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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史研究· ‘‘ 蒙 古 问题"与冷战初期 美国对华政策 提 要:战后中国,冷战、内战与边疆民族的自治倾向相交织,内蒙民族自 治 一 时也 成 为 国 内 政 治 和 对 外 关 系 中 的 焦 点 之 一 。 美 国 对 华 政 策 以 抗 衡 苏 联 为 主 导 , 以 国 民 党 政 权 为 前 驱 , 对 内 蒙 古 民 族 自治 先 是 敌 视 , 在 国 民 党 颓 势 已成 之 后 又转而寻求同内蒙反共派别的隐秘合作。然而和苏联在“道义”上的竞争以及对 中 国 民族 统 一 意 向 的 顾 虑 使 美 国 始 终 对 内 蒙 自治 抱 消 极 态 度 。 因 此 , 在 冷 战 初 期 美国没有成为支持 中国边疆 民族分离的国际势力。 关键词:冷战 美国对华政策 东蒙自治运动 蒙古 “民族派” 德王 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公认的国际政治主题,向来也是冷战史研究的中心。可实际上 “冷战 时期 ” 的历史 比 “冷 战”要 丰 富得 多 。本 文试 以一 种 “本末倒置”的眼光来研究冷战时期的历 史 ,即 不 以冷 战 为 聚 焦 点 , 而 把 超 级 大 国 的 对 抗 看 作 其 他 历 史 进 程 的 外 部 和 “边缘 ”的条件。 具 体 说 ,这 里 对 冷 战 初 期 “蒙古问题”的探讨,意图不在说明中国的边疆事务对于冷战的意义, 而是试图揭示美国从冷战出发的对华政策如何成为中国解决民族边疆问题的一种条件。 从冷战的观点来看,20世纪中期的蒙古问题不过是细微末节。但是,这一问题对中国和蒙 古民族却至关重要。冷战肇始,蒙古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与外蒙古关系的正式 “外 交 化 ” 和 内蒙 古 的 继 续 “内政化 ”。对蒙古 民族 则 意味着 同一 民族被 一 道 国界 一 分为 二 。从 1921 年 到 1945年 外蒙 古演 变成 蒙古 人 民共 和 国 ,这 段 历 史 和 苏联 在 其 中扮 演 的 角色 早 已为 人熟 知 。 但是如果以为 1945年 8月的 《中苏条约》和 10月在外蒙举行的全民投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蒙古 问 题 ,则 是 一 种 误 解 。 事 实 上 , 这 些 从 法 律 上 确 定 外 蒙 地 位 的 事 件 恰 恰 加 剧 了 中 国 境 内 蒙 古 问 题的复杂化。战后,一些内蒙人士受到外蒙分离成功的鼓励,利用苏蒙联占领华北、东北一 些地区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开始积极争取内蒙与外蒙的合并或内蒙在中国境内的高度 自治。由 此 而 起 的 斗 争 牵 涉 到 党 派 、民 族 、 国 际 关 系 诸 多 因 素 。 当 时 正 在 进 行 殊 死 斗 争 的 国 共 两 党 对 内 蒙民族的自治要求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策,但在维护中国对内蒙主权这一点上,国共并无二致。 苏联在战后继续维持以外蒙为缓冲区的战略,对外蒙政府的泛蒙古倾向则加以约束。这样,美 * 有 关 这 一 问题 的讨 论 ,见 陈 连 开 《中国 ·华 夷 -蕃汉 -中华 -中华民族——一 个 内在联 系 发展 被认 识 的过 程》,收 入 费 孝 通 等 著 《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 院出版社 ,1989年 .第 72一 l13页。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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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战 后 中 国 , 冷 战 、 内 战 与 边 疆 民 族 的 自 治 倾 向 相 交 织 , 内 蒙 民 族 自

Mar 2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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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 提 要 : 战 后 中 国 , 冷 战 、 内 战 与 边 疆 民 族 的 自 治 倾 向 相 交 织 , 内 蒙 民 族 自

· 冷战史研究·

‘‘ 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

美国对华政策

刘 晓 原

提 要:战后中国,冷战、内战与边疆民族 的 自治倾 向相 交织,内蒙民族 自

治一时也成为国内政治和对外关 系中的焦点之一。美 国对华政策以抗 衡苏联 为主

导,以国民党政权为前驱 ,对 内蒙古 民族 自治先是敌视,在 国民党颓势 已成 之后

又转而寻求同内蒙反共派别 的隐秘合作。然而和苏联在 “道义”上的竞争以及 对

中国民族统一意 向的顾虑使美国始终对 内蒙 自治抱 消极 态度。因此,在冷战初期

美国没有成为支持 中国边疆 民族分离的国际势力。

关键词:冷战 美国对华政策 东蒙自治运动 蒙古 “民族派” 德王

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公认 的国际政治主题 ,向来也是冷战史研究 的中心。可实际上 “冷 战

时期”的历史 比 “冷战”要丰富得 多。本 文试 以一种 “本末倒置”的眼光来研究冷战时期的历

史 ,即不以冷战为聚焦点,而把超级大国的对抗 看作 其他历史进程 的外部和 “边缘 ”的条件。

具体说 ,这里对冷战初期 “蒙古问题”的探讨 ,意图不在说明中国的边疆事务对于冷战的意义 ,

而是试图揭示美国从冷战出发的对华政策如何成为中国解决民族边疆问题的一种条件。

从冷战的观点来看,20世纪中期的蒙古 问题不过是细微末节。但是 ,这一问题对 中国和蒙

古民族却至关重要。冷战肇始,蒙古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与外蒙古关系的正式 “外

交化”和内蒙古的继续 “内政化”。对蒙古 民族则意味着同一民族被一道国界一分为二。从 1921

年到 1945年外蒙古演变成蒙古人民共和 国,这段历史和苏联在其 中扮演的角色早 已为人熟知 。

但是如果以为 1945年8月的 《中苏条约》和 10月在外蒙举行的全民投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蒙古

问题 ,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些从法律上确定外蒙地位的事件恰恰加剧 了中国境 内蒙古 问

题的复杂化。战后,一些内蒙人士受到外蒙分离成功的鼓励,利用苏蒙联军占领华北、东北一

些地区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开始积极争取内蒙与外蒙的合并或内蒙在中国境内的高度 自治。由

此而起的斗争牵涉到党派 、民族 、国际关 系诸多因素。当时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共两党对内

蒙民族的 自治要求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策 ,但 在维护中国对 内蒙主权这一点上 ,国共并无二致 。

苏联在战后继续维持以外蒙为缓冲区的战略,对外蒙政府的泛蒙古倾向则加以约束。这样,美

* 有关这一 问题 的讨 论 ,见 陈连 开 《中国 ·华 夷 -蕃汉 -中华 -中华民族——一 个 内在联 系 发展 被认 识 的过

程》,收入费孝通等著 《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 院出版社 ,1989年 .第 72一 l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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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2003年第 3期

国作为战后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势力之一,自然被 内蒙一些 自治派别看成是最有可能援 助它

们的国际力量。但是本文对美国 “内蒙古外交”的研究表明,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当时

在内蒙出现的自治和分离运动相当冷漠。从消极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态度实际上抑制了战后

内蒙古对中国的离心倾向。

“东部边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泰尔 (James V.Forresta1)在一次

内阁会议上宣称:“现在中国是我们的东部边疆”①。显而易见,福莱斯泰尔的欧洲中心观使他难

以把中国看成是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 的 “西方” 国家。他有美 国人开发新边疆的冲动,可是对

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关系却是不甚了了。与从西、北方向同中国接壤的英、俄帝国不同,美国

在历史上向来是 自太平洋方向从东向西与 中国接触。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东亚 的影

响急剧上升,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眼里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依然遥远而神秘莫测。美国政府通常

可以借助英帝 国长期的殖民经验 了解中国和亚洲的种种 问题 ,可是内蒙古则例外。尽管不平等

条约在中国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内蒙地区一直是英国势力的一个盲点②。战后内蒙政局动荡的

最初几个月,英 国驻华外交官不得不承认 : “对 内蒙的情况 ,我们的困难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因此,我们的评断搀杂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凭空猜测。”③

与英人相比,美国官员对战后的蒙古问题更加关注,但他们对内蒙的情况同样茫然无知。

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 ,美国先后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大连 、沈阳和西北的西安 、兰州、迪化开

设领馆 ,惟独忽略了中间广袤的内蒙地区④。1945年 10月 ,出于对美国长期战略的考虑 以及对

中国东北 、华北政治军事局势的关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试 图弥补这种情报缺陷,提出美国

应取得在 内蒙和满洲勘测绘图的权利,并 以此作为同国民党政府战后合作的条件之一⑤。虽然这

一 要求没有实现,此后马歇尔对中国内战的调停使命却为美国进入内蒙地区开了方便之门。

1946年初,国共一边谈判,一边在绥远 、热河争夺地盘 ,美国军用飞机则载着 国、共、美三方

小组到各个热点执行停 火。当时国共双方 同意 ,美 国飞机和地面观察人 员可以在赤峰 、多伦 、

承德等要害地区 “毫无限制地行动”⑥,美国的所谓军调人员 因此得 以就近了解 内蒙古 的民族政

治情况。马歇尔使命失败以后 ,在东北和华北 的美国外交 、情报人员 以及美国中国救济署的官

员依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向美国国务院输送有关 内蒙 的情报。可是到了中国内战的最 后两

① 弓l自 Walter LaFefer,T P Clash:U.S.--Japanese Relatio” through0“t F矗st0ry.New York:W.W.

Norton, 1997, P. 257。

② 关于英势力在 中国各地延伸的情况 ,见 Frances Wood,No Dogs n”d Not Ma”v Chi”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 London:John Murray,2000。

⑨ Leo H.Lamb to G.V.Kitson,28 February 1946,FO(英国外交部档案,下 同)371/53674;Leo H.

Lamb to A.L.Scott,14 October 1946,and Scott’S comments,6 November 1946.FO 371/53674:Mem—

orandum by Far Eastern Department,‘‘Mongolia”,7 August 1 945。FO 37 1/46286.

④ 清末至 1949年美 国在华设领情况可见于 Diplomatic Records:A Select Catn ofNati0”n Archives Micro—

film Publications(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 Trust Fund Board.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1986),pp.38,99— 105。

⑤ JCS(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下同)133/10:SWNCC 83/8,22 October 1945。

⑥ “军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年 1月 16、23、25日;“过去五个月停火工作总结 材料”,1946年 6

月 。现藏俄国现代历史文献收藏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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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年,美国势力随国民党政府南撤,与内蒙地区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此后,美国政府中即使还

有福莱斯泰尔式的 “边疆开拓者”,对内蒙古边疆也是鞭长莫及了。

从张家口到王爷庙

近代以来 ,民族政治无时不在 ,但又往往被各个时期的主导政治所模糊或遮盖。蒙古 问题

在战后中国亦如是。美国官员把战后中国看成一个壁垒分明的竞技场 ,国共分别 以美苏 为后援 ,

各执一端 。这种观念决定了美国人衡量内蒙古问题的角度。

日本投降前夕,重庆的美国使馆官员从 国民党方 面听到一种说法 ,即中共正在策动内蒙蒙

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以便使中共根据地和苏联势力范围连成一片。1945年 9月,内蒙古

锡林郭勒草原上果然出现了一个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张内蒙并入蒙古人民共和

国①。这个事件仅是内蒙民族主义的一颗火星。可是,和国民党的说法相反,这颗火星恰恰是被

中共扑灭的②。中共当时对 内蒙 民族运动 的态度是反对 “分离”、指导 “自治”。1945年 11月 ,

中共授权党内地位最高的蒙族干部乌兰夫 (云泽)在张家口主持成立 “内蒙古 自治运动联合

会”,并向外界澄清中共对内蒙自治问题的态度。三个月后,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另外

一 些中共干部的陪同下 ,乌兰夫接见了美 国情报官员白智仁 (Frank Bessac)。这次谈话的详情至

今不为外界所知。已出版的 《乌兰夫年谱》只是提到,白智仁 “在谈话中极力挑拨中苏、中蒙

关系和蒙汉关系,还提出了许多挑衅性的问题和荒唐的建议,乌兰夫等用大量事实给予了有力

的驳斥”③。 ‘

正当中共在西蒙调整确立自己对内蒙自治运动的姿态时,内蒙民族主义的大火却在东蒙燃

烧起来。1945年 8月 10日,乘日本投降在即,一部分伪满兴安省日本军校的蒙族教官和学生举

行兵变。随后,部分蒙族知识分子和前伪满官员以早年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组党,并

提出内蒙并入外蒙的主张。在外蒙拒绝了合并要求以后,东蒙运动将其短期目标改为在中华民

国境内争取区域性高度自治。为此目的,一个 “东蒙人民自治政府”于 1946年 1月在兴安盟首

府王爷庙 (今乌兰浩特市)成立。这些事件对内蒙全局意义深远。当时中国境内蒙族人口的大

多数分布在东蒙和西满地区 ,内蒙部分地区和东北 尚处于苏蒙联军 占领之下 ,而国共之 间的军

事政治斗争也在这些地区开始白热化。在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王爷庙为中心的内蒙

自治运动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力量。

正是由于这些原 因,美国人对东蒙运动发生 了浓厚 的兴趣 。1946年 2月末 ,国民党 当局把

“东蒙政府”派往重庆的一个代表团阻滞在北平,这使美国战略情报处官员 “司马笑”和 “德尔

思德加利”得以会见了担任代表团领队的东蒙领导人之一玛尼巴达拉。美 国人针对东蒙运动 的

组织、背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最使美国人感兴趣的是东蒙运动和中共、苏蒙联军及蒙古人民

① Edward Ri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I May 1945,GRDS (美 国 国 务 院 一 般 档 案, 下 同 ):

893.00Mongolia/5m2145;The Councilor of Emba~y in China(Smyth)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3 Febru.

ary 1946,FRUS (美 国外交文件集 ,下 同),J946,Volume IX,PP.439—441.

② 1945年 1O月,中共派乌兰夫前往锡林郭勒的苏尼特右旗解散该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参见

王树盛 、郝玉峰编 《乌兰夫年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 132—133页)

③ 王树盛、郝玉峰编 《乌兰夫年谱》,第 l4O一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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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共和国的关系。他们要玛尼巴达拉澄清东蒙领导是如何 “欢迎”苏联援助的,王爷庙 “政府”

在什么程度上受当地苏军的指导。美 国人表示难 以相信,鉴于东北 的复杂情况,东蒙运动怎么

可能不被苏联利用 。为了确定东蒙运动对国共斗争 的态度,美国人要玛尼巴达拉表态 ,是 国民

党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对内蒙 自治更有利?美国人对苏联插手内蒙问题的疑虑由此可见一斑。玛

尼巴达拉竭力想使美国人相信 ,东蒙运动是反对中共的,它的政治 目标 仅限于在 国民党政府领

导下取得 民族 自治 。他声辩说东蒙运动是中国内部 的事情 ,绝无苏联背景。但是 当美国人进一

步试探 ,表示有兴趣到王爷庙访问时,玛尼巴达拉则以安全为由说要得到苏军事当局的批准①。

几个月后,搬到南京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发回它对 内蒙局势的第一份详尽报告。报告对 国

民党政府的蒙古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蒙古人的自治要求有其 “合理性”,尽管目前的内蒙自治

运动可能受到苏联和外蒙的影响,但是这些运动的根源在中国国内。报告对内蒙政治派别的说

明反映了当时美国驻华官员中一种带普遍性的误解 。报告说 内蒙现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运动 ,其

一 以云泽为首 ,活动范围限于察哈尔,这个运动受中共指导并 “带有明显的分离倾 向”。其二以

王爷庙为中心 ,“是一个发自本 乡本土的温和的运动,仅要求在一定限度 内的自治”。报告认为 ,

中共对蒙古问题的有力和激进 的政策会得到内蒙 民族 的 “真诚 的源于 自身的”响应,国民党政

府则没有积极的对策可以抵消中共的号召力,因此 “云泽派”很快就会兼并 “王爷庙派”。根据

这一推论,美国国务院只能看到内蒙问题的一种前景,即在中共掌握下的内蒙古分离运动②。

这个判断的错误在于 ,虽然它意识到国民党对蒙古 问题的消极政策会刺激内蒙 民族对中国

的离心倾向,却不了解中共和东 、西蒙人士的积极接触是 旨在消除他们的分离主张。玛尼巴达

拉的误导使美国使馆把王爷庙运动定性为 “温和派”。以后两年,美国官员陆续见到一些 “东蒙

自治政府”发布的文件,才逐渐修正了他们早些时候的错误印象,意识到东蒙运动所要求的

“更像是独立”,而不仅仅是 “地方 自治”。⑧ 美国使馆把云泽 的自治组织定性为 “分离派”则是

把中国政党斗争和民族斗争混为一谈。美国官员习惯于把国民党政府同中国 “国家”视为一体。

在他们眼里任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同时也就是分裂 中国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 ,1945— 1947年间,尽管美 国驻华 、驻苏官员在内部通信和备忘 录中众 口一

词地批评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可是没有任何人建议华盛顿敦促 国民党政府改善它 的政策。此时

美国人对内蒙问题冷漠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把它视为中共问题的一部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

目前莫斯科在内蒙问题上采取了一种 “保持距离的政策”,约束外蒙的 “泛蒙古”倾 向,让 中共

在内蒙唱主角。用一位驻苏使馆官员 的话 来说 ,莫斯科 可以显得对 内蒙不 闻不 问,这是因为

“现在的国民党满大人”在蒙古 问题上 “什么也没学到 ,什么也没忘记”,以至于国民党在 内蒙

和东北的影响 “达不到比 [它的军队]步枪射程更远的地方”。结果,作为苏联盟友的中共就变

成这些地区惟一能和蒙民周旋的有效力量。按照美国外交官的思路,内蒙民族的自身要求没有

什么意义,因为不管这一运动是受中共控制 ,或并入外蒙 ,或取得 自己的自治政府,“其最终结

o “1946年 4月 10日蒋介石致罗良鉴函及附件”,蒙藏事务委员会档案,141/3626,现藏南京中国第二历

史档 案馆 。

② Walton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9 August l 946.GRDS:893.O0 Mongolia/8--946.

⑧ Walton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 7 September 1946.GRDS:893.O0 Mongolia/9-- 1746:

Clubb to the Se cretary of State,1 1 July 1947,and enclosures,GRDS:893.00 Manchuria/7-- 1 147;Joseph

Touchet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4 J une l 948, GRDS: 893.O0 Mongolia/6-- 2448; Touchette to

Leighton Stuart.8 October 1948.GRDS:893.O0 Mongolia/lO--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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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果都一样是听命于莫斯科”。① 1947年夏,美国驻华使馆在一份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表明了对整个

蒙古问题的消极态度 ,认为 “对美国利益来说 ,蒙古人 民共和国已如 ‘亚特兰提斯 ’ (Atlantis)

一 样毫不相干”,而对内蒙古事态的发展,“从美国角度来看也无能为力,只能和中国共产党的

问题一道从总体上解决”。在中国内战的最初两年 ,连美国官员中对国民党批评最严厉 的人也没

有想到国民党政权会很快垮台。内蒙民族运动既然不可逆转地进人中共 的怀抱 ,美 国官员的预

言是,一旦国民党击败了中共,这个报复心理极重的政府将会用极端手段对付和中共合作过的

内蒙人士 ,这将是蒙古问题在内蒙的终结②。当然 ,以后历史的发展没有给国民党如此终结蒙古

问题的机会。

南京 “民族派”

1947年夏秋 ,国共在东北的军事斗争发生转折 ,主动权逐渐转 移到中共一边⑧。在这种形

势下美国官员开始和一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蒙古人频频接触。这些人 自称是 “民族派”,表示他

们只为蒙古民族利益工作 ,不依 附国共任何 一方。其实所谓 “民族派”主要 包括 了抗战时期追

随德王效 力伪蒙疆政府的一些人 ,他们在战后翼附于国民党但又不满其对蒙政策 ,希望利用美

国的帮助重登中国政治舞台。1947年初 ,二十几名 “民族派”秘密成立 “蒙古青年联盟”,并在

南京 、北平等地开始和美国人联系。身处异地的 “民族派”分子没有对 内蒙政局施加直接影响

的任何途径 ,充其量只能在国统区游说国民党改变其僵硬的对蒙政策。1947年夏 ,美 国总统杜

鲁门派魏德迈将军到中国 “评估那里的政治 、经济 、心理和军事形势”④,这个消息使 “民族派”

大为兴奋 ,认为把 内蒙问题列入美国政策 日程的机会到来 了。

魏德迈在 中国仅逗 留了一个月左右 ,8月末即离开中国前往朝鲜。在访问了华北一些地区以

后 ,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 、政治表现提 出公开批评 ,希望 以他的开诚布公震撼国 民党当

局 ,使其翻然悔悟 。结果适得其反 ,魏德迈的坦率仅仅引起国民党官员强烈的反美情绪。⑤ 魏德

迈对国民党官员的讲话和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 丝毫没有触及蒙古 问题。多年 以后 ,魏德迈 自己

的回忆录和历史学家对魏德迈使命的研究也对内蒙问题只字不提。⑥ 事实上,魏德迈在访问北平

和沈阳时会见了一些内蒙人士,只是在他看来,不管国民党当局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都

和他的使命没有直接关系,惟一引起他注意的是国民党官员对苏联插手内蒙的指责。在离开中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7 Se ptember 1946,GRDS:893.00 Mongolia/9-- 1746:John Davies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8 October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10-- 1846: Philip D. Sprouse to

W edemeyer,30 July 1947, FRUS,1947, W J,pp.689— 690;“Intelligence Retx)rt”,no. 36一 S一 47,

from U.S.Naval Attache,Naming,China,12 September 1947,Truman Papers(哈里 ·杜鲁门文件 ,下

同),PSF/Subject Files,box 173.

②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947,Melby Papers(约翰·缪 比文件,下同),box 2;Butter—

worth to the Se cretary of State, 17 Se ptember 1946,GRDS;893.O0 Mongolia/9-- 1746.

③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87—1995年,第 4卷第 1册,第 316—329页;第 4卷第 2

册 ,第 421—422页。

④ William Stueck, P Wedemeyer Mission: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A.

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P. 1.

⑨ Stueck.ibid..PP.44—50.

⑥ 见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 Company,I958)PP.38l一

391,461— 479:Appedix VI:“Report to the President, 1947,Parts I— V”;Stueck,ibid.,pp.2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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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国以前 ,魏德迈致 函国务卿马歇尔,警告他苏联最终将会 “在 内蒙 、新疆 、满洲和朝鲜造成卫

星国或傀儡国”①。

虽然魏德迈使命没有为 “民族派”开通达到华盛顿的渠道,它却成为美国使馆和 “民族派”

增加接触的契机。当时美国使馆负责与蒙人联络的是政治处的若斯冰 (Ruth F.Bean)。根据若

斯冰给 国务院的报告 ,同她联系的蒙古 “民族派”秘密成员 自称 “反对共产主义、孙文 主义和

其他一切于蒙古人民的问题相悖的政治理论”,不与 “国民党蒙古人”和 “共产党蒙古人”为

伍。在他们眼里德王是惟一能把全内蒙团结在一起的领袖,而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 “蒙古民族

主义崛起”和蒙族社会向现代进步的 “黄金时代”。② 这种 “蒙古民族主义” (若斯冰的用语是

“Mongolian racism”)使美国人感到费解。若斯冰在报告里这样写道:这些人除 了拥护一种 “抽

象”的民族自决以外,很难说 “他们的最终 目的是恢复清朝时候的状况,是建立一个新蒙古国,

还是只为扩张个人势力。同样很难判定,他们主张 的是 ‘民主’,是 ‘法西斯主义 ’,是一种新

的 ‘民族共产主义’,还是恢 复和加强封建主义”。这些蒙古人处于一种 自相矛盾 的状态 中:他

们不愿脱离对国民党政府的依附 ,同时又竭力诋毁它的声誉 ;他们声言反共 ,同时又警告美 国

人说,如果美国拒伸援手蒙古人就会靠向共产党。③ 根据美国的冷战标准,蒙古人的这种 “民

族”立场在 中国和亚洲的政治形势下既暖昧又不合时宜。

另外,美国人对 “民族派”的实力和影响也不摸底。“民族派”当面批评美国人对蒙古 民众

的潜力茫然无知,声言虽然内蒙古人 口不多,他们 “可以向 [美国]在中国的反共斗争提供比

中国 [国民党]政府更实在的援助”。可是 “民族派”始终无法证明他们在内蒙古地区有多少追

随者。他们曾许诺向美国人出示一封来自东蒙自治运动参加者的信,以证明东蒙民众会脱离中

共影响另辟 自治道路 ,可是这个诺 言从来也没有兑现。这些 “民族派”人物 以一个子虚乌有 的

“民族运动”的名义向美国求援 ,以为美国政府会遵循威尔逊主义传统,理所当然地支持内蒙 民

族的自决。他们还相信美国政府会援助 “任何可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坚强运动”。然而 ,当时美 国

的对华政策并不打算把威尔逊主义的原则施于中国国内的民族冲突。“民族派”也无法使美国官

员相信,一旦华盛顿答应提供援助 ,一个强大的反共蒙古政治力量即会突现于内蒙古高原。④

通过与 “民族派”的接触,美国官员意识到内蒙古民族主义并非完全处于国际共产主义的

影响之下。可是这个 “新发现”对美 国的对华政策没有直接价值。正相反, “民族派”在 1947

年春夏急切地要求美国干预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关系,只给美国政策增添了麻烦。在这方

面最明显的例子是 “民族派”对傅作义的攻击。在对美 国人的游说中,“民族派”把傅作义描绘

① Wedemeye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8 August 1947,FRUS, 1947,Volume VII,P.713;Marshall to

Truman,n.d.,enclosure:Wedemeyer to Marshall,8 August 1 947,Truman Papers,PSF/Subject File,

box 173.

② U.S.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13 October 1947.enclosure:Ruth F.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3 October 1947,GRDS:893.00 Mongolia/1O-- 1347;Lewis Clark to the Se cre—

tary of State,16 April 1948,enclosure:R.F.Bean to F.D.Schultheis,14 ApriI 1948.GRDS:893.O0

Mongolia/4-- 1648.

③ U.S.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13 October 1947.enclosure:Ruth F.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Ludden.3 October 1947,GRDS:893.00 Mongolia/10— 1347.

④ Assistant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 to Arthur Ringwalt.Chief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14 July 1947,GRDS:893.00Mongolia/7-- 1447;U.S.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 -

partment, 13 October 1947,enclosure:Ruth F.Bean to Mr.Perkins and Mr. Ludden,3 October 1947,

GRDS:893.O0 Mongolia/10-- 1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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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成是 “汉人可恨之处最集中的表现”,他的罪名包括在内蒙古强制推行 “汉化”和阻挠 国民党中

央政府对蒙古人做 出任何让步。美 国人对这类抱怨不胜其烦 ,因为,如若斯冰在报告 中所说 :

“美国和中国的军事人员都把傅作义看成是中国军人中最正直有为的。据说他在内蒙诸省的政策

比中国大多数军政官员的政策都更加开明和注重民生。”① 美 国人认 为,傅作义对中共作战的效

率远比他和蒙古人之间的龃龉重要。到了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华北颓势已成,这时美国使

馆不但不能同情蒙人对傅作义的怨恨 ,反而还要向国务院赞扬傅作义的 “斗志和有效使用军队、

物资的能力”,建议美国政府直接向他提供援助。

显而易见,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对美国政府在 中国遏止共产主义的政策仍然有用 ,内蒙 “民

族派”便很难 以自己 “不合 时宜”的意识形态和 口说无凭的 “实力”取得 美国人 的同情。1948

年初 “民族派”向美国使馆通报它最近在南京和一些省级选举 中取得 的成绩 ,以证明 自身的价

值,4月又向美使馆提出一个美蒙合作计划,并直接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申诉。恰在这个时候美

国使馆态度渐趋积极 ,开始建议 国务院考虑对 内蒙问题采取相应对策。⑧ 但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如果说在中国内战之初,苏联在东北的扩张导致了美国官员对内蒙

自治运动的排斥态度 ,那么在 1948年,国民党反共防线的崩溃是美国人开始寻找内蒙反共派别

的可用之处的直接原因。

“气候改变”

1949年 7月 ,当时主持国务院政策设计 的乔治 ·凯南 (George Kennan)在一份备忘录中提

出,为应付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崩溃的局面,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必须来一个 “气候改变”④。在美

国对亚洲的政策发生全面调整的情况下 ,美 国政府对蒙古问题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里

有必要先澄清美国对华政策 “气候改变”的一些相关问题 。

毫无疑问 ,美国政府在战后卷入 中国内政,主要是出于对苏联扩张 的忧虑。甚至在 日本投

降以前 ,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担忧在远东 “将 出现一条从西伯利亚延伸到北平 的苏联一共产

党地带”。战后,内战在中国开始蔓延,美国官员又担心苏联终将以 “缓慢迂回的”方式取得对

中国的控制。⑤ 美国应付这种局面的困难在于,与美苏在欧洲的抗衡不同,在中国没有一道 “铁

幕”划定美苏各 自的势力范围,或作为遏制政策的依据。既然苏联对中国的渗透是从 中国西部

北部边疆地区开始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视野不可避免地包括 了这些地区。中国边疆 的人文 、历

史复杂,牵涉到种种民族间和国家间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争端。对这些问题甚至美国外交界的中

U.S.Embassy in Nam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13 October 1947,enclosure:Ruth F.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Ludden.3 October 1947,GRDS:893.00 Mongolia/l0— 1347.

②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 1 August 1 948,GRDS:893.00 MongOlia/8— 1 1 48.

⑧ U.S.Embassry in NanJ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1 1 February 1948,enclosure 1 and 2:Ruth F.Bean

to Mr.Clough and Mr. Ludden, 1 7 December 1 947 and 3 1 January 1 948,GRDS:893.00 Mongolia/2--

1148;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6 April 1948 and enclosure:R.F.Bean to F.D.Schultheis.

14 April 1948,GRDS:893.00 Mongolia/4-- 1648.

④ George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d. (July 1949),ROCA (美 国国 务院 中 国处档 案 ,下 同),

1945— 1950/Top Secret Subject Files.1945— 1950.box 13.

⑨ EdwaM E.Ri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1 May 1945.and the comments by the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i—

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Chase),26 June 1945,FRUS, 945,W,,PP.390—391.and note 51 in page

390;W.T.Kenny to Wedemeyer,28 July 1947,Wedemeyer Papers(魏德迈文件,下同),box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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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国通也毫无经验可谈。可是美 国人从中国的抗 日经验里学到 了一点 ,即中国地域广阔,在战时

可以 “用空间换取时间”。在中国内战进行了两年之久以后 ,美国人对 国民党恢复对新疆 、内蒙

古的治权已感到无望,认为苏联对这些地 区的控制已不可逆转。美 国人聊以 自慰 的想法是,失

掉这些地 区并不会 “损害中国的稳定结构”。与这些地区相 比,美国的战略家认为东北是中国的

必争之地,因为任何中国政府都不会放弃统一东北于中国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东北是莫斯科

的 “亚洲防卫带”中尚缺的一块 ,决不能让苏联在这里得逞 。① 在美国人眼里,对东北 的控制足

以影响整个远东 的力量均势。美 国中央情报局 1947年的一份报告声称,东北是 “连接西伯利

亚、中国、日本、朝鲜的陆路交通的自然交汇点”,这个地区的铁路网、丰富的粮食资源和有利

的地理条件标志着发展重工业的巨大潜力;正因为这些原因东北成为 “过去五十年来诸种 国际

争端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地区,而苏联 自日本投降以来在东北取得的进展已使莫斯科 占有 “远

东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实力地位”。报告的结论是, “恢复远东实力均衡 ”的 “直接”责任 “非

美 国莫属”。这个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海军部和陆军部的完全赞同。②

尽管美国政府以对东亚有 “直接”责任 自属,美苏在中国的竞争始终是以问接方式进行的 ,

双方在 中国的主要政策伙伴的素质才是决定优 胜劣败的最 重要 因素。此外 ,美苏在 中国边疆地

区的 “间接”竞争是在极不 “对称”的情况下展开 的。据美 国驻华使馆 的判断 ,苏联在这场竞

争中占有多种有利条件,包括 “地理上的接近,民族 文化 的相似,反汉的少数 民族 , [国民党]

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 ,民众的贫困无知,强有力 的中国共 产党 ,以及散布在中国外圈 (此处英

文是 Greater China——引者注)的五万五千之众的苏联公民”。中央情报局 同意这一分析,并强

调中共和 “边疆分离运动”是苏联在东北和其他边疆地区扩张的两条臂膀。③ 相形之下 ,美国对

华政策显得格外形单影只,仅站在国民党政府这一条腿上对付 “三头六臂”的苏联。但是对美

国政府来说 ,对抗苏联的 “冷战” 目标和在各方面维护 中国合法政府的 “道义”立场 的一致性 ,

恰恰是美国战后对华政策 的主旨。

在中国现代史进程中,1945--1949年问的内战只是中国漫长的革命和国共之间反复斗争的

一 个阶段。但是在美苏决策人眼里,这却是两霸确立在战后亚洲地位的第一场 “代理人”战争。

尽管战后亚洲 “热战”不息,两个超级大 国在相互关 系上一直严格奉行争而不战的冷战规则。

因此 ,中国内战也是美苏彼此心照不宣地在亚洲采取 “间接”战略的开端。战后美 国在亚洲的

军事战略侧重于朝鲜和 日本 ,在中国的有限军力仅负有对中国政府援助和顾 问的责任,而没有

遏制苏联扩张或抑制中共的使命。按 照华盛顿最初 的设想,在 中国的美军可 以既援助 国民党政

府又避免卷入国共之间 “兄弟相残的战争”。可是国共在东北的斗争激化以后,美国政府意识到

美军在东北华北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和中共军事人员之间的 “意外事件”。当时美国空军实

①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U.S.Assistance to China”,n.d.(19477),R0(2A,l945一 l950/1 P Secret

Subject Files.1945一 l950,box l2;Charles Stelle to Walton Butterworth,2 October l947.and enclosure:

OIR Report No. 45 17.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hina Proper and M anchuria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

S.”. 18 September 1947,GRDS:China:893.00Mongolia/10-- 347;O.Edmun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6 December l945,GRDS:China:893.00/12— 645;Clubb. “Soviet Policies,Attitudes and Actions in Re.

spect to Manchuria”,n.d.(19477),Wedemeyer Papers,box 89.

② SR一8:“China”,November 1947,Truman Papers,PSF/InteIligence Files,box 259.

⑧ w.T.Kenny to Wedemeyer,28 July 1947,Wedemeyer Papers,box 95;memo(no author).“Sino-Soviet

Relations'’,n.d. (19477),ibid.;SR一8:“China”,November l947,Truman Papers,PSF/InteIligence

Files,box 259;ORE--45,“Implementation of Soviet Objectives in China”,15 September 1947,RCIA (美

国中央情报局档案 ,下同):“Estimate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Evaluation,l946— 1950”.bo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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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际上已开始参与傅作义在内蒙地区对中共的作战行动。在东北国民党政府也企图把美国卷入它

和苏联的交涉。这些情况表明美 国的 “间接”方针时时有向 “直接”转化 的危险。为避免这种

危险,美 国政府在 1946年 5月初决定终止美 国的 “中国战区”体制 ,撤 出在 中国的海 军陆战

队。①

并非所有美国政府主要决策人都同意截去美国对华政策的军事臂膀 。在 1946年 8月 的一次

内阁会议上 ,代理 国务卿艾奇逊对此就表示 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说 :“撤出海军陆战队是愚蠢

的⋯⋯我们并没有干预 中国事务 ,而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可以防止某个第三国

对中国进行会使我们悔之莫及的干涉。”② 按艾奇逊 的主张,在中国的美军应弃援助中国政府向

日本受降之名而行遏制苏联和中共之实。这种政策的前景可能是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因此为多数美 国决策人所不取。艾奇逊 暗示苏联会 对中国进行军事 干预也没有事实根据 。在中

国的苏军实际上面l临着和美军相同的问题。1946年 5月 3日,也就是在美 国政府作出终止 “中

国战区”的决定几天之后 ,苏军完成了从东北的撤退 。

美苏在战后中国避免了直接军事接触 ,但是它们 的政治角力在 中国内战期间一直没有停止。

战后头两年,在美国决策圈里出现了两种应付中国局面的策略。这就是为史学界所熟知的魏德

迈的 “满洲托管计划”和马歇尔的 “联合政府”方针 。前者 主张至少在一个 时期 内重新界定中

国领土 ,后者则旨在调整中国的权力体制。马歇 尔的方针得到采纳 ,可是他的使命在中 国现实

面前遭到惨败是美国决策人所始料不及 的。美 国政府既不愿实行魏德迈对中国领土主权施加手

术的建议,以免冒犯中国朝野的民族情感,又不能用马歇尔的 “整体”解决方案克服中国的政

治分裂 ,结果只能是勉强维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伙伴关系。1947年 3月 ,杜鲁门总统已经意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政权继续援助无异于 “往老鼠洞里灌沙子”⑧。

中国内战伊始 ,美国政府就知道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可以帮助美国在中国抑制共产主义扩张

的可靠盟友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败退证实了这种担忧 。问题是 ,在美 国的既定政策前提下 ,

除国民党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为使美国政策摆脱困境,美国政府的策士们开始降低中国在美国

整个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马歇尔在开始其中国使命之前曾向杜鲁 门总统指出 ,在今后 18个月

里对美国来说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是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 的问题。可是,1947年 9月,也就是恰

恰在马歇尔说 了上述一番话以后的第 l9个月,美 国中央情报局 已在所有需要遏制苏联的地区把

远东排在最末一位。中央情报局的理由是 :第一 ,该地区距美国遥远 ,加之国民党政权 的软弱 ,

使在那里与苏联的竞争成为对美 国不公平 的竞争 ;第二 ,该地区的广袤和经济落后将 使苏联无

法有效地控制和实现有战略意义的政策 目标;第三,莫斯科对 远东也是鞭长莫及 ,无法利用该

地区向别处进一步施加影响。结论是 ,美 国对太平洋地 区和 日本的控制 已足 以制衡苏联在远东

的任何影响。④ 马歇尔的 “l8个月”并非有什么奇妙意义 ,他只是向杜鲁 门展示 美国政策在 中

① Marshall to W edemeyer,14 August 1945,Wedemeyer Papers,box 89;“China Theater Directives”:B.

WARX 47513(11 August 1945),D.WARX 88636,and E.WARX 82100(26 March 1946),Wedemeyer

Papers,“Black Book,Volume 7,Book 3”,box 86;“王树铭致 蒋介 石电”,1945年 11月 5日,蒋 中正

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台北 “国史馆”藏,第 3卷,第361页;Marshall toTruman.9 Febru—

ary 1946,Truman Papers。PSF,box 183。

② “Cabinet Meeting,Friday,August 2,1946”,Connelly Papers(理查德·康纳利文件,下同),box 1.

⑧ “Minutes of Cabinet Meetings”,7 March 1 947,Connelly Papers.box 1.

④ Memo for President Truman by James Shepley,Attache to General Marshall,28 February 1946.Truman Pa.

pers,PSF,box 173:CIA no.1.“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26 September 1947,document no.32 of CIA Cold War Records(美 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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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国进取的前景。到中情局重定政策优先地区时,事过境迁 ,美 国决策人此时对 中国的 12,态 已和

《伊索寓言》里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差不多了。

但是 ,取消已经将近十年的美国和国民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非易事。直到 1948年下半年,

美国政府官员才较为普遍地接受了美 国应结束与 国民党之间瓜葛的看法。在给 国务院中国科的

一 份备忘录中,凯南认为国民党政权缺乏 “某种维持活力的东西”,没有 “健康旺盛的政治素

质”,再多的美援也无可救药。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① 然而,长期习惯于

把国民党政府与中国等同的美国上层官员从国民党垮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崩溃。1949年 2月,

上任才一个月的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说:在历史上 ,中国的所谓国民政

府仅徒有其表 ,实际上是个封建巨头之间勉强的力量平衡。今天把中国称为民族实属天方夜谈。

现在 [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中国也将 后退到它在历史上 曾多次经历 过的境地。在共产党人

能在中国有所作为之前 ,他们必须得先造出某种 [国家]实体来。②

于是,正当中国似乎和国民党政权一道土崩瓦解的时候,凯南和国务院的谋士们主张美国

在这个地 区的外交政策来一个 “气候改变”。自日本投降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苦于找不到 中国问

题的出路 。现在这个问题似乎 自己烟消云散 了。可是,反对共产党扩张的努力仍须继续 。用国

务院策略家的话来说,现在必须 “把当前的中国问题扩大为更大的亚洲问题”⑧。正是当 “中国”

在美国的亚洲政策视野里逐渐淡化的时候,美国官员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蒙古问题。

美蒙合作?

1948--1949年间美国在亚洲政策的 “气候改变”直接影 响了美 国官方对蒙古问题的态度 。

在此之前 ,美国政府一直顾忌 国民党政府对其 “内部主权”的回护 ,避 免对 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做任何公开批评。1948年后国民党政府的迅速瓦解似乎使美国不必再时时注意保持自己在中国

政治行为的 “正确性”。这方面的迹象可以从 1948年末美国驻北平总领馆对 国务院的政策建议

中看出来。据称 ,中国的新局面使美国政府可 以结束迄今 以国民党政府为 中心的 “简单 、直接

和合法的”方针;美国的新政策应该和中国国内合乎民意的种种潮流建立紧密的联系,并且应

该 “更愿意向那些与苏联直接接触的民族层次发展,诸如新疆的穆斯林、蒙古人和日本人”。④

可是国民党的失败并不意味内蒙古政治在美 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上升。从 1947年夏末开

始 ,美 国使馆中有人建议国务院多注意内蒙事态。可是 ,用使馆一位官员的话来说 ,这种建议

“在华盛顿吃了闭门羹,实属咎由自取”。当时国务院把若斯冰关于内蒙人士的报告仅仅当作情

况资料来对待。⑤ 和国务院相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处于中苏之间的边疆民族更感兴趣。在

① Memo by George F.Kennan.2 December 1948,ROCA,l945一 l950/Top Secret Subject Files,l945—

1950,box 13;JUSMAGCHINA (Barr)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Maddocks),18 December 1948,

同前;JUSMAGCHINA(Barr)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Wedemeyer),2 December 1948,同前。

② Memo for the President,4 February 1 949,Truman Papers,PSF/NSC Files,box 220.

③ Memo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d.(July 1949),ROCA,l945— 1950/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l945— 1950.box 13.

④ Edmund Clubb to George(Atcheson),28 November 1 948,ROCA,l 945— 1 950/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一 l950.box 13.

⑤ Diary entry for 1 September 1947,John F.Melby, P Mandate Heayen:Record ofa Civil w口r,Chi—

na, I945— 1949.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7l, P. 290; memo by K. C.Do ugall,5

November 1947,R0CA,l945— 1950/Fop Secret Subject Files,l945— 1950,box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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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问题” 与冷战初期美 国对华政策

1947年给国务院、陆、海军部三方协调委员会的一个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的军

事利益需要得到地处 “欧亚之 间的民族”的帮助来遏制苏联 的扩张 ,因此美 国政府必须对如何

援助 “那些处于苏联控制下的欧亚地区的边缘民族作出通盘计划”。(D

在美国军事参谋们 的眼里 ,内蒙古也是这些欧亚 民族之一。可是无论是在 1947年还是 以

后,美国都没有对内蒙古的 “通盘计划”。对于那些急于在中亚采取行动的美国官员来说,此时

在内蒙古已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美援的地方力量。东蒙的自治运动代表了中国境内多数蒙族人

口,此时已完全在中共掌握之下。剩下的还有察哈尔、绥远以及西部更远地区的蒙族居民,可

是在这些地 区美国也很难找到潜在盟友。1948年夏 ,美 国北平总领馆从不 同消息来源了解 到有

关这些地区的一些情况。然而,这些情报不能断定在这些地区存在任何有组织的蒙古力量。②

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使馆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从 1948年初开始 ,美 国使馆做 了一系列努

力 ,试图改变国务院对 内蒙 问题 的态度。首先 ,美使馆建议美 国新 闻署利用 东北大连、蒙古 、

新疆和朝鲜等事例,宣 传苏联才是真 正对中国不利 的帝 国主义国家。国务院拒绝了这个建议 ,

理由是美 国政府及新闻界过去很少评论苏联和这些地 区的关系,同时这些地 区又牵涉到法律和

国际政治方面的复杂问题,不见得有利于美 国政府的宣传操作。尤其使 国务院顾 虑的是 ,美 国

政府参与了 1945年初的雅尔塔外交 ,对战后蒙古和东北现状也负有直接责任。③

1948年 5月,司徒雷登会见内蒙 “民族派”代表之后 ,又向国务院提 出进一步建议 ,主张

美国政府公开赞助蒙古 民族主义。有关电文照录如下 :

我荣幸地报告有关内蒙和外蒙 的一些问题。外蒙现在是一个不情愿地 附属于苏联 的卫

星国。中国人正在试图用同样的策略强迫内蒙的蒙古人也变成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在

这两个地 区似乎都存在着对一个统一独立的蒙古 国的强烈渴望 。我们美 国人对这类愿 望有

出自本能 的同情。从其他更实际的原因来考虑 ,一个 自治的蒙古将可 以遏制苏联 向南扩张。

可是现在中国 [政府]人员的做法会把蒙古人驱向中共甚至俄国共产党。和它所有类似的

压迫政策一样,中国 [政府]利用头脑简单的蒙古人反对那些被称为 “民族派”的蒙古人,

这实际上是在 CC派指导下的警察国家的惯用手法。

参加 国民代表大会的蒙古 代表会 见了我本人和使馆其他 官员。通 过这些和其他场合 ,

我们与蒙古 “民族派”建立了联系。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些人所进行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他们对 自己事业的说明既合情理又有合乎尊严的节制。根据各方面 的消息,内蒙古民众的

经济困境 已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 ,这种情况 自然更增加了那里的危险。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与蒙古民族协商,把中国自己所寻求的独立同样赋予蒙古人,

那么国民政府就能与蒙古人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可是,鉴于中国领导层目前的状况,大

概没有希望说服他们进行这个正义的事业 ,或采纳能使蒙古人 自愿效忠的有效做法。只有

一 个更进步的领导集团才能被说服改弦更 张。考虑到这个问题 的种种方面 ,对我们政 府来

说更可行 的是对中国当局做一番友好 的、未经邀请的忠告。如果放任 自流 ,他们 (即中国

(D Memo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tate—W 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9 June 1947. FRUS.

1947, Volume W J, pp. 844— 845.

② Edmund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 3 May 1 948,GRDS:893.00 Mongolia/5-- 1 348:Clubb to the

Se cretary of State, 1 1 June 1948,GRDS:893.00 Mongolia/6-- 1 148;Joseph Touchette to Leighton Stuart,

30 July 1948,GRDS:893.00 Mongolia/7-- 3048;Touchette to Stuart,20 August 1948, GRDS:893.00

Mongolia/8-- 2048

⑧ Secretary of State to Leighton Stuart,4 March 1 948,Melby Papers,bo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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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当局——引者注)肯定会让事态继续恶化,直到最终不可收拾的地步。①

这是美国驻华首席外交官第一次用 明确的语言表示对蒙古民族主义 的支持和对 国民党 内蒙政策

的批评。然而,司徒雷登对 “泛蒙古主义”的支持以抗衡苏联为出发点,实为日本二三十年代

对蒙政策的回声 。从美国战时和战后对亚洲政策 的发展来看 ,司徒雷登实际主张在 内外蒙分治

问题上推翻从雅尔塔会议到莫斯科 中苏条约的有关国际协定。只是 ,在偌大的题 目之下 ,司徒

雷登仅做了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文章,提出的政策措施十分无力。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司徒

雷登虽然建议国务院以美国道义支持蒙古,他的具体政策步骤仍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而且连

他自己也对用 “友好忠告”规劝国民党改弦更张没有信心。其次是因为司徒雷登对内蒙古民族

运动的了解仅限于他和南京 “民族派”的接触,可是这个派别甚至不能代表全部在南京的蒙人,

被其他蒙人看成是一伙企图利用德王和蒙古民族名义沽名钓誉的个人野心家②。对这份不同寻常

的电报 ,国务院甚至不屑作答。在 国务院内部讨论是否应该鼓励蒙古独立时 ,欧洲 司官员 的意

见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认为 ,一个真正独立的蒙古 国 “甚至在相对遥远 的将来”也不会

出现 ;苏联到现在为止尚未控制整个蒙古仅仅是因为莫斯科还承认 国民党政府对 内蒙古的主权。

在中国的一些美国外交官也认为,尽管有证据证明连反共的内蒙人士都憎恶国民党,美国仍然

不应当对蒙古人表示同情 ,以免进一步削弱国民党在 内蒙的权威。结果,国务 院远东 司仅在 司

徒雷登的电报上注明 “没有进一步行动”,将之存档了事。③

8月,美国驻华使馆又做了一次努力,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 “蒙古青年同盟”宣言,并附有

自己的评论 。这份宣言是迄今 “民族派”对 自己 目标最完整 的说明。此时 “民族派”撇开 了以

前的谨慎 ,宣布它的终极 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 “所有蒙古成分”的大蒙古国。为了表 明进步性 ,

宣言保证新蒙古国将消灭 “反动封建王公”和 “腐朽喇嘛教”的影响,实行民主制,建立包括

私有和国营企业的混合经济,奉行 “所有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宣言对现代蒙古民族主义和

进步主义的根源做了如下说明:

日本 [战时]的控制抚育了蒙古人的自觉和独立情感,同时防止了蒙人中封建制度的

进一步发展,喇嘛教在此时开始衰败 ,教育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除 了西蒙一小块仍被中国

政府控制的地区外, [内]蒙古 的面貌完全改变 ,她摈弃了陈腐的过去 ,迎来 了一个新 时

代。

宣言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国共两党 “超级汉人爱国者”的谴责。同时,宣言克服了 “民

族派”以前对冷战的暧昧立场,谴责苏联是压迫蒙古民族的 “红色帝国主义国家”,称赞美国精

神是 “除强扶弱”。宣言请求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政策,许诺回报一个可以在中

亚与反美的苏联、军国主义的日本、靠不住的中国相抗衡的 “亲美、民主、和平、独立的蒙古

民族”。美国使馆对 “蒙古青年同盟”作了如下评语:“鉴于民族主义思想在蒙人中的增长和汉

人权威在边疆地区的衰落, [蒙古青年]同盟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因为它的方针是亲美反苏

的,又因为蒙古人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区,这个组织的活动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至巨”。至于宣言

① Leighton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 8 May 1 948,GRDS:893.00 Mongolia/5-- 1 848.

② Joseph Touchette to Stuart,6 October 1948.GRDS:893.00 Mongolia/10--648.

③ Robert G.Hooker to Walton Butterworth,8 J uly 1 948,GRDS:893.00 Mongolia/7--848: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 April 1 948,GRDS:893.00 Mongolia/4-- 248;Edmund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5 May 1948,GRDS:893.00 Mongolia/5—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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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对美国战时敌人 日本的赞扬,美国使馆则置若罔闻。①

然而,美国使馆对 “民族派”的热情依然没有打动国务院。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使馆在这

个时期提出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建议拆了自己的台。在向国务院提出有关蒙古问题的建议几个星

期 以后 ,司徒雷登又提出一份有关华北局势的报告。报告 的主 旨是称赞 当时负责国民党政府在

北方五省防务的傅作义的 “军事才能”。司徒雷登报告说,傅作义现在缺乏装备,从蒋介石那里

几乎什么也得不到。他建议美 国政府 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如有必要甚至可以绕过 国民党中央政

府,直接援助傅作义。司徒雷登不可能不知道,一般内蒙人把傅作义看成是他们事业的主要障

碍 ,可是和很多西方官员一样 ,他却把傅作义视为惟一能把 中共阻挡在长城以北 的国民党将领。

在写这份报告时,司徒雷登的反共意识显然压倒了他对蒙古人的 “出自本能的同情”。国务院搁

置了司徒雷登的援蒙建议,对他援助傅作义的建议则言听计从,很快便要求美国国防部考虑如

何保证傅作义可以从美国的援华物资中得到 “适当的一份”。②

1948年秋冬两季,美国驻华使馆、军事顾问团和西太平洋舰队都参与了向傅作义部队输送

物资的外交 、后勤操作 ,可是美国人对傅作义的期望最后证 明不过是镜花水 月。12月 ,傅作义

在北平和张家 口之间与中共军队展开较量,结果精锐损失其半。12月 31日,据美国驻北平总领

馆向国务院报告 ,傅作义已开始与中共议和。总领馆对傅作义把 自己的部 队困守在北方几个城

市里的 “刺猬战略”很不 以为然 ,指出以前对他寄予过高期望实属不智 。在美 国人眼里 ,现在

的傅作义充其量只是个 “可以在绥远野外打打小仗 的循规蹈矩 的战术家”, “在计谋和用兵上无

法与中共匹敌”。美国紧急向傅作义运送物资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失掉了向西或 向南撤退 的

良机 ,显然也不会再同中共打硬仗 。③ 果然,这份报告送 出一个月 以后 ,傅作义就投向中共 ,宣

布北平 “和平解放”了。

美国援傅的方针含有一个对南京 “民族派”似乎有利 的迹象。在考虑直接援傅 问题时,国

务院完全明了傅作 义可能会用美 国物资加强 自己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 “中央政府”对抗。

可是国务院认为,既然中国政局已经趋于 “地方主义和分崩离析”,只要对反共斗争有利 ,美 国

政策也不妨利用一下具有离心倾向的各种地方势力。可见,美国以冷战为主 旨的外交政策到此

时已经开始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 “道义”原则脱节。用美国史学家柯华润 (Warren Co—

hen)的话来说 ,中美关系史上的 “大反常”时期 开始 了④。在这个前提下,而且是在援傅方案

破产以后 ,华盛顿才开始 比较认 真地考虑 中国民族 冲突的利用价值 。值得强调 的是 ,在 国民党

① Lewis Clark(f0r the Ambassado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0 August 1948,and enclosure, “The Signifi—

cance and Hop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golian Youth League”,GRDS:893.00 Mongolia/8-- 2048.

②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30 June l948, FRUS, J948, , PP.328— 329;British Embassy in

Nanjing to the Foreign Ofrice,l9 July 1948,FO 37l/69537: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l Au—

gust l948,GRDS:893.00Mongolia/8-- l 148;Butterworth to the Se cretary of State.27 July 1948.GRDS:

893.00Mongolia/7-- 2748;Kennan to the Se cretary of State. 12 August l948.GRDS:893.00Mongolia/8--

1248;Sprouse to the Of ficer in Charge of the American Mission,Nanking,23 August 1948,enclosure,Let—

ter from the Se cretary of State to Se cretary of Defense. 13 August l948.GRDS:893.00Mongolia/6— 3048.

⑧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32 December l 948。GRDS:893.00 Mongolia/1 2— 3 l 48.

④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7 July 1948,GRDS:893.00Mongolia/7-- 2748: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l August 1948,GRDS:893.00Mongolia/8-- l 148.有关 “大反常”的概念 ,见 war—

ren Cohen,America Resporise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

niversity Press,2000)P.180。与笔者不同的是,柯华润认为 “大反常”时期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前 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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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政府权威崩溃之时,美国政策首先选择了傅作义这个汉族地方势力而不是与其对立的蒙古人。

这表明,虽然美国政府在 1949年开始对内蒙古问题采取较以前积极的态度,但这种变化与美国

人对中国边疆 民族的所谓 “道义上的 同情”毫不相关。此时美 国政府 在中国的反共政策实在已

经到了计穷的地步,利用中国的民族冲突因此成为美国政策的下驷之选。

此时在内蒙古组织蒙人的反共力量 已是希望渺茫 ,位于察哈尔北部 的锡林郭 勒盟很有代表

性。锡林郭勒地处战略要冲,位于内蒙古中央,南望张家口,北临外蒙古。这里有内蒙古最肥

美的草原,也是汉化程度最低的 “纯蒙区”。1946—1947年间国共在这里拉锯时,民族文化条件

差异曾是使中共难以立足的原因之一。然而 到了 1948年底 ,锡盟已完全在中共掌握之 中。美国

国务院得到的情报表明 ,尽管 中共在锡盟的 “清算斗争”威胁 到蒙古上层和喇嘛阶层的利益 ,

这些阶层 的人物已经放弃了南逃企 图,因为他们意识到国民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①。

美国这时惟一的机会是卷土重来的德 王。国民党和傅作义在华北溃败 ,使战后一直幽居北

平的德王得以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解脱 ,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 。在 1948年最后几个

月里 ,各方面政治力量都与德王接触过,但是德 王决心只在美 国的支持下重返政治舞 台。当时

德王和他的追随者都认为,中共势力尚未到达的内蒙古西端是一个政治真空地带,如果在这里

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既可用以号召蒙民,又可造成既成事实,应付将来中国政局的任何变化。

1949年4月,德王、“蒙古青年同盟”和 “民族派”分子以及一些地方蒙古官员到达了位于内蒙

古最西端的阿拉善旗的定远营。8月,他们在这里召开了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接着成立 了

“蒙古自治政府”。这个 “政府”仅存在了不到两个月,随后德王不得不逃亡外蒙。②

德王 “政府”在 1949年出现 ,的确是利用了国共权力过渡时出现的政治真空,但是这个机

会是非常短暂的。开始时德王自认为能够发起一个持久的运动,可是与他过去的 “自治”经历

不同的是德王此时既无兵 马又无地盘。这次他再为冯妇 ,以为 国民党政府在濒临灭亡时会被说

服赞 同他 以反共 为旗帜的蒙古 自治运动。1949年 5月德王从定远营长途旅行到南京 ,再到广州

向在那里暂栖的国民党政府游说。他甚至愿意往 台湾一行 ,向蒋介石面陈他的计划 。同时,德

王相信美国政府对蒙古的独立统一事业寄予道义上的同情,一定会在现在支持他的 自治运动,

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赞同成立 “大蒙古 国”。结果证 明,德王重蹈 以前投靠 日本的覆辙 ,

再次作出了错误 的政治判断。德王在南京和广州的 日子是在 国民党官员 的冷遇和 申斥中度过的,

这使他终于明白了在国民党政府那里无隙可乘。美国人在和德王交往时则是 口惠而实不至,使

他东山再起的计划最终成南柯一梦。③

在这段时间里 ,美国官员与德 王方面会见至少六次。在这些会见 中美 国人表示 对德王的计

划很有兴趣 ,并鼓励他在西北搞出个局面来。1949年 1月司徒雷登在南京接见德王时 ,还用中

国成语 “有志者事竞成”来鼓励他。双方最有实质性的谈话是 5月底在美 国驻广州领馆进行的。

德王告诉美国人 ,他的 “运动” 当前 的 目标是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取得 自治 ,但是 ,一旦新的世

界大战爆发或 “美国对中亚事务的影响产生效应”,建立独立蒙古国的时机就到来了。德王承

认,他在西蒙的运动不可能持久抵御中共的前进。但是他保证,在美国帮助下这个运动 “至少

O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6 November 1948,GRDS:893.00 Mongolia/1l一2648.

② Sechin Jagchid, PLast Mongol Prince,PP.388—389,395;《德穆楚克栋鲁普 自述》,《内蒙古文史资

料》第 l3辑 ,第 l5l一 152、173页 ;A Doak Barnett,Chin口on thP Eve ofCon!##lun t Takmver.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3,PP.2O6— 2O7。

③ 《德穆楚克栋鲁普 自述》,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l3辑,第 149、l53—154、l59—162、178—179页;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PP.398— 4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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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问题 ”与冷 战初期美 国对华政策

可以在即将到来的黑暗日子里保持蒙古民族主义的火花不熄”。美国领馆官员颇为德王的陈述所

打动。在广州代表美国使馆的公使克拉克 (Lewis Clark)形容德王 “既有分寸又坚定诚恳”。美

国官员当场 “赞扬 了德王对蒙古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同时答应把他的请求转达给 国务院。

据德王 自己回忆 ,当时美国人说 的不仅仅是空泛 的赞扬之词。在会谈 中美 国官员舒 尔茨向

德王转达了司徒雷登大使的以下意思 。据称 ,在考虑了司徒雷登早些时候的报告 以后 ,国务院

同意 “承认你 (即德王)为蒙古的代表和美国今后蒙古工作的对象”。德王还了解到,美国使馆

已在考虑向他在定远营的政府派遣代表。此外,德王在广州与美国情报官员马茨 (Raymond

Meitz)的谈话也有收获。马茨向德王提供 了一些无线通讯设备和几名蒙族 电报员 ,并许诺让正

在西北结束工作的联合国救济复兴署的人员把剩余物资移交给定远营。②

在从美 国人那里得到这些承诺 以后 ,德王所希望的美蒙合作并没有随之出现。美 国官员在

广州提到的所谓国务院对司徒雷登的回答 ,并不见于 国务院档案。实际上 ,在接到驻广州领馆

关于德王请求援助的报告后 ,国务院发 出了一个 由国务卿艾奇逊署名 的措 辞含混 圆滑 的指令。

国务院指示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以后再与德王会见时 ,“应继续表示对他 的计划和努力的同情 和

兴趣”,但是对德王的具体请求或者拒绝或者规避。国务 院表明 ,由于 1948年援华法案中用 于

军援的 1.25亿美元已经告罄,对德王已不可能实行军事援助。至于德王对经援的请求,国务院

的意见是广州领馆 “既不要承诺援助也不要拒绝”,而是建议德王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 在中国的

人员以及中美乡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商量此事 。鉴于这两个机构在中国的活动是根据 国民党与美

国政府间协议进行的,而国民党政府对德 王的活动继续采取敌视态度,国务院向德王建议的实

际上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德王希望美国政府向西北穆斯林进 言和向定远营派观察员的请求也无

结果。国务院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言论或行动上公开支持德王 ,以免被误解为 “干涉中国

内部事务”或 “激起共产党对德王一派施加压力”。国务院仅授意在华外交官向美 国记者非正式

地透露德王邀请他们访 问西北的愿望。同时 国务院要求美 国经济合作总署在西北 的人员就近观

察报告定远营的动向。⑧

尽管国务院的电报闪烁其辞 ,它依然标志着美 国政府对 内蒙古问题态度 的一个重要转变。

国务院不再避免对内蒙问题 的卷入,而是 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方式开始试探与蒙人合作的可能

性。由此 ,德王一派从美国人那里得到 的这种暗地里 的 “道义支持”不过是画饼充饥 。最使定

远营气馁的是 ,尽管有 马茨的安排 ,联合 国救济复兴署官员不仅没有 向蒙古人办理任何移交 ,

反而把所有剩余物资交给了在兰州的国民党当局。以德王为首的 “自治政府”8月在定远营成立

时 ,白智仁以美 国经济合作总署工作人员的身份 出席了成立大会。当时在场的还有一名英 国记

者和一个国籍不明的西方传教士。这种 “国际支持”和德王等人的期望自然大相径庭。④

如果说几个月前美国人曾经对傅作义拒中共于长城之外 的能力抱有幻想 的话 ,此时他们甚

至不相信德王有能力在中国西北一隅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作一段时间的骚扰。1949年 7月,美

国中央情报局把中国大陆尚存的反共力量挨个数了一遍,结论是,国民党已经毫无希望,一些

① Sechin Jagchid, P Last Mongol Prince,PP.388--389,403;《德穆楚克栋鲁普 自述》,《内蒙古文史资

料》第 13辑 ,第 l50— 151、153、179— 180页 ;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 June 1949.

GRDS:893.00 M ongolia/6——149。

② Sechin Jagchid, PLastMongolPrince,P.403;《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3辑,

第 153、180页 。

③ Dean Acheson to U.S.Consulate,Canton,27 June 1949,GRDS:893.000 Mongolia/6--149.

④ Sechin Jagchid. P Last Mongol Prince.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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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地区的军阀势力顶多可以支撑一两年,但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那些居于国共之间的小党派多具

亲西方倾向,可是没有一个有 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多数已投向中共一边。相比之下,“在西满和

内蒙的蒙古人、西北的穆斯林以及远西部省份的藏人中进行长期政治抵抗的前景要略好一些,

只是这些民族人 口总共不过几百万,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领袖有足够 的名望能在 中国人中获

得广泛的支持”。① 在这种估计下 ,美 国政府当然不会贸然把宝押到德王一派身上。

中央情报局上述估计的最后一点对了解美 国政府当时的心境很重要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

并非没有非汉族 “领袖”得到 “中国人 的广泛支持”的先例 ,但是在民族主义在亚洲崛起 的 20

世纪 ,这种情况在中国绝难发生。中央情报局关于 “中国人”的概念实际是指中国人 口中占绝

大多数的汉族。这表明 ,美国政府在考虑如何对待德王一派时 ,德王力量的弱小只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是美国应否插手中国国内汉族与其他 民族之间的矛盾。在 20世纪上半叶,无

论是与其他列强在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里竞争,还是在太平洋对 日本作战,或是与苏联在冷战

中抗衡 ,美 国对华政策都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视 为潜在的或 实际的同盟 。对于中国国内的民族

问题 ,美国政府很少表示鲜明的态度 。但 由于美 国一般政策 的需要 ,在 中国内部发生 民族冲突

时美国的立场往往对以汉族为主的中央政权有利。在 1949年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断言中国民族不过是个神话 ,美 国外交政策中的 “中国问题 ”已在 “更 大的亚洲一般问题”中

消于无形 ,美国决策者也不惜以分裂 中国来对抗共产主义,可是美国政府依然避免把 自己放在

与中国民族主义公开对立的立场上②。

换言之,即使在策划反对以中共 为首的 “中国民族”的活动时 ,美 国政府也只选择采用秘

密迂回的方法。1949年初,在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秘件中,美国国务

院对这个方针作了最清晰的说明。国务院赞同美国扶植台湾的分离主义,可是 “我们必须仔细

地掩盖把这个岛屿置于大陆控制之外的意图”,原因是当前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潜在威胁,会使

复土主义 (irredentism)弥漫整个大陆”。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疆制造的 “复土问题”正可为美国

宣传所利用,同时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台湾问题上使中国 “复土主义”的矛头转向自己。也就

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分离运动的支持,在操作上必须严守机密,要不同于苏联无视中国民

族感情的做法。⑧ 德王在西蒙的短命 “政府”显然不是美国这种秘密颠覆政策的合适候选。德王

自称他的运动是 “蒙古民族主义的火花”,可是如果这个 “火花”不能 自我延烧一段 时间,它便

不能为美国的秘密政策提供掩护。因此,虽然在开始时美国人鼓励德王 “点火”,随后却拒绝在

火上添柴 ,任其熄灭。

结 语

美国政府与德王短暂的调情没有产生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可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蒙古问题

并未终结。当中国共产党以超乎任何政治预言的速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决策者开始

① CIA Intelligencee Memorandum no.197,25 july 1949,NSCR (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 ,下 同),Policy、

Papers, box 6.

②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on the discussion at the 33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4

February 1949,Truman Papers,PSF/N S(=Files,box 220;memo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n.d. (july

1949),ROCA,1945— 1950/Top Secret Subject Files,1945—1950,box 13.

③ “Memorandum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on the circulation of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35m meeting of the N S(=),3 March 1949,Truman Papers,PSF/N S(=Files,box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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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情结。他们认为蒙古问题是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诸多 “自然冲突

点”之一 ,迟早会造成这两个欧亚共产 巨人之间的裂痕。为促成这种发展 ,美国政府做 了种种

努力 ,这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①

本文对战后初期美国卷入内蒙古问题的探讨 ,或许弥补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史尚缺的一页。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卷入是多层次的。美国对华政策主旨在于赢得对苏联 “共产党集

团”的竞争 ,这个政策大大超出 了国与 国外交的范 围。美 国不仅插手国共之争 ,而且染指 内蒙

古民族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美 国来说 ,对抗苏联 的 “集团问”的斗争是美 国外交政策

的根本 目标 ,而对中国的 “国家问”的外交 ,对国共 “两党 间”的干预 ,在蒙汉 “民族 间”的

游移,都不过是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到了 1949年末,美国在中国这个竞技场上败于苏联,究

其原因是美国政府把自己的政策与被中国革命淘汰的国民党政权拴在一起。美国人在此期间与

内蒙古各派有限的接触不可能改变这个结局。

对美国 “冷战边疆”的开拓者来说 ,内蒙古始终是一片掀不起 “淘金热” 的政治荒漠。但

不可否认 的是,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 内蒙问题上的卷入之深 ,在 中美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个

现象不仅表明了战后美国在东亚影响的继续膨胀,也显示了中国自身尚未解决作为 “民族国家”

的治权 问题 以及中国边疆 民族对 中国分离 的政治取向。有论者认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的

国际气候有利于以 “族群” (ethnic group)或民族为单位的 “民族 自决”,结果是一些欧洲老大

帝 国裂变为多个 民族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潮流则是殖民帝 国在亚非地区的解体 ,

结果是在亚非出现多民族的新兴独立国家②。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的发展或解决 ,除了取决于中国

国内政治状况,与国际政治大气候也有 密切关系。以蒙古为例,虽然蒙古人 民共和国从 中国分

离正式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但外蒙分治实际上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外蒙故事没有在内蒙重演不仅因为中国此时的内聚力远强于三十年前,也由

于 “少数民族”的 自治要求没有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 目的主题 。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 团的

斗争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双方至少在公开外交上都是强化而不是 削弱现存国际秩序

中的 “国家”“主权”概念。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坚持外蒙独立于中国的另一面是支持中国对内

蒙的主权。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溃败以前 ,美国在中国抗衡苏联的政策也不能不以维 护中

国政府主权为出发点。即使在 1949年以后 ,美国政府 出于对苏国际斗争的需要以及对在台湾的

国民党政府的顾忌 ,依然在表面上保持 了对 中国的 “冷战道义”立场 。加上 内蒙各政治派别的

纲领不一实力不明,这些因素导致美国政府对内蒙自治的持续冷漠,使内蒙古的任何分离运动

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利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意义上说 ,美国政府从 1945年到 1949年的 “内蒙古外

交”,是内蒙古 民族问题继续在中国 “内政化”的历史条件之一 。

[作者刘晓原,助教授。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

(责任编辑 :马忠文)

①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ouers)to the Council.28 February 1949,

FRUS, 1949,Volume ,PP.493-- 494;NSC 34/2,“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28 February

1949,NSCR,Policy Papers,box 4.Also see David Allan Mayers,Crack the Monolith:U .S. Policy a—

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 949— 1 955.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 986, PP.

39,49,68,7l,lO4,l22.

② Margaret Moore(ed.),National SelJ: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Ox~rd:Ox~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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