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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魏丽莉 杨 颖 杨克虎

［提要］循证经济学是一门将循证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开展研究、科学决策和实践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旨在运用高质量的证据做出更加高效、科学的决策，从而实现资源有效均衡的配置。文章基于循证理论和决策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在系统梳理归纳循证经济学起源和内涵的基础上，以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和实践对象四个循证主体在全证据链中的职能定位为主线索，重点综述了循证经济学的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同时指出部分学者对循证经济决策和研究方法的质疑。通过分析循证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进而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判，不仅填补了循证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还有效促进了循证与经济学的进一步融合，从而丰富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关键词］循证;经济学;循证决策;证据; Meta分析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 2020) 03—022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 19ZDA142)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丽莉，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兰州大学绿色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政策与循证经济; 杨颖，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政策与循证经济;杨克虎，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循证医学与知识转化。甘肃 兰州 730000

引言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科学研究经历

了数次“科学化”浪潮和学科间不断交叉融合的发展历程，同时互联网的深入使用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可以将循证的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研究中，有效促进了循证经济学( Evidence－ based economics) 的诞生。循证经济学就是将“遵循证据”的理念与方法运用于各类经济活动选择与经济决策中，致力于研究各类经济主体 ( 个人、企业、组织、机构、部门、政府、国家) 如何负责、清晰、明智地获取和应用最佳的证据，以期各类决策者做出更加高效、科学的决策，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均衡性和公平性。［1］

虽然目前已经有部分循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内容较为零散，通过系统探索、整合、分析、归纳相关研究可以回答循证经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有利于这一新兴学科的构建和发展。本文基于循证经济学的起源和概念分析，以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和实践对象四个循证主体在全证据链中的职能定位为核心线索，将现有研究进展

整合融汇于循证经济学的研究架构、方法运用等范式体系，在对循证经济学的现有争议进行探讨后，进一步展望了循证经济学在科学研究、循证决策和实践运用中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

一、循证经济学起源与内涵( 一) 循证经济学的起源循证的理念和方法发端于医学，当时临床医

疗工作者的治疗依据成为医生和患者都关注的问题，由于医生过度依赖临床经验而相对无视研究证据的治疗方式越来越被人们质疑，注重理论研究和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医学理念开始兴起。Sack-ett，D． L． 和 Ｒosenberg，W． M． C． 等 ( 1996 ) ［2］提出循证医学的概念，主张“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结合制订出治疗措施”。

循证的理念和方法在医学的各个分支中得到广泛应用后，迅速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LizTrinder( 2000) ［3］指出循证医学的核心原理已经延伸至多个学科的循证实践，包括循证公共卫生、循

证护理、循证社会工作、循证教育、循证人力资源等，并针对循证实践做出批判性评价。循证社会科学这一交叉学科在科学体系建设、方法学理论探索、高质量证据探寻、循证实践推广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空间［4］。相对其他循证社会科学来说，循证经济学虽然起步较晚，但为经济决策创造更可靠证据的思想一直以来受到国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Archie Cochrane 在《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Ｒandom Ｒeflections onHealth Services》一书中提出证据在健康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同时 Cochrane 协作网 20 周年年会主题也与健康决策的成本效益有关［5］; Ian Shemilt认为最好的政策应该同时考虑成本、收益与效果，并指出经济问题是循证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6］，因此循证与经济学的结合成为应有之义。

( 二) 循证经济学的内涵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选择的学科，其本质是研

究供求双方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需要较高的决策性，只有高质量的证据才有助于做出高效而公平的决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 Julia Ｒeiss 在其专著《Error in E-conomics: Towards a More Evidence － Based Meth-odology》( 2008) ［7］中给出了循证经济学的定义:在作出有关社会福利的决策时认真、明确和明智地使用可靠证据，循证经济学的实践意味着将个体的社会经济知识与系统研究的有效外部证据相结合。

随着国外众多学者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循证经济学的概念和学科定位也越发清晰，基于证据的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因此有必要从循证经济学的证据、学科内在联系的角度深入分析循证经济学的内涵。

1．基于证据的经济学循证科学的核心是证据，“基于当前可得的最

佳证据”做出循证决策是循证社会科学遵循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随着经济学科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质量的证据对经济决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现有的经济决策，尤其是各类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从理念还是到方法，更多地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经验或执政偏好( 经验证据) ，较少考虑政策实践者的实施环境和条件限制 ( 情境证据) ，对于政策实践对象的意愿和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反馈( 意愿证据) 更是缺乏统筹持续的数据收集和资料分析，尤其是对于研究者已形成的

大量研究成果( 研究证据) 更是少有参考和借鉴。在针对要解决的各类经济问题和重大决策中，鲜有专门的机构、部门和组织运用科学标准的循证方法将以上四类证据综合评价，根据证据分类分级的评价结果，尽可能获得最佳更优的证据来形成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核心依据。因此，基于循证经济学的理论源渊，运用循证理念和方法，在完整有机动态的全证据链的前提下，如何生产、评价、转化和运用高质量的经济决策证据就是循证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循证经济学基于证据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Friedrich List( 1841) ［8］将动态演进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主张通过梳理历史来处理某个时点的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一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有效的理论体系。其思想的继承者Wilhelm Ｒoscher( 1843) ［9］从对具体事实的谨慎观察开始，以综合、归纳的方式得出具有时间和空间效应的证据。

从经济学的证据演化历程角度来看，全证据链包括证据来源、证据生产、证据评价、证据实践以及循证实践指南五个环节。证据来源和证据生产是目前循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Michael Joffe( 2014) ［10］指出随着不同类型的数据集的可用性不断增加，以及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的改进，生成了许多可以使用的证据，针对证据的研究也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证据被用作政策建议的基础。他认为证据的范围不仅包括统计数据，还包括轶事、经济史等。魏丽莉等( 2018) ［11］认为证据的来源非常广泛，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与经济学演变的不同阶段，证据的表现形式不同，如农业社会的宗教信仰、工业社会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信息社会的田野调查、自然实验和大数据等都可以做为证据源。

2．与其他学科具有较高的融合性经济学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思想

和方法的不断碰撞、冲击中，衍生出了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学科。而循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完善和解释，与经济思想史、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具有相通的主题，在解释经济如何运行、回答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各有其适用性。具体来说，经济史之间的比较可以得知经济运行的历史规律;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循证经济学来说是高质量的原始研究;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为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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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Ｒichard Thaler( 2016) ［12］在介绍行为经济学时指出行为经济研究的假设必须基于对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就是说行为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基于证据的理论，并在文中强调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接受循证经济学的时刻。得益于经济学学科的包容性发展，学者对循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解释经济运行做了深入探索。

二、循证经济学研究架构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对循证理念较高的

认可度，循证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迷雾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通过检索、梳理、分析、归纳现有研究，并参考循证医学和循证实践的研究体系，基于全证据链的要求，构建起循证经济学以研究者、实践者( 决策者和实施者) 、管理者、实践对象为一体的研究架构，进而审视了四方主体的职能定位。具体来说，现有研究的发展方向主要从研究者生产高质量研究证据、实践者推广应用证据、管理者综合评估证据、实践对象检验优化证据等四个方面展开。

( 一) 研究者生产高质量研究证据研究者主要考虑如何解释循证理念和如何利

用高质量证据提高研究科学性，并用研究成果去指导、管理和实践。对研究者而言，当前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使得证据检索和总体分析不再受限制，这不仅增强了政策实践的效果，也给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开拓出新领域。

1．循证经济学理念的阐释循证理念为何适用于经济学这一问题受到经

济学家的重视，也是循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前提。英国经济学家 Michael Joffe( 2014)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逐渐认识到理论经济学的局限性，他认为经济学可以转向我们对经济如何运作的描述和基于证据的情况描述，且在找出经济如何运作的前提下，证据应该被用作经济学的基础。最终分析认为基于证据的经济学将会产生两个结果:“消极的”结果是教科书中错误的理论将得到证实，不再是公认的理论; 而积极的结果则是以后基于证据的经济学理论将都是正确的。他认为经济学本身就需要基于证据，而循证医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Julia Ｒeiss( 2004) ［13］概述了“循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提出经济学是否以证据为基础必须在三个层面上得到回答:第一个层面涉及衡量标准; 第

二个层面涉及归纳; 第三个层面涉及理想化。并在书中给出案例解释与方法学指导，对循证经济学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牛津大学教授Kevin D． Hoover( 2008) ［14］对 Ｒeiss 的研究评价颇高，认为其研究值得商榷和辩论，可贵之处在于该方法比经济方法学家过去经常采用的经验研究更为重要，同时比哲学家应用科学哲学更具体。

2．循证经济学理念的科学性伦敦金融风险顾问 Sean Harkin ( 2010 ) ［15］认

为在模型的基础上加上证据来研究，会使经济学的结果更具有科学性。他通过举例说明科学方法的本质是充分探索和严格分析相关证据，从而果断解决诸如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争议，他认为这些争议可以通过基于证据的经济学来解决，通过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证据，可以消除或缩小那些不适合的理论，最终找到最能解释证据的理论。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 Daron Acemoglu( 2014) ［16］

在其著作《Economics》中指出基于证据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利用循证经济学方法来指导他们在生活中的决定，该书在第二版中再次强调了循证经济学中高质量证据在未来应用中的重要地位。

丹麦的一组经济学家在 Dahlem 报告中讨论了“学术研究中的金融危机和系统性失败”，认为经济学需要改革，因为现存的理论模型没有指导如何走出金融危机，政策制定者基本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企图通过高成本的政策来产生预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 Katarina Juselius ( 2011 ) ［17］提出理论优先和现实优先的研究争论，理论优先支持者认为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发挥从属作用，从一开始就提供假定来估计相关的经济参数; 而现实优先支持者是通过将经济现实嵌入统计模型中来分析统计上显著的模型，以回答感兴趣的经济问题，Katarina Juselius明确提出是时候“拒绝经济理论对经验证据的特权”了。由此证明了经济学研究需要高质量的证据，基于证据的经济学更具科学性与规范性。

3．循证经济决策的探讨经济学是通过微观决策和政府政策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的科学，因此循证经济决策的研究成为循证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德国慕尼黑大学从 2013 年开始每年都开设国际研究生循证经济学课程，该课程侧重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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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并倡导在经济学不同领域实现实质性应用，目的是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证据和支撑。Ｒay Pawson( 2001) ［18］认为循证政策( EBP) 的三个逻辑要素包括: 因果关系、本体、概念化。Maynard( 2006) ［19］指出证据的重要性，并且随着更多高质量证据的积累会持续提高可靠证据的标准，更加有利于循证决策。目前虽然有一些关于特定领域与问题的系统评价，但大部分一次研究结果作为证据缺乏可信度，因而系统评价的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没有帮助，甚至有误导性。SophieSutcliffe和 Julius Court( 2005 ) ［20］研究了英国政府的循证决策，通过确定英国 EBP 的经验教训和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研究者对循证决策，尤其是循证经济决策的重视使得政府部门关注到循证理念，开始重视证据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推动了实践者对循证政策的实施。

( 二) 实践者推广应用研究证据实践者接受研究者的研究证据并进行推广和

应用最佳的证据。实践者主要是政府部门，通过将研究者和实践对象联系起来，达到优化经济政策效果的目的，发达国家政府在此方面稍有建树。

1．英国政府的实践自 1997 年以来，循证政策一词在布莱尔政府

获得了肯定，表明英国出现了具有现代化使命的政府，现代化政府致力于用理性的决策取代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1999 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在《政府现代化白皮书》提出制定政策要基于证据，在此基础上，2013 年英国内阁办公室设立了“有效性网络( what works networks) ”，该举措旨在改善政府和其他组织生成、传递和采用高质量决策证据的方式，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分享调查结果，鼓励从业人员、专员和政策制定者使用这些调查结果，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信息。

2．美国政府的实践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持续关注循证经济决策的

发展和普及。2008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循证决策的若干策略，并建立联邦循证政策制定委员会，全国各级政府都开始研究在决策过程中开发和使用证据( 包括数据) 的新方法。2016 年 3 月，美国第 114 届年会通过成立了循证决策委员会法案，即 Evidence － based policymaking commission actof 2016。同年，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城市研究所机构联合成立 Evidence － 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

rative，成为美国第一家由智库机构合作建立的循证决策研究机构，其原则如下: ( 1 ) 循证决策原则要适用于各级政府决策的核心原则概述; ( 2) 循证决策工具被用来推进基于证据的决策议程的可行策略，包括可在新领域实施的现有方法和适用于多种政策背景的新思路; ( 3) 政策简报是指实用的政策建议，证明基于证据的战略可以应用于经济政策的不同领域或具体问题。2019 年 1 月，特朗普继续颁布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法案”，国会通过并得到两党的大力支持。该法案允许在未来几年对联邦评估政策进行重大改革，预计各部门将扩大其参与计划评估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指定评估官员、制定学习议程、制定年度评估计划以及对员工进行评估。且加入联邦机构的专家要学习如何实施该证据法案，通过评价、分析和建议等方式使用联邦机构数据，并把它作为“证据建设”的重要步骤。

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政策利益相关者希望了解他们的经济决策如何运行以及如何改进决策，2007 年，澳大利亚的前任首相陆克文也提出“循证决策是改革政府的核心”，这是澳洲推行循证决策的开始。

总之，实践者通过将全球的实践案例综合起来，了解决策实施的背景和对象、知悉决策的效用，从而制定更好的决策，政府部门对循证经济决策的认同、推广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循证经济学的发展。

( 三) 管理者综合评估研究证据管理者是为循证经济决策提供平台的证据保

障者和服务者。国际上已有一些成熟的组织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证据平台，各个组织涉及的学科分布广泛，基本上都涵盖了农业、教育、健康、政治、环境、经济、国际发展等领域，为全球证据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支持和服务，并对循证经济学的发展主要起到综合证据和评价证据的作用。

1．证据综合平台: Campbell Collaboration自 1994 年以来，Cochrane 一直在医疗保健领

域进行系统评价，其成员认为需要一个能够对社会干预有效性的研究证据进行系统评价的组织，由此产生了 Campbell协作网。Campbell协作网作为 Cochrane 的姊妹网站，成立于 1999 年，是首个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评价提供平台的组织，其创办的使命是向美好世界提供更好的证据，具体来说是通过制作并使用系统评价和其他证据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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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促进基于证据的政策和实践，带动积极的社会经济变革。截至 2019 年 Campbell图书馆共有 372篇系统评价，涉及最多的有犯罪和司法、教育、国际发展、社会福利四个主题，新增的商业管理、知识转化与实施、以及特有的方法学研究类别，为循证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学习平台。

2．证据服务平台: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国际影响评估倡议组织( 简称 3ie ) 成立于2008 年，是资助、生产、保证质量和综合证据的全球领导者。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并回顾相关研究来发现中低收入国家 ( L＆MICs) 成功的原因和所花费的成本，同时 3ie也在全球倡导决策制定时要产生和使用高质量证据。3ie 促进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支持生成和有效利用高质量证据，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决策提供信息，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当前学界普遍认为重复研究导致的研究资源浪费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2016 年，Hans Lund ( 2016 ) ［21］等指出“所有新的研究都应以现有证据的系统评价 /Meta分析为前提”，目的是“减少浪费，提高价值”，并且给出了循证研究的流程图。而 3ie 的证据差距地图、系统评价库、公共金融等板块可以作为循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检索相关研究证据地图，发现现有研究的空白与不足，从而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提高开展新研究的效率。

3．证据评估平台: Better EvaluationBetter Evaluation网站成立于 2012 年，是一个

重要的证据评价研究平台。该网站主要是共享和生成有关选择( 方法或过程) 和方法的信息来改进评估实践和理论的国际合作组织，它支持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领域，分别是评估实践、评估能力加强和评估研发。Better Evaluation 能够有效提高证据评价的质量和效率，它的优势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彩虹框架( rainbow framework) ”，用来提示研究者在考虑一系列关键问题后再制定完整的评估计划。

4．证据存储平台: Social System EvidenceMcMaster University ( 麦克马斯特大学) 于

2017 年成立的社会系统证据 Social System Evi-dence同样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综合证据存储库，用于集合各种政府部门和领域 ( 例如社区和社会服务，文化和性别，经济发展和增长、教育和运输) 的计划、服务和产品，并且提供相关的实施策略，以

确保这些计划、服务和产品能够满足有需要的人。该网站的计划和服务领域涵盖了除健康、能源、气候、水资源、土地以外的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经济学相关主题的领域收集了大部分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证据，能够有效促使研究者减少重复研究，减缓资源浪费这一问题。

( 四) 实践对象检验优化研究证据实践对象是接受政策的主体，通过实践对象的

反馈可以检验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政策效果，进而优化政策制定。以具有代表性组织的研究成果实践为例，说明实践对象如何检验并优化研究证据。

目前最具代表的以实践对象为重点的证据管理平台有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和 Campbell协作网。其中 IFAD 是联合国为应对 20 世纪 70年代早期的粮食危机而组织，目前仍是一个努力为贫困农村人口服务的国际组织，为了在农村地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该组织做了许多田野实验，并根据系统评价的结果提出经济决策。《Effective rural development: IFAD'sevidence － based approach to managing for results》是研究成果之一，其中的一项研究是关于国际研究咨询小组( CGIAＲ) 对改善贫困的影响的系统评价( Alessandra Garbero，2018) ［22］，该研究的实践对象是中低收入国家种植粮食作物的小农，他们平均拥有不到 2 公顷的土地，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通过对照实验发现接受“改良品种”帮助的家庭收入和支出分别增加了 35%和 14%，说明当农民采用改良品种时，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机制减少贫困。这项实践的积极影响证实了扶贫措施的有效性，并基于研究结果的异质性对政策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Campbell协作网中的研究关注了特定干预措施对实践对象的影响，如普惠金融的推广和实施对中低收入国家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影响。Maren Duvendack( 2019 ) ［23］通过对系统评价的再评价得出结论，认为普惠金融作为干预措施对贫困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很小且多变。虽然普惠金融的个别服务对某些人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体来说普惠金融的效果可能反而比不上其他干预措施。这项研究否定了普惠金融对贫困人口的作用，指导政策制定者从新的角度去制定相关扶贫政策。

三、循证经济学的方法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学家呼吁“恢复实践”，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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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进行更实证、更少先验、更规范的评价，因此循证经济学的发展得到支持。现有实证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多数发表的研究结果是错的? 科学家应该尝试从大型研究和低偏倚的荟萃分析中获得更好的证据［24］。当前，循证经济学主要以生产证据为主，而研究者的证据生产方法主要是系统评价。与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同，系统评价旨在通过二次研究评价现有研究，并生产高质量证据。为了使经济决策更加科学、高效，系统评价方法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

( 一) 循证经济学研究方法系统评价的迅猛发展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

代，主要得益于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实践和政策制定中高质量证据的认识不断提高( Haluk Soydan，2008) ［25］，Cochrane 和 Campbell 协作网更是推动了系统评价的传播和研究质量的提升。系统评价是从研究综合( Ｒesearch Synthesis)发展而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是指对某一特定问题的所有初步研究通过系统识别、选择、评估和综合，从而对该问题做出高质量的描述。按照研究层次来看，系统评价是属于二次研究( Glass，1976) ［26］，在具体实施层面，系统评价包括定性系统评价和定量系统评价，定性系统评价方法有主题综合法、Meta民族志等，目前在经济学中应用较少，以下主要说明定量系统评价。

定量系统评价在经济决策领域实施的主要方法是 Meta分析( 也称荟萃分析) ，Meta分析初期主要用于医学研究，后来由于在政策评估中有很强的适用性，越来越被公认为经济学研究工具。Me-ta分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O'rourke K． ( 2006) ［27］回顾了 Meta分析的发展历程，并区分了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的异同，强调综合量化研究多项结果的重要性。最新研究中，Jessica Gurevitch( 2018) ［28］对 Meta分析的发展历程重新做了回顾，并思考其在证据综合领域的未来发展作用与局限。

Meta回归分析是循证经济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T． D． Stanley( 1989) ［29］对 Meta回归分析做了系统性阐述，指明 Meta回归分析( MＲA) 是荟萃分析的子集，可以提供客观和全面的经济学研究总结，同时可以解决发表偏倚，通过对已有回归分析的估计的回归分析，来解释其影响的广泛变化。也就是说，Meta回归分析提供了一个经验框架，通过该框架整合不同的经济研究结果，过滤掉可能

的发表偏倚，并使用社会经济和计量经济学解释变量及其广泛的变异。

( 二) Meta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Meta分析有助于建立循证实践并解决看似矛

盾的研究成果( Jessica Gurevitch，2018) ，在许多科学领 域 产 生 了 革 命 性 的 影 响。 Stanley 等( 2006) ［30］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 Meta 分析的应用做了详细介绍，并列举了许多已有研究。Nelson和 Kennedy( 2009 ) ［31］为将 Meta 分析应用于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最佳实践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从 125 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研究中总结和评估了 140 项 Meta分析，共涵盖了环境和资源经济学中的 17 个类别的主题，对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做了综合评价。更进一步地，学者针对经济学研究本身如何使用 Meta 分析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实践指南，Ｒandall S． Ｒosenberger 和 Katja Ｒost( 2013) ［32］认为将现有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综合起来，实际存在的政策指导意义仍不明确，为此提出了经济学中 Meta 回归分析的报告指南，但该指南的实际可操作性有所欠缺。为了进一步提高Meta回归分析的透明度和质量，经济学荟萃分析研究网络( MAEＲ － Net) 也创建了报告指南，认为未来的经济学荟萃分析应该遵循特定的指导原则或给出有效的理由。

特以 Silke Bumann 等的《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 － analysis》［33］为实例分析 Meta 分析在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问题中的应用。文章首先提出争论的主题: 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 然后检索现有研究中的指标，列出金融自由化的主要衡量指标。说明文献检索过程、选择标准化的效果测量、描述性统计后，基于 60 项实证研究中报告的 441 个 t统计值，通过 Meta回归分析( 包括探索异质性来源和检测发表偏倚) ，对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平均而言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很弱。虽然此前已有一些论文调查了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存在分歧，文章通过将原始研究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利用 Meta 回归分析发表偏倚和文章的异质性，从而得出具有更强适用性的结论。Meta回归分析的优势正是通过二次研究将原始研究的证据进行整合分析，提出更具指导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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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起的网状 Meta 分析是从 Meta 分析中衍生出的新方法，当没有直接比较的证据或者需要从众多干预措施中选择最佳实践措施的时候，就形成了间接比较的网状 Meta 分析，但该方法因前提条件的限制尚未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四、对循证经济学的争论和质疑循证经济学以证据链为线索，分别在研究者、

实践者、管理者、实践对象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任何新兴学科的发展都有其缺陷与不足，学科的进步需要直面学界的争论与质疑。从现有掌握证据来看，学术界目前对循证经济学的争论质疑主要表现在证据本身的问题、经济决策的实践效果、方法的使用甚至滥用三方面。

关于证据本身存在的问题，Lars Peter Hansen( 2019) ［34］认为证据本身其实很少能说明问题，证据需要以建构模型或概念框架来解释，由于宏观经济现象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性，根据同样的证据构建不同的模型通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隐含在其后的政策建议也就不相同。也就是说，证据本身并不蕴含所有问题的答案，并且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基本上都是动态问题。对于知识有限的人类，哪怕已经初步掌握机器学习的技术，仍无法根据证据做出精准的评估和实施切确的政策。

关于经济决策的实践效果，Thyer B． A( 2011) ［35］等认为循证经济决策不同于一个医学模型，循证医学的治疗方案是指对于具有特定症状的病人应该使用某一给定的治疗方案，而在其他学科的循证决策中，特定的决策并不存在，需要考虑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循证经济决策更是面对多种复杂因素，无法直接根据证据得出可信的结论。

目前对研究方法的质疑主要针对 Meta 分析方法本身［36］，《Evidence － Based Policy: A ＲealistPerspective》一书中对 Meta 分析方法做出批评，认为结合不同研究的数据会产生误导或不可靠的结果，并认为“现实主义综合”是理解理论的更好方式，能够采用适当的目标政策来解决不断演变的社会问题。虽然 Meta 分析研究的热度催生了大批运用该方法的文章，但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对实践 做 出 的 贡 献 难 以 衡 量 ( Siontis K． C，2016) ［37］，Ioannidis( 2016 ) ［38］对此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目前有大量不必要的、误导性的、冲突的

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对实际工作并无帮助，有些甚至是有害的，因此强调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类文章的出版应该有所调整，尽可能使出版的文章为实践提供高质量的证据。

结语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要求提高经济决策、政

策实施、政策评价的精准性及有效性，循证经济学的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本文系统分析现有研究后发现循证经济学的诞生经历了循证理念的兴起、循证医学的普及、循证社会科学的发展、循证与经济学融合的过程; 刻画出以证据生产、评价、实践、指南为线索的证据链，构建以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实践对象为一体的研究架构;并对其研究方法和争论质疑进行探讨，有效填补了国内循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研究通过梳理循证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和循证经济决策等诸多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循证经济学得到部分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视，但循证经济决策还未被大众所熟知。从证据链的角度来看，循证实践指南是全证据链的最后一环，但针对经济决策的循证实践指南尚无完整的成果。未来针对循证经济学的研究，短期内主要趋向于更多高质量证据的生产，借助管理者的组织平台传播与交流证据，利用证据差距地图减少低效的重复研究，并让多元化的实践者利用循证理念与方法制定经济政策，为循证经济指南提供最佳实践证据，充分保证四方主体协同作用发挥出政策的预期效果，最终提高实践对象的生活质量。长期来看，建设循证经济学的数据库以及制定科学规范的循证经济决策指南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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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 － 12 － 18 责任编辑 吴 俊

23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