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发展观 ——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的又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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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的又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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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西班牙有学者指出：全球 17 亿多的高层次消费者人均每天消费超过 20 欧元，如果全球 63 亿人都来模仿这些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全球的水、能源、木材、矿藏、土地等资源立刻将不堪重负。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经济发展要做到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又不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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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的建设事业始终不能离开自己的国情。同人的成长一样，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事业中对国情的认识也是逐渐成熟起来的。最近开展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讨论，更是体现了党在思想、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 为什么要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讨论？其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它对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具有何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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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一个极端的例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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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我们习惯将 GDP 同翻两番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所以最近 20 多年，中国比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关注 GDP ，追逐 GDP 。 如果能够正确认识 GDP ，它确实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确实是社会走向全面进步的重要基础。 GDP 这个看似简单枯燥的指标，在见证一种神奇的“中国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 GDP ，误将 GDP 的增长理解成是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有可能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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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人举了个极端的例子：在国外的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相向而行，它们对 GDP 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由于一个司机的疏忽，造成恶性交通事故。随之而来的便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背景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 GDP 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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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有到使用期限就得报废，即使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如果盲目地把这样的生产投入也算作了当年的 GDP ，那就对国民财富形成了负积累。这就是有的地方 GDP 不低、群众汗水流得不少，干部“政绩”不小、利益分配严重不公，老百姓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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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DP—— 经济的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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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是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它的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了解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手段，是制定经济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也是一个国际通用指标，称为“经济的世界语”。没有它，人们就无法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有的经济学家誉之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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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相当一段时期，我们中国人很穷，迫切希望自己尽快富裕起来。以伟人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在 20 多年前提出“改革开放”“翻两番”的目标，很自然地以 GDP作为追赶国际先进生产力的指标参考。所以，在我们中国，无论是干部或是群众，十分看重 GDP ，这同以往“四人帮”一伙漠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以政治冲击经济的“左”的思潮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本来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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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事走向极端，就可能成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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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事情走到极端，就成了不好的事情。好比我们教育系统有的人片面追求升学率，可以演变成学生的灾难。指导思想走了歪， GDP 也会走调。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有些急功近利的人为了追求“政绩”，转而片面追求 GDP ，离开经济发展的规律大搞浮夸的一套，再加上有的政府官员参杂了个人的私利（如王怀忠搞官商勾结，套取国家资财等腐败行为），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以 GDP 论英雄”的口号，使经济的发展偏离了健康持续的轨道，造成了重复建设，浪费了人力和物力，环境严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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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在加大。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投资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国家可以依靠行政的手段进行调控，只要派出工作组到地方政府走一趟，停建一些工程即可见效。现在，民间投资的份额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调控的难度。因为民间投资以利润为目标，哪里能够赚钱就往哪里投资，有一定的盲目性，虽然有的人也知道有风险，但钱是民间自己的，国家要去“治乱”“治热”，就不是那样得心应手。目前主要依靠经济的和市场的力量进行调节，行政调控的效果已比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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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4月 5日的《新华日报》报道：人们都说上海的房价高，误以为上海人的钱特别多。其实，上海有六成的家庭是靠贷款买房，换而言之有一半以上家庭是负资产。现在大家的心理感觉是：人人都在增加“财富”，一旦房价滞涨，卖盘沽出，就可能带来房价下跌，财富缩水，家庭破产，银行坏帐。无锡的情况还没有这样严重，但人心浮躁的现象也是有的 。这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样的风险正在积累中。党和政府没有被一时的经济繁荣所迷惑，正在采取稳妥的措施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既要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又要防止经济过热，这是我们党和政府治理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成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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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提防将经济建设过度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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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承认经济和政治的互相关连，但并不就认为经济就是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生产关系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这就好比我们老师们在教育工作中强调德育重要性的时候，不能用情感的规律去替代认知的规律一样，认知学习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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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可以衡量好多东西，但又衡量不了好多东西。 GDP 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它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有些人把它的作用夸大了，以为它可以解决一切，以为增长效益可以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样的教训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发生过。当时许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就提出“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然而，最后的教训是：能够实现一时的增长，但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伴随着高增长的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等，多高并举，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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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为求 GDP 的增长不择手段，将其人为地抬高到太高的政治高度，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以牺牲文化、教育和环境作为代价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 、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的增长，等等。人和自然的关系必须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人们只能遵循规律而不能改变或违背规律。人们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搞什么“任务经济”，“层层下达指标”，打着“民心工程”的旗号，搞脱离实际的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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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DP 的局限性正在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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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些国家早就开始认识到 GDP 的局限性，并逐渐从片面追求 GDP 中摆脱出来。 1973 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 GDP 中间扣除。 1989 年，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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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个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另外，在会计行业，国外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消耗，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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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更是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在促进发展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内涵，克服了盲目的GDP崇拜，也是我们用来衡量改革开放成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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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GDP 与“生态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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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 10 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 8 个；中国城市河段 70%受到污染，即使是在江南水乡，目前也出现了水质性缺水问题； 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 2600 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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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目前我们人均占有耕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人均占有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30% ，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 。但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 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单位 GDP 的能耗是日本的 10倍，单位产值的水耗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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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 40% ，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 30% ，万元 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 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国际水平的 3倍。到去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 3.7 亿千瓦，而日本只有 2.2亿千瓦，却创造了 4倍于中国 GDP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 4000 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 GDP 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 3/4 ，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 1/4 ，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 50% 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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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七大水系，有一半的河段严重污染，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的计算， GDP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 GDP只剩下 78% ，而日本在人均 GDP1000 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 GDP 为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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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能以社会发展的滞后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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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非典和禽流感疫情，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急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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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现状而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固然不妥当，但在纠正了“左”的思想影响后，如果认为可以忽视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妥当的。当前，我们要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应该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领域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重要理念，都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辨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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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当前要注意解决好“三农”问题和城市发展中的就业、再就业问题，解决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过大问题，解决好分配领域收入悬殊问题，解决好实际上存在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有的是发展中形成的问题，我们切不可因为关注了GDP 而忽略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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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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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仍然是发展，这是强国之本、立国之基。虽然去年我国人均 GDP已经突破了 1000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半个世纪的差距。今天我们讨论科学发展观，讨论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用增长方式的问题来否定增长速度和增长结果。 GDP 是衡量经济总量增长的第一指标，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量算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物质财富的主要指标。以 GDP 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否定对 GDP 增长的努力则更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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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并非反向关系，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就质量越差。 GDP 增长快慢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经济发展的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当前存在的局部经济“过热”，主要是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粗放经营、透支资源，这是造成经济效益差、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因此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实现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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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传统、时代背景和现实国情不同，各国现代化的内容、任务、速度不尽相同。当代中国现代化既不能先搞第一次现代化再搞第二次现代化，也不能不搞第一次现代化而直接搞第二次现代化，而必须是融合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于一体的新式复合型现代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新式复合型现代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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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改革是中国能否实现下阶段经济腾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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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取自于 4月 13日《日本经济新闻》的文章：《中国大学教育面临转折》。这篇文章写道： 2月，日经调查公司对中国的日资企业进行了调查，有近 6 成的企业都回答：“很难招到需要的人才。”热门企业虽然不愁没人，但也是有苦难言。他们反映，中国员工工作态度消极、被动，表达能力差，企业往往还需要再对他们进行特殊培训。一家美国企业的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指出，中国教育以填鸭、应试为主，没有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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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道：中国政府已经产生了危机感。中国教育部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强调了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必要性。中国的教育应从偏重知识型教育，向培养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方向转变。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是能否实现下阶段经济腾飞的关键。 日本人忠告中国大学教育必须改革，对中小学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能怨怪外国人对中国人过于挑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世界企业对中国人的要求。适者生存，这是永恒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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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 4月 11日以〈民工的孩子成了次等学生〉为文章标题，报道了北京民工孩子的境遇，分析了我国基础教育深层次的问题。这篇文章被转载在 4月 20日中国〈参考消息〉上，无锡教育界的同仁不妨抽空一读。其实，中国多数农民的孩子目前接受教育的状况不为城里人所知，人们对民工子女的认识只是凭直觉所了解。穷国办大教育，任重道远。今天我们教育界的同志在讨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讨论一下科学教育观，更应该正视千千万万农民的孩子今后的出路和前途，让他们和城市里的孩子一同享受文明教育的伟大成果，共同感受伟大祖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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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漠视教育的伟大力量，那么，“民工”的孩子长大后还是“民工”，“下岗”人员的孩子长大后还是“下岗”人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靠谁来完成。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党和政府在积极提倡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正在积极采取行动，关心这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但愿能够坚持做到底，能够做成功这件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个成熟的伟大政党的领导，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支持，教育的又一个春天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