王天登等人先向全島廣播四十二條，再入見陳儀、協調條款

遭拒，目的在於羅織王等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罪名，為大屠殺

製造理由。李喬直接於小說中拆穿官方說法的政治目的。

(27)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頁 201。 (28) 莊嘉農（1990.3），《憤怒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楊逸舟著，張良澤譯（1992），《二二八民變：台灣與蔣介石》，台北，前衛出版社。 (29)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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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形，處理高雄地區的事件發展時，正文描述彭司令研判全

局，下令於忠烈祠後山草地上處決第一批判徒林界、曾鳳鳴後，再以括

弧駁斥官方說法的錯誤：

據後來彭某的說法是：經當時藏身要塞的地方院院長孫某判刑，而

於三月廿三日執行槍決，這是「公文」的記述與事實不合。

（上冊，頁 500-501）

此文不僅指出彭某的推卸責任，也批駁未加查證的公文紀錄。以上兩造說法顯現了歷史敘事的奧秘。歷史事件原本就是一個中性

的、不具意義的符碼，因此歷史敘事必然經歷「編織情節」的過程--從時間順序抽取出事實，把他們作為特殊情節結構而進行編碼，進而「通

過壓制和貶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30)，將事件作不同

的解讀，賦予不同的意義。二二八事件無疑是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符

碼，不同時代、階級、族群賦予它不同的意義。首先，就二二八事件發

生因素而言，國民政府將其定義為「由亂黨叛徒所造成的暴動」，以「消

滅叛亂」之名請求南京蔣介石政府派軍隊援助，繼而三月二十展開「清

鄉」活動，其目的在於「保護善良人民，維持全省治安，徹底肅清惡人」(31)。反之，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方，三月七日發表於《台灣

新生報》的＜告全國同胞書＞，宣告二二八發生的意義在於「肅清貪官

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其次，當事件過

後，握有歷史詮釋權的官方，使「叛亂」說法成為正統，並且以政治力

量與法律禁令壓低事件之能見度，甚至完全消音。因此在戒嚴體制下的

官方歷史中，台灣人歡欣鼓舞的慶祝回歸祖國懷抱，沒有「劫收」的醜

劇，「二二八」屠殺也沒有發生過，歷史課本的內容就是大有為政府的

種種德政，復興基地長足進步。(32)反之，李喬以七十多萬字的長篇幅對

此事大書大演，以擴述的手法讓歷史慢動作的重演，大伸大揚此事之重

要性；以大量史料的對照、以作者的姿態切斷故事的進行，評述官方說

法的政治目的，後賦予台灣意識之醒覺的思考。其實《埋冤》一書所呈現的對話張力不侷於官方，就二七部隊的種

(30) 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見前引書，頁 163。 (31) 陳儀（1992.2），＜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陳興唐主編，戚如高、馬振犢編輯，萬仁元審校：南京

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卷】，頁 698，台北市，人間出版社。 (32) 楊照（1995），《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頁 104，台北，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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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及與謝雪紅的關係這段歷史懸案，小說所構設的情節傾向於鍾逸人

回憶錄的說法，這便與古瑞雲（周明）、黃金島的說法兩極，(33)與陳芳

明的研究也略有出入。(34)無論這牽涉的是李喬採信何者說法，或單純是

史料出土時間問題，畢竟呈現某種程度的對話網絡。經由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敘事不只是簡單地紀錄事件在轉化過程

中「發生了什麼」，而是重新描寫事件系列，解構初語言模式中的編

碼結構，以便在結尾時把事件在另一個模式中重新編碼。而就在解碼和

重新編碼的過程中，新的比喻模式代替了原初由常規、權威、習慣所編

碼的比喻模式。可以說，敘事的闡釋力量正在於原初編碼與重新編碼的

對立。(35)以《埋冤》一書而言，若沒有定於一尊的官方說法，李喬的對

話將無所由，文中也呈現不出由兩造社會力量拉扯所造成的張力。

三三三三、、、、以文學詮釋歷史以文學詮釋歷史以文學詮釋歷史以文學詮釋歷史《埋冤》的另一個特色在於為事件尋求動機，藉小說的虛構特質提

出個人的歷史詮釋。李喬將二二八處委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以及引發爭議

的十條「追加條項」全文列出，認為「『台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印

行之『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則合併為四十二條，查其用心，概方便於羅

織也。」李喬雖然在「按」語中言明「真象如何非見原書無人能斷也。」

但是本著「小說以追求人間真實自負，然則擬大膽另解－」（上冊，頁

166），仍舊對「三十二條」與「追加條項」提出猜測，並在小說正文中

批判以追加十條為「顯然踰越政治改革，跡近叛亂要挾」，是為屠殺行

動卸責入罪的可笑藉口，因為「中央調派來台『平亂』的憲四團兩營武

裝憲兵，陸軍廿一師『精銳部隊』此時此刻已經在台灣海峽之上。」（上

冊，頁 164）歷史小說的寫作不可避免觸及歷史事件的起因與過程，然文學不只

是被動的反映歷史的外在現實，而是建構歷史的現實動因。文學與歷史

的本質關係就在於，文學並不要求去恢復歷史的原貌，而是解釋歷史「應

該」和「怎樣」，揭示歷史中隱密的矛盾，從而使其經濟和政治的目

(33) 有關二七部隊的成立日期、領導者、隊伍人數、民間捐獻的十萬元款項、鐘逸人於三月中旬之後的

行蹤等，三人說法有異。古瑞雲出版《台中的風雷》之後，鐘逸人即以＜風雷魅影—給古瑞雲的一封信

＞駁斥書中說法；2004 年，黃金島出版《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一書，文後也以一文附記＜我

與二七部隊「部隊長」鐘逸人先生之間的歧見＞，駁斥鐘逸人《辛酸六十年》說法。 (34) 見陳芳明（1991），《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雨夜花》，台北，前衛出版社。 (35) 海登˙懷特，同上引書，頁 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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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彰顯出來。(36)李喬不只推演事件來龍去脈，還解釋歷史「應該」和「怎

樣」，揭示了政經目的下的陰謀，也以「後見之明」作出歷史結論。如

李喬敘述一九四六年八月台省的「國民參政員」選舉過程的糾紛之後，

推測此是當選卻辭任的林茂生遭謀殺棄屍的因素。廖文毅為抗議不公而

創辦《前鋒》雜誌來監督政府，對這事件發展李喬如是說：

人間事況，浮面看，亂七八糟昏暗不明，但深裡探究，卻是理路

井然因果不爽；陳氏政府一夕的上下其手，換來的是世上第一個

台灣獨立組織，造成國民黨政權持續二十年的「後患」，也為台

灣前途思考拓開寬闊的視野（下冊，頁 196）

李喬透過對權力關係細緻入微的、合理的想像，以文學參與文化塑

造，並且在精確再現和想像性複製中，把握不同時期是如何把人塑造成

歷史性的人，看清歷史人物在權力關係型態中，佔據了怎樣的地位。(37)

歷史正是在這些人物與其所處地位的權力關係中形成。

伍伍伍伍、、、、餘論餘論餘論餘論

李喬於一篇訪問中談到二二八事件對自己的意義有二：於公，「年

齡比我大的像鍾肇政先生大概沒有這麼多時間去做這個事情，年齡比我

小的，對二二八沒有直接經驗」，因而自覺該承擔起這責任；於私，則

肇因於父親。(38)因此李喬把「『呈現二二八的全景，並釋放其意義』，當

作是生命上的天職，負我台灣母土的債務」（下冊，頁 643）。這段話點

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經驗的影響，李喬親見事件發生以及父親遭遇，讓

他對此段歷史難以釋懷；再者則是個人自詡的生命意義--對國家土地的

使命。不只李喬帶著如此心態寫歷史小說，多數作家都懷著此抱負進行其

歷史小說寫作。吳濁流在自言「現在老作家，老的老，隱的隱，死的死，

殘存無幾令人寒心。我想到此，不知不覺地似乎有一點責任感。」 (39)

這便是吳濁流何以在「心有餘力不足」、難題屢現的狀況下，堅持將「民

國三十六年至三十八、九年」這段複雜的社會時期的歷史化為文字，以

(36)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頁 182--183。 (37) 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頁 170--171。 (38) 莊紫蓉訪問＜消遙自在孤獨行—專訪李喬＞，見「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網站之「台灣文學家訪

談錄」，http://www.twcenter.org.tw/b01/b01_7203_1.htm，（引用日期 2005 年 11 月 10 日）。 (39) 吳濁流（1987），＜後記＞，《台灣連翹》，頁 274，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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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年輕後輩作家；鍾肇政為「五十年的台灣淪日斷代史」未能公諸於世

而遺憾(40)；蓄積了三十年、翹首等待時機成熟的廖清秀，更直言不寫二

二八事件將死不瞑目；(41)東方白則以「只要多寫一天，便在台灣的歷史

多活一天。」(42)期勉自己完成那架構龐大、字數百萬，因而磬書之日遙

遙難期的《浪淘沙》。究竟歷史的重要性何在？何以這些作家如此執著

這些陳年舊事，視為文學工作者有限年歲裡必盡的職責與對土地的使

命？新歷史主義發掘歷史意義與現實的關係：

歷史不是與現代無涉的、過去某一段時間發生的事件，而是在不

斷的連續與斷裂中，對當代作出闡釋的啟發性文本。從而使對過

去文本的闡釋成為對今天意義的敞開，對過去的意義發掘成為對

當代思想的啟示。(43)

簡而言之，鑑往才能知來，了解過去、檢討反思，可以指引前路方向。回到李喬個人來思考，他的生命觀也提出另一個思考：

生命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一個人一出生，就是個拋物線，不管你

的拋物線長或短，最後就是死嘛。所以生命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其次，生命的過程充滿了痛苦。在痛苦又沒有意義的生命當中，

如果硬要找出一點意義的話，若是由於你的努力，使得人間這個

痛苦的網減少一點點，這是唯一的意義。

《埋冤》完成之時，已逾甲子年歲的李喬以「兩行欣喜的熱淚」感嘆願

已了、債已償，那是完成他自己所設定的：於痛苦無意義的生命中所盡

的努力—伸張歷史正義與對土地的使命。八○年代以來，文學與歷史一直是台灣民族主義建構台灣民族認同

的主要文化領域，以文學演義歷史的歷史小說具備了直接的功效。若

說，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在於能夠展現台灣認同，揭示台灣人被壓抑的、

集體的真正自我與本質 (44)，一部記敘「集體苦難命運的象徵事件」 (45)

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無疑是李喬對於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實踐。

(40) 鍾肇政（1997），＜自序＞，《沉淪》，台北，前衛出版社。 (41) 廖清秀（1993），＜自序＞，《反骨》，頁 6，台北，遠景出版社。 (42) 《浪淘沙》的第一部獲得 1982 年的「吳濁流文學獎」，此話為東方白的得獎感言。見東方白（1982.10），＜期待開放世界的花朵＞，《台灣文藝》第 77 期。 (43) 王岳川：見前引書，頁 179。 (44) 關於台灣文學的本土化，長久以來葉石濤、彭瑞金、陳芳明、游勝冠…等人便有論述與研究。此處

引自蕭阿勤的說法。蕭阿勤（2003.12.20-21），＜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

與國家暴力＞，文建會主辦「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16-2，頁 16-16。 (45) 沈秀華（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頁 14，台北，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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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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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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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the writing way and theme consciousness that " bury 1947 of wrong to

bury wrong "

Hung, Ying-Hsueh (46)

Abstract

" bury 1947 wrong bury wrong " can be regarded as structure and number of words weight huge 228 incident novel most, because 228 incident historic significance in Taiwan- is it mould collective memory with is it construct Taiwan nationality for discussion in many ways to build to plan, this thesis is by " burying wrong" Text main fact, is it cut by skill from literature to try, is it live in particularity of ' historical material novel ' come writing way and theme consciousness to probe into " bury wrong " to deduct. This book had writing way of its special space-time, for instance, did with the present space in that year the incident contrast ; Writing to historical time span, look at author's importance thought and perform or compress to some extent, different results appear too at different speeds of narration. Moreover, Qiao Li compose a piece of writing with plan sound with word style display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language mixed at that time, demonstrate the images of three nationalities too from it. At the theme, Qiao Li of 228 thinking of incident , confirm Taiwanese's position, and ponder over people's existence meaning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life. In addition, in historical romance history of literature, reappear, will cause the dialogue with other social forces, this is the focal point that a thesis is probed into too. Keywords：Qiao Li , " bury 1947 wrong bury wrong " , 228 incident , 228 literature (46) Lecturer，Department of Literature，Tunghai University

論《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寫作模式與 主題意識web.hk.edu.tw/~humanities/journa/5-3.pdf · 論《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寫作模式與主題意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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