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b Higham C., T. Higham, R. Ciarla, K. Douka, A. Kijngam, F. Rispoli, 东南亚青铜器时代的起源 (Dongnan Ya Qingtongqi shidai de qiyuan - The Origins of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北京

南方民族考古

第九辑

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内容简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责任编辑：王光明王钰 / 责任校对：胡小洁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0　插页：　20　　　

字数：700 000

定价：1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出版

本辑收录研究论文11篇，调查和发掘报告3篇，研究动态1篇，对三星

堆器物埋藏坑的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汉画

“射鸟”图像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对汉代“大官”铭文、永陵之物

质性、宋代考古学史、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的考古小说和《华西边疆研究

学会杂志》等进行了研究。

本书可供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者阅读参考。

印刷

南方民族考古. 第9辑／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40456-5

Ⅰ. ①南…　Ⅱ. ①四…②四…③成…　Ⅲ.①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②民族考古学—东南亚—文集　Ⅳ. ①K874. 04-53②K883. 304. 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963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录

试论高坡遗存………………………………………………………………… 江章华（ 1 ）

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 孙华（ 9 ）

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 …… 查尔斯·海汉姆托马斯·海汉姆罗伯特·强南

凯特莉娜·都卡安朋·科京曼费罗拉·瑞斯玻利著董红秀译吕红亮校（55）

写实与虚构——汉画“射鸟”图像意义再探……………………………… 陈长虹（113）

汉代“大官”铭文考——从邛崃羊安汉墓M36出土“大官”漆器谈起 … 索德浩（149）

有关前蜀永陵之物质性的几点思考………………………………………… 黎婉欣（173）

宋代考古初探……………………………… 理查德·C· 鲁道夫著李玉牛译（185）

考古学家的小说情怀——童恩正“考古小说”释读……………………… 施劲松（195）

中国近代第一份研究华西边疆的珍贵文献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周蜀蓉（205）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金属学和铅同位素比值再分析

——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一些新认识………………………… 崔剑锋　吴小红（237）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同盟村遗址M7出土玉石器分析研究 …… 杨颖东　陈云洪（251）

云南祥云县清华洞遗址2010年试掘报告……………………………………………………

…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物管理所（263）

1984年度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发掘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295）

四川安岳县圆觉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报告…………………………………………………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安岳县文物局（365）

西方的亚洲考古研究动态——以76届美国考古学会议为例

………………………………………………………………安　可著　张正为译（451）

CONTENTS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Gaopo Remains …………………………Jiang Zhanghua （ 1 ）The Burial of Sacrificial Pits in Sanxingdui: Burial Nature, Archaeological Dating, Pits Owner and Background ……………………………………………… Sun Hua（ 9 ）The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 Charles Higham Thomas Higham Roberto Ciarla Katerina Douka Amphan Kijngam Fiorella Rispoli ( 55 ) Reality and Virtual: Re-discussion on the Brid-shooting of the Han Pictures ………………

……………………………………………………………………Chen Changhong （113）Study on the “Daguan” ( 大官 ) Inscription in Han Dynasty: The Lacquer With the “Daguan” Inscription Unearthed From the Han Tomb M36 in Yang’an, Qionglai ……………………………………………………………………… Suo Dehao（149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Materiality of the Yong Mausoleum of the Former Shu Kingdom ……………………………………………………… Li Wanxin（173）Preliminary Notes on Sung Archaeology …………………………… R. C. Rudolph（185）An Archaeologist’s Mood for Fiction: Reading Tong Enzheng’s “Archaeology Fictions” …………………………………………………………… Shi Jinsong（195）The First Valuable Materials on West China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Zhou Shurong （205）Metallurgical and Lead Isotope Analysis of Bronze Wares Unearthed From Sanxingdui Site of Sacrificial Pits: Some New Insights on Sanxingdui Culture ………………………

…………………………………………………… Cui Jianfeng Wu Xiaohong （237）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Jade and Stone Objects Unearthed From Tomb M7 in Tongmeng Village Site, Xinfan Town, Xindu District, Chengdu City …………………… ……………………………………………… Yang Yingdong Chen Yunhong （251）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Qinghuadong Site, Xiangyun County, Yunnan, 2010 ………………………………………………………… Yunn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Dali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and Relics Xiangyun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and Relics（263）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Slat Tombs in the Cuojishan, Mao County, Sichuan in 1984 ………………………………………………… Sichu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he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Aba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Qiang Museum of Mao County

Yunn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Sichu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iv · 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

Chengdu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95）Investigation on the Sculptures of the Cliff Engraving in Yuanjuedong, Any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 Chengdu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nyue County Cultural Bureau （365）The Trend of Research on Asian Archaeology in the West: A Case Study of the 7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 Anke Hein （451）

Chengdu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

查尔斯·海汉姆1 托马斯·海汉姆2 罗伯特·强南3

凯特莉娜·都卡2 安朋·科京曼4 费罗拉·瑞斯玻利3 著

董红秀5 译吕红亮5 校

（1. 奥塔戈大学人类学系 2. 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 3. 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 4. 泰国艺术厅 5. 四川大学考古系）

摘要：怀特和汉密尔顿根据泰国东北部班清遗址的7个AMS14C年代数据，提出了

一个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模式，将青铜时代早期的年代断定在公元前2千纪。如果将

青铜产业追溯至公元前2千纪东南亚与中国中原王国的交流，年代似乎太早，因此他们

认为位于乌拉尔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的塞伊马-图宾诺冶金技术为东南亚

青铜技术的来源。为了挑战这个理论，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班清遗址的年代框架，进

而提出我们的模式，即通过与黄河、长江河谷的王国接触，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关知识

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才到达东南亚地区。

关键词：东南亚青铜时代泰国班农瓦班清商文明塞伊马-图宾诺

一、前言

本文讨论东南亚青铜时代最初确立的时间和文化因素，以回应怀特和汉密尔顿先

前提出的模式［1］。这就涉及从红河、湄公河和湄南河的下游向北至乌拉尔山脉的广大

地区，包括了中国大部（图一）。怀特的模式是建立在泰国东北部班清遗址7个14C数

据基础上，6个数据来自随葬陶器的羼和料，另1个数据来自1件陶罐中残存的水稻植

硅石，怀特和汉密尔顿因此认定最早的铜基制品年代为2000BC—1800BC。这就要求

泰国东北部冶金术要么是本地起源，要么来源于中原王朝以外的地区。他们提出的模

式是，乌拉尔山脉地区的“塞伊马-图宾诺”跨文化现象刺激了金属匠人从甘肃通过

四川、云南和老挝进入东南亚。这条假设的路线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人群交流的自然线

路背道而驰；并且这种假设的冶金术最先到达班清等遗址，似乎并未带来明显的社会

影响。怀特和汉密尔顿的模式与我们之前提出的模式截然不同［2］，我们认为东南亚青

铜时代的开始相比怀特等认为的要晚近一千年，是受与中原地区相互交流的刺激而出

· 56 · 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

图一文中所涉及的主要地点*

1. Kumphawapi湖　2. Lopburi府　3. Bang Pakong河　4. 洞庭湖　5. 成都平原　6. 洱海 7. 云贵高原　8. 鄱阳湖

9. 元谋　10. Kanchanaburi　11. Pasak峡谷　 12. Khao Wong Prachan峡谷　13. Mun河　14. 湄公河　15. 红河

16. 暹罗湾　17. Loei　18. 香港 19. 山东半岛　20. 辽宁省　21. 内蒙古自治区　22. 黄河谷地　23. 渭河谷地

24. 中原地区 25. 江汉平原　26. 南阳盆地　27. 武汉　28. 赣江　29. 澧水 30. 石门县　31. 湘江

32. 珠江　33. 淇澳岛　34. 珠海　35. 南宁　36. 潮安县

* 译者按：英文地名保持原文，便于参考查找。

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 · 57 ·

现。文中我们将使用以人骨和猪骨测年所得到的高精度14C测年数据，以支持后文中的

观点，即冶金术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南亚与中国青铜文明密切交往的结果，同

时引起了当地社区中社会分层的趋于明显。

法国人于1876年发现柬埔寨Samrong Sen遗址［3］，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控制东南

亚，由此开始了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探索。1879年，M. Moura调查了该遗址，从村民那

里收集到青铜制品，后由Noulet研究并发表了这些材料［4］。这批材料包括了东南亚青

铜时代几乎全部的典型青铜器物：有銎斧、鱼钩、箭镞和手镯。对这些物品的分析显

示出含锡4%—12%。E. Fuchs因断定了这些新发现的年代而名声大噪，认为其年代在公

元前1千纪。随着法国殖民势力深入到内陆，更多的青铜时代遗址逐渐被确认。Massie收集老挝Lurang Prabang地区的有銎斧，Lefèvre-Pontalis在黑河上游的遗址中发现了数

件有銎斧、1件凿和1件矛［5］。Massie总结这些发现，提出了史前时代的三个阶段，分

别为打制石器阶段、磨制石器阶段以及随后的青铜时代阶段［6］。这个序列的建立更多

的是依靠合理的猜测，Pavie则明智地指出当时的处境下，“这个有趣的问题最终仍未

解决”［7］。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后来考古力量转移到吴哥窟以及吴哥窟时代纪念建筑的

修复上，此前对于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关注逐渐淡去。然而，Maglioni［8］和Schofield［9］

在中国广东省积极地寻找存在密切联系的青铜时代遗址，Maglioni认为史前时代晚期包

含两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年代在4000BC—1500BC，随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然后

是铜石并用时代，最后是完全的青铜时代。

泰国东北部两个小型遗址的发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广泛关

注。1965—1968年发掘了能诺它（Non Nok Tha）遗址，墓地中少数死者随葬有有銎斧

和双范，通过墓葬或居住层中采集到的木材样本测年建立起了年代序列。Solheim根据

两个14C年代提出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在3000BC［10］，比中国的商王朝要早一千年。四年

后，Solheim在文章中写道，能诺它遗址1件銎斧年代断定为3500BC左右，是“目前发

现的最早的有銎斧”［11］。1974—1975年，Gorman和Charoenwongsa发掘了泰国东北部

另一处墓地——班清遗址，再次从墓葬填土中采集木炭样品。他们认为这些测年数据

说明青铜时代的年代开始于公元前4千纪［12］。

对于这些主张，学术界中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较早的年代，并且开始寻求文化序

列［13］，另一些怀疑者不接受这个年代［14］。怀特和汉密尔顿的模式主张较早的年代，

我们则认为可靠的年代证据指向相反的一面，支持较晚的年代。我们认为，既要确认

有效的青铜时代的考古背景，又需要对其进行准确断代。前者要求是未被扰乱的遗存

背景中出土的青铜铸造的铜基制品或工具，后者需要最新的14C样品并进行预处理。大

多数的有效数据来自物种不明的木炭，我们将其看作年代上限，因为不知道老碳［15］在

其中的影响。这同样适用于对经火烧过的黏土制品中的有机物测得的年代，因为黏土

中的碳来源不明。因此，我们强调可靠的文化背景和14C年代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仅有

最少或者没有老碳影响，再经过严格的预处理，最后用贝叶斯分析法进行分析［16］。


尽管对于东南亚史前时代晚期的序列意见不一，但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即在公

元前3千纪，有过数次狩猎采集者的适应性扩张。从沿海地区富裕的定居聚落遗址到内

陆山区的小型流动性强的部落遗址，都与新石器时代从长江流域沿河道和海岸向南迁

徙，并侵入此地的稻作农民的互动相关［17］。东南亚地区没有早至2000BC左右的早期

农业遗址能够提供冶金证据，尽管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对于铜基冶炼应该已相当熟

悉。虽然后文的主题是关于这种技术转变的时间及其社会意义，同时我们会审视围绕

着新石器时代开始时间和相关考古遗址的争论，其中曾产生类似的方法论问题。

二、班清遗址

怀特和汉密尔顿关于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起源模式［18］，是基于一系列班清史前聚

落遗址的14C年代数据。班清遗址位于Songkhram河上游，该河向南流入湄公河（图

二）。这一地区由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铁器时代的具有复杂装饰图案的陶器而颇负

盛名，由此导致了一场盗掘之风。1974—1975年，由Gorman和Charoenwongsa［19］主

持，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和泰国艺术厅联合进行抢救性发掘。我们中两人（查尔

斯·海汉姆和安朋·科京曼）参与了这两次发掘。根据墓葬、居址和手工业遗存，确

认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由于严重的生物扰动和人类的破坏，造

成多数地层缺失，尤其是史前时期的墓葬开口情况。随着1981年Chester Gorman逝世，宾

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任命怀特继续该遗址的研究和材料的整理。她在博士论文［20］中划

分出了早、中、晚三期，又细分为10段（表一）。“早期”（EP）Ⅰ—Ⅱ段为新石器时

代最早阶段。最早的墓葬中有1块铜基制品残件，年代为“早期”Ⅱ—Ⅲ段，但不清楚

是否是随葬品。随葬有1件铜基制品（有銎矛）的墓属于“早期”Ⅲ段。

表一班清遗址文化序列

墓葬阶段怀特提出的年代主要时期

晚期Ⅹ段 300 BC—200 AD 铁器时代

晚期Ⅸ段

中期Ⅷ段 900 BC—300 BC

中期Ⅶ段

中期Ⅵ段青铜时代

早期Ⅴ段 2100 BC—900 BC

早期Ⅳ段

早期Ⅲ段

早期Ⅱ段新石器时代

早期Ⅰ段


图二文中提到的遗址所在地

1. 班清　2. 班农瓦　3. 能诺它　4. Ban Lum Khao　5. Tha Kae、能帕威、尼尔坎杭（Nil Kham Haeng）　6. Nong

Nor　7. Ban Na Di　8. Ban Don Ta Phet　9. Ban Mai Chaimongkol　10. 科帕农底　11. 彭头山　12. 皂市　13. 上山

14. 跨湖桥　15. 草鞋山　16. 绰墩　17. 卡若　18. 宝墩　19. 白羊村　20. 皂市　21. 大溪　22. 潮安　23. 富国墩

24. 壳丘头　25. 蚬壳洲、村头　26. 大梅沙、咸头岭　27. 大黄沙、龙穴　28. 宝镜湾　29. 海丰　30. 银梭岛

31. 大墩子　32. 磨盘地　33. 新光　34. Khok Charoen　35. Sam Lamyai　36. Samrong Sen　37. 冯原　38. 元龙坡　

39. Man Bac　40. Lung Hoa　41. 二里头　42. 三星堆　43. Phu Lon 44. Mlu Prei　45. Dong Den 46. Dong Dau

47. 沙埠村、沙湾、棠下环、亚婆湾、南沙湾、缯船埠、过路湾、屋背岭　48. 西宁　49. 海门口 50. Novonikolskoe

51. Verkhnyaya Alabuga　52. Kamyshnoe、Kurgan Region　53. 王成岗　54. 陶寺 55. 大甸子　56. 荥阳体育馆

57. 塔庄　58. 盘龙村　59. 邓家湾　60. 新岗　61. 皂市　62. 石峡　63. 良渚 64. 过路湾、沙埠村 65. 感驮岩

66. 瓦窑　67. 合家山


最早的一批14C数据木炭样本，大多来自墓葬填土，少量从炉灶中采集。这些数据

同文化分期并不符合，但没有合理的解释（图三）。造成这种结果，可能是木炭样本

中有老碳影响，并且来自不明确的墓葬背景中［21］；而其他学者则更为全面地考虑这些

样品［22］。最终Hedges等［23］与怀特［24］以墓葬中随葬陶器中的有机羼和料再次进行了

一项测年计划。经过预处理后得到超过20个AMS数据，他们从中选出6个数据，同从稻

谷植硅石中测得的1个数据一起发表。怀特和汉密尔顿［25］认为根据这些年代数据，可

将班清遗址青铜时代出现定在2000BC（图四）。

Higham［26］、Ciarla［27］、Pigott和Ciarla［28］等则提出更详细的模式，从当地新石器

时代聚落同长江、黄河流域中原王朝的贸易交换中追溯青铜时代的起源，中原地区的

青铜时代在2000BC才出现，这些国家阶段的社会，年代没有早到能够成为东南亚青铜

时代的来源，由此怀特和汉密尔顿就将目标转移至塞伊马-图宾诺跨文化现象，其遗址

遍及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29］。

该模式要想得到认可（traction），必须保持“输出者”和“接受者”年代上的协

调，同时还要有相似的技术实践。然而，塞伊马-图宾诺文化本身年代未得到很好地

证明：Hanks等［30］在重新检验乌拉尔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时，仅仅列出了塞伊马-图

宾诺遗址中的1个数据，来源于Satyga出土的人骨，年代为2140BC—1940BC（OxA—

12529）。现在又从伏尔加河上游的Yurino获得了3个数据，表明塞伊马-图宾诺遗址的

图三班清遗址墓葬的14C年代

（EP=早期；MP=中期；LP=晚期）


年代在2200BC—1700BC之间［31］。

梅建军曾指出，中国青海、甘肃和新疆的早期青铜铸造传统可能受到塞伊马-图宾

诺的影响。所涉及的遗址大多属于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年代从2200BC到公元前2千纪前段。但是许多青铜器在更往西的地方没有找到类似的器形，是否曾有接触尚存疑

问。如有銎矛青海西宁出土几件，陕西和山西各出有1件。这些武器的銎部有弯钩，可

能是为了装柄。同西伯利亚的罗斯托夫卡（Rostovka）和阿尔泰Charysh出土的类似，

甘肃四坝文化中同样出土了有銎斧［32］。

在此基础上，怀特和汉密尔顿宣称，塞伊马-图宾诺冶金技术同东南亚类似。体现

在双范的使用、有銎斧和矛的铸造上。必须指出的是，只有1件铜矛在泰国的青铜时代

遗址中出土，并没有典型的塞伊马-图宾诺弯钩。铜锡合金较为广泛，两个地区斧和矛

的柄部都采用中空铸造，是在两范之间放置泥范芯铸造而成。这些相似性，与所宣称

的2000BC班清青铜器的年代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假设，即认为中亚或在塞伊马-图宾诺影响下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金属铸造先驱们，沿着喜马拉雅以东地区南移，直接将

铜矿开采、冶炼、合金和铸造技术引入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班清遗址。这必然要穿

越2500千米的路程，战胜重重困难，特别是众多山区地形［33］。

Chernykh［34］曾认为，塞伊马-图宾诺“部落”的典型青铜器分布广泛，反映出他

们有能力骑着马或滑着雪板快速穿过崎岖的山区。罗斯托夫卡墓葬中出土的1件青铜刀

上，有马拉滑雪板或雪橇的图案［35］。但在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他们将马带到班清的证

据。塞伊马-图宾诺青铜工艺与其文化的诸多特征，可能曾渗透到东南亚。Koryakova和Epimakhov［36］将塞伊马-图宾诺现象描述为一群依靠精良的武器实现向西扩张的精兵

强将。他们确实令人生畏，装备有角刀（blades of horn）、长矛（亦可兼作短剑）、装

图四班清陶片放射性碳素年代


把手斧（shaft-hole axe）和有銎斧（socketed axe）（译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横

柄，后者为竖柄，装柄的銎部前者为整穿，后者不是）。多数塞伊马-图宾诺青铜器形

制未见于东南亚。装把手斧、曲柄直刃刀也未曾发现。Kohl［37］更委婉的解释了什么

是塞伊马-图宾诺现象，指出其可能代表了人群的移动、精骑兵的扩张或威望物品交换

（prestige exchange）。诸多未解决的问题反映出塞伊马-图宾诺聚落遗址的缺乏。

怀特和汉密尔顿的理论以班清遗址的7个14C数据为基础［38］。因此要检验该模

式，首先对未发表任何报告的遗址应该尽可能地重新审视其年代序列。如果我们首先

考虑的是建立一种公认的标准来确认青铜时代的遗存背景，我们就必须承认，发掘相

关遗址得到的经验或许与实际情况相反。当清理青铜时代的灰坑、柱洞、墓葬至新石

器时代地层，如班清遗址、班农瓦、Ban Lum Khao、Tha Kae、能诺它等遗址那样，

通常能发现青铜器、坩埚和模具的碎片散落在与其时代不符的遗存背景中。在40年的

田野工作中，我们见证了班清遗址居住面遭受严重扰乱。在此必须提到的是，怀特和

汉密尔顿都没有参与过班清遗址（或其他任何东南亚青铜时期遗址）的发掘，也许强

调了方法的不同。我们坚持认为可接受的金属证据，只能是最早的未被扰乱的随葬

或佩戴的铜基制品（像手镯），或是当地采矿、冶炼或铸造活动区域。相反，按照怀

特和汉密尔顿的标准，被扰乱的遗存中的青铜器残片、坩埚碎片也是很好的证据。按

照我们的标准，发现可作为班清遗址青铜时代的最早证据，是1件出于M76的有銎矛，

墓主为一年轻男性，年代属早期Ⅲ段。而他们认为青铜时代开始于早期Ⅱ、Ⅲ段之间

（图五）。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青铜时代墓地的布局。1974—1975年发掘班清遗址大约耗时5个月。查尔斯·海汉姆在每年的5、6月份参与发掘，安朋·科京曼参与了整个发掘工

作。1975年清理出墓葬，后由Pietrusewsky和Douglas发表［40］（图六）。1974年的发掘

没有平面图。1975年发掘三组墓葬，年代归入早期Ⅱ—Ⅳ段。尽管很难从怀特发表的7个14C数据中得出这些墓葬的年代跨度，但可能持续了超过500年，甚至1000年之久。每

组墓葬都有男性、女性、婴儿和幼儿墓。总共有7座女性墓、13座男性墓和15座年龄从

早产的婴儿到7岁左右孩童的墓。

这种墓葬分布与泰国其他青铜时代遗址墓葬相似，如Nong Nor、Ban Da Di、班

农瓦和Ban Lum Khao［41］。各遗址墓葬都存在相似的布局，男性、女性、婴儿和幼儿

墓葬紧挨着。班清遗址C组墓葬中，4座墓排成一条直线，首尾相连，与班农瓦和Ban Lum Khao遗址相同。在其他青铜时代遗址中的这种成排或列分布的墓葬年代跨度相对

较短，只不多几代人，而不是几个世纪。因此，乍看之下，可能班清遗址的青铜时代

墓葬年代跨度也较短，如图六所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断代方式。因为这种遗存背景中骨胶原保存状况很

差，因此直到现在仍不能通过人骨直接测年。过去直接测年是着重鉴定其他途径的可

用木炭。1974—1975年，从墓葬填土、炉灶或类似遗迹中尽可能地采集了木炭。在这

里作两点说明。除非木炭被确认属于某种寿命较短的物种，否则任何14C数据都应该被


图五关于班清遗址文化序列的14C年代数据的分布

（采用Reimer INTCAL09校正曲线和OxCal4.1软件进行校正［39］。OxA-250919属于早期Ⅱ—Ⅲ段，有1件青铜器残

片墓葬底部出土；OxA-24047 随葬有1件青铜矛）

当做年代上限，因为不知道其中的老碳。并且从混合或者扰乱的遗存背景中采集的木

炭，比如墓葬填土，不可避免会存在误差［42］。这些数据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因而不能

以此来推断相关的年代框架（图三）。早期Ⅱ段新石器时代墓葬的3个数据指出，这一

阶段晚于公元前2000年，但是第4个数据则要比之早1000年。早期Ⅲ—Ⅳ段青铜时代早

期墓葬的3个数据之间年代相差近700年，其中1个数据接近公元前1000年，另一个要比

之早1000年。早期Ⅴ段最早与最晚年代数据之间相差达1200年。

为给班清遗址建立起可靠的年代序列，怀特［43］转而测定随葬陶器中羼和料。这似

乎是一项可靠的技术；测年的陶罐出土于特定的遗存背景中，其中的羼和料没有老碳。

这种方法曾被用来获得Ban Don Ta Phet遗址的年代，因为这里的酸性土壤破坏了大部分

的有机物质［44］。Nong Nor 遗址缺少原地采集的木炭样本，促使查尔斯·海汉姆采用这

种技术［45］，这种技术还被用于确认Non Nok That遗址青铜时代墓葬的年代［46］。


图六班清遗址早期青铜时代墓葬的14C年代数据分布（1975年发掘）

（加粗字体代表怀特对陶器羼和料测得的年代；标准字体代表对人骨或猪骨测得的年代）


Glusker和怀特［47］开始将这种断代方式应用于班清遗址，实验中对同一件陶器上

取出的碎片进行不同的化学性预处理。在实验A中，有机物碎屑被提取出来，加入丙

酮，0.2N盐酸（HCl）和0.5N氢氧化钠（NaOH），即成功提取出油脂、碳酸盐和腐植

酸。在实验B中上述步骤应用于陶片粉末中，然后加入4M氟化氢（HF）和6M盐酸的混

合物质，或在经过多次洗涤后加入高浓度的氢氟酸。这项操作是为了使残渣中的碳聚

集，同时生成大量可溶的黏土束缚腐植酸类物质（见White和Glusker的评论［48］）。

这项实验反映出对于同一座墓葬，不同的预处理通常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中

期Ⅷ段M12中的1件陶罐，经试验A测年的年代为1970±60BP（OxA-5640），然而

试验B的结果是2980±50BP（OxA-6070），相差了1000年。同样，中期Ⅶ段M19/24中1件陶容器，试验A测定的年代是2190±70BP（OxA-5684），而试验B的结果则为

2545±75BP（OxA-5686）。有人指出这座墓葬的年代早于M12，但是试验B显示出

年代反而晚了4个多世纪。在班农瓦遗址，向铁器时代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

叶，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合金矛［49］。班清遗址M24就随葬有此种矛。这座墓经试验B测定的年代则要早4个世纪，但是试验A的结果似乎是才是正确的。同样是早期铁器时

代的墓葬，M40的试验B的年代也偏早。

诸如此类的矛盾之处，使怀特认为东南亚考古学家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年代模

糊”［50］。她继续使用这种测年技术，不顾持续的错误，认为试验B更优。例如，早

期Ⅲ段M47随葬的1件陶器，属遗址青铜时代最早阶段，经试验B的年代为4810±90BP（OxA-6069），试验A的结果为2910±90BP（OxA-5065）。怀特选择并发表的6个年

代数据，均是对随葬陶器采用实验B后的结果，显然偏早。在我们看来，面临这种问题

时唯一应该采取的行动，是将这种方法置于一旁，寻找更为可靠的方法。

这个认识得到了以陶器进行AMS测年领域几乎所有专家的支持。陶罐材料中的碳

可能有若干来源，或是偶然作为表面残留物。通常碎片本身含碳量低，要得到直接的

年代就需要大量材料。测年时可能会测定原来泥坯中的富集碳，以及加热时产生的进

入陶器的烟灰。显然，如果用老树来做燃料，那么测出的年代要偏早［51］。在测定了

欧洲、泰国和中国陶器年代后，Hedges等［52］认为结果偏早，因为经过河流的搬运和沉

积，黏土中原有的碳聚集起来。如Rice［53］指出的那样，间接的黏土可以聚集15%的碳

含量，可能来自于形成泥坯之前的任何阶段和途径。Manning等［54］已经在Mali证明，同

样的陶罐碎片14C年代要比OSL年代早300—400年。如Berstan等［55］所述：“很少对陶器进

行直接的14C测年，因为有不同时代的碳源存在，例如经火烧之后，黏土中保存有自然界

中的碳，而后从炉灶燃料和墓葬环境中吸收的外部杂质增加了羼和物。”

将由此得到的4个年代数据同泰国东北部铁器时代晚期的已得到广泛认同的年代比

较后发现，至少3个数据偏早了几个世纪［56］。另外，Kuzmin等［57］指出陶片经过400℃的分级燃烧后比800℃燃烧后年代要晚。因为有机物中的碳比黏土中的碳在低温燃烧时

更容易消除。因此，Kuzmin［58］认为最可靠的材料是那些低温燃烧形成的碳。牛津大

学实验室经常使用经过900℃燃烧的样品做AMS测年。


怀特发表的年代数据中最早的是来自陶器中的植硅石样本［59］。分离植硅石的方法

是基于Mulholland和Prior［60］提出的原则。对这种物质测年的挑战在于其碳含量非常低

（≤1%）。这就意味着，像陶器中有羼和料，有少量的污染碳就会对结果造成致命的

影响。近来的研究表明，对这种物质进行14C测年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Santos等［61］从

事了大量试验来测试这种技术和物质的可靠性。他们发现3个最近获取的现代植硅石样

本中含有来源不明的古老的碳。他们认为只有一个植硅石样本测得的14C年代在19世纪

50年代后期的结果是正确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表的从现代、独立测年的植物获得

的14C数据均不可靠。这是接受一种新样本材料的前提条件。将植硅石的年代同独立的

年代序列相比较，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似与植硅石分离方法有关。显然，进行独立

测年，这种物质并不可靠的，至少目前不是，需要更多的工作来证明这种技术对于不

明年代样品进行测年的可靠性［62］。证据表明，在缺乏坚实的测年证据时，对陶片羼和

料或者植硅石的14C年代应持怀疑的态度，最好视作年代上限。

三、班清的新测年数据

怀特和汉密尔顿的模式所依据的测年技术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进一步检验他们的模式，我们获得了一系列新的班清遗址的14C年代数据。骨头是

一种理想的测年标本，因为胶原蛋白可用化学方法成型，一直是14C测年的对象。在

牛津大学，胶凝作用后用超滤方法提取纯正的胶原蛋白可进行可靠的AMS测年［63］。

对胶原蛋白测年的一个好处是，通过使用一套分析参数及分析从骨头中获得的结果，

可能得到骨胶原的结构完整性和保存状况。在东南亚，对骨头测年是非常有挑战性

的，因为蛋白质的保存状况很差。胶原蛋白的成岩作用（diagenesis）与骨头的热经

历（thermal history）、遗址的酸碱度、微生物和细菌的活动密切相关。在此前的工作

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在泰国的遗址中，胶原蛋白很少能保存下来，即使保存下来，比

例也很低。

在测年之前，通过测量随葬的完整动物骨头的以及仔细挑选的、年代从新石器时

代到青铜时代，包括了班清遗址铜基制品时代的人骨中的营养比例，我们先确定了

适合分析的骨头。预先筛选的结果如表二所示。含有＜0.76%的N和C∶N原子的比例

超过5—6的骨头样本，通常没能测得年代［64］。若含有0.8%的N（现代骨头含有4%—

4.5%N），则显示保存状况很差。然而，我们能够分离出一些含量高于1%的骨头，

这些用于做完整的胶原蛋白预处理，送到牛津大学的放射性碳加速器单位（ORAU）

做超滤，进行了AMS测年。有些骨头的胶原蛋白含量＜1%，在牛津大学是测年可

靠的最低限度，但是结果本身都是＞5mg，其他的分析参数能被接受（例如C∶N原

子的比例），因此结果似乎是正确的。新的测年结果如表二和图五。校正采用的是

Reimer等［65］的INTCAL09校正曲线和OxCal 4.1软件［66］。

1974年和1975年发掘了班清遗址两块独立的区域。前一年发掘清理出一系列新石器


表二

班清遗址新的

14C数据

*

OxA

／O

xA—

X-

样本

物种

CR

A B

P

距今

年代

Cal

ibra

ted

age

校正

年代

Use

d(m

g)C

oll

.yie

ld(m

g)%

yie

ld%

C

d13C

C

N

2237

8B

CES

bur

ial 2

9 EP

V猪

骨29

65±

2913

02—

1057

1，25

016

1.3

44.7

-20

.93.

4

2238

0B

CES

bur

ial 5

6 EP

V猪

骨25

16±

26 7

90—

541

1，21

0 8

.87

0.7

44.5

-19

.43.

2

2238

3B

CES

bur

ial 5

4 EP

IV猪

骨28

19±

261，

045—

907

1，45

023

.91.

645

.2-1

9.6

3.1

2501

8B

CES

bur

ial 6

5 EP

Ⅲ—

Ⅳ人

骨28

44±

261，

113—

921

1，17

019

.51.

744

.2 -

18.9

3.2

2404

7B

CES

bur

ial 7

6 EP

Ⅲ人

骨28

68±

261，

128—

936

620

6.0

71

43

.2 -

18.3

3.2

2238

1B

CES

bur

ial 4

7 EP

Ⅲ猪

骨27

86±

261，

007—

846

1，07

0 5

.50.

5 4

4.8

-19

.1 3

.1

2436

—53

BC

ES b

uria

l 47

EPⅢ

人骨

2936

±25

1，26

0—1，

049

1，02

0 2

.50.

2 4

3.1

-18

.9 3

.3

2501

6B

CES

bur

ial 4

9 EP

Ⅲ人

骨27

89±

261，

009—

848

2，13

042

.52

41

.6-1

8.3

3.2

2501

7B

CES

bur

ial 4

9 EP

Ⅲ人

骨28

01±

251，

018—

860

650

20.4

3.1

43.

4-1

8.3

3.2

2501

9B

CES

bur

ial 7

2 EP

Ⅱ—

Ⅲ人

骨28

10±

251，

026—

900

1，19

020

.33

1.7

42.4

-1

8.4

3.2

2501

4B

C b

uria

l 43

EPⅡ

人骨

2984

±26

1，31

3—1，

125

960

8.5

0.9

44.6

-18

.3 3

.3

2438

—16

BC

bur

ial 4

5 EP

Ⅱ人

骨29

58±

291，

290—

1，05

52，

200

2.11

0.1

41.

1-1

8.5

3.3

2438

—17

BC

bur

ial 4

7 EP

Ⅱ人

骨29

78±

311，

371—

1，11

41，

260

4.15

0.3

42.

9 -

18.0

3.

3

2501

5B

C b

uria

l 44

EPⅠ

人骨

3242

±26

1，60

8—1，

442

950

11.1

11.

2 45

.7

-18

.3

3.2

* 所

有的

数据

均来

自超

滤明

胶。

14C年

代采

用传

统的

距今

年代

表示

。稳

定同

位素

比率

采用

‰。

质谱

准确

率为

±0.

2‰。

Use

d 表示

进行

了预

处理

的骨

头重

量，

单位

是毫

克；

Col

l. yi

eld 表

示明

胶或

超滤

明胶

的重

量，

单位

也是

毫克

。%

yiel

d 表示

骨胶

原的

重量

。%

C表

示燃

烧明

胶中

的碳

含量

，超

滤明

胶中

平均

含量

为41

.0±

2%。

CN表

示碳

与碳

原子

的比

例。

在0R

AU可

接受

的范

围在

2.9—

3.5。

14C数

据采

用R

eim

er等

的校

正曲

线，

准确

率为

95.4

%。

BC表

示19

74年

清理

的墓

葬；

BC

ES表

示19

75年

清理

的墓

葬。


时期的墓葬，怀特将其归入早期Ⅰ段和Ⅱ段。后一年发掘清理出青铜时代的墓地和铁

器时代的居址与墓葬。该遗址测定的年代最早的遗存是早期Ⅰ段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M44。得出的结果显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居址年代在1608BC—1442BC（95.4%的可

信度）。其他测年的墓葬属早期Ⅱ期、Ⅱ—Ⅲ期、Ⅲ期、Ⅳ期和Ⅴ期。随后新石器时

代早期Ⅱ段年代在公元前14—前11世纪。M72极其重要，因为怀特注意到“在BCSE墓的底部有1件铜片”［67］。她根据1片陶片，认为年代在1973BC—1616BC。从人骨

中测得的年代并经校正后为1029BC—900BC。M76同样关键，因为出土有被怀特和汉

密尔顿称为“最早的金属随葬品，1件有銎矛”，她们宣称其“来自早期下层，年代

在1800BC左右”［68］。她们没有对这座成年男性墓做任何直接的年代推测，而我们得

到了直接的人骨AMS年代并经校正后为1128BC—936BC（可信度为95.4%）。其他的年

代数据属早期Ⅲ段，其代表了班清遗址的早期青铜时代，年代在公元前10—前9世纪。

M47（1260BC—1049BC）的人骨年代来自骨胶原含量较低的样本，同一墓葬中猪骨的

年代为1007BC—846BC。而后属早期Ⅲ—Ⅳ段的M65的年代为1113BC—921BC，早期Ⅳ

段的M54，在参考了墓中1块猪骨的测年后，年代断定在1045BC—907BC，对于早期Ⅴ

段，我们获得了两个数据，分别为1302BC—1057BC和790BC—541BC。相比之下，前一

个数据似乎超出了实际范围。从可能是早期陶器中获得的牛骨，测得的年代是790BC—

540BC，但是其形态和可能的考古背景不明确。

除了一份关于人骨的综合研究报告外［69］，班清遗址1974—1975年的发掘尚未出版

最终报告。这里提出的新年代框架势必将置于更广泛的东南亚史前考古背景中考量。

四、评估新的年代框架

将班清遗址同其他相关的已断代的遗址进行比较，是进一步评估新年代框架可靠

性的一种方法。我们首先评估华南和东南亚新石器时代聚落的证据，因为它们在各自

的区域内都应该早于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然后我们要考察确认有铜基技术存在的遗

址的年代。这不是直接的方法，况且我们中的两位已经指出应该极其小心的对待精密

测年的已有结果［70］。问题转到减少常用的14C测年使用的木炭中老碳的可能性，除非

可以确认木炭样本属于短寿命的物种。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系列的年代满足这个先决

条件，我们将这种以木炭测得的年代作为年代上限。这种约束同样适用于以陶器羼

和料测得的年代（详见上文论述）。接下来，我们根据遗址报告详细回顾青铜铸造

技术及传入华南和东南亚的时间。怀特和汉密尔顿［71］未能在公元前2千纪黄河流域

的中原王朝找到属于典型的东南亚传统的双范铸造技术的起源，而我们找到了这种

铸造传统的年代框架，这个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公元前2千纪晚期为东南亚青铜时

代的开端。


（一）华南与东南亚的新石器时代

关于泰国新石器时代有两种年代理论，体现了关于年代和新石器物质文化中陶器

风格特征的两种不同观点［72］。第一种观点是基于最近发表的班清遗址陶器羼和料的

AMS测年［73］，同Ban Mai Chaimongkol遗址的地层分析相结合［74］（图二）。这种理论

坚持认为泰国新石器时代始于2100BC或2000BC［75］。为了支持此观点，怀特［76］提到

了从Kumphawapi湖带回的孢粉泥芯测得的一系列年代。孢粉证据表明用火出现在晚更

新世时期，其中一块泥芯顶端的年代为公元前5千纪。怀特认为这与新石器时代开垦森

林有关。在这一区域，当闪电暗示着季风期到来时，人们焚烧干枯、落叶的龙脑香科

树林是常有的事。甚至，众所周知，东南亚的狩猎采集者为获得新鲜的草地和猎获动

物而大面积焚烧树林。我们不认为这是推测水稻种植和新石器时代聚落出现的有力证

据。第二种理论是基于新发表的Ban Non Wat 和Ban Lum Khao遗址的年代［77］，并结合

最新获得的泰国中部Lopburi省的新石器地层的年代［78］和Bang Pakong河口的科帕农底

遗址的年代［79］。根据这些遗址获得的数据，认为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至公

元前11世纪之间（图七）。

图七 Khok Phanom Di遗址的14C校正年代

考古学、语言学和古植物学的资料，同时显示出农人从长江河谷向南迁徙，首先

到达华南河流地带，然后扩散到东南亚大陆的河谷［80］。8000BC—5000BC长江中下游

地区从水稻前驯化到种植阶段的序列［81］在洞庭湖沿岸的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82］和

浙江上山、跨湖桥遗址［83］得到充分证明。公元前5千纪末至公元前4千纪早期的农业


遗存有浙江草鞋山、绰墩山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址［84］发现的稻田系统及相关的灌溉渠

道和水库，而后还有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3400BC—

2000BC）、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遗址（3400BC—2000BC）。长江上游河谷（中国

西南）地区最早的农业证据（3500BC—2500BC）发现于昌都卡若遗址，位于青藏高原

东缘，海拔4300米［85］。

在卡若，磨制石器、收割的石刀与小米遗存共存，见证了农业活动的存在，同

时已饲养家猪，这也许该归功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从甘肃地区向此地扩散［86］。稍后

（2500BC—1500BC），西南地区最早的水稻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诸遗址［87］和云南

大理—洱海地区的白羊村类型遗址中发现。长江中下游河谷地带——水稻种植的核心

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公元前4千纪至公元前3千纪之际向东南和西南（包括现在

的云贵高原和广东、广西两省）扩散，稍后扩散至东南亚。

（二）东南亚新石器时代年代序列

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找到“输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在年代上的衔接，同时证

明技术操作的相似性。有关东南亚新石器时代开端的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刻

划纹和压印纹陶器的年代序列问题。怀特主张“班清遗址的证据证明这种陶器风格，

至少在某些遗址的某一阶段，与铜基制品同时存在”［88］，并根据AMS测年将年代断定

为2032BC—1526BC［89］。Eyre注意到在泰国中部发掘的大多数遗址出现金属之前，应

该有一个“初始阶段”［90］，根据对两种不同类型陶器的对比［91］和地层分析，将刻划

纹和压印纹陶器视作青铜时代早中期的“陶器特征时间表”［92］。

第二种模式认为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未与金属共存，并且这种类型的陶器，至

少在泰国，随着铜基制品的出现而突然消失［93］。公元前2千纪，在泰国、柬埔寨

和越南的广大地区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很流行。如此广泛存在的技术及风格传统

支持了Rispoli“东南亚相互交流圈”的假设［94］。这种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的存在

与前述农人传播的路线相符，首先是洞庭湖—鄱阳湖地区（长江中游谷地）的皂市

下层（5700BC—5500BC）、大溪下层（5500BC—5000BC）及典型大溪文化遗址

（4900BC—3100BC）。而后，类似的蛤纹陶器装饰风格（就技术和装饰风格而言）出

现于5500BC—4500BC的潮安类型遗址（广东省潮安县），后出现在从闽南向香港地区

传播的陶器组合中，如4000BC—3000BC的富国墩和壳丘头。稍后，刻划纹和压印纹装

饰风格出现于广东沿海的蚬壳洲、咸头岭、大黄沙、宝镜湾和海丰遗址［95］。在公元前

3千纪前段，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首先出现在云南洱海海东自治区银梭岛遗址［96］；在

公元前3千纪后期至公元前2千纪前段，同驯化的水稻同时出现于白羊村、大墩子和磨

盘山，以及大理盆地西部的新光文化遗址中［97］。这种装饰风格，在结构、技术特点及

年代范围的基础上，与东南亚大陆的同种纹饰进行风格上的比较，然后成为公元前2千纪东南亚大陆独特陶器类型的原型最有利的证据。后来这些东南亚的遗址年代不晚于

2500BC—2000BC。


（三）东南亚新石器时代

检验怀特与汉密尔顿的关于班清遗址青铜时代的早期年代，一种方法是通过验证

中国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需强调的是绝大多数14C数据来源于不明物种的

木炭。如前所述，因老碳不明，我们将此类年代看为年代上限，如果晚于2000BC，则

不能支持怀特的模式。首先检验的遗址是位于Bang Pakong河口的科帕农底遗址［98］。

该遗址较为复杂，易产生误解。例如，怀特和汉密尔顿认为其与班清青铜时代同时

代，该遗址未发现青铜制品暗示着“某些村落处在青铜器生产圈，但有些不是”［99］。

如果考虑到科帕农底并未处于与他区交流互动的关键位置上，这种说法显得较为出

众。例如，该遗址中发现的贝饰充分反映出Lupburi地区的遗址在恰当的时候成为了

铜矿开采的中心，包括金属锭的生产。科帕农底发掘出土的石质工具取材广泛［100］，

Vincent［101］已经证明外来陶器通过交换到达了该遗址。Bentley等人［102］通过对人骨中

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甚至发现第三期墓葬中某些女性来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如果在

该遗址存在的时间内有铜制品在交换网中流通，必定会到达这里。但是对该遗址在不

同时间内进行的三次发掘，没有发现任何的金属制品。

科帕农底遗址的地层很厚，面积达50 000平方米。年代数据是来自炉灶中的混合木

炭样品。每个数据现在都作为各自地层的年代上限。用贝叶斯法方法进行再次评估，

木炭数据中可能有老碳，反映出这个遗址最早被人类占据是在公元前19—前18世纪，

持续了仅5个世纪（图七）。因为这个土堆形成得非常迅速，大部分为贝丘堆积，所以

我们认为此处的墓葬是直接葬于其祖先之上，大概共经历了17代［103］。

尽管在这500年里海岸线有升有降，然大多数时期人们居住在红树林中［104］。生物

证据证明在前三个阶段是一个海上狩猎采集捕鱼者社区，没有种植水稻或者饲养家畜

的证据。也许是因为抵抗疟疾的地中海贫血症的流行［105］，这里的婴儿死亡率较高。

有学者指出，当时此处的居民的祖先是已淹没的巽他大陆上在海边生活了几千年且适

应了海上捕捞和采集的人群。他们制造精美的陶容器，同内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

截然不同，使用磨制石锛。我们发现在3B阶段，年代约在1700BC之后，出现一系列显

著的变化。海岸线下降，淡水指示生物大大增多。牙齿中锶同位素显示在这时一些女

性从外地来到此处［106］。还发现这一时期人们使用贝壳质小刀和花岗岩石锄，在人体

腹中和粪便中发现有驯化的水稻遗存。显然水稻种植来到科帕农底遗址相当于或晚于

公元前18世纪。稍后海平面上升，这个社区又回到海上捕捞和采集的生活。居民参与

到石器、海贝和陶器的交换中［107］，但年代尚早，还未出现青铜制品。

Ban Kao是Kanchanaburi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与墓地遗址，在20世纪60年代早

期由Sørensen发掘［108］，获得了两个新石器时代14C年代。这些年代暗示着遗址属于公

元前2千纪的前段或者稍后（图八）。这个年代在更南端的马来西亚得到证实，那里

的Jenderam Hilir遗址发现了同样的陶器，木炭的AMS年代分别在2207BC—1866BC、

1456BC—1191BC和1406BC—1031BC［109］。Thai Pasak河谷中部的Khok Charoen新石器


时代遗址，清理的44座墓中都未曾发现青铜制品。某些陶器纹饰与科帕农底晚期和班

农瓦新石器1期相似。该遗址没有14C年代，但是两个热释光测年数据分别为1480BC—

880BC和1380BC—780BC［110］。

新石器时代泰国中部，包括Takli丘陵地带，Khao Wong Prachan山谷和Lopburi河下游流域，早期人类从公元前2千纪初就开始居住在Lopburi河地区的湖泊地带。在Tha Kae、能帕威、Khok Charoen和Sab Lamyai（此前以Sab ShampaⅡ而有名）遗址底层也

有这种居址。

在Tha Kae，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主要是以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和装饰品为特色。

陶器类型以简单的线条为特征，器形有半球形或锥形圈足碗、卵形罐，表面饰绳纹或

者很厚的红色陶衣。装饰风格有刻划和压印的几何纹和波浪纹，以及由简至繁的几何

形红色彩绘图案［111］。在随葬品中，这种陶器和个人装饰品（小型贝珠串）与淡水双

壳贝伴出。尽管Tha Kae遗址缺乏新石器时代遗存背景中的14C数据，但这种组合与能帕

威、Ban Kao早期［112］、Sab Lamyai［113］、科帕农底［114］、班清早期［115］、班农瓦新石

器1期［116］的陶器相似；同Khok Charoen［117］遗址的大多数刻划纹和压印纹圈足碗也类似。

甚至Tha Kae遗址中的刻划纹和压印纹陶器风格能够与柬埔寨的Samrong Sen遗址［118］、越

南北部的冯原文化遗址［119］以及云南的新光文化［120］中的装饰纹饰相似。根据这些比较

研究，推测Tha Kae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年代范围在1800/1700BC —1100BC之间。

Sab Lamyai是个小型遗址，位于从泰国中部至Khorat高原的战略要道上，邻近现代

的村庄，南距Sab Shampa聚落遗址2千米。1971年的局部发掘确认了新石器时代墓地和

金属时代的居住层［121］。17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可暂时分为两期：一期仅1座单人屈肢

葬，与班农瓦遗址近来清理的屈肢葬类似，未发现随葬品；二期包括16座直肢墓，随

葬有刻划纹和压印纹陶罐——大多数类似能帕威、Tha Kae、科帕农底遗址所出——小

石锛，以及淡水贝壳制成的刀［122］，既可看做是与科帕农底遗址相同的收割贝刀，也

可作为腐烂的随葬贝壳堆积。缺少14C数据，但是前面提到的人工制品暗示着Lamyai新石器阶段时代的年代可能在1800/1700BC—1100BC之间。

图八 Ban Kao新石器时代遗址木炭样本的14C数据


能帕威遗址面积为50 000平方米，堆积厚达4米，位于Khao Wong Prachan峡谷的一

处圆形凹地，Lopburi城东北。1986—1992年共发掘15次，发掘面积350平方米［123］。

清理出25座墓葬，年代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1、2期，即公元前2千纪早期至公元前

1千纪中期。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墓地，所谓的“能帕威外来者”，清理出27座墓葬。

这些墓为单人直肢葬，随葬陶器有红色陶衣，各式由简至繁的压印纹与刻划纹饰于陶

罐的肩部或者腹部，伴出的人体装饰品包括大理石质扁圆形坠饰、扁圆形和H形贝珠，

以及小型磨光石锛。淡水双壳贝置于死者身上或眼部，可能有重要的仪式意义。Rispoli等人在其近来的文章中写道，陶器类型在形状与压印和刻划纹饰方面与众多遗址具有相

似性［124］。这些遗址包括：Sab Lamyai［125］、Huan Yai［126］和Tha Kae［127］。和复杂的刻

划纹与压印纹图案——而不是风格——类似的有Khok Charoen遗址第10型［128］、Ban Kao遗址M35早期10型［129］、班农瓦遗址［130］、能诺它［131］以及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遗

址，如Go Bong 和Xon Ren［132］。这些刻划纹与压印纹与中国西南部云南白羊村文化类

型遗址中发现的类似，例如洱海边缘的大墩子［133］和磨盘地遗址［134］。这些相似性允

许我们将能帕威的年代定在1800/1700BC—1100BC之间［135］。

（四）Khorat 高原

泰国东北部Mun峡谷中两个遗址证明了此地新石器时代居址的年代序列。目前最

综合的年代表是以班农瓦遗址为中心建立［136］。这个大型的环壕聚落有至少12个史前

居住阶段。晚期直接发展为青铜时代1期。总共76个14C年代数据，来自原地采集的木

炭和随葬的淡水贝壳，用贝叶斯分析法进行分析（图九）。M28的两个数据显示出了

物种不明木炭的年代数据存在的问题，该墓的男性墓主随葬有1件大型带盖陶罐。从

图九班农瓦遗址的连续居住层与墓葬阶段之间的衔接

（根据木炭和淡水贝测定的76个14C数据）


头骨附近采集的一块木炭年代为2150BC—1935BC，然而其手部附近的1件双壳贝年代

为1499BC—1407BC，两者相差6个世纪。当然不能排除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砍伐

原始森林并焚烧古老树木的可能性。班农瓦遗址的年代结果显示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聚落始于公元前17世纪中叶，并持续了将近150年，然而新石器时代1期墓葬的年代为

1460BC，持续了两代人或相当于50年。后来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为1400BC左右，时

间跨度很短。随后新石器时代2期墓葬的年代在1259BC—1056BC。从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青铜时代早期聚落的过渡发生在1053BC—996BC。

Ban Lum Khao遗址东距班农瓦遗址20千米［137］。最早一期相当于班农瓦遗址的新石

器时代2期，该期灰坑中的木炭年代显示出向青铜时代的过渡发生在1200BC左右［138］。

Khorat高原北部的两个遗址提供了新石器时代聚落的证据。在班清遗址，1974年的发掘发现了少数新石器时代墓葬。因为木炭测定的年代未能提供清晰的模式，

怀特［139］从早期Ⅱ段随葬陶器中发现的稻壳得到了两个年代：2050BC—1500BC和

2190BC—1880BC。我们根据人骨测定了早期Ⅰ段和Ⅱ段墓葬的年代。最早的遗存，

即早期Ⅰ段M44的年代是1608BC—1442BC，早期Ⅱ段M43、M45、M47年代分别是

1313BC—1215BC、1290BC—1055BC和1371BC—1114BC。因此该遗址新石器阶段是

从公元前16世纪（最早）至公元前11世纪。这个结论与班农瓦遗址相近。第二个遗

址，能诺它遗址，年代仍然不明。14C数据来自非常少的木炭样品，因大多取自墓坑填

土而缺少可信度。根据居住层的碎陶片中的谷壳所做的第二次测年尝试仍然缺少可信

性，考虑到这些年代数据不可靠，应该将其视为年代上限，晚于公元前2千纪的前段。

（五）越南

确定越南南部地区新石器聚落的年代序列，Son遗址至关重要。这个大型的、堆积

很厚的遗址，位于湄公河口岸的重要位置。无论如何都无法认为其远离海岸或海上交

流与贸易路线。新石器时代居住层厚达4米，可分为3个阶段［140］。陶器纹饰明显属于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刻划纹与压印纹传统。几个发掘季度揭露了遗址大片区域，但都未

发现青铜器。从相关的14C年代数据可知，最早的居住活动始于公元前3千纪中期。近

来从人骨牙齿珐琅质中得到的一系列年代结果，暗示着该遗址的居住活动一直持续到

1000BC［141］。这似乎与班农瓦遗址的新石器序列相符合。

在红河河谷的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居住活动似乎晚至公元前2千纪。Man Bac新石器时代遗址显然晚于1800BC—1500BC。这一地区的主要新石器文化以冯原遗址来命

名。我们缺少相关遗址的来源可靠的样本。然而位于Lung Hoa的冯原文化晚期墓地中

一座墓葬出土有1件外来的玉璋。这些墓葬中的玉器器形见于中原二里头遗址和四川三

星堆遗址，因此年代当在公元前2千纪中晚期［142］。

回顾红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年代序列，田村昌也（Masanari）［143］非常

明智地将冯原晚期排除在早期青铜时代之外，因为少数青铜器碎片出土的遗存背景不

明确。如他所言：


某些越南学者根据一些时代不是很明确的青铜碎片将冯原文化归入青铜

时代。在我看来，冯原遗址缺少铸范及完整的青铜制品，暗示其实际上应该

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144］

他以Ma Dong、长睛（Trang Kenh）和冯原遗址的14C年代将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定

在2500BC—1000BC之间。

（六）新石器时代小结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断有水稻种植人群从长江谷地向南迁徙进入岭南地区。

傅稻镰［145］将其形容成由同一原因引起的若干波迁徙中的第五波，年代推定为公元前

3千纪的前段。随后通过海岸或海上通道进入东南亚，大概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

也许还要早几个世纪。这在公元前17世纪的班农瓦遗址早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显示出

来，大约同时期的科帕农底遗址有水稻种植的证据。Lopburi区域的能帕威、Tha Kae遗址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年代断定在公元前18世纪。因此，班清遗址青铜时代早于东南亚

新石器时代是不可能的。

五、中国青铜时代

目前关于泰国以至东南亚地区铜基冶炼产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怀特和汉密尔顿

的模式［146］，另一种是Higham、Pigott和Ciarla的模式［147］。两种模式都设想了关于铜

基冶炼技术的传播：第一种模式认为，无论技术还是匠人，都是从西北部，即内亚，

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塞伊马-图宾诺文化中直接引进；第二种模式假设红铜或青铜冶炼

技术，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从铜矿丰富的长江河谷地区通过岭南向南传播。近来苍洱

地区（云贵高原西部）的早期黄铜或青铜冶炼的考古发现，14C年代显示为公元前2千纪的最后250年内，如剑川海门口遗址［148］，也许暗示了另一种传播路线。从假设的角

度来看，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都可看做是东南亚大陆的最北边。怀特和汉密尔顿为证

明东南亚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千纪而提出的班清遗址AMS年代，已被证明存在方

法论的差异。当然不可忽视“塞伊马-图诺宾跨文化现象”公元前3千纪后期的年代还

值得商榷，怀特和汉密尔顿以此构建其理论的依据是Hanks等人［149］测定的关于该文

化的单一的14C年代数据。Chernykn提出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前14世纪”［150］。

尽管Chernykn的年代还有待新资料和放射性年代的验证，Frachetti提出了相近的年代

跨度，即1900BC—1700BC，且他认为是有效的［151］。然而Shelach认为其年代接近于

Chernykn提出公元前15—前14世纪［152］。因此，凭年代而认为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开端

是欧亚山区青铜文化的长距离、直接的传播是站不住脚的。相反，Ciarla和Pigott近来

极力主张青铜制作及相关工具的长距离的逐渐传播，从欧亚山区进入中国，通过岭南

逐渐传入东南亚［153］。尽管怀特和汉密尔顿的模式建立基础极其危险，但是根据他们


提出的基本的、人类学定义的文化过程，这种技术的扩散能够发生。同时，可以考虑

提出一种替代模式。技术特征从欧亚山地到远东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传播方向能够被

颠倒：如Irene Good提到的，Zdanovich“看到了中国冶金术对公元前2千纪早期塞伊马-

图诺宾-Samus文化有銎青铜器的影响”，但Good也接受了Parzinger 和Boroffka提出的塞

伊马-图诺宾-Samus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千纪晚期的观点［154］。

检验这两种模式，必须详细地回顾有关中国铜基制品的出现与传播的证据。

Higham、Pigott与Ciarla都做过总结［155］。下面将对相关讨论作详细回顾与更新。中国北

方有若干遗址出土了单独的金属制品，因此被认为早期铜基冶炼出现于公元前4千纪—前

3千纪早期。1954—1957年发掘的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M156填土中发现了1件铜片。根据分析，铜条是由铜、锌、镍合金制成（微量铁、钴和锰）［156］。在陕西临

潼姜寨遗址，两件铜片发现于一期（半坡阶段）的两个不同的遗存中：一件出自半地

穴式房屋F29居住面上（14C年代为4020±110BC），第二件出自探沟259的中间层（第

3层）［157］。根据北京钢铁学院的分析，两件铜制品都被确认为黄铜制品（分别为含铜

66.54%、锌25.56%、铅5.92%；含铜69%、锌32%、硫0.5%—0.6%），也许是对含铜与

锌的自然铜矿通过反复冶炼制成［158］。1977年，考古学家于甘肃林家遗址F20北墙下发

现1件复杂的青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2800BC）［159］。这件器物与该

遗址的几件铜条，经北京钢铁学院分析，铜刀中含有6%—10%的锡，铜渣是铜铁冶炼

金属的氧化物［160］。严文明先生在回顾中国黄铜使用起源时，也提到了在山西榆次燕

窝镇遗址1942年发掘时出土的一件陶器上附着的条状物［161］。而后，根据类型学比较

分析，将这件器物定为仰韶末期，年代大致在3000BC。通过量化分析，这件条状物含

铜（46.67%）、硅（26.81%）、钙（12.39%）和铁（8%）。

严文明和张忠培将上面提到的发现看做是中国北方最早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的证

据［162］，同时因为当地可开采到含锌铜矿，铜—锌冶炼被看做是无意识的行为。安志

敏不仅考虑到了这种早期铜合金的意外存在，同时强调了半坡和姜寨遗址中的铜基制

品来源不明［163］。事实上只有林家遗址的铜刀有明确的地层，北京钢铁学院在20世纪

70年代的分析中，将其归入到甘肃、山东和陕西出土的年代在2900BC—1600BC之间的

299件铜制品中［164］。

因此，一些学者认同，有限的发掘中出土的时代过早的黄铜或青铜制品，局限于

公元前3千纪中期至公元前2千纪前段的遗存中［165］。

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至公元前2千纪初期，中国北方出现了四个主要的黄铜或青

铜冶炼中心［166］。最早的是“西北地区”，主要有甘青地区至黄土高原西部的几个

遗址，分别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2300BC—2000BC）、宗日文化（2500BC—

2000BC）、齐家文化（2300/2200BC—1700/1600BC）和四坝文化（2000/1950BC—

1600/1550BC）［167］。绝大多数早期金属制品出自这几种文化分布区中约公元前3千纪晚期的遗存中。第二个中心是“北方地区”（从内蒙古中部、西南部向东至辽宁西

部），早期铜或青铜冶炼出自年代在1900BC—1600BC的遗存中，属于鄂尔多斯地区


的朱开沟文化（3—4期，1735BC—1565BC［168］；早期和中期年代分别为1900BC—

1700BC和1700BC—1500BC［169］）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2200BC—

1600BC）。第三个中心是“沿海地区”，包括河南以东的沿海平原和山东半岛，岳

石文化诸遗址（1900BC—1600BC）出土的20余件青铜制品、少数红铜制品（铜锥和

残片）及2件黄铜锥［170］（2405BC—2300BC）属于龙山文化遗存。第四个中心是“中

原地区”，从渭河中游至黄河中游，龙山遗存中铜基制品情况不明，但是陶寺遗址

M3296出土的那件很有名的铜铃（含铜97.86%）年代在2085BC；王成岗遗址1件铜片

（铜-锡）年代为1900BC［171］。在第四个中心，以伊洛河谷和黄河中游河谷为中心的

二里头文化，至少在五个遗址中（1900BC—1600BC）铜基冶炼技术较为成熟，能够制

造大量的红铜或青铜工具、武器、装饰品和容器［172］。这一地区经过分析的45件金属

制品中，有37件是铜-锡或铜-锡-铅合金，7件是黄铜制品，1件是砷-铜制品［173］。当

然不能排除第一个中心地区刺激了其他三个中心地区冶炼技术的发展，各区早期冶炼

产品和使用差异更趋向于多地区模型。

马厂—宗日—齐家—四坝文化的金属制品，事实上是工具、武器（无銎，四坝文

化中有銎）和简单的个人装饰品，绝大多数是纯铜制造，然后是铜-锡和铜-锡-铅合

金，通常含有砷铜［174］，用开模（open moulds）或石质双范铸造，未经捶打。“北方

地区”也有同样的器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遗址中，使用了有銎工具，然而只

有在“沿海地区”发现的少量红铜或青铜器物中才有有銎工具和简单的个人装饰品。

巨大的技术变革，伴随着器物质与量的巨大发展，标志着中原地区青铜铸造的出

现，二里头遗址（Ⅰ—Ⅲ期，1900BC—1700BC）发现了若干小型青铜工具、武器、5件铜铃（3件Ⅱ期，2件Ⅳ期）和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红铜、铜-锌、铜-锡合金）；

只有在Ⅲ—Ⅳ期（1700BC—1500BC）二里头遗址的金属冶炼技术保留了前人的技术

精华，开始使用陶范铸造铜-锡-铅合金的各式复杂的青铜礼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

同北方和西北地区相比，缺乏有銎工具或武器，考虑到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

是中空的，是利用双范和泥范芯铸造而成，可以合理地猜测有銎工具的存在。然而在

中原地区利用双范和悬空的泥范芯浇筑的深銎器具在早商（二里冈阶段，1600BC—

1300BC）遗存中得到证实，例如二里冈遗址1957年出土的铜镐、荥阳1976年出土的铜

锛、塔庄遗址1974年出土的铜镐。在殷商时期（1300BC—1045BC），有銎工具和武

器的铸造空前繁荣。新器形和功用的显著增多是商王朝保持同北方地区复杂社会的交

流与交换的结果［175］，将中原地区的农业社会同山地人群联系起来，交换网络和传播

路线延长了旧大陆主要锡产区之一的范围，通过山地、森林地区，连接起西伯利亚、

中亚和东欧［176］。殷商众多的有銎用具，包括各种类型的矛、锛、镐、斧、凿、铲、

臿、耨，在北方地区的有銎武器和工具中能够找到相似之处，最终在怀特和汉密尔顿

文章中提到的“塞伊马-图诺宾”类型器物中也能发现相同点，尽管年代晚至1500BC年以后［177］。怀特和汉密尔顿将“塞伊马-图诺宾”同能诺它和班清遗址的空心型芯

铸造工具进行对比，但在年代序列、形态类型方面均站不住脚，我们必须从东南亚大


陆的其他地区去寻找铜基冶炼的渊源。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或公元前2千纪早期，有足

够的证据显示长江中下游谷地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同东南亚大陆同时代的居民存在着交

流，包括岭南和云贵高原，以南北向的狭窄河谷作为交流通道，从青藏高原东麓向南

迁徙至云南和东南亚北部，同时沿着南方的河流系统向四周辐射至长江中下游河湖地

区［178］。

我们认为完全成熟的金属冶炼技术通过这些交流通道逐渐向南渗透。在这种技术

之外，当地的社区只选择接受了适合其社会结构和特定技术需求的部分。正是这种传

播方式打下了“南方冶金传统”的基础［179］。这种技术传统的基础是一系列有限的操

作和工具：社区采矿和操作、坩埚或碗状炉中熔炼、双范铸造及铸造隐形銎状工具的

有限技能［180］。

在前面讨论的中国北方四个早期金属冶炼区域以南，没有年代早于公元前2千纪中

期的证据存在。然而更早的关于铜基冶炼“实验”的证据来自公元前3千纪晚期的邓家

湾遗址，其为石家河文化众多遗址之一（2500BC—2000BC），位于江汉平原石家河城

址夯土城墙之下。邓家湾遗址出土有少量铜渣、一些铜矿石（包括孔雀石）碎块、1件红

铜工具（可能为铜刀）的残片，以及1件完整的和2块认定为“模”的陶锥形器［181］。这

些出土器物（包括“模”让人想起在能帕威遗址出土的“杯形模”［182］）暗示着当地

处于通过南阳盆地和中原地区与富含铜矿资源的长江中游河谷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

如何，处于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二里头文化边缘的长江中游河谷，考古发掘证明直到

公元前15世纪才拥有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

另外，在长江上游，另一个青铜铸造中心以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Ⅱ期和Ⅲ期为

代表，其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金器揭示出其文化不同于中原地区［183］。我们对于这

一重要且发达的青铜铸造中心在红铜熔炼技术的南传过程中所扮演角色尚知之甚少。

然而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与西北地区（例如2000/1951BC—1600/1550BC的四坝文化）和

其他地区的有銎工具不存在任何联系。相反，在成都平原下游的长江流域能够找出类

似之处。特别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2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84］类似二里头遗址的动物

形铜牌饰。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礼器（2件尊，两个祭祀坑各出1件，2号坑出土

的2件罍［185］），和在大宁河中游双堰塘地点调查时发现的1件尊［186］，同湖南和江西

省多个遗址发现的商初期的祭祀铜礼器［187］类似。这些遗址包括新干大墓，是吴城-新

干文化主要的遗址之一［188］。

吴城-新干文化青铜器制造的特点是将本土元素同二里冈青铜技术和器形进行融

合。青铜器物是整体铸造而成，有众多用双范加芯浇筑的隐形銎状工具和武器，其中从

鄱阳湖到赣江河谷上游地区之间的众多遗址中清理出300件石范［189］。这一文化分布于赣

江流域，分四个阶段，从1600BC延续至1000BC［190］，赣江从南向北注入鄱阳湖，是长

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当地的铜矿资源可能刺激了二里头文化的南传以及本地吴城-新干文

化的繁盛［191］。在洞庭湖以西的澧水中游地区，石门皂市遗址出土有和炼铜有关的少数

公元前14—前13世纪的石质双范残件、铜渣和保存较差的炼炉［192］。Rispoli推测湘江和


赣江流域是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东南亚北部地区传播最可能的通道［193］。

在不同社会和经济复杂程度的社群之间的跨区域交流网络中，连接长江流域和两

广地区的河流仍然是最适合作为红铜或青铜冶炼向东南亚传播的通道。此假说被怀特

和汉密尔顿严厉的批判为“中国中心论”“……根植于中心—边陲范式”［194］。然

而，这种批判的形成，反映了一种对于东南亚公元前3千纪早期至公元前2千纪晚期史

前文化发展的另类见解。怀特和汉密尔顿显然没能领悟到，解释处在不同阶段及不同

复杂程度的社会之间跨区域交流互动的产生，并不需要所谓的中心—边陲理论范式。

例如，安赋诗［195］已经指出，在粤北石峡文化（3000BC—1500BC）早期墓葬中，还

未出现社会分层；相反，个别墓葬的规模不断扩大、随葬品逐渐增多的现象，同礼仪

性的石琮及从良渚文化而来或者当地模仿制造的玉琮有关。这种现象显然是当地出现

的上层人士对象征权力的“舶来品”的需求。在岭南地区的简单社会同其北部的复杂

社会的交往中，吉迪［196］指出获得声望物品能够促进当地的潜在威望者，而不是外部

社会对当地开发。实际上交流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是岭南的社会上层；没有证据表明

长江河谷更为先进的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的礼仪性器物传播到了如此遥远的地方。对

于铜基技术从北部来源地，如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向东南亚的传播也应作这样的观

察。没有证据显示外部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或者当地的资源，正如吉

迪提出的“中心—边陲模式，至少其经典理论，在此并不适用”［197］。

（一）岭南东部

岭南地区调查发现的几个后新石器时代遗址都被看做是不同类型，但属同一种本

地文化的代表，大多相当于商代［198］。在2001年，李岩建议将广东（组成岭南的大部

分）早期青铜时代遗存分为三种区域类型，分别是：粤东浮滨类型，粤北石峡中期类

型，以及直接连接东南亚的沿海珠江流域的村头类型［199］。

三种文化类型的遗址中都出土有小型青铜工具和武器，但是仍然缺少关于岭南地

区早期红铜冶炼活动的证据。只有在岭南最东部村头文化类型区域，存在丰富的铜基

冶炼证据。15平方米的村头类型遗址中，出土有80件小型青铜工具和武器（只有1件公

元前6—前5世纪的青铜矛头，长35厘米，出自深圳附近的大梅沙遗址，作为大型武器

的证据），年代跨度为公元前2千纪中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中期。调查或发掘的遗址中

共出40件砂岩双面范（大多数为铸造有銎斧的范），香港大浪湾出土的1件陶制的泥范

芯，香港沙埠村出土的少量铜渣，以及香港南丫岛深湾的一些“青铜微滴”，证明同时

代当地铜基冶炼活动的存在［200］。但只有少数发现物见证了本地区铜基冶炼的开始。

棠下环遗址是珠海平沙镇西南3千米的一处沙丘遗址，第4层出土有铸造斧锛（两

面微凸、弧刃）的粉红色砂岩石范，一块范的残块（叠压在新石器时代的第5层之

上）。共出的有石器，包括小型石锛（有肩，剖面呈长条形）、玦和有装柄痕迹的矛

头，上面刻有各种几何形纹饰，其中方形的（长方形和四角形）螺旋状纹饰明显是模

仿吴城文化与商文化中青铜礼器背面经典的云雷纹。根据地层和陶器、石器类型，发


掘者将第4层和相关遗存年代定为商代晚期中段［201］，相当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

至于完整的半范，Dong Dau的石质半范几乎与其相同，但是不完整，年代为公元前

1500—前1000年［202］。在珠海地区发现了更多关于本地铜基熔炼的材料。

在珠海的亚婆湾遗址（淇澳岛海岸边）第2组地层中，陶片上有拍印云雷纹及菱格

纹和釉陶罐残片，采集到4件红色砂岩双范，唯一完整的一半显示出是斧（钺）类器物

铸范［203］。另一件同样形制的半范，上部浇铸口部残缺，采集自万山群岛海岸的南沙

湾遗址（珠海三角洲南岸），同出1件双肩石锛以及饰有各种戳印菱格纹的陶片［204］。

同样是在珠海地区，缯船埠遗址采集到1件几乎完整的石质半范，在类型和年代上同棠

下环遗址出土的半范相近［205］。在珠海以北不到40千米处，2件半范出自龙穴遗址（中

山市）。一件可以看出是用来铸造斧（钺）形器，另一件是铸造凿状器［206］，靠近浇

铸口部的用于铸造箭头的空间是后来再次利用范时形成的。根据地层中共出的压印纹

陶片（例如云雷纹、菱格纹等）或釉陶罐残片，可能与高领容器（尊）有关，罐为凹

底；以及石镞或矛，及戈形戟；或叠压在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上的地层，或其上叠压着

压印有双F形纹的公元前1千纪早、中期的地层，上述这些砂岩双范年应该在公元前2千纪后段［207］。

在珠海三角洲的香港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20世纪末，共出土有24件砂岩

双范（7对双范和10件半范）和1件泥范芯。根据地层以及出土器物组合，同时结合

放射性测年数据，1989年在沙埠村和1990年在过路湾出土的双范年代能够定在早期青

铜时代。沙埠村遗址是一处沙丘遗址，1989年发掘揭露出较为可靠的地层，年代从上至下

为早期历史时期（2、3层）、青铜时代（4层）和新石器时代晚期（6、7层）［208］。

与压印几何形纹饰（包括双F纹和菱形纹）的石容器碎片粗砂陶有关，发现了4件灰

色砂岩双范，其中有两件为一对［209］。这些范都是用来铸造斧（钺），浇铸口两侧有

刻痕，以安装泥范芯。其中两对范的上部饰有刻划平行线纹（在铸造工具的柄部），

其余的范只在铸造空间的最窄处（在柄的末端）刻有一条线纹［210］。对于这些线的存

在，还没有确切的解释，在能帕威和Dong Den出土的双范中也有这样的线纹［211］，但

是最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做能够明确区分成对的范。在沙埠村，关于当地

同双范有关的金属冶炼活动，从粗陶片内壁上的铜渣可以得到证明，至少某些陶器曾

被视作坩埚［212］。4件铜渣的样品已经进行原子吸光分析，反映出铜、锡、铅按比例

混合，只有在铸造后得到确认，而不是熔炼。第4层的5个14C数据——地层中提取的木

炭样品（Beta-31475，1240—830cal.BC；Beta-78217，730—380cal.BC；Beta-8206， 1370—980cal.BC）和烧焦的鱼骨［OxA-5850，2820±360BC（未校正）；OxA-5849，3060±120BP；1598—937cal.BC］——提供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初期。沙埠村石器上刻有双-F纹暗示了该遗址的年代，同时联系到双范的存在，

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千纪早期，最早不超过公元前2千纪晚期。

在香港另一个海岸遗址过路湾，1990年度发掘发现了9座青铜时代墓葬，共随葬有


49件器物。3对砂岩双范分别出自三座不同的墓：其中两对为斧范，另一对是铸造铲形

器［213］。双范的存在，将该层的3件木炭样本的14C年代限定在公元前1450—前1033年（Beta-60794：3220±80BP，校正后1667—1311cal.BC；Beta-46868：3020±70BP，校正后1430—1040 cal.BC；Beta-45149：2840±60BP，校正后1253—847BC）。不管14C年代的老碳问题［214］，三个14C数据的年代下限，与以商代屋背岭墓地Ⅱ、Ⅲ阶段的

陶器类型建立起的本地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的相对年代不相上下［215］。作为上述遗址的

典型器及铜基冶炼补充证据的陶器，构成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村

头类型”的不同陶器类型序列的一部分［216］。

村头类型的陶器序列，年代在1600/1500BC—800/700BC，以地层的典型器物为依

据，某些器物——例如陶质礼器（如不同类型的尊、罍和豆）——源于赣江河谷的吴

城文化［217］。这些珍贵的石质礼器最初通过赣江—珠江交流通道或者粤北浮滨类型文

化进入岭南东部地区，年代在商代中期和西周早期之间［218］，即公元前1400—前1000年之间。因此可以推测，铜基冶炼可能与石礼器一起从赣江河谷传播到岭南地区，通

过粤北的“石峡中期类型”文化（例如曲江县石峡遗址最上层，年代在公元前1200—前900年），那里的磨制石器和小型铜质工具和武器同广东发现的同类器很相似。从这

个角度上说，过路湾出土的双范和其他随葬品无疑提供了更多关于岭南东部地区“金

属制造先驱者墓葬”（founder burials）的证据，泰国的发掘也是如此，如能帕威［219］

和班农瓦［220］遗址以及岭南西部的元龙坡遗址［221］。因为这些先驱者墓葬的发现，

Pigott和Ciarla［222］提出与欧亚山地有关，那里有同样的丧葬行为。而且，根据这些年

代在公元前2千纪末期和公元前1千纪早期的墓葬，我们猜测也许他们代表着底层社会

中因拥有有限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而出现的“上层阶级”。由当地上层阶级通过对新技

术的选择机制，或是迁移或流动的技术工匠为了在接受社会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

些有着显著社会地位的金属制造先驱主导了铜基冶炼技术向东南亚大陆的传播。其中

一种或两种机制都阐释了外来红铜或青铜技术在东南亚社会中的本地化。

（二）岭南西部

在岭南西部，大致相当于今广西，若干青铜时代遗址由于印纹陶的存在断定年代

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根据几何形纹饰的类型不同和发展序列而区分出不同年代，反映

出岭南东部地区的发展序列［223］。然而，感驮岩洞穴中出土的1件砂岩石范残块［224］和

元龙坡出土的6件红色砂岩双范［225］表明，岭南东部地区的早期铜基冶炼最早出现于公

元前10—前8世纪。

感驮岩石范残块出自第3层居住层，发掘者将其归入该遗址的Ⅱ期前段，位于云

南、广西和越南接壤的丘陵喀斯特地貌。根据发掘报告，4个14C数据将第Ⅱ期年代断定

在公元前1800—前800年（第3层，螺壳D1017：3815±50BP；第2层碳化稻，D1015：3131±50BP；碳化稻，D1014：3463±50BP、D1013：2883±50BP）［226］。第Ⅱ期

的典型器物是圜底圈足器（无三足器），大多饰有刻划纹和压印纹、绳纹和刻划波浪


纹，以及彩陶。发掘者认为陶质和石质工具同东面的村头类型（珠江三角洲地区）和

红河谷地的冯原遗址相似［227］，说明14C年代同Ⅱ期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早

期的年代是相符合的。

元龙坡遗址是岭南地区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墓地，共清理出350座墓葬（广西共

700座先秦时期墓葬）。该遗址位于武鸣山西南的三个山头上，马头河与梁江的交汇

处。出土有6件完整的红色砂岩双范和30余件残块，年代可能稍晚于感驮岩石范，由于

墓地的年代定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即公元前1000—前500年。通过将元龙坡遗址发掘报

告中的两对完整的双范与能帕威遗址（泰国中部Lopburi）上层生产堆积中出土的陶质

双范对比［228］，其年代近来得以纠正［229］，我们倾向于将元龙坡的两对双范年代定在

公元前8世纪。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剩下的4对双范或者另30件残块年代早到墓地年代

上限的可能性。覃芳认为，根据青铜兵器的类型，M279出土的1件青铜斧（钺），其

剖面和比例与过路湾M1中出土的砂岩双范完全吻合［230］。

（三）云贵高原

中国西南地区是由云贵高原和以北的川西南部组成的热带山区（海拔约2500米）。复杂的地貌导致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共存。在这个广袤的地区，有着不同地形

条件，以及剧烈的垂直高差，这两个主要的变量影响着各亚区域的细微变化［231］。在

云贵高原内部，北盘江将其分为两个区域：以东是贵州的黄土地带，以西是云南的红

土地带［232］。东亚和东南亚主要河流的上游和众多支流流经这一区域，包括长江、红

河与湄公河，组成了东南亚大陆的基础，这些河流下切至险峻的峡谷中，尤其是在横

断山区［233］。遗憾的是，这一地区也是远东考古调查工作较少的地区，与早期铜基冶

炼相关的考古发掘更是少之又少。

在贵州黄土地高原，早期青铜使用以及当地制造的证据有中国考古学家于1984年在黔西北毕节县瓦窑遗址清理出6件石质半范［234］。在发掘报告中仅描述了1件完整的

石范，为铸造6厘米长的两侧有钩的鱼镖。余下的5件石范残件，2件被确认为铸造青铜

短剑（1件为剑叶，1件为剑茎）。与石范同一地层中陶灶中的木炭样本提供了经校

正年代，为1667BC—1303BC，发掘者因此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之间［235］。这个年代可作为瓦窑遗址铜基冶炼的年代上限。遗址出土了铸造铜剑的石

范，同这一区域内青铜熔炼活动的存在相符合，年代不早于公元前5世纪，特征是用砂岩

双范大量铸造具有显著本地特色的青铜工具和武器，包括四种主要类型的铜剑［236］。因

这种生产活动年代太晚，目前的研究暂将其排除。

在云南高原的考古调查尤其集中于岩层断裂形成的断陷湖泊地区，由北向南，有

洱海、滇池、抚仙湖与阳宗海。另外，横断山脉与滇南山间盆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

动几乎未有涉及。在云南高原北部找到早期铜基冶炼的证据，大理盆地/洱海湖区的海

门口遗址，位于小剑海以南2千米，以东距湄公河上游直线距离不到100千米，以南距

金沙江约50千米。1957年第一次发掘清理出14件红铜和青铜制品，随后在20世纪70年


代的调查中又发现了12件（主要是斧锛、凿和手镯）以及1件半范，是用来铸造一种圆

刃钺［237］。从这件范的铸造空间可见，在器身与器柄的交接处有羊角的图案，云南弥

渡县合家山遗址出土的1件小型青铜斧，在同样的部分也有同种纹饰，年代在战国中期

阶段［238］。这件器物又与Nik Kham Haeng遗址（泰国中部Lopburi省）出土的一件几乎

完全一致，年代在公元前1千纪的后段［239］。根据2个14C年代，来自1957年和1978年发

掘时采集木炭样本，年代分别为3115±90BP和2660±125BP［240］，发掘者将遗址的年

代归入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在发掘报告发表时，海门口遗址木炭样本的14C数据已经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表，但是与后来发掘报告中的数据有些不同［241］。无论

如何，发掘报告称有11件器物为红铜制品，1件为含金属的矿石，随后王大道通过X荧

光分析，发现某些器物中含有锡和铅，矿石中不含锡，可能产自本地［242］。近来邱慈

惠指出，由于木炭样本和两次发掘中出土器物的地层存在争议，“关于海门口遗址和

器物的讨论，产生了众多的兴趣与辩论”［243］。2008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比过去更加

注意地层关系，辨认出三个明显的文化阶段，年代分别为5000BC—3900BC、3800BC—

3200BC、3100BC—2500BC［244］。这一次可以确定铜基工具（铃、铜、锥和凿各1件）出

自第2期（第6层），但是冶炼活动存在的证据——1件灰黄色砂岩半范，可能是铸造扇形

钺，一种逐渐增多的铜基制品类型——被证实仅存于第3期前段［245］。

近来在银梭岛遗址发现了更多关于这一地区铜基工具使用的证据，2003年发掘的

一个贝丘遗址，位于洱海中的银梭岛上。发掘者认为铜基工具出自第2—4期，年代分

别为1500BC—1100BC、1200BC—900BC、900BC—400BC年［246］。

我们不得不承认，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上面提到的器物（从类型学和冶金考古学的

角度），同时对整个云贵高原地区作更多的考古调查，从而来评估整个长江河谷和岭

南—云贵高原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之间的文化与技术上的联系。然而，来自滇西

北的早期红铜/青铜工具的使用与生产证据，总体来说见证了一个较长过程的冶金操作

与使用活动，可将中国西南地区看做是另一个在公元前2千纪后段向东南亚大陆传播早

期冶金知识的地区。尽管这些遗址位于怀特与汉密尔顿提出的通往班清的“长征”线

上，但是年代都太晚而不能支持其观点。

（四）东南亚青铜时代

在东南亚，我们寻求班农瓦遗址最可靠的年代。这是一个大型的环壕聚落，Mun河上游众多遗址之一。最初的发掘是为了验证铁器时代的存在，在铁器时代居住层之

下是跨越六期的青铜时代墓地，再下面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经过7个年度的发掘，

以墓葬中随葬的双壳贝测定的76个14C数据证明这个遗址时代跨度很长，用贝叶斯分析

法分析后确认在公元前11时候后期进入到早期青铜时代［247］。青铜时代1期的陶器是由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发展而来，暗示着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平稳过渡。同样，

在青铜时代2期陶罐上的某些压印纹与新石器阶段陶器上的相同［248］。

现在的问题延伸至班农瓦遗址的检验结果与已发掘的其他东南亚青铜时代遗址相


符合。Ban Lum Khao遗址位于班农瓦以东20千米处［249］。该遗址的最早期相当于班农瓦

新石器时代2期，灰坑中的木炭年代说明向青铜时代的过渡发生在1200BC左右［250］。该

遗址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相当于班农瓦青铜时代2期。

Ban Na Di位于班清遗址的以南23千米处。1982年的发掘，揭示出从青铜时代至铁

器时代早晚两期的文化发展序列。14C数据有明确的遗存背景：铸造铜基制品的炉子、

灶和灰坑中较厚的木炭层。由于后来的研究，这些应该被称之为混合样本，木炭物种

不明（如Ashmore文章中所定义［251］）。这就要求数据都被当做是年代上限。青铜时代

的墓葬可分为两期，而后直接过渡为铁器时代。三个阶段的墓葬类似，随葬的陶器形

制只能反映出每个阶段之间的细微变化，因此推测其年代在600BC—400BC之间。

Nong Nor遗址靠近现在的泰国湾海岸边。遗址分为两期，早期代表的是海洋狩猎

采集者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晚期的青铜时代墓葬埋于贝丘之中。在遗址中

找到很少的木炭，一座婴儿墓随葬陶罐中的木炭年代为940BC—760BC。测定了随葬陶

器中羼和料的年代。5个数据显示年代在1200BC—800BC之间，用这种物质断代同样存

在问题。我们同样将这些数据当做是年代上限。其中一座墓中有玛瑙珠，泰国早期铁

器时代墓葬中常用来标志墓主身份。这显示该遗址年代相对较晚，可能在公元前7—前

5世纪。

Phu Lon是于Loei省境内湄公河附近的一处铜矿开采遗址，是集中但可能是季节性

的铜矿开采与加工的关键地点，遗址中的木炭年代在公元前1千纪［252］。

在Lupburi省，已知最早的关于铜矿加工的证据来自Khao Wong Prachan峡谷的能

帕威遗址。该遗址既靠近Khao Tab Kwai的地表裸露铜铁矿区，又靠近Khao Phu Kha的主要铜矿产地，有记载的就有几座铜矿井。另外，该遗址还邻近Khao Wong Prachan峡谷［253］本地和Khao Sai On矿区的众多小型铜矿产地［254］。能帕威遗址的发掘，发

现了寄生矿、铜矿、红土矿痕迹和赤铁矿碎块，推测史前时期对铜矿储备包括有Khao Tab Kwai［255］。能帕威遗址下层青铜时代墓地有红铜冶炼的证据，包括双范和红铜制品［256］。

依据2个14C数据［257］，以及对墓葬中出土的可作为“标准化石”的器物和遗址中出土的

有可靠放射性测年数据的器物进行的类型学比较，可将能帕威遗址青铜时代墓葬分为

两期。早期（MP1）以随葬有铜基冶炼证据的墓葬为代表：两座死者墓中均有铸造大

型有銎斧/锛的双范。其中一座墓中一对范被有意打碎，散布在死者的周围，而另一座

墓中范置于死者两膝间。3件红铜制品，包括1件铜斧/锛（钺）［258］、1件鱼钩和1件锈

蚀的铜条，分别出自三座墓中。泰国Mun河谷地的Ban Lum Khao遗址［259］、柬埔寨的

Mlu Prei遗址［260］、越南的Dong Deny遗址（Go Mun文化）和Dong Dau遗址［261］、珠

海的棠下环遗址［262］以及剑川海门口遗址［263］均出土有类似的双范。这些发现年代

在1100BC—800BC，能帕威遗址的14C年代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并且，能帕威遗址

和Ban Lum Khao遗址2期［264］、班农瓦遗址青铜时代1期［265］出土的典型陶器极为

相似，证明能帕威遗址1期的年代在1100BC—800BC，2期年代在800BC—500BC，

陶器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出现巨大变化。陶器颜色为黄褐色，纹饰主要是大量红泥


陶衣饰于口沿、颈部或者器底。

能帕威遗址的陶器同Plu Noi［266］、Ban Lum Khao遗址2期1A中的陶器，以及班农

瓦青铜时代3期［267］中的陶器类型上相似。能帕威遗址中的个人装饰品包括石手镯和

大理石手镯，模仿圆锥壳雕刻而成。这一时期出现骨器，包括若干骨鱼叉，越南Dong Dau遗址中出土有同类的骨器［268］。

能帕威以南，在Lopburi平原上，Tha Kae遗址青铜时代的地层中有少数墓葬，随

葬有橙色至浅黄色的陶罐，颈部饰有红泥陶衣，与班农瓦青铜时代1期具有明显的相

似性［269］。Tha Kae出土的石手镯（其中1件用金属丝修复过）断面为三角形。另有大

量制作贝壳饰品的残渣出土于青铜时代地层，测定14C年代为800BC—700BC，见证了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全盛时期［270］。

Plu Noi［271］位于Lopburi平原西北缘Takli Undulating地带，距Tha Kae 48千米，距

Khao Wong Prachan的铜矿开采与冶炼遗址30千米，早期墓葬的陶器以上腹部饰有红泥

陶衣的球形罐为典型。这种器形见于班农瓦青铜时代2期墓葬中［272］。个人装饰品有管状

贝珠，与Nong Nor出土的相似［273］。在青铜时代4期中［274］还发现有贝壳制成的耳饰，同

样与Nong Nor和班农瓦遗址中出土的相似。T形断面的手镯在泰国大多数青铜时代遗址

中都出有，尤其是在班农瓦青铜时代2期—4期、Ban Lum Khao遗址墓葬2期［275］、Ban Da Di［276］，因此将Plu Noi早期墓葬年代定为800BC—500BC。

六、总结

在构建青铜技术向东南亚地区传播的模式时，必须先建立起正确的年代框架。我

们检验了怀特和汉密尔顿为支持了其年代与文化模式而对班清进行测年所用14C测年方

法［277］，认为存在方法论的缺陷。我们以班清居民的骨头和随葬动物骨头做AMS年代

测定，用最先进的超滤技术对这些样本作预处理，以清除骨胶原。怀特［278］提出的过

渡年代是其关于整个东南亚，尤其是班清遗址青铜铸造开端的理论模式的基础，我们

认为班清青铜时代的开始年代相比之下要晚1千年。甚至，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

代的遗存中采集的人骨，其年代数据不仅反映出该遗址最早的居民出现于公元前16—前15世纪，而且显示出与班农瓦遗址年代序列完全一致。

我们还重新审视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建立，发现来自长江流域的水稻和

种植聚落的影响。我们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开始了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的扩张，并

持续至公元前2千纪晚期。

为了构建有关新石器时代的扩张和后来青铜时代建立的模式，我们须寻找证据

链。首先在公元前3千纪，中国中原地区以西和以北已建立起四个铜基冶炼中心。随后

最复杂的青铜铸造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商代和西周时期，即公元前2千纪。怀特和汉密

尔顿［279］描述了晚商遗址中出土的双范，但是我们可以追溯到这种技术是沿着长江河

谷南下，然后通过岭南地区最终到达东南亚。通过Khao Wong Prachan峡谷丰富的铜基


冶炼证据，Pryce等人［280］总结了铜基冶炼技术是如何从技术交流中产生以及随之而来

的本地传统的出现。在此技术南传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墓葬中出现了某些“社会上

层”，也就是说，某些人通过控制这种新金属媒介的供给与占有，从而加强他们的社

会地位［281］。这在班农瓦遗址中很明显，该遗址占据着战略位置，朝着Phetchabun山脉重要山口的东面入口。这是成为源于Chao Phraya盆地的声望物品的原因。其西150千米处即是Khao Wong Prachan峡谷铜矿开采点，这里的聚落同样可能是海贝运输点，因

为价格昂贵也成为声望物品。Phetchabun山脉盛产大理石，是一种制作手镯和耳环的材

料。以东，Mun河注入湄公河，有Sepon铜矿开采点。Mun河上游同样有特有的价值资

源：盐。

这种自然交换的瓶颈，如Clark和Blake［282］提出的，为“社会上层”提供了垄断

获得声望物品渠道的机会。Hayden将礼仪性的宴会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283］。

可以通过丧葬仪式［284］追溯班农瓦早期青铜时代墓地贵族的出现。从墓地1期至3期，

男性、女性、婴儿和儿童共葬有8代人，财富与东南亚其他遗址不同。死者随葬有最

多80件精美的陶器（某些陶器中有食物遗存）、铜斧、铜镯、铜铃、铜凿、死者手臂

上戴着的海贝制成的手镯，以及成千上万的贝珠；尸体周围放置有鱼、猪蹄、贝壳和

鸡。最富有的死者在葬后被挖出来，进行了二次葬，可能暗示着跟祖先崇拜有关。我

们认为班农瓦遗址铜基冶炼技术在公元前11世纪的传播，与“社会上层”的出现相符

合［285］。班清遗址在早期青铜时代则完全相反。该遗址位于Khorat高原一个偏僻的角

落，不能轻易获得声望物品，从数据中很容易看出班清居民的贫穷与同时期班弄瓦遗

址“社会上层 ”的富有。班农瓦遗址青铜时代2期和3A期的47座墓葬中共随葬有772件海贝手链、43件大理石手链以及159 135件贝珠。相应的，班清遗址众多墓葬中随葬的

上述器物数量分别为0、0和4。我们虽不是冶金专家，但是Roberts等人提出，冶金知识的传播包括一系列复杂的

过程，必然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他们强调“甚至是简单的冶金技术，只能允许极小

的错误出现，否则整个过程终将是失败的”［286］。铜基冶炼技术传入东南亚与Linduff的结论一致，“东亚早期金属技术有实验阶段和成熟阶段，也许不是独立开始，但是

由于当地的传统、风俗和接受能力而出现”［287］。考古发现见证了公元前2千纪后段中

国青铜时代王国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聚落之间的交流与接触。我们认为这就是青铜器

发明专家加快其技术南传的媒介，因此刺激了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出现。

从文中陈述和强调的年代框架中看，怀特与汉密尔顿的模式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如所有参加这场争辩的学者所认同的那样［288］，各种理论将会随着调整整个欧

亚山地、中国和东南亚的数据而变化。这些数据加强了相对较新的认识，这些地区至

少从青铜时代起就处在同一个相互作用圈。

从寻求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方法论来说，班农瓦遗址也许是一个交叉界限。该遗址

不仅有大量可靠的涵盖了向青铜时代的过渡的14C年代，并通过贝叶斯方法进行校正，

能够建立大致的冶金年代框架。同样显示出，这一地区越大面积的对外开放，就越能


减少样品的误差。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理论正在接受考验，仅为下一步解释提供

了基础［289］。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考验。测年手段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一旦发现不可

靠，例如对地面的陶片进行AMS测年，应立即排除。对混合的不明物种的木炭样品的

年代数据，必须当做是年代上限处理。发掘必须是比如今规模更大，以获取可靠的证

据，通过分析外来珍贵物品的来源，例如黄铜，以追溯交换的渠道［290］。尽管东南亚

青铜时代的确认已有一个世纪，对于其理解仍处于初期阶段。每一次新的大规模发掘

都提供了建立以贝叶斯校正年代为基础的年代序列的机会，同时详细的发掘报告将会

检验和加强我们对其文化、年代和冶金特征的理解。

致谢：感谢费城大学博物馆的Richard Hodges教授、泰国艺术厅的总馆长Somsuda Leyavanija博士允许我们采集检测班清遗址人骨的年代；M.Pietrusewsky博士同意对相

关人骨进行测年。感谢Vincent Pigott博士、Oliver Pryce博士和另两名匿名人士对本文初

稿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所有牛津大学14C加速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Charles Higham 和Amphan Kijngam要感谢已故的Chester Gorman 和Pisit Charienwongsa 博士邀请他们参

与班清遗址1974年和1975年的发掘。

注释

［ 1 ］ J. C. White and E. Hamilton，“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Ag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Vol.22（2009），pp.357-397. 乔伊斯·怀特、伊丽

莎白·汉密尔顿：《东南亚青铜技术起源新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北京：科学出

版社，2011年，第59—112页。

［ 2 ］ C. F. W. Higham，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R. Ciarla，“Rethinking Yuanlongpo: The Case for Technological Links Between Lingnan

（PRC）and Central Thailand During the Bronze Age”，East and West，Vol.57（2007），

pp.1-23；V. C. Pigott and R. 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 D. Hook and P. 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ing：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76-88.

［ 3 ］ E. Cartailhac,“Les Bronzes Prehistoriques du Cambodge et les Recherches de M.Ludovic

Jammes”， L’Anthropologie，Vol.6（1890），pp.641-650.

［ 4 ］ J. B. Noulet, L’Âge de la pierre polie et du bronze au Cambodge d’après les découvertes de

M.J.Moura，Archives du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Toulouse 1. Toulouse:Privat，1879.

［ 5 ］ M. Lefèvre-Pontalis，“Note de M.Lefèvre-Pontalis”，in M. Pavie，eds.，Mission Pavie:

Explorations de l’Indo-Chine.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Paris: Ernest Leroux，1894，pp.14-23.

［ 6 ］ M. Massie，“Note de M.Massie”，in A. Pavie，eds.，Mission Pavie: Explorations de l’Indo-

Chine.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Paris: Ernest Leroux，1894，pp.7-13.


［ 7 ］ A. Pavie，Mission Pavie: Explorations de l’Indo-Chine.Archéologie et histoire，Paris: Ernest

Leroux，1894，pp.7-13.

［ 8 ］ R. Maglioni，“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Eastern Kwangtung”，Journal Monograph II，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1975.

［ 9 ］ W. Schofield，“An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ek Pik”，in W. Meacham，eds.，An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ek Pik. Journal Monograph I，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1975.

［10］ W. G. Solheim II，“Early Bronze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Current Anthropology，Vol.9: 1

（1968），pp.59-62.

［11］ W. G. Solheim II，“An Earlier Agricultural Revolution”，Scientific American CCVI，Vol.4

（1972），pp.34-41.

［12］ C. F. Gorman and P. Charoenwongsa，“Ban Chiang: A Mosaic of Impressions From the First Two

Years”，Expedition，Vol.8: 4（1976），pp.14-26.

［13］ D. T. Bayard and P. Charoenwongsa，“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Metallurgy in Southeast

Asia: Reply to Loofs-Wissowa”，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4: 1（1983），

pp.12-17；W. G. Solheim II，“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Metallurgy in Southeast Asia:

Another Reply to Loofs-Wissowa”，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4: 1（1983），

pp.18-25.

［14］ H. H. E. Loofs-Wissowa，“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Metallurgy in Southeast Asia: A

Review of the Present Evidenc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4: 1（1983），

pp.1-11, 26-31；C. F. W. Higham，The Ban Chiang Culture in Wider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LXIX，1984，pp.229-261.

［15］ P. J. Ashmore，“Radiocarbon Dating: Avoiding Errors by Avoiding Mixed Samples”，

Antiquity，Vol.73（1999），pp.124-130.

［16］ A. Bayliss，C. Bronk Ramsey，J. van der Plicht and A. Whittle，“Bradshaw and Bayes: Towards

a Timetable for the Neolithic”，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17（Suppl 1），

2007，pp.1-28.

［17］ F. Rispoli，“The Incised and Impressed Pottery Styl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ollowing

the Path of Neolithization”，East and West，Vol.57（2007），pp.235-304；D. Q. Fuller，

Y.-I. Sato，C. Castillo，Qin L.，A. R. Weisskopf，J. Kingwell-Banham，et al，“Consilience

of Genetics and Archaeobotany in the Entangled History of Rice”，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Vol.2（2010），pp.115-131；Zhang Chi and Hong Xiaochun，“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Antiquity，Vol. 84（2010），pp.11-25.

［18］ J. C. White and E. Hamilton，“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Ag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Vol.22: 4（2009），pp.357-397.

［19］ C. F Gorman and P. Charoenwongsa，“Ban Chiang: A Mosaic of Impressions From the First Two


Years”，Expedition，Vol.8: 4（1976）, pp.14-26.

［20］ J. C. White，A Revision of the Chronology of Ban Chia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history

of Northeast Thailand，Ph.D. thesi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6.

［21］ C. F. W. Higham，“The Ban Chiang Culture in Wider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IX（1984），pp.229-261.

［22］ B. Bronson，“Notes on the History of Iron in Thailand”，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Vol.73

（1985），pp.205-225.

［23］ R. E. M. Hedges，P. B. Pettitt，C. Bronk Ramsey and G. J. Van Klinken，“Radiocarbon Dates

From the Oxford AMS System: Archaeometry Datelist 23”，Archaeometry，Vol.39（1997），

pp.247-262.

［24］ J. C. White，“A Brief Note on New Dates for the Ban Chiang Cultural Tradition”，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16（1997），pp.103–106；J. C. White，“Dating

Early Bronze at Ban Chiang, Thailand”，in J.-P. Pautreau, A.-S. Coupey, V. Zeitoun and

E.Rambault，eds.，From Homo Erectus to the Living Traditions，Bougo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2008，pp.91-110.



［26］ C. F. W. Higham，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R. 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Sai On，Lopburi Province，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Vol.57（2007），pp.395-401.

［28］ V. C.Pigott and R. 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 D. Hook and P.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ing: 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2007，pp.76-88.

［29］ E. N. 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E. N. Chernykh，“Form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 Belt Cultures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Archaeometallurgy and Radiocarbon Dating”，in B. Hanks and K. Linduff，eds.，

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p.115-145；P. L. Kohl，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L. Koryakova and A. V. Epimakhov, 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0］ B. K. Hanks，A. V. Epimakhov and A. C. Renfrew，“Towards a Refined Chronology for the

Bronze Age of the Southern Urals, Russia”，Antiquity，Vol.81（2007），pp.353-367.

［31］ E. N. Chernykh，“Form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 Belt Cultures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Archaeometallurgy and Radiocarbon Dating”，in B. Hanks and K. Linduff，eds.，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5-145.

［32］ Mei Jianjun，“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121（2003），pp.1-39.




1992.

［35］ L. Koryakova and A. V. Epimakhov，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6］ L. Koryakova and A. V. Epimakhov，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7］ P. L. Kohl，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9］ C.Bronk Ramsey，“Bayesian Analysis of Radiocarbon Dates”，Radiocarbon，Vol.51: 1

（2009），pp.337-360.

［40］ M. Pietrusewksy and M. T. Douglas，Ban Chiang: A Prehistoric Village site in Northeast

Thailand，Volume I: The Human Skeletal Remain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2002.

［41］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eds.，“Prehistoric Excavations in Northeast Thailand:

Excavations at Ban Na Di，Ban Chiang Hian，Ban Muang Phruk，Ban Sangui，Non Noi and

Ban Kho Noi”，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31，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1984，

pp.i-iii；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eds.，“The Excavation of Nong Nor，a Prehistoric

Site in Central Thailand”，University of Otago Studies in Prehistoric Anthropology No.18，

Oxford: Oxbow Books，1998；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 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5.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16（1997），pp.103-106；J. C. White，“Dating

Early Bronze at Ban Chiang, Thailand”，in J.-P. Pautreau，A.-S. Coupey，V. Zeitoun and E.

Rambault，eds.，From Homo Erectus to the Living Traditions，Bougo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2008，pp.91-104.

［44］ I. Glover，“Ban Don Ta Phet: The 1984-5 Excavation”，in I. Glover and E. Glover，eds.，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86，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61，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1990，pp.139-183.

［45］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The Excavation of Nong Nor，a Prehistoric Site in Central

Thailand”，University of Otago Studies in Prehistoric Anthropology No.18，Oxford: Oxbow

Books，1998.


1996.

［47］ D. Glusker and J. White，“Comment”，Archaeometry，Vol.39（1997），pp.259-260.

［48］ R. E. M. Hedges，P. B. Pettitt，C. Bronk Ramsey and G. J. Van Klinken，“Radiocarbon Dates

From the Oxford AMS System: Archaeometry Datelist 23”，Archaeometry，Vol.39（1997），

pp.247-262.

［49］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II:

The Excavation Ban Non Wat（Introduction），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

2009.

［50］ J. C. White，“Dating Early Bronze at Ban Chiang, Thailand”，in J.-P. Pautreau，A.-S.

Coupey，V. Zeitoun and E. Rambault，eds.，From Homo Erectus to the Living Traditions，

Bougo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2008，pp.91-104.

［51］ C. Bonsall，G. Cook，J. L. Manson and D. Sanderson，“Direct Dating of Neolithic Pottery:

Progress and Prospects”，Documenta Praehistorica，Vol.29（2002），pp.47-59；S. P. De

Atley，“Radiocarbon Dating of Ceramic Materials: Progress and Prospects”，Radiocarbon，

Vol.22:3（1980），pp.987-993.

［52］ R. E. M. Hedges，T. Chen and R. A. Housley，“Results and Methods in the Radiocarbon Dating

of Pottery”，Radiocarbon，Vol.34:3（1992），pp.906-915.

［53］ P. M. Rice，Pottery Analysis: A Sourcebook，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4］ K. Manning，R. Pelling，T. Higham，J.-L. Schwenninger and D. Q. Fuller，“4500-year Old

Domesticated Pearl Millet（Pennisetum Glaucum）From the Tilemsi Valley，Mali: New Insights

into An Alternative Cereal Domestication Pathwa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38: 2（2011），pp.312-322.

［55］ R. Berstan，A. W. Stott，S. Minnitt，C. Bronk Ramsey，R. E. M. Hedges and R. P. Evershed，

“Direct Dating of Pottery From Its Organic Residues: New Precision Using Compound-Specific

Carbon Isotopes”，Antiquity，Vol.82（2008），pp.702-713.

［56］ C. F. W. Higham，Ya. V. Kuzmin and G. S. Burr，“The AMS 14C Dating of Iron Age Rice Chaff

Ceramic Temper From Ban Non Wat，Thailand: First Results and its Interpretation”，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B: Beam Interactions With Materials and

Atoms，Vol.268（2010），pp.1022-1025.

［57］ Ya. V. Kuzmin，S. Hall，M. S. Tite，R. Bailey，J. M. O’Malley and V. E. Medvedev，

“Radiocarbon and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of the Pottery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Site of


Gasya（Russian Far East）: Initial Results”，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Vol.20（2001），

pp.945-948.

［58］ Ya. V. Kuzmin，“The Earliest Centres of Pottery Origi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Review of Chronology for the Oldest Neolithic Cultures”，Documenta Praehistorica，Vol.29

（2002），pp.37-46.

［59］ J. C. White，“Dating Early Bronze at Ban Chiang，Thailand”，in J.-P. Pautreau，A.-S.



［60］ S. C. Mulholland，and C. Prior，“AMS Radiocarbon Dating of Phytoliths”，in D. M.

Pearsall，D. R. Piperno，eds.，“Current Research in Phytolith Analysis: Applications in

Archaeology and Paleoecology”，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10，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1993，pp.21-23.

［61］ G. M. Santos，A. Alexandre，H. G. Coe，P. E. Reyerson，J. R. Southon and C. N. De

Carvalho，“The Phytolith 14C Puzzle: A Tale of Background Determinations and Accuracy

Tests”，Radiocarbon，Vol.52:1（2010），pp.113-128.

［62］ G. M. Santos，A. Alexandre，H. G. Coe，P. E. Reyerson，J. R. Southon and C. N. De Carvalho，

“The Phytolith 14C Puzzle: A Tale of Background Determinations and Accuracy Tests”，

Radiocarbon，Vol.52: 1（2010），pp.113-128.

［63］ C. B. Ramsey，T. Higham，A. Bowles and R. Hedges，“Improvements to the Pretreatment of

Bone at Oxford”，Radiocarbon，Vol.46:1（2004），pp.155-163；C. Higham，“Crossing

National Boundaries: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in E. A. Bacus，I. C.

Glover and V. C. Pigott，eds.，Uncovering Southeast Asia’s Past，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6，pp.13-21.

［64］ F. Brock，T. Higham and C. Bronk Ramsey，“Pre-screening Techniques for Identification

of Samples Suitable for Radio Carbon Dating of Poorly Preserved Bone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Vol.37:4（2010），pp.855-865.

［65］ P. J. Reimer，M. G. L. Baillie，E. Bard，A. Bayliss，J. W. Beck，P. G. Blackwell et al，

“IntCal09 and Marine09 Radiocarbon Age Calibration Curves，0-50,000 Years cal BP”，

Radiocarbon，Vol.51:4（2009），pp.1111-1150.

［66］ C. B. Ramsey，“Bayesian Analysis of Radiocarbon Dates”，Radiocarbon，Vol.51:1

（2009），pp.337-360.




［68］ J. C. White and E. G. Hamilton，“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Ag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69］ M. Pietrusewksy and M. T. Douglas，Ban Chiang: A Prehistoric Village Site in Northeast

Thailand，Volume I: The Human Skeletal Remain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2002.

［70］ C. Higham and T. Higham，“A New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or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A Bayesian Model From Ban Non Wat”，Antiquity，Vol.83（2009），pp.125-144.

［71］ J. C. White and E. G. Hamilton，“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Ag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Vol.22:4（2009），pp.357-397.

［72］ C. F. W. Higham，“Introduction”，in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eds.，The Excavation

at Ban Non Wat: The Neolithic Occupation，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

2011，pp.1-9.

［73］ C. F. W. Higham，“Introduction”，in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eds.，The Excavation

at Ban Non Wat: The Neolithic Occupation，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

2011，pp.1-9.

［74］ C. Onsuwan，Excavation of Ban Mai Chaimongkol，Nakhon Sawan Province，Central Thailand:

A Study of Site Stratigraphy，Chron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history of Central

Thailand. MA thesis，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0；C.

Onsuwan Eyre，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Communities in the Eastern Upper Chao Phraya

River Valley Thailand: Analysis of Site Chronology，Settlement Pattern and Land Use，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6.



Bougo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2008，pp.91-104；C. Onsuwan

Eyre，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Communities in the Eastern Upper Chao Phraya River Valley

Thailand: Analysis of Site Chronology，Settlement Pattern and Land Use，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6.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16（1997），pp.103-106.

［77］ C. F. W. Higham，“Recasting Thailand: New Discoveries at Ban Non Wat”，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Vol.31（2009），pp.38-41；C. Higham and T. Higham，“A New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or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Based on a Bayesian Model From Ban Non Wat”，

Antiquity，Vol.83（2009），pp.125-144；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Introduction”，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II: The Excavation Ban Non Wat，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9.

［78］ 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Towards a Working Chronology for Central Thailand:

Revising the Sequence for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and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Congress，Hanoi，November


29th-December 5th，2009；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Revis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Sequence for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 Central Thailand: An Update”，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Berlin，September 27th-October 2nd，2010.

［79］ C. F. W. Higham and R. Bannanurag，The Excavation at Khok Phanom Di，Volume I: The

Excavation，Chronology and Human Burials，London: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0.

［80］ P. Bellwood，First Farmers，Oxford: Blackwell，2005；J. Diamond and P. Bellwood，

“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 The First Expansion”，Science，Vol.300（2003），

pp.597-603；C. Higham，“Languages and Farming Dispersal: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and

Rice Cultivation”，in P. Bellwood and C. Renfrew，eds.，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2002，pp.223-232；C. Higham，“East

Asian Agriculture and its Impact”，in C. Scarre，eds.，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London: Thames & Hudson，2005，pp.234-263；C.

Higham，“Crossing National Boundaries: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in

E. A. Bacus，I. C. Glover and V. C. Pigott，eds.，Uncovering Southeast Asia’s Past，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6，pp.13-21；C. F. W. Higham and T. L.-D. Lu，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Rice Cultivation”，Antiquity，Vol.72（1998），pp.867-877；

F. Rispoli，“The Incised and Impressed Pottery Styl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ollowing

the Path of Neolithization”，East and West，Vol.57（2007），pp.235-304；Zhang Chi and

Hong Xiaochun，“The Neolithic of Southern China: Origin，Development and Dispersal”，

Asian Perspectives，Vol.47: 2（2008），pp.299-329；Zhang Chi and Hong Xiaochun，“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Antiquity，Vol.84（2010），pp.11-25.

［81］ D. Q. Fuller，E. Harvey and L. Qin，“Presumed Domestication？Evidence for Wild Rice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Fifth Millennium BC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Antiquity，Vol.81（2007），pp.316-331；D. Q. Fuller，Y.-I. Sato，C. Castillo，L. Qin，A. R.

Weisskopf，E. J. Kingwell-Banham，et al，“Consilience of Genetics and Archaeobotany in the

Entangled History of Rice”，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Vol.2（2010），

pp.115-131；D. Q. Fuller and L. Qin，“Water Management and Labour in 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Asian Rice”，World Archaeology，Vol.41（2009），pp.88-111；Zhang Chi and

Hong Xiaochun，“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Antiquity，Vol.84

（2010），pp.11-25.

［82］ G. W. Crawford and S. Chen，“The Origin of Rice Agriculture: Recent Progress in East Asia”，

Antiquity，Vol.72（1998），pp.858-866；A. P. Pei，“Notes on New Advancements and

Revelations in the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of Early Rice Domestication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Antiquity，Vol.72（1998），pp.878-885.

［8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跨湖桥》，北京：文


物出版社，2004年。Jiang Leping and Liu Li，“The Discovery of An 8000-year-old Dugout

Canoe at Kuahuqiao in Lower Yangzi River，China”，Antiquity，Vol.79（2005），http://

antiquity.ac.uk/projgall/liu/index.html；Jiang Leping and Liu Li，“New Evidence for the Origins

of Sedentism and Rice Domestication in Lower Yangzi River，China”，Antiquity，Vol.80

（2006），pp.355-356.

［84］谷建祥：《绰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稻田》，《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1。汤陵华：《绰

墩遗址的原始稻作遗存》，《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1。

［8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86］ F. Rispoli，“The Incised and Impressed Pottery Styl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ollowing the

Path of Neolithization”，East and West，Vol.57（2007），pp.235-304.

［8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

（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

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

期》，《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5辑。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考

古》1999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省广元市文物管理所：

《四川广元市张家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1年第9期。


Coupey，V. Zeitoun and E.Rambault，eds.，From Homo Erectus to the Living Traditions，





［90］ C. Onsuwan Eyre，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Communities in the Eastern Upper Chao Phraya

River Valley Thailand: Analysis of Site Chronology，Settlement Pattern and Land Use，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6.







［93］ F. Rispoli，“Incised and Impressed Pottery Style as a Chronological Boundar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Congress，

Hanoi，November 29th-December 5th，2009.






［9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Southeast A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Congress，


［98］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ume VII: Summary

and Conclusions，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2004.

［99］ J. C. White and E. G. Hamilton，“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Vol.22（2009），pp.357-397.

［100］ P. Pisnupong，“The Industrial Stone Technology”，in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

eds.，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ume III (part 1): The Material Culture，Research

Report 50，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3，pp.45-104.

［101］ B. A. Vincent，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VI: The Pottery，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2003.

［102］ A. Bentley，N. Tayles，C. Higham，C. Macpherson and T. C. Atkinson，“Shifting Gender

Relations at Khok Phanom Di，Thailand: Isotopic Evidence From the Skeletons”，Current

Anthropology，Vol.48:2（2007），pp.301-314.




［104］ G. B. Thompson，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ume IV: The Biological Remains（Part

II），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6.

［105］ N. G. Tayles，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ume V: The People，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9.

［106］ B. A. Vincent，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VI: The Pottery，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2003.


eds.，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ume III （part 1）: The Material Culture，

Research Report 50，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3，pp.45-104.

［108］ P. Sørensen and T. Hatting，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ailand: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urials，Copenhagen: Munksgard，1967.

［109］ S. H. Leong，“Jenderam Hilir and the Mid-Holocene Prehistory of the West Coast Plain of

Peninsular Malaysia”，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10（1991），

pp.150-160.

［110］ C. M. Ho，The Pottery of Kok Charoen and its Farther Context，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London，1984.

［111］ F. Rispoli，“Late Third/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Pottery Traditions in Central Thailand: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a Wider Perspective”，in R. Ciarla and F. Rispoli，eds.，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2（Serie Orientale Roma，Vol.77），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59-97.


eds.，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Volume III （part 1）: The Material Culture,


［113］ M. S. Veraprasert，Etude Archéologyque sur le Site de Sab Champa，M.A. thesis，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Paris，1982.

［114］ M. D. Hall，“Aspects of Pottery Decoration”，in C. F. W. Higham and R. Thorasat，eds.，

The Excavation at Khok Phanom Di，Volume III: The Material Culture，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3，pp.239-274；B. A. Vincent，The Excavation of Khok Phanom Di, Vol.VI:

The Pottery，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2003.

［115］ J. C. White，Ban Chiang: 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1982.

［116］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Introduction”，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

Volume III: The Excavation of Ban Non Wat，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

2009.

［117］ C. F. W. Higham，“The Ban Chiang Culture in Wider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LXIX（1983），pp.229-261.



pp.150-160.

［119］ Ha Van Tan，Theo dau cac van hoa co [In Pursuit of Ancient Cultures]，Hanoi: Nha Xuat Ban

Khoa Hoc Xa Hoi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1997.

［12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121］ S. Lertrit，P. Jumprom and A. Klinpoklab，“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Sab Champa:

Results and Speculations”，Muang Boran，Vol.27（2001），pp.117-133；S. Lertrit，“Sab

Champa Revisited: Results of Recent Archeological Field Investigations”，in V. Paz，eds.，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Wilhelm G.Solheim II Festschrift，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2004，pp.504-521；V. Maleipan，“The Excavation at Sab Champa”，in

R. B. Smith and W. Watson，eds.，Early South East Asi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p.337-341；M. S. Veraprasert，Etude Archéologyque sur le Site de Sab Champa，M.A.

thesis，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1982.

［122］ V. Maleipan，“The Excavation at Sab Champa”，in R. B. Smith and W. Watson，eds.，Early


South East Asi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337-341.

［123］ V. C. Pigott，A. D. Weiss and S. Natapintu，“The Archaeology of Copper Production: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Rispoli，eds.，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2（Serie Orientale Roma，Vol.77），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119-158.



Hanoi，November 29th–December 5th，2009；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

“Revis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Sequence for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Central Thailand:

An Update”，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Berlin，September 27th–October 2nd，2010.



Research Report 50，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1993，pp. 45-104.

［126］ S. Natapintu，“Current Research on Ancient Copper-Base Metallurgy in Thailand”，in

P. Charoenwongsa and B. Bronson，eds.，Prehistoric Studies: The Stone and Metal Ages in

Thailand， Bangkok: Thai Antiquity Working Group，1988，pp.107-124.

［127］ S. Siripanich，“An Analytical Study on Pottery From the Excavation at Ban Tha Kae，Muang

District， Lopburi Province”，M.A.thesis，Silpakorn University，1985.

［128］ V. Maleipan，“The Excavation at Sab Champa”，in R. B. Smith and W. Watson，eds.，Early

South East Asi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337-341.




［130］ C. F. W. Higham，“The Opposed Human Figure at Khok Phanom Di”，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Vol.92（2004），pp.15-36.

［131］ W. G. SolheimⅡ，“Early Pottery in Northern Thailand and Conjectures on its Relationship”，

in H. H. E. Loofs-Wissowa，eds.，The Diffusion of Material Culture: 2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Proceedings of Seminar E，Canberr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University of Honolulu，1980，pp.35-52.



pp.150-160.

［133］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3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

报》2003年第2期。


［135］ S. Lertrit，P. Jumprom and A. Klinpoklab，“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Sab Champa:

Results and Speculations”，Muang Boran，Vol.27（2001），pp.117-133；S. Lertrit，“Sab

Champa Revisited: Results of Recent Archeological Field Investigations”，in V. Paz，eds.，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Wilhelm G.Solheim II Festschrift，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2004，pp.504-521；V. Maleipan，“The Excavation at Sab Champa”，in

R. B. Smith and W. Watson，eds.，Early South East Asi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p.337-341；M. S. Veraprasert，Etude Archéologyque sur le Site de Sab Champa，M.A.

thesis，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1982.

［136］ C. F. W. Higham and T. F. G. Higham，“A New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or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Based on A Bayesian Model From Ban Non Wat”，Antiquity，Vol.82

（2009），pp.125-144；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Introduction”，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II: The Excavation of Ban Non Wat，Bangkok: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9.

［137］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

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5.

［138］ T. F. G. Higham，“Dating the Occupation of Ban Lum Khao”，in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 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5b，pp.5-8.




［140］ N. Masanari and K. D. Nguyen，“Excavation of An Son: A Neolithic Mound Site in the Middle

Reach of the Vam Co Dong River，Southern Vietnam”，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22（2002），pp.101-104.

［141］ P. Bellwood，First Farmers，Oxford: Blackwell，2005.

［14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宫仓包包

出土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8—90页。

［143］ N. Masanari，“Settlement Patterns on the Red River Plain From the Late Prehistoric Period to

the 10th Century AD”，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25（2005），

pp.99-107.

［144］ N. Masanari，“Settlement Patterns on the Red River Plain From the Late Prehistoric Period to

the 10th Century AD”，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Vol.25（2005），

pp.99-107.

［145］ D. Q. Fuller，Y.-I. Sato，C. Castillo，L. Qin，A. R. Weisskopf，E. J. Kingwell-Banham，

et al，“Consilience of Genetics and Archaeobotany in the Entangled History of Ric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Vol.2（2010），pp.115-131.





1996；V. C. Pigott and R. 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D. Hook and P. 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ing: 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76-88；R. 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Sai On，Lopburi Province，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Vol.57（2007b），pp.395-401.

［14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第9期。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

［149］ B. Hanks，A. V. Epimakhov and A. C. Renfrew，“Towards a Refined Chronology for the

Bronze Age of the Southern Urals，Russia”，Antiquity，Vol.81（2007），pp.353-367.


1992.

［151］ M. D. Frachetti，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152］ G. Shelach，“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Approaches to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Series，London: Equinox，2009.

［153］ V. C. Pigott and R. 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D. Hook and P. 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ing:

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76-88；R. 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Sai On，Lopburi Province，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Vol.57（2007），pp.395-401.

［154］ H. Parzinger and N. Boroffka，Das Zinn der Bronzezeit in Mittelasien，Archäologie in Iran und

Turan，Mainz: P.von Zabern，2003；I. Good，“When East Met West: Interpretive Problems

in Assessing Eurasian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Antiquity”，in A. V. G. Betts and F. Kidd，

eds.，New Directions in Silkroad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Held at ICAANE

V，Madrid，2006，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und Turan，Band42，Berlin:

Reimerpp.201023-45.



［156］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57］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

148页。


［158］韩汝玢、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姜寨——新石器时代遗

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8—554页。

［15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54—159页。

［160］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61］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162］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Zhang Zhongpei，“The

Yangshao Period: Prosper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historic Society”，in K. C. Chang and

P. F. Xu，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p.43-83.



［16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54—159页。

［165］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Shao W.P.，“The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Sphere of the Longhsan Period”, in K. C. Chang and P.

F. Xu，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p.85-123；Mei Jianjun，“Metallurgy in Bronze Age Xinjiang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in K. M. Linduff，eds.，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Chinese Studies 31，Lewiston: Edwin Mellen，2004，pp.173-188；

R. L. Thorp，China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Shang Civilizatio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166］ Bai YunXiang，“A Discussion on Early Metals and the Origin of Bronze Casting in China”，

Chinese Archaeology，Vol.3（2003），pp.157-165.

［167］ Mei Jianjun，“Metallurgy in Bronze Age Xinjiang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in K. M.

Linduff，eds.，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Chinese Studies 31，Lewiston: Edwin Mellen，2004，pp.173-188；Bai Yunxiang，

“A Discussion on Early Metals and the Origin of Bronze Casting in China”，Chinese

Archaeology，Vol.3（2003），pp.157-165.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

1993年第12期。










［169］ G. Shelach，“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Approaches to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Series，London: Equinox，2009.



Chinese Studies 31，Lewiston: Edwin Mellen，2004，pp.173-188；Bai Yunxiang，

“A Discussion on Early Metals and the Origin of Bronze Casting in China”，Chinese

Archaeology，Vol.3（2003），pp.157-165.









［172］ R. L. Thorp，China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Shang Civilizatio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Chinese Studies 31，Lewiston: Edwin Mellen，2004，pp.173-188.

［17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176］ V. C. Pigott and R. 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D. Hook and P. 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ing: 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76-88.








R. Thorp，China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Shang Civilizatio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178］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179］ J. C. White，“Early East Asian Metallurgy: The Southern Tradition”，in R. Maddin，eds.，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Zhengzhou，China，21-26 October，1986，

Cambridge，MA: MIT Press1988，pp.175-181.

［180］ R.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181］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2］ V. C. Pigott and A. D. Weiss and S. Natapintu，“The Archaeology of Copper Production: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119-158.

［18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

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4］ P. Bellwood，First Farmers，Oxford: Blackwell，2005.

［185］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18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四川考古

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页。

［187］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第115—128页。

［18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彭明瀚：

《吴城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0—91页。

［189］彭明瀚：《吴城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4—37页。

［190］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88—101页。彭明瀚：《吴城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98—105页。

［191］ R. Thorp，China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Shang Civilizatio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V. C. Pigott and R. 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D. Hook and P.


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ing: 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76-88.

［19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193］ F. Rispoli，“Looking for the Root of Neolith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British Museum，London，September 13-17，2004；F. Rispoli，“The Incised and Impressed

Pottery Style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ollowing the Path of Neolithization”，East and

West，Vol.57（2007），pp.235-304.



［195］ F. Allard，“Growth and Stability among Complex Societies in Prehistoric Lingnan，Southeast

China”，Pap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Vol.8（1997），pp.37-58.

［196］ G. Shelach，“I Fenomeni di Znterazione Interregionale tra la Tarda Età Neolitica e la Prima

Età del Bronzo”，in R. Ciarla and M. Scarpari，eds.，La Cina，Volume I，Torino: Einaudi，

2011.

［197］ F. Allard，“Growth and Stability Among Complex Societies in Prehistoric Lingnan，Southeast

China”，Pap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Vol.8（1997），pp.37-58.

［198］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

亚考古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

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

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199］李岩：《广东早期青铜时代遗存述略》，《考古》2001年第3期。

［200］杨耀林：《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考古》1997年第6期。

［20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平沙文化科: 《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98年第7期。

［202］ J. C. White，“Early East Asian Metallurgy: The Southern Tradition”，in R. Maddin，eds.，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Zhengzhou，China，21-26 October，1986，

Cambridge，MA: MIT Press1988，pp.175-181.

［203］珠海市博物馆等：《淇澳岛亚婆湾、南芒湾遗址调查》，《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69页。

［204］梁振兴：《东澳岛南沙湾遗址调查》，《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1年，第80—83页。

［205］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

考古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206］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


考古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杨耀林：《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

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考古》1997年第6期。

［207］ Xu Hengbin，“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Bronze Age of Guangdong”，《广东出土先秦文

物》，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第64—85页。

［208］ W. Meacham， “Sha Po Tsuen”，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Vol.13

（1993），pp.33-54.


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第64—85页。




Sai On, Lopburi Province, 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57（2007），pp.395-401；V. C.

Pigott， A. D. Weiss and S. Natapintu，“The Archaeology of Copper Production: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Rispoli，eds.，


per l’Africa e l’Oriente (IsIAO)，1997，pp.119-158；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

Revis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Sequence for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 Central Thailand: An

Update，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Berlin，September 27th-October 2nd，2010.



［213］杨耀林：《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考古》1997年第6期。


Southeast Asia，Based on a Bayesian Model From Ban Non Wat”，Antiquity，Vol.82

（2009），pp.125-144；C. F. W. Higham，“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New Insight on

Social Change From Ban Non Wat”，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21:3（2011），

pp.365-389.

［21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深圳市屋背岭商时期墓葬群》，《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

出版社，2004年，第163—185页。

［216］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217］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张昌平：《论殷墟时期

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5—128页。

劳洁灵：《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地区史前陶器的比较分析》，《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福

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0—169页。

［218］李岩：《广东早期青铜时代遗存述略》，《考古》2001年第3期，第63页。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Rispoli，

eds.，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2（Serie Orientale Roma，Vol.77），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119-158；R. 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Sai On, Lopburi Province，

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Vol.57（2007），pp.395-401.

［220］ C. F. W. Higham，“Recasting Thailand: New Discoveries at Ban Non Wat”，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Vol.31（2009），pp.38-41.

［22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

第12期。




Museum，2007，pp.76-88.

［22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先秦崖洞葬综述》，《广西考古文集》第一辑，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92—212页。韦江：《广西先秦考古述评》，《广西考古文

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8—59页。

［22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那坡县博物馆：《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

古》2003年第10期。

［22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12期。R. 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Sai On，Lopburi Province，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Vol.57

（2007），pp.395-401.


古》2003年第10期。


古》2003年第10期。



［229］ 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Revis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Sequence for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Central Thailand: An Update”，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Berlin，September 27th-October 2nd，2010.

［230］覃芳：《广西先秦时期的青铜剑》，《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476、491页。

［231］ Ren Mei’e.，Yang Renzhang and Bao Haosheng，An Outline of China’s Physical Geograph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5.


［232］ Ren Mei’e.，Yang Renzhang and Bao Haosheng，An Outline of China’s Physical Geograph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5.




Museum，2007，pp.76-88.

［234］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

［235］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

［236］李飞：《贵州安龙新出铜器——兼论贵州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四川文物》2009年第3

期，第62—69页。

［23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第9期。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238］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239］ V. C. Pigott，A. D. Weiss，S. Natapintu，“The Archaeology of Copper Production: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Rispoli，eds.，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119-158；R. Ciarla，“A Preliminary Report on

Lo.R.A.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Prehistoric Khao Sai On，Lopburi Province，Central

Thailand”，East and West，Vol.57（2007），pp.395-401.

［24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第9期。

［2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年），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242］王大道：《云南剑川海门口早期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44—251页。

［243］ T. H. Chiou-Peng，“Incipient Metallurgy in Yunnan: New Data for Old Debates”，in J. Mei

and T. Rehren，eds.，Metallurgy and Civiliz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London: Archetype，

2009，pp.79-84.

［24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

8期。

［24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

8期。

［24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

8期。


Southeast Asia，Based on a Bayesian Model From Ban Non Wat”，Antiquity，Vol.82

（2009），pp.125-144.




2009.



［250］ T. F. G. Higham，“Dating the Occupation of Ban Lum Khao”，in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 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5，pp.5-8.



［252］ V. C. Pigott and G. Weisgerber，“Mining Archaeology in Geological Context: The Prehistoric

Coppermining Complex at Phu Lon，Nong Khai Province，Northeast Thailand”，in T.

Rehren，A. Hauptmann and J. D. Muhly，eds.，Metallurgica Antiqua: In Honor of Hans-Bert

Bachmann and Robert Maddin，Der Anschnitt 8，Bochum: Deutsches-Bergbau Museum，

1998，pp.135-162.

［253］ S. Natapintu，“Current Research on Ancient Copper-base Metallurgy in Thailand”，in P.

Charoenwongsa and B. Bronson，eds.，Prehistoric Studies: The Stone and Metal Ages in

Thailand，Bangkok: Thai Antiquity Working Group，1988，pp.107-124.

［254］ R. Ciarla，“Rethinking Yuanlongpo: The Case for Technological Links Between Lingnan

（PRC）and Central Thailand During the Bronze Age”，East and West，Vol.57（2007），

pp.1-23.

［255］ M. Cremaschi，R. Ciarla and V. C. Pigott，“Palaeoenvironment and Late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Lopburi Region of Central Thailand”，in I. Glover，eds.，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0，

Hull: University of Hull，1992，pp.167-177.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Rispoli，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119-158.

［257］ 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Establish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Sequence for the

Lopburi Region，Central Thailand，2011.


Excavations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Rispoli，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119-158；T. O. Pryce，M. Martinon-

Torres，V. C. Pigott and T. Rehren，“Prehistoric Copper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of Central Thailand”，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Vol.2（2010），pp.237-264.



［260］ P. Lévy，Recherch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 région de Mlu Prei.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éme Orient 30，Hanoi:Impr.d’Extrême-Orient，1943.



Mining: 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 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76-88；R. Ciarla，“Rethinking Yuanlongpo: The Case for Technological

Links Between Lingnan ( PRC ) and Central Thailand During the Bronze Age”，East and

West，Vol.57（2007）, pp.1-23.


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 La Niece，D. Hook and P. Craddock，eds.，Metals and


Museum，2007，pp.76-88；R. Ciarla，“Rethinking Yuanlongpo: The Case for Technological

Links Between Lingnan ( PRC ) and Central Thailand During the Bronze Age”，East and

West，Vol.57（2007）, pp.1-23.

［26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264］ D. J. W. O’Reilly，“Social Aspects of the Cemetery”，in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

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 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

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4，pp.301-324.

［265］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II: The

Excavation of Ban Non Wat，Introduction，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

2009.


Revising the Sequence for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and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


29th–December 5th，2009；F. Rispoli，R. Ciarla and V. C. Pigott，Establishing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Sequence for the Lopburi Region，Central Thailand，2011.



2009.

［268］ X. C. Hoang，Vinh Phuc.Thoi Tieu Su–So Su[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the Vinh Phuc

Province]，Vinh Phuc: So Van Hoa Thong Tin–The Tao，2000.



Revising the Sequence for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and the Greater Lopburi region”，


29th–December 5th，2009.

［270］ R. Ciarla，“The Thai-Italian Lopburi Eegional Archaeological Project: Preliminary Results”，

in I. Glover，eds.，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0，Hull: University of Hull，1992，

pp.111-128.

［271］ S. Natapintu，“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Central Thailand”，in R. Ciarla and F.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IsIAO），1997，pp.45-56；R. Ciarla，“The Thai–

Italian，Lopburi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 Survey of Fifteen Years of Activities”，in

I. Piovano，eds.，La Cultura Thailandese e le Relazioni Italo–Thai，Torino: Centro Studi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CESMEO），2005，pp.77-104.

［272］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Introduction”，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II: The Excavation of Ban Non Wat，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9.

［273］ N. Chang，Personal Ornaments in Thai Prehistory: Nong Nor，Ban Lum Khao and Noen

U-Loke，Ph.D.thesis，University of Otago，Dunedin，New Zealand，2001.



2009.

［275］ N. Chang，“The Personal Ornaments”，in C. F. W. Higham and R. Thosarat，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I: The Excavation of Ban Lum Khao，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04，pp.217-230.

［276］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eds.，Prehistoric Excavations in Northeast Thailand:

Excavations at Ban Na Di，Ban Chiang Hian，Ban Muang Phruk，Ban Sangui，Non Noi and

Ban Kho Noi，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31，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1984，

pp.i-iii.




Coupey，V. Zeitoun and E. Rambault，eds.，From Homo erectus to the Living Traditions，




［280］ T. O. Pryce，M. Pollard，M. Martinon-Torres，V. C. Pigott and E. Pernicka，“Southeast

Asia’s First Isotopically-defined Prehistoric Copper Production System: When did Extractive


Metallurgy Begin in the Khao Wong Prachan Valley of Central Thailand？”，Archaeometry，

Vol.53（2010），pp.146-163.

［281］ C. F. W. Higham，“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New Insight on Social Change From Ban

Non Wat”，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21:3（2011b），pp.365-389.

［282］ J. E. Clark and M. Blake，“The Power of Prestige: Competitive Generos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Rank Societies in Lowland Mesoamerica”，in E. M. Brumfiel and J. W. Fox，eds.，

Faction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7-30.

［283］ B. Hayden，“Funeral Feasts: Why are They so Important？”，Cambridge Archaeology

Journal，Vol.19:1（2009），pp.29-52.


Non Wat”，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21:3（2011），pp.365-389.


Non Wat”，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21:3（2011），pp.365-389.

［286］ B. W. Roberts，C. P. Thornton and V. C. Pigott，“Development of Metallurgy in Eurasia”，

Antiquity，Vol.83（2009），pp.1012-1022.

［287］ K. M. Linduff，“At the Eastern Edge: Metallurgy and Adaptation in Gansu（PRC）in the 2nd

Millennium BC”，in K. Jones-Bley and D. G. Zdanovich，eds.，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 Regional Specifics in Light of Global Models，

Volume II（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Vol.45），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2002，pp.595-611.




Museum，2007，pp.76-88；J. C. White and E. Hamilton，“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Ag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Vol.22

（2009），pp.357-397.

［289］ A. Bayliss，C. Bronk Ramsey，J. van der Plicht，A. Whittle，“Bradshaw and Bayes: Towards

a Timetable for the Neolithic”，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17（Suppl1）

（2007），pp.1-28.

［290］ T.O.Pryce，“Technical Analysis of Bronze Age Ban Non Wat Copper-base Artefacts”，in C.

F. W. Higham and A. Kijngam，ed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Volume V: The

Bronze Age，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2011，pp.489-498.


The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Charles Higham1 Thomas Higham2 Roberto Ciarla3 Katerina Douka2 Amphan Kijngam4 Fiorella Rispoli3

（1.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Otago 2. Oxford Radiocarbon Accelerator Unit, Research 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 3. Italian Institute for

Africa and the Orient 4.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Thailand, Bangkok, Thailand）

Abstract：White and Hamilton (SEA7: 59–112, 2011) have proposed a model for the origi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founded on seven AMS radiocarbon determinations from the Northeast Thai site of Ban Chiang, which would date theinitial Bronze Age there to about 2000 BC. Since this date is too early for the derivation of a bronze industry from the documented exchange that linked Southeast Asia with Chinese states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 they have identified the Seima-Turbino 3rd millennium BC forest-steppe technology of the area between the Urals and the Altai as the sourc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We challenge this model by presenting a new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or Ban Chiang, which supports our model that the knowledge of bronze metallurgy reached Southeast Asia only in the late 2nd millennium BC, through contact with the states of the Yellow and Yangtze valleys.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Bronze Age, Thailand, Ban Non Wat, Ban Chiang, Shang, Civilization, Seima-Turbino

2014b Higham C., T. Higham, R. Ciarla, K. Douka, A. Kijngam, F. Rispoli, 东南亚青铜器时代的起源 (Dongnan Ya Qingtongqi shidai de qiyuan - The Origins of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Doc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