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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体建构环境风险话语的特征及其问题——以厦门、宁波及大连 PX事件为例The media power of manipulate the environmental risk issues：Case study of PX crisis in Xiamen, Ningbo and Dalian

作者 Author _ 陈经超 Chen Jingchao 郑海燕 Zheng Haiyan

| 摘　　　要 |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公众在风险社会中风险

感知度增强、风险知识不足的结果。媒体为风险议题提供沟通平台，影响着受众的风险感知，理性的媒介风险建构

是保持公众理性判断的基础。那么媒体在风险传播中表现如何，是否实现理性的风险建构？本研究从风险话语、报

导立场、消息来源等方面考察媒体对环境群体事件背后的环境风险的建构情况。研究发现，媒体在报道时，对事件

本身呈现不足，风险知识报导失衡，媒体在风险建构时存在记者主观评判与负面消息过度使用的倾向等特征。

| 关　键　词 | 环境群体性事件 风险建构

| ABSTRACT |　 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the domestic group events, mass disturbance become a field of study.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show as the result of the enhancement of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lack of

knowledge of risk in risk society. Medias provide communication plat for the risk issues, which influence the

risk perception of the audiences. Rational medium risk construc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keeping public rational

judgement. Then how does the media perform in the spread of risk? Is the rational risk structure realized? this

paper used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news about Xiamen, Dalian, Ningbo PX incident to find that how the

media construct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Study found that the media reported low proportion of risk issues. When

media reported risk knowledge, journalists tend to overuse of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negative news.

| KEY WORDS |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Risk construction

| 作者简介 | 陈经超（1978-），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现代广告研究所研究员；郑海燕（1990-），女，厦

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人们对健康和生态问

题越来越重视， 环境性群体事件不断增长。据 《新京

报》报道，自 1996 年来，国内环境性群体事件保持

年均 29% 的增速。杨朝飞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专题讲座上介绍，重特大环境事件高发频发，2005

年以来，中国大陆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 927

起，重特大事件 72 起，其中 2011 年重大事件比上年

同期增长 120%。“十一五” 期间， 环境信访 30 多万件，

行政复议 2614 件。[1] 目前中国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环境污染已经发生的反应型环境

群体性事件，一类是民众对环境风险感知下的预防型

环境群体事件。[2] 反应型环境群体事件仍然居于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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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广告大观 理论版 2015.4 |

但预防型环境群体事件有增加的趋势。2007 年，厦

门爆发的 PX 事件是典型的预防型环境群体事件，此

后，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等地陆续爆发大

规模的以反对石油化工项目的事件，并引起媒体的广

泛关注。

预防型环境群体事件是公众在对环境风险感知下

的运动，风险是民众反抗的因由，是抗争的根本原因。

由于风险知识的专业性水平较高，民众风险信息缺乏，

风险认知产生偏差，公众对风险认知的偏差进而影响

其行为决策，导致群体事件。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

“better safe than sorry”[3]（Lee，1981）假说发挥作用，

公众集体抵制具有威胁的“危险设施”的设立。媒体

是公众获取消息的主要方式，风险议题的呈现主要依

赖于媒体的呈现，“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对新闻

信息的渴望和焦虑”（郭小平，2006）。媒体具有告知、

倾听、言说和影响的功能，“媒体呈现风险议题并提

供沟通平台，构成受众的风险感知以及社会的‘风险沟

通’的关键要素，同时建构了社会对不同风险争议的

容纳力。”（郭小平，2006）“研究表明，公众对特定风

险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了解得比较全面，对该事件结

果的认知能够客观地知觉 ；或者能够接受多个而不是

单一方面的信息，并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

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有适当的行为反应”（谢晓

非，郑蕊，2003）。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能否积极发

挥其风险信息互动功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风险沟通

效果。因而媒体能否认识到群体事件背后的环境风险，

并对这些风险议题和风险信息合理呈现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此，本研究欲了解媒体在预防型环境群体事件中

的表现如何，媒体如何呈现环境风险，其风险建构方

式是否对风险沟通具有正向作用。

本研究选取预防型环境群体事件中非常具有代表

性的 PX 事件进行研究。PX 事件是指厦门 PX 事件后，

各地发生的抵制低毒类化学物质 PX 化工厂在当地设

厂的群体性事件，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等

地都先后爆发此类事件。其中厦门、大连、宁波规模

较大，影响较广，且是造成“PX 效应”的原始事件，

公众受先入为主观念影响，很可能因为这三次事件的

报道而对 PX 项目产生难以改变的固有印象，因而选

用此三地事件的新闻报导作为研究对象。

2007 年厦门爆发第一场因 PX 项目引发的群体性

抗议事件，该项目由政府支持，但政府一直对外封锁

消息 , 直至 5 月 20 号左右有人通过手机短信在厦门市

民中间传播反对 PX 项目的信息、号召市民游行，随后

6 月 1 日爆发群体性事件，市民开始游行。厦门 PX 事

件爆发后，当地媒体与其他异地媒体等多家媒体对事

件进行了报道，由于此类事件属于初次发生，媒体对

于突发事件准备时间少，且项目专业性过高，因而媒

体在报道时对项目风险性呈现尚不成熟 ；并且该事件

被认定为“非法游行”，因而各方面舆论报道受到政府

制约，对 PX 项目的报道受到压制。PX 事件自此拉开

序幕，随后多地陆续爆发反对 PX 项目的事件。大连、

宁波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2 年爆发反对 PX 项目的游

行活动，PX 事件已不再是偶发性事件，而是“多米诺”

骨牌效应下的常发事件。在厦门事件后，媒体对 PX

事件已经有一定经验、 并有较为充分的准备时间，政府

虽然仍打压媒体，但例如大连 PX 事件中《三联生活

周刊》等媒体仍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随着 PX 事

件陆续发生，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呈现可能发生变化，

对项目风险呈现可能存在不同。因而本研究从媒体风

险沟通的任务与职责出发，分析 PX 事件中环境风险

的媒体建构问题。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

1. 媒体在对事件进行建构时，报导中所采用的风

险话语体系为何 ；随着 3 次 PX 事件的陆续发生，风

险话语是否发生变化？

2. 媒体对风险知识和风险水平的关注度如何，持

有怎样的报导立场 ；随着 3 次 PX 事件的陆续发生是

否发生变化？

3. 媒体如何引导风险定义，报导中消息来源的分

布情况 ；随着 3 次 PX 事件的陆续发生，媒体对消息

来源的引用是否发生变化？

媒体的风险传播与风险放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 [4]（1986）提出“风

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

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道路产生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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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现代风险的主要特征则是风险

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风险威胁以及社会的不安全

感。因而，风险与危机不同，“危险是真实的，但风险

却是一种社会建构。”[5] 媒介是公众了解风险的主要渠

道，媒介在描述风险矛盾性的定义上，即在呈现或构

建风险及其不确定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 [6]（陈潇潇，

2010）。“媒介的风险传播，即风险报道与评论，既赋

予了传媒作为风险沟通主体之一的地位，也建构了社会

风险”[7]（郭小平，2006）。媒体具有告知、倾听、言说

和影响的功能，媒体为风险议题提供沟通平台，影响

着受众的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成败有重要影响。不

仅如此，媒体的风险传播对包括风险管理等其他多个

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传媒有效的风险传播与受众的风

险认知，构成了民主政治环境下风险决策的基础。媒

体对风险议题的呈现，以及对环境与健康风险的解释，

尤其是基于传媒的互动性的风险传播，这是风险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8]（郭小平，2006）。“媒体既是风险

沟通的媒介，也是风险沟通的主体之一。媒体的风险

传播能够凸现并具象化潜隐风险。相反，如果媒体遮

蔽、扭曲风险信息必然带来风险沟通失衡”[9]（郭小平，

2008）。媒体能否有效地呈现风险议题对于风险的建

构具有重要作用。

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 传媒受“不确定性”或“反

思现代性”的制约，常常无法避免这样的一种传播悖

论——传媒在促进受众的“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

险沟通”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

新“风险”的源头。[10] 且媒体对风险、灾害等负面信息

有着强烈的追逐和放大热情，并且在风险建构过程中，

往往存在着对风险事件的放大效应。1988 年克拉克大

学研究者提出的“风险建构的社会放大效应”（SARF），

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有两个主要的机制 ：信息机制和

反应机制。风险通过信息系统进入社会放大站而被放

大并传播开来，进而产生行为反应，形成风险放大的

初级影响。社会行为反应转而导致超出风险事件原始

的直接影响范围，产生次级影响。相比于初级影响，

次级影响在于其持续性的影响效应 ：持久的心理感知、

意象和态度，经济的影响，政治和社会压力，对其他

技术和活动的影响。次级影响被个体和社会群体感知，

产生第三级影响。影响到遥远的地方或未来世代，形

成“涟漪效应”。“涟漪效应”揭示了风险传播过程可

以扩展 （放大风险）或限制 （减弱风险） 在时间上、 领

域上、地理上的影响范围，激发社会和政治上的效应，

促进或阻碍风险调控措施的介入（陈潇潇，2010）。从

各地陆续发生的“PX 事件”的发展轨迹来看，此风险

事件已经达到第三阶段的影响，在时间空间距离上产

生了非常深刻而长久的影响。深入溯因，风险扩大到

第三阶段的影响，根本在于第一阶段的风险放大，在

风险建构的初始阶段减少风险的放大效应至关重要。

“放大站是 SARF 中的一项关键要素，风险信息最初

要通过它们实现转换。放大站包括个人、技术专家、

意见领袖、大众媒体、政府机构和社会群体等。媒体

原本就是各类信息最主要的社会放大站”[11]（刘晓亮，

2013），新闻媒体对风险事件相关议题的报道，在公

众舆论的形成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放大的过程

就是一个信息加工、建构、交流的工程和效应的传播

过程”[12]（伍麟，2013），因而新闻媒体能否很好地把

控风险事件的报道，有效传播风险事件的信息，尽可

能提供对风险事件的详细描述，避免人们的主观臆断，

对避免风险的过度放大至关重要。

“媒 体的作用不仅 表现在报 道的数 量上，而更

重要的是对风险的架构（framing） 效应。很多学者

将媒体视作高度框架化的话语，而风险的社会过程

（风险的感知、传递、放大、缩小等）就在这种高度

框架化的话语里产生”[13]（周晓玲，2010）。Ortwin

Renn[14]（2009）在综合前人对风险话语的研究，将

有关健康和环境风险沟通的风险话语（risk debate）

分 为 三 个 层 次 ：第 一 层 次“ 风 险 事 态 ”（factual

evidence and probabilities），涉及 风险 发 生可能

性、风险水平、损害程度等事实论据，第一层次的

沟通目的是实现消息的传输，提供最为准确的事实，

包括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为受众提供尽可能

准确的风险事实，确保受众对风险消息的理解 ；第

二层 次“风险 调控”（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expertise，and experience）， 是 相 关 部 门 进 行风

险调控阶段，涉及相关机构、部门对风险的应对，关

注于相关组织机构处理风险的能力 ；第三层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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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反 思”（conflicts about worldviews and value

systems）是由于在风险议题上引发的矛盾更为复杂，

前两个层次的话 语构建无法满足社会理解的需求，

必须寻求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一种风险话语。风险

沟通的目的是协调风险议题中的价值冲突和矛盾，寻

求最大范围的共识和理解，同时建立起一种互信互

重的社会氛围。

国内学者陈潇潇（2010）在博士论文《全球变暖

风险的国际媒介建构》使用了此风险议题框架，对比

研究中美两国在全球变暖报导上风险议题框架的特点，

风险议题框架与媒介注意周期之间的关联等。薛可、

王舒瑶 [15]（2012）将此风险议题分类作为框架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国内媒体在进行风险建

构时偏好风险的调控，而国外风险建构注重展示风险

事件。本文也借用 Ortwin Renn 对风险话语的三个分

类，将其应用于对新闻报导中风险议题的分类。将新

闻报导风险议题分为“风险事态”、“风险调控”、“风险

反思”，为防止报导多样性，导致某些报导没办法归为

上述三类，添加“其他类”，构成本文最终研究使用的

新闻报导风险议题分类。

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采集

媒体选择 ：本文以新闻媒体网站中对于厦门、大

连、宁波三地的 PX 事件报导为研究对象，将人民网

和新浪网选作媒体样本。人民网是以新闻为主的大型

网上信息发布平台，是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在新闻报

导中极具权威性 ；相较于人民网的官方性质，新浪网

则是商业性质的网站，新浪新闻中心是新浪网的新闻

频道，覆盖了国内外突发新闻事件，近几年来影响力

迅速提升。因而选取这两个网站能够获得较为全面的

报导样本。

时间段选择 ：从事件开始之日起，45 天之内的报

导，因为据本研究前期对新闻报道的浏览，在事件发

生 45 天后媒体基本上就不再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因

而，厦门 PX 事件中选择 5 月 20 日至 7 月 05 日 ；大

连事件源于 2011 年 8 月 8 日福佳大化工厂 500—600

米的堤坝因台风影响有两段垮塌，PX 罐受险，因而选

择 2011 年 8 月 8 日至 2011 年 9 月 23 日 ；宁波 PX 事

件始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村民上访事件，因而选取

2012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07 日。

样本选取： 以人民网搜索框中输入“厦门 PX”、“大

连 PX”、“宁波 PX”，根据上面规定的时间段进行筛

选。搜索到与 PX 事件直接相关的报导样本共 266 个，

剔除重复和无效样本后，共 93 个 ；使用新浪网高级搜

索功能，搜索框中输入“厦门 PX”、“大连 PX”、“宁波

PX”，频道选择“新闻”，按照上述时间段选择搜索。

搜索到与 PX 事件直接相关的报导样本共 334 个，剔

除重复和无效样本后，共 228 个。

（二）类目建构

风险话语： 风险事态、风险调控、风险反思和其他。

消息来源：未交待或无法判断、政府机构、企业、

环保组织、专家学者、民众。

风险水平关注度 ：与 PX 项目知识不相关、少量涉

及 PX 项目知识、大量报导 PX 项目知识。

报导立场 ：只报道项目危害性大的负面报导、综

合考虑项目危害性正反两方面观点的中立报导、只报

道项目危险性小的正面报导。

以“篇”为初级分析单位，根据编码标准中对于上

述类目操作定义的划分进行编码。

（三）研究结果

1. 媒体采用何种风险话语构建风险议题

表 1 风险话语分析（N=321）

涉及 主题 总计

风险事态87 53 140

27.1% 16.5% 43.6%

风险调控49 108 157

15.5% 33.6% 49.1%

风险反思11 132 143

3.4% 41.1% 44.6%

其他0 15 15

0% 4.7% 4.7%

如表 1 所示，媒体在对风险议题进行建构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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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事态、风险调控、风险反思三种风险话语总体上比

例基本相当。以风险事态作为主要报导框架的比例却

远少于风险调控以及风险反思，风险事态受到“冷落”，

公众的信息渴望未得到满足。风险事态被搁置，公众

对风险具体事实知之甚少。

对先 后在 2007 年、2011 年、2012 年发 生 抗 议

PX 项目的厦门、大连、宁波三地的媒体报导中风险话

语进行对比分析。随着事件的接连发生，媒体对 PX

事件的报导中，总体上风险调控的报导比例逐渐减少，

而风险反思议题的报导比例是逐渐增多的。随着 PX

项目引起的民众抗议活动逐渐增多，PX 事件产生多米

诺骨牌效应，从一个偶发的群体事件变成只要有 PX

事件上马即被排挤的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时政府调控

举措采用相同的应对模式，相似事件的陆续发生，让

媒体更多的把重点转移到此类事件为何不断发生的问

题上，即风险反思议题上，包括对政府责任的反思、

经济发展与工业布局规划合理性的反思、民众与政府

利益冲突的反思等。

在风险事态上，大连报导的比例是最多的，这是因

为大连 PX 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台风造成的堤坝垮塌

和 PX 储蓄罐面临泄漏风险，因而对其风险事态的报导

比例较大。而厦门和宁波两地的环境风险尚处于潜在

阶段，并没有爆发，公民只是意识到风险的存在，继而

先引发的小范围、温和性的表达，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引

起媒体高度关注，事件升级、矛盾激化时大量媒体才

开始介入，但由于政策性的限制，媒体或无法深入挖掘

事件的细节，因而对其的风险事态报导相比较少。

在宁波事件中，只有 4.5% 的报导是对风险事态本

身进行细致描写，随着类似事件的发展媒介不再把视

角建构于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而更多对风险进行归因

和反思。而三次事件中采用较大篇幅进行风险调控议

题建构的比例基本相当，媒体一直将政府相关治理举

措作为主要议题，向公众传递客观信息，让公众了解

事情的处理动态，以安抚公众恐慌感。

2. 风险知识和风险水平的关注度与报导立场

表 3 风险知识和风险水平关注度与报导立场分析

正面态度 中立态度 负面态度 总计

当地媒体 3 0 0 3

中央媒体 8 0 0 8

异地媒体 8 8 27 43

总计 19 8 27 54

在风险事态议题的报导中，报道内容涉及 PX 项目

危害性与风险水平的共有 54 篇，占总体风险事态报导

的 38.6%。其中持正面态度的共有 19 条，对其新闻来

源进行分析， 其中 3 条来自厦门晚报，2 条来自人民日

报，来自人民网、新华网、新华社的共有 6 条，其他

类媒体共有 8 条。持负面态度的 27 条和持中立态度的

8 条报导均来自于异地媒体，当地媒体与中央媒体的

11 条报导中全是从正面阐述 PX 项目。

从以上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当地媒体与中央媒

体倾向于以正面态度对 PX 风险进行报道，报导中宣

传 PX 项目的安全系数很高、PX 危害性很低，以降低

人们恐慌感。其他媒体多数对 PX 风险持负面态度，

即报道时只报导了 PX 项目的危害性以及 PX 带来的巨

大风险性，甚至存在夸大危险性的特点。当地媒体和

中央媒体为了缓和局面采用“无风险论”，而公众对当

地媒体和中央媒体的信任感降低，在面对该事件时，

公众为了获得“真实”信息从而转向异地媒体。异地

媒体由于媒体偏好负面信息等特点，在未经调查时就

随意夸大 PX 项目的危险性，这种夸大性报道必然引

表 2 三地风险话语比较

风险事态 风险调控 风险反思 其他

提及 主题 总计 提及 主题 总计 提及 主题 总计 总计

厦门（N=142） 16.9% 13.4% 30.3% 16.2% 35.2% 51.4% 1.4% 39.4% 40.8% 6.3%

大连（N=112） 36.6% 27.7% 64.3% 17.9% 30.4% 48.3% 5.4% 38.4% 43.8% 2.7%

宁波（N=67） 32.8% 4.5% 37.3% 9% 35.8% 44.8% 4.5% 49.3% 53.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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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广告大观 理论版 2015.4 |

起公众进一步恐慌。

为进一步分析媒体对 PX 风险知识的建构特点，

避免风险调控与风险反思话语出现时模糊风险知识

的传递，从样本中提取大量采用风险事态话语，即

以风险事 态为主 题的报导进行研究。结果 显 示如，

53 条以风险事态为主题的报导中提及 PX 项目危险

性 和 PX 风险 水平的共 有 24 篇，以较 大 篇幅 介 绍

PX 项目危险性和 PX 风险水平的报导只有 13 篇。厦

门 PX 事件时共有 6 条，大连 5 篇，宁波 2 篇。因报

导数量较少，本文对每篇报导进行简单文本分析（见

表 4、5、6）。

表 4 2007 年厦门 PX 事件 PX 风险水平报导（N=6）

时间 报道来源 报导 报导内容 报导立场

5月28日 厦门晚报

《海沧

PX项目

已按国家

法定程序

批准在

建》

报导采用记者问，市环保局答

的方式呈现，文章阐释了海沧

PX项目的安全性，声称项目通

过环评符合国家标准。

正面

5月30日 华西都市报

《如果发

生事故污

染不堪设

想》

从项目与城市距离、排放情

况等方面阐释PX项目巨大的

危害性。

负面

5月31日 都市快报

《政府作

出响应暂

停百亿化

工项目》

报导中从政府、专家、民众三

个面客观阐述PX项目的危险

水平。政府称项目符合环保标

准，安全性较高。文中较大篇

幅阐述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对

PX项目安全性的质疑。并引

用了厦门市民短信内容表达民

众对PX项目的认知。

中立

5月31日 信息时报

《PX对

胎儿有极

高致畸

率》

报导引用厦门市民传播短信中

内容，即PX有剧毒、可引起白

血病、胎儿畸形等。

负面

6月1日 新快报

《百亿项

目引发剧

毒传闻：

厦门PX

项目背后

的PK》

阐述厦门市民短信对PX项目

污染性的质疑，村民闻到酸

味，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

授等学者分析PX项目污染隐

患、距离城市距离，厦门市空

气质量下降等，对PX负面评

价。正面消息为厦门政府以及

企业提出PX“安全系数与汽

油同一等级”，并介绍环保措

施先进水平。

中立

6月2日 文汇报

《厦门百

亿化工项

目缓建》

文中称专家表示PX具有极高

危险性，并引用吉林双苯厂

爆炸例子作为佐证。

负面

表 5 2011 年大连 PX 事件 PX 风险水平报道（N=5）

时间 报道来源 报导 报导内容 报导立场

8月9日 新闻晨报

《“梅花”最

后在朝鲜登

陆，强弩之末

差点在大连引

起“化工危

机”》

阐述了PX项目所在地

由于附近化工项目众

多，因而其所在地环境

风险很大。

中立

8月10日 新闻晨报

《“梅花”

散去，却吹

出“PX疑

惑”》

报导称专家指出PX不

是剧毒，危害性较小。

政府指出谣言中国外

PX选址距离城市100公

里说法不实，并举出日

本、美国等例子。消息

来源主要是政府和专

家，对PX风险水平做

出介绍，否认其传言中

的巨大危害性。

正面

9月15日

人民日报

（新浪网与

人民网转

发）

《专家称国

内外均未规

定PX项目须

离居民区100

公里》

对自厦门PX事件以来，

民众传言中PX危险性

做出解释。文中以记者

问，石化、纺织行业、

高等院校、环境保护部

以及专业咨询机构的有

关专家答的方式，阐释

PX国际组织规定PX项

目至少离城市100公里

的说法子虚乌有，PX与

汽油属于同一等级，对

空气质量影响小。此篇

文章是自厦门PX事件以

来，首次就PX危害性全

面细致的解答，是政府

调控的一个环节。

正面

9月19日 检察日报

《谁最该正

确认识PX项

目》

文中就15日专家给出

的PX绝对安全的论调

提出质疑，认为PX有

危险，且生产过程中

附属产品具有高毒性

与致癌性。

负面

表 6 2012 年宁波 PX 事件 PX 风险水平报道（N=2）

时间 报道来源 报导 报导内容 报导立场

10月24日 人民网

《宁波镇海

工程项目因

环保等问题

引发群体上

访》

报导了宁波市镇海区

政府声明，声明中称

PX项目严格执行环

保标准。

正面

10月29日 三联生活周刊

《宁波市民

反对PX始

末：附近村

庄长期受化

工之害》

文中采用当地化工厂

专业人士观点，PX

本身毒性较低，印度

化工厂爆炸是光气，

PX广泛应用于各种

生活用品中。居民从

镇海工业区水质下

降、对农作物影响等

方面反映工业区对环

境破坏力。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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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2015.4 广告大观 理论版 |

综上可以看出， 媒体对 PX 项目知识建构比例很

低，很少对其进行专门报道。每次事件发生后，当地

报纸以及政府党报都会对风险水平做出说明，目的是

控制事件发展，起到辟谣的作用。而异地媒体对风险

知识的建构多是从负面出发，与当地媒体以及政府媒

体产生矛盾。

随着事件不断发生，对于 PX 项目风险知识的报

道逐渐减少，厦门最多，而宁波事件中最少。虽然随

事件发展报道数量减少，但对风险知识探讨的深入水

平提高，报道也逐步趋于理性，尤其是宁波事件中《三

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从各方面探讨了 PX 的风险水平。

3. 媒体如何引导风险定义

总体来看，媒体在对 PX 风险知识建构时，消息

来源选择最多的是专家学者，三地对专家学者消息来

源使用都占据很大比例。除大连外，厦门、宁波两地

事件中媒体较大量以政府机构作为消息来源建构风险

知识。未交待信息来源的在各地报导中都占据较大比

例，多以记者视角构写，其中尤以大连更甚，几乎一半

建构风险知识的报导中未提到消息来源出处。

根据文本分析，由于厦门事件中赵玉芬等政协委

员最早发出反对项目的声音， 因而在之后的媒体报导

中，大量媒体引用赵玉芬对 PX 的危险批判，形成了以

赵玉芬个人代表的专家团意见。

媒体很大部分对 PX 风险知识建构时对消息来源

未做说明，基本以记者本人视角出发，尤其是大连事

件中。造成大连事件中超过半数未对消息来源做出解

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厦门事件和宁波事件发展与大连

事件的差异上。厦门事件发生后，厦门市政府即通过

厦门晚报等地方媒体对事件进行答复，企业也于 28 日

就事件接受记者访问，对项目安全性做出说明，6 月 7

日报导厦门市环保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 PX 项目

不存在剧毒。宁波事件中，宁波镇海区政府 24 日发布

了《关于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就项

目环保标准与安全性进行了说明，镇海炼化公司宣传

部副部长黄仲文也就 PX 项目危害性发表讲话。而大

连事件发生后，政府即刻做出暂缓项目的决定，并未

对项目危害性发表看法，因而媒体在进行风险知识建

构时，未把政府机构作为信息源。因此，厦门事件中

对政府机构消息来源的引用超过其他两次事件，而大

连事件中未有相关组织发布 PX 风险知识，媒体在进

行风险知识建构时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消息来源引用

为零，媒体只能以记者个人视角以及对专家采访获得风

险知识，进而在报导中对其呈现。

结论与讨论

媒体对风险的描述影响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判

断，公众对某些风险因素的过度反应背离了风险本身

的事实，与媒体对科学技术正反两面的信息沟通有较

大关联。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审视媒体的风险沟通职

能表现，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注重事件反思，忽视风险知识。

事件发生后忙着追责，而没有理性思考事件。媒

体在对议题进行风险建构时，更多的以风险调控以及

风险反思为框架进行报道，忽视了风险事态的呈现。

风险知识的报导数量极少，以较大篇幅对 PX 项目风险

表 7 风险知识消息来源

总体（N=54） 厦门（N=26） 大连（N=19） 宁波（N=9）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未交代 16 29.6% 3 11.5% 10 52.6% 3 33.3%

政府机构 10 18.5% 8 30.8% 0 0 2 22.2%

企业 4 7.4% 1 3.8% 0 0 3 33.3%

环保组织 0 0 0 0 0 0 0 0

专家学者 27 50% 16 61.5% 9 47.4% 2 22.2%

民众 6 11.1% 4 15.4% 0 0 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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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

[1] 新华报业网.http://news.xhby.net/system/2012/10/27/015035660.shtml，访问日期：2015年2月21日

[2] 钟其，《环境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新世纪以来浙江省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法治研究》2009年第11期，第44-51页

[3] [英]Lee，T.R,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 and the question of irrationality>,<Risk perception1>,376,P5–P16

[4] [德]贝克（Beck U）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22页

建构的只有十几篇，风险知识传播数量严重不足，无

法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媒介风险知识建构失衡。新闻

报导无法满足受众对于风险知识的渴求，不确定性导

致人们更积极从其他信源寻找信息，网络论坛观点、

抗议等转载和补充，使得 PX 风险信息以传言方式爆

炸式增长。随着事件失去媒体价值，淡出公众视野，

与之相伴的风险议题也随之消失。由于风险知识未被

充分讨论，风险议题重新陷入风险话语的不确定性中，

在之后事件中体现出来。厦门事件后发生的接二连三

的 PX 事件中，民众对 PX 危险性的夸大体现出这一问

题。新京报《评论周刊》（2012）的调查也显示，“超过

半数（54.1%）的受众对 PX 项目的认知‘略知道一些，

听别人说有环境风险’”。经过三次大规模 PX 事件后，

但公众对项目的风险认识尚处于模糊阶段，这不得不

说是媒体的失职。

第二，报导立场冲突，负面建构风险。

中央媒体以及当地媒体以正面立场进行报道，体

现了媒体作为政府喉舌，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维稳的作

用。其他异地媒体则多持负面立场，只报道项目危险

性一面。但当地媒体与中央媒体相比于众多异地媒体

在数量上的弱势，且长久以来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使最终报导总体上呈现出事件与风险负面建构的特点。

机关媒体与异地媒体报导态度上的矛盾性，也可能造

成公众认知混乱，使公众对媒体失去信任感，转而从

其他管道寻找信息。根据负面特性主导模型，“负面消

息对个体影响更加深远，记忆更持久，影响远远高于

正面消息” [16]（谢晓非等，2003）。受众一旦对事件形

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则很难改变。媒体为了利润等

各方面原因，主观判定风险，主要使用负面消息对风

险进行建构，不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甚至会产生长

远影响，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这一点在事件陆

续发生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第三，消息来源单一，缺乏一手资料。

媒体在对信息源进行选择时，若同时拥有多种信

源提供消息，媒体倾向于选择政府和专家。这种对消

息来源偏向性引导着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若一边倒

的引用特定消息来源信息，必然形成该来源的背书者，

不利于对公众认知的合理引导。若无相关信源主动发

布风险知识消息，媒体不会主动探寻新的信息源。在

对风险知识缺乏科学的认识以及信息源缺位的情况下，

对风险知识缺乏主动搜索，迫于截稿的压力，对信息

的选取未经科学严谨思考，因而报导中呈现出来的风

险知识非常狭隘，更有甚者变成记者个人意见的表达，

使得报导中呈现出来的风险知识认知缺乏科学性，带

有记者强烈的主观色彩。

虽然大众媒体有推动风险决策机制民主化的责任，

但实际上过多地将精力放在“利益框架”和“民主框架”

上，成为媒体处理公共事务报导的基本方式 [17]（李艳红，

2012），却忽视了媒体作为“风险知识”生产场所的责任。

新闻为了迎合公众，更有甚者为了“省力”原则，选择固

定模式进行报道，以适应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以及媒体利

益。媒体在处理生态冲突实现“风险正义”时，也要反

思其是否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本研究也为以后类似事件的风险管理提供了

一定的启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由于记者本身

的知识能力不足于解释复杂的风险知识，迫于截稿的

压力，以及新闻刻板报导模式的影响，往往会选择易

得到的消息来源进行主观加工。因而在事件发生后第

一时间内， 相关风险管理机构可以以类似于 “资讯津

贴”的形式，提供足够量的有关风险事件的信息，尤

其是客观风险知识的信息，以保证记者有足够的新闻

素材完成报道。这样便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报导内容

的方向，降低媒体对风险的放大效应，保证公众对类

似风险项目的初始认知维持在理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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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2015.4 广告大观 理论版 |

[5] 郭小平，《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第26-29页

[6] 陈潇潇，《全球变暖风险的国际媒介建构》，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7] 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2006年8月

[8] 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2006年8月

[9] 郭小平，《“怒江事件”中的风险传播与决策民主》，《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第26-29页

[10] 郭小平，《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第129-133页

[11] 刘晓亮、张广利，《从环境风险到群体性事件: 一种 “风险的社会放大” 现象解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20-23页

[12] 伍麟、王磊，《风险缘何被放大——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学术交流》，2013年第1期，第141-146页

[13] 周丽玲，《风险归因: 媒体的风险话语生产与社会建构的核心议题》，《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12期，第101-106页

[14] [德]Renn O（2009），《Risk communication: insights and requirements for designing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programs o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s》, 《Handbook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P80-P98

[15] 薛可、王舒瑶，《议程注意周期模式下中美主流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导框架——以<人民日报> 和<纽约时报>对禽流感的报导为例》，

《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6期，第30-35页

[16] 谢晓非、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心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4期，第375-381页

[17] 李艳红，《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 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9期，第22-33页

| 参考文献 |

1 Lee，T.R（1981）.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 and the question of irrationality. Risk perception1，376

2 钟其，《环境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新世纪以来浙江省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法治研究》，2009年第11期

3 贝克，Beck U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

4 陈潇潇，《全球变暖风险的国际媒介建构》，《武汉大学》，2010年

5 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3期

6 郭小平，《“怒江事件” 中的风险传播与决策民主》，《新闻爱好者：下半月》，2008年第1期

7 刘晓亮、张广利，《从环境风险到群体性事件: 一种 “风险的社会放大” 现象解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8 伍麟、王磊，《风险缘何被放大——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学术交流》，2013年第1期

9 周丽玲，《风险归因: 媒体的风险话语生产与社会建构的核心议题》，《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12期

10 Renn，《Risk communication: insights and requirements for designing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programs o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s》，《Handbook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2009年

11 薛可、王舒瑶，《议程注意周期模式下中美主流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导框架——以<人民日报> 和<纽约时报>对禽流感的报导为例》，《国

际新闻界》，2012年第34期

12 谢晓非、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心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11期

13 李艳红，《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 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