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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Visible H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Yi Wen and George E. Fortier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命运多舛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文一,[]乔治佛梯尔 1 内容简介 一场久违的中国工业革命正在震撼全球。它猛烈地撞击着 18 世纪以来由欧洲殖民主义肇 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评论和思考虽已有诸多论述,但在一个统一 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对其背后机制的深入分析并不多见。解 释中国在特有政治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腾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本文简略介绍《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文一,2016)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胚 胎发育”理论(又称为“新阶段”理论),刻画中国自邓小平 1978 年推动改革开放以来 快速工业化的秘诀和它对于 21 世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开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 自洋务运动 120 年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 “胚胎发育”原理。这一原理不仅体现在二百多年前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中,而且贯穿于 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虽然其政治制度千差万别。而政府在这一历程中始终扮 演了关键的引领者和不可或缺的 “催化剂”作用。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全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下实现了工业化。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 Sven Beckert 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 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 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Sven Beckert, 2015, p.155-156) 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小农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一直是一个具 有强大决心和凝聚力的“重商主义”政府为了赢得国家生存(国际竞争),利用“国家” 和“市场”两个力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主动从事不断产业升级的结果。 但是并非所有产业升级战略都能成功。无数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但凡成功的 产业升级战略都遵循了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原理的自下而上地创造市场的规律。凡遵 循这个规律从事循序渐进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相对顺利;凡违 背这个规律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常常失利。换句话说,这一“胚胎发育”机制下的工业 化过程,一方面只有在“有为”政府这个“催化剂”作用下才能展开和加速,另一方面其 1 本文根据作者的英文原文翻译和改写。原文发表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内部刊物《经济评论》2016 98 期第 3 卷第 189-226 页(Yi Wen and George Fortier“The Visible H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 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作者感谢观察网马力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莉丽对英文原文的大力翻译协助工作,文一在 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本文的基本论点和参考资料都基于文一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 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网址: https://world.tmall.com/item/535482239543.htm?spm=0.0.0.0.sDNoZi&id=53548223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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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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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ible H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Yi Wen and George E. Fortier 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命运多舛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文一,[美]乔治•佛梯尔 1

内容简介 一场久违的中国工业革命正在震撼全球。它猛烈地撞击着 18世纪以来由欧洲殖民主义肇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评论和思考虽已有诸多论述,但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对其背后机制的深入分析并不多见。解释中国在特有政治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腾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本文简略介绍《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文一,2016)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又称为“新阶段”理论),刻画中国自邓小平 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的秘诀和它对于 21世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开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 120年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这一原理不仅体现在二百多年前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中,而且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虽然其政治制度千差万别。而政府在这一历程中始终扮演了关键的引领者和不可或缺的 “催化剂”作用。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下实现了工业化。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 Sven Beckert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Sven Beckert, 2015, p.155-156) 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小农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一直是一个具有强大决心和凝聚力的“重商主义”政府为了赢得国家生存(国际竞争),利用“国家”和“市场”两个力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主动从事不断产业升级的结果。 但是并非所有产业升级战略都能成功。无数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但凡成功的产业升级战略都遵循了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原理的自下而上地创造市场的规律。凡遵循这个规律从事循序渐进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相对顺利;凡违背这个规律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常常失利。换句话说,这一“胚胎发育”机制下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只有在“有为”政府这个“催化剂”作用下才能展开和加速,另一方面其

1 本文根据作者的英文原文翻译和改写。原文发表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内部刊物《经济评论》2016 年

第 98 期第 3 卷第 189-226 页(Yi Wen and George Fortier,“The Visible H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作者感谢观察网马力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莉丽对英文原文的大力翻译协助工作,文一在

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本文的基本论点和参考资料都基于文一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

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网址:

https://world.tmall.com/item/535482239543.htm?spm=0.0.0.0.sDNoZi&id=53548223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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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必须正确,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这个顺序可分为几个关键发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全方位地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才能让有效市场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山沟、村庄、地区和国家间“横空出世”,变得安全、有规模和有效,而非缺失、失灵和无效;才能够让市场机制富于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才能把社会能量集中于制造业,而不是赌博性的金融泡沫业和投机性的资源出口业;才能让每个人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繁荣社会经济,而不是通过投机敛财的资本运作、廉价出卖国家资源、高利贷、金融诈骗和假冒伪劣产品来腐蚀和摧毁社会经济。这是中国与那些盲目奉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南亚、非洲、拉美、东欧国家和地区的根本区别。华盛顿共识这个看似合理的“四化”药方,因为缺了几味关键“配药”和正确“熬制”方法而不幸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偏方”。 而尽管国家间政治体制可能千差万别,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根据自身国情、文化、历史和政体所发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实与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 这个逻辑符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称为“历史逻辑”的发生学原理。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结构的 “胚胎发育”式的演进、展开和变迁,其历程由如下一些经济发育阶段构成:(一)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相当于中国的乡镇企业阶段),(二)以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来大规模生产轻工业品(包括小商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即城乡大工厂体制阶段),(三)以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三位一体”的爆发式繁荣为特征的枢纽工业体系发展阶段,(四)和由此推动的以规模化方式批量生产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包括重工业原材料、机械装备和化工产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五)以上四个发展阶段最终指向的是高工资、高资本密集化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的全面专业化、区域化、精加工化和机械化,以及金融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和由这个经济基础支撑的福利国家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出现、展开和向下一个阶段的提升都得依靠强大的国家执政能力才能够实现。2 一个农业国如果想要实现工业化,按以上顺序重复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些基本阶段是必要的,虽然由于后发优势可能只需更短的时间。中国目前已经处于第(四)个发展阶段的鼎盛期,其特点是开始结束技术模仿期并进入重化工业和信息技术创新的井喷期(中国目前突飞猛进的专利申请就是证明),并正在慢慢开启属于第(五)发展阶段的农业与金融业现代化、政府职能转换和进入探索福利国家体制的进程(中国目前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反腐立法、监管机制建设、简化行政手续、精准扶贫和全国性医疗保险覆盖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3 换句话说,按照文一(2016)揭示的工业革命的历史模式,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以 10倍于英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威力,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即按顺序分别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胚胎期、幼儿期和青少年期(第一至三阶段),并已进入青壮年

2 我们认为文一(2016)提出的“胚胎发育”(新阶段)理论与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胚胎发育”

原理着重研究经济的需求方(市场结构)演化,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供给方(生产要素结构)演变。二者的目的都是解释

现代大工业的产业结构的发生、发展、变迁并揭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有实用性的政策建议。 3 比如中国农业已经开始通过专业和区域分工向跨区域跨省际跨国界经营,个体小农经济已经落伍并正在逐步消失。新

的经营方式对农业生产、品质监管、远距离销售、风险规避、期货买卖、信托信用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必然在生产规模,

品质检验,标准制定,长期贷款等方面更加规范化。农村的经济体制一定会获得创新,从而去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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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四阶段)和开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年期(第五阶段)。4 而中国不仅是在没有采纳其它大国崛起时依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而且是在没有放弃土地公有制和战略性产业部门的国有体制情况下实现这一系列经济升级和腾飞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坚守住了一条底线,即国家执政核心不能被资本绑架,国家自然资源不能被私人寡头垄断。这些都是中国对于人类工业革命实践和战后东亚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奇迹同时也再次证明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一条普适性基本原理:劳动分工(工业化)的程度受到市场发育规模和速度的限制(亚当·斯密,《国富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而托起中国工业化(劳动分工)奇迹背后强大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和扩张力量之一,正是中国政府。这个结论是基于如下的理念: 所谓“自由市场”(free market)其实是一个成本其极高昂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会天然存在和有效运作。即使抛开高昂的市场监管成本不谈,有效大市场本身的创造和开拓需要一个施行“重商主义”的强大中央政府和国家行政网络,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和巨大付出才能成功。5 这个理念不仅凸显了为什么在落后农业国家采纳不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现代金融制度或闭关自守式的“大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会失败,也揭示了“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一味强调把一切交给私人和市场但却忽视政府这个最有力的市场创造者和培育者、忽视国家执政能力建设和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一、导论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震憾了世界。三十多年前,甚至没人能料到中国会成为一个地区性工业强国,更别说世界工业强国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她过去 5000 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举变成了全球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见图一)。

4 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永无止境。目前人类正在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将所有生产过程智能化,不仅是机器生产

机器,而且是机器操控机器和设计机器。这是个大数据、超级计算、3D 打印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会颠

覆过去几百年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所有制和收入分配秩序。但是这个新世界必须建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

福利社会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效运作。中国有望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进入福利社会的基础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

潮中与美国并驾齐驱并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由于中国比美国还要巨大的市场和体能。但前提条件是中国不被美国

击垮。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全球性的劳-资分工合作和资源与收入的跨国公平分配。率先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有

能力帮助落后不发达国家以极低成本迅速实现工业化,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开启一个不以国家为国际竞争基础(单位)

的工业化和福利化进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55 再次强调本文定义(理解)的“重商主义”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重视商业交换、市场培育和制造业升级的经济发

展主义,虽然落后国家在市场培育和产业升级的初级阶段涉及一定程度的必要的“幼稚产业”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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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全球 5大工业国(中、美、日、德、俄)制造业产值(1970-201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目前的工业产能,一年里可以生产 500 亿件T恤衫(世界人口的 7 倍)、100 亿双鞋、8亿吨粗钢(美国的 8倍)、24亿吨水泥以及 4万亿吨煤炭(占全球的一半)。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高速列车、轮船、机床、手机、计算机、机器人、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化肥、粮食、鱼、肉、蛋、棉花、铜、铝和电视节目的制造商,建设了全球最多的桥梁、隧道和高速公路,出版了全球最多的书籍、杂志,同时还不断培养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生群体。而支撑这一巨大产能的中国只拥有全球 6%的水资源和 9% 的可耕地。6 另外,中国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专利申请国。2014年,仅中国一国的工业专利申请数量就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之和(见图二)。 当众多观察家还在“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就中国何时崩溃不停地打赌时,中国是怎么在短短三十多年里取得上述成就的呢?批评家们不断以缺乏西方文化和法制传统作为依据来预测中国崩溃。但是,即使在由美国 2007年肇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世界性长期大衰退之后(它使得中国每年出口比以往的增长趋势永久性地削减了 4成),中国目前仍能以高于 6%的速度增长。自 1978年以来,中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GDP扩张了整整 30倍。这一转变的出乎意料之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的内忧外患、政治动荡和经济衰竭,还因为它与西方国家显得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

6 所谓产能过剩应该正面地看,它是所有开启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国家的特征。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不存在产能过剩,目

前的非洲和拉美国家也不存在产能过剩,因为它们还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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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全球 10大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数(1985-2014)。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个国家不可能成功。那本有名的专著,《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就阐述了这种观点。 西方对中国成就的质疑并非毫无历史根据:自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所有的工业化努力似乎都失败了,包括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全民炼钢运动。 尽管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工业化尝试却有一个共同点:急于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却忽视了首先去创造那个能支撑现代工业体系(规模化大生产)并使其有效运作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出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自下而上地首先帮助广大农村建设全国性统一小商品市场、运输交换网络和“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然后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实现。7 比如在新中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采纳的是以城市重工业为主导的蛙跳(赶超)式发展战略。8 这里当然有国际政治环境的逼迫,但也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思路问题。尤其是新

7 “重商主义”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

义而不是重农主义。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只把它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

了它重视远距离商业交换与制造业出口的核心论点。一个仅仅依赖农业的经济无法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

试图把国民经济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商品交换能够促进市场规模发育,促进劳

动分工,刺激制造业升级,形成规模经济。在 16 到 18 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型与开启英国工

业革命的关键意识形态,其历史重要性不容忽视。 8 比如在第一个 5 年计划期间,中国在前苏联援助下靠巨额贷款建设的 156 个超大型项目几乎全是重工业,并且设在内

地,远离海岸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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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政府完全放弃市场经济,开始以群众运动、人民公社为基础从事农业现代化,以封闭经济下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思想为指导从事工业现代化。然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农业组织和工业体系不仅违背市场规律,而且主要仅为满足封闭、分散、单薄、有限的地方性需求而生产,因此规模化企业不仅因为缺乏市场竞争而效率低下,而且因为工业需求规模太小而无法赢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9 但是 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不放弃原有国家行政框架下引进市场经济元素,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终于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它从家庭承包、基层市场和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而不是从自然资源和重工业的私有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开始),如热核反应一般,由下而上地通过基础市场网络搭建和产业升级不断裂变加速,最终形成了今天全球最大、最统一、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市场规模(以至于全球目前 10个最大港口中的 8个在中国)。 这场久违的中国工业革命,没有在小农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更加发达的清朝发生,也没有在金融更加“自由开放”和政体更加“包容”的民国时期发生。关键不同之处是今天的中国,除了具有比清朝和民国时期远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更加坚不可摧的国家意志与政府行政能力(即社会学家们强调的“国家能力”)之外,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按照一条众所周知的经济规律行事。但这里说的“经济规律”,并非新自由、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那些规律,而是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发挥阐述的虽然著名却经常被忽视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亚当·斯密通过 18世纪别针工厂的例子揭示了英国国民财富起源的秘密是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的程度却受制于市场规模(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然而亚当·斯密没有明确指出,当年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前夕拥有的全球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是英国商人集团在历代皇室政府精心扶持和皇家海军支持下通过武力和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法律创造的。换句话说,它是由国家力量创造的。这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托起了英国民间几个世纪的劳动分工和漫山遍野的乡村企业,继而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不断膨胀的支撑农村和乡镇劳动分工的世界市场才是英国国民财富起源的终极秘密。同理,中国奇迹背后的伟大推力,正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在“重商主义”的农村发展战略下对全国统一市场和全球市场的循序渐进地不断创造和开拓,从而有力地托起了以劳动和产业分工为基础的中国工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却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战争和殖民主义政策)。 市场是个最基本、最终及的公共品。规模化生产必须以规模化市场为前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里的市场自动出清(萨依定律)假设相反,现实世界中的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市场这个大舞台必须首先通过某种集体力量和意志被创造出来,然后才能使那一大批密密麻麻追逐利润的“供给方”有利可图(这当然意味着承认私有产权,但不是所有国家资源的私有化)。亚当•斯密指出:

9 对于洋务运动和民国时期建立大型军工企业和城市工业的描述,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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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类贸易和产业才自然而然地繁荣和逐渐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经济活动才延伸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这时几乎还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远距离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水运具有如此优势,以至于人类自古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各种工艺品是出于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后才慢慢延伸到内陆。因此自古以来不靠河流的内陆总是贸易和生产交换最不发达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区却相反。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是和其市场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像分散在广大无边的苏格兰高地一样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又能用什么方式能够保障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 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是市场的三大基石。由于自然小农经济条件下靠大自然提供的原始市场条件十分有限、稀薄,以规模化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必须等待航海大发现、统一民族国家形成和全球市场的开发,必须依赖国家力量所创造和保护的全球商品流通网络才能发生。所以毫不奇怪,近代工业国家的崛起都同时伴随着海军力量的崛起和依靠暴力(坚船利炮)的海外殖民。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致命错误,在于抛弃、割断人类工业化历史,把发达国家今天达到的“文明”状态和成果当成当年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原因,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认为政府越小,市场就越大、越有效。其实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个别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以及今天中国崛起的经验都指向一个真理:政府越有为,市场才越大、越有效。10 与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存在和有效运作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与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外生(“事先设计”)和作为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前提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级政府主动作为,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强大行政网络,首先在农村地区帮助创造区域性农产品市场,继而为乡镇企业开辟全国性小商品市场,并逐步为中国规模化大企业营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竭尽全力利用现存国际格局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一方式,实际上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君主国家依靠国家力量、利用和扶持实力强大的垄断商人集团(如半军事化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开拓世界市场时所做的如出一辙,但却没有依靠暴力、殖民主义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全球奴隶贩卖。

换句话说,与 16到 19世纪英国商人阶级在皇室政府的支持和武力保护下,依靠几百年毫无任何国际准则的掠夺、圈地、海外殖民和奴隶贩卖去创造和开辟国内外小商品市场不同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商人精英集团和它赖以生存的政治条件,

10 对政府权力的规定、监管、和限制来自于有为政府为自身制定的法律体系。而这个法律体系只有通过工业化过程才能

够逐步通过倒逼机制完善。换句话说,政府是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制度转型和“自我改造”的。那种认为在经济发展之

前就能够依靠事先设计好的宪政或“三权分立”制度来制约政府干涉经济的权力的想法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这与欧洲

列强崛起的历史不符,也与东亚国家工业化成功的经验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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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不可能依靠他们去组织农村家庭进行小商品生产、交易、运输,或靠全球掠夺、鸦片贩卖和殖民主义来推动国内外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的形成和发育。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所依靠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富于领导能力的各级官员,这些颇具商业头脑的行政官员们为自己辖区的企业努力开拓地方、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而且为当地乡镇企业提供更低的税率、更便宜的土地、更方便的交通基础设施,帮助当地吸引外来投资,推销当地产品,参与商务洽谈,协助建立销售网络。

这种政治体制,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来看,似乎比起一开始就依赖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利欲熏心的(经过上百年才形成的)大商人阶级来开启掠夺和世界市场占领的国家,更容易导致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和因为攫取性腐败而使经济陷于瘫痪。但是在邓小平的选贤任能激励机制下,如果一个官员不能带领当地百姓致富,那他就会在全国性的跨区域村、镇、县、市以及省级官员选拔中落败。

这种举国上下的竞赛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国家政权和干部体制(“国家能力”),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毛泽东担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血腥发家史。11 它有效地将中国各级官员转化为一大批有高度积极性的“公共商人”(public merchants),而且这种转化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所建立的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行政体系之内,因此没有发生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民主制”还是“集权制”)常见的动荡、分裂、政变、武装割据和黑社会泛滥与失控。正是中国国内和平、稳定、信任(“国家能力”)大环境下的这个“公共商人”阶层,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促进城镇和农村地方企业组织形成和国内统一市场发育的“酶”和“催化剂”。 有了迅速扩大和深化的全国性小商品市场,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的 1980年代末,引爆了她久违的、命运多舛的工业革命,而且在 1995 年(即加入世贸组织之前 6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紧接着在十年后轻而易举成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目前钢铁产能达到美国的 800%)。这两顶轻、重工业桂冠都曾先后由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美国和日本穿戴过,而在 1950 年代大跃进时期虽举倾国之力连其八十分之一都没有达到过。的确,无论其所有制如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都在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规模原理参与竞争、从事管理和技术升级,把满足国内外发达市场需求作为他们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迅速培育了一整代新的国营和民营企业家和新兴商人阶级。 有了市场和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所有制并非一切产业组织赢利的关键。关键是按照市场竞争机制从事生产、组织、管理、淘汰和退出。譬如一些中国现代企业虽然是国企(如高铁),但它们有着很高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如此规模庞大的企业能够一个巨大的国土上维持有效运作,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有了规模庞大的市场和国内外竞争对手。而上世纪70年代前的国企却效率低下,因为当时不存在这样的市场条件和竞争机制。

11 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关于一般性腐败和中国式腐败的讨论,和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

关于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机制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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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多数旧有国企是按照市场发育的规模和顺序有条件地逐步民营化的(比如“双轨制”和 90年代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 而且如今仍然富有远见地保存、更新和培育了相当一批大型现代国有企业。它们通过管理机制(而不一定是所有制)变革,成为了国防、战略资源、高新技术等外部性极强的产业里面的龙头企业。中国政府也长期依靠国有银行并实行国际资本管制。只是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即以重化工业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才开始着手认真建设现代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进一步国企管理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以便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本的透明运作和资源配置。而这恰好也是“胚胎发育”发展经济学原理所要求的。12 这种谨慎有序的市场培育方式,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在高速跨越资本主义好几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还没有发生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 19世纪、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 20世纪常见的、深具破坏力的全国性金融危机,而这种危机贯穿了西方和几乎所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发现的由中央政府统领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渐进的市场培育方式,不仅符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而且以更迅猛的方式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因而也在工业革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参照系。 这种自英国原始工业化(大约 1600年起)开始就一直普遍采纳的、动用国家力量从事市场培育的战略合理性背后,是同样令人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国家主权、政局稳定、社会信任(“信用”)、监管体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效市场赖以出现的支柱和保障。因此,任何摧毁和侵蚀国家主权、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国家监管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因素(例如战争、内乱、党争、腐败、不成熟的全民选举制度、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盲目私有化经济改革,以及过早、过度的金融自由化),都将摧毁有效自由市场本身。13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懂得哥伦布航海 400多年后和英国工业革命 200年后,好些获得民族独立的落后国家之所以采纳计划经济,正是由于市场长期严重失灵,正是因为几千年的自然小农私有制市场经济没有能够在这些国家引爆工业革命,因而遭到欧洲列强几百年的掠夺和武力征服。因此,计划经济失败后简单地用华盛顿共识“四化”药方回归到以前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如东欧国家已经证明的那样,也正如世界上其它落后地区(比如非洲、亚洲、拉美)那些并没有采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到目前为止也同样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证明的那样。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决不仅仅

12 不仅美国政府长期控制主流媒体,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都长期拥有国有企业或政府特许(受政府支配)的垄

断私有企业。比如英国自 1600 年由政府特许建立具有全球贸易垄断特权的东印度公司开始,一直到 1980 年代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出台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止,其间的 380 多年工业化历史长河中,都长期拥有不同形式的“国企”或直接

受控于政府的私企。这些企业涵盖贸易、能源、运输、通讯、医疗、教育、国防等一大批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和

涉及国计民生的医疗教育部门。而今天的落后国家,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门槛都还没有进入,就被新自由主义教条信奉

者忽悠实行“小”政府、“有限”政府,放弃一切形式的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他们把一个落后国家的市场失灵归罪于

几个国企,而且常常用前苏联计划经济失败为例来说明国企的危害性,但却有意忽视计划经济只是人类私有制几千年历

史长河的一瞬间这个事实。对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批判,参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2007,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早期英国的金融自由化不具备今天全球化条件下那样巨大的负面作用,因为当年大英帝国之外根本不具备比英国资本

还要强大的经济体和国外投机炒家对英国国内资本市场价格所能起到的倒海翻江的炒作和操纵作用,资本在经济萧条时

大规模出逃也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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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放弃了计划经济(或仅仅是因为引进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之上还有别的“配药”和“熬制方式”。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仅无法揭示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也无法解释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从而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有限”政府和“小”政府,认为政府的职能仅是提供基本公共产品。这种说法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轻描淡写化了,有巨大的误导作用。虽然这个主张的目的在于遏制腐败和专制,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告诉我们,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恰好来源于它“所向披靡、穿透任何它所想波及的领地”的能力(Sven Bechert,《棉花帝国的全球史》)。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因此也就难怪无法在这些国家看到像中国今天这样规模和速度的公路、桥梁、隧道、电网和高铁建设,这样规模和速度的市场形成与产业升级。什么样的国家力量才能催生这样的工业化奇迹?如果我们读读西方工业化历史就会发现,当年的大英帝国和随后跟着崛起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从来不是一个“小”政府之国。而且因受两大洋保护而免受欧亚大陆战争祸乱的美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小”政府之国,它自建国伊始就具备捍卫国家主权的强大能力并果断违抗欧洲意志实施了 150多年不间断的产业和高关税政策,并且在成功实现工业化和进入福利社会之后的 20世纪 80年代,才由里根政府重新提出所谓“小”政府主张。这个主张是建立在美国已经拥有“所向披靡”的强大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一开始就能够以政府绝对垄断“暴力工具”的能力(韦伯)来维持自己需要的一切治安、法律和社会秩序,以至于美国的半军事化警力足以横扫几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军队。因此,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在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者基础上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小政府市场体制,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实际采纳的市场体制是有根本区别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实际采纳的市场体制由强大国家机器和重商主义政府扶持、调控和干预,所以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整体风险可控。至于政府选择对于市场的干涉方式和程度,那取决于政府的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涉及减弱国家能力的问题。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没有把国家能力建设与政府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区别开来,没有看到市场本身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和开辟。结果是,非洲、拉美、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通过“四化”废除了国家能力,却没有建立起期望中的有效市场;政府变小了,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也没了。14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个话题将贯穿本文),不仅是由于市场力量之外的社会治理(包括社会治安,文化、社区和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市场”本身的公共品属性(因此它本身就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和提供),而且还在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往往具备多重均衡,尤其是政府必须按照国情和发展阶段去不断主导产业升级,平衡市场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人类贪婪的本性注定了“企业 14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向落后国家指出,即便像美国这样自我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并非是他们所鼓吹的自由放任

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量和监管力度是书斋里的新自由经济学家们无法想象的,它所向披靡,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穿透任何它所想波及的领地,从食品到药品,从医疗到教育,从金融到贸易,从各种征税到国际制裁,从情

报收集到发动战争。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国家能力也丝毫不亚于美国,目前其市场干预和监管程度比起美国

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之下,受新自由主义思潮胁迫和忽悠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对市场的监管和干涉力度不是过

强,而是太弱;因而导致大量的市场欺诈和市场无效。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不懂得所有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在高度集权

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条狭窄的中间地带通过的。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导致了专制主义是因为它完全扼杀了市场和

私有经济;相反,目前盲目采纳民主体制和完全私有经济的非洲、拉美、中东、东欧等国家的工业化失利,却又是因为

放弃了政府主导和国家执政能力建设(参见佛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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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神”在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的市场活动中(即敛财过程中),其主要策略不是通过技术发明提高生产力,而是不择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和制造金融泡沫(参见李小鹏,《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不是从事公平的生产和创新活动,而是欺诈、掠夺、拐骗、造假、盗窃和追求黑社会式的垄断。这后一种力量可以随时摧毁社会信任和政治稳定,葬送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15 因此,市场力量既可载国,也可覆国。市场的建设性力量只有在国家力量支配下、在严厉的监管机制下才能够发挥出来。但是,不仅监管和立法的成本高昂,而且实施监管和执法的成本更高(而且本身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因此需要极其苛刻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工业化基础。这些东西在远没有完成甚至还未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农业国家是不可能具备的(这是为什么很多非洲、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徒有民主和法治的虚名,却无法阻挡政府贪污和企业腐败)。 没有工业化的民主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而缺乏强大统一的国家意志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工业化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统一、有力、有为、有效的政权,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一个真正完美的市场经济,是每一笔交易都在阳光下进行(时刻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监管、督察、登记、盘问、追究、管理)的市场经济,因此也是一个极其不“自由”的经济。它决不是一个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空想市场主义”者们鼓吹的那种自由放任的小政府经济。16 打个小学生都能懂的比方:高速公路自由吗?不自由。所有车辆决不能随意转弯、倒车、停留、掉头、超速,否则必须遭到“公共暴力”执法机构和警备力量的问候。但是正因为如此,高速公路绝对比那些可以在任何时空点转弯、停留、变速、掉头的自由自在的农村羊肠小道更有效率、更“文明”。同理,现代工业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决不是小农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它绝对比后者更加不“自由”、更加受到监管、监控和惩罚,但却因此而更有效率。而只有在这个工业体制之上才能建立现代“温文尔雅”的民主制度、金融制度和服务业。 然而,强大的国家能力哪里来?兼管能力和监管“监管者”的能力又从哪里来?因此,监管制度的建设难上加难。成熟的监管制度本身就需要以国家能力、工业现代化和高度社会分工为条件,以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利益攸关方为前提。因此有效的制度建设必然是渐进的,是内生的,和由工业化的推进倒逼出来的。“去监管化”之前必须

15 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下经济改革的失败,就是在政府退出后任由贪婪的市场力量肆虐的结果。企业家精神成了强盗土匪

精神,企业家才能成了犯罪卖国才能,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了欺诈和贪婪者的打劫行动,广大人民共享的国家资源成

了鼓吹改革的精英分子的私人财富(参见 Chrystia Freeland《世纪大拍卖:俄罗斯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狂奔》)。 16 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曼终于在目睹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失败后承认了自己当年的认识错误。他说,在 90 年

代初他认为经济发展只有三个字,那就是“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但是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认识到政府监管远比

私有化更为重要(参见佛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英文版]第 25 页)。那些认为中

国市场化、私有化速度不够快的人们应该回到清朝和民国看看,那时的市场化、私有化与私有产权保护比现在彻底,却

没有能产生工业革命。他们也应该去非洲、拉美、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东欧看看,那里的市场化

与私有化显得比中国好,却没能产生工业革命。为什么?这是因为当年大英帝国和所有西方列强还有日本 19 世纪末的

崛起,都依赖了强大的国家力量、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和严厉的市场监管与干涉机制(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

命》)。盲目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而不懂得现代市场存在、运作和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条件,才是

最危险的东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大谈“有限”政府的主张如果不同时强调国家能力建设和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和对

现代市场活动的严格监督、管理甚至积极干涉,则会造成弱政府、市场瘫痪、社会不稳和工业化失败(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 世纪的社会治理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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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再监管化”,“自由化”之前必须有“集中化”。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各种引申模型(包括经济波动理论、增长理论、消费理论、厂商理论、合约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国际贸易理论、金融理论)之所以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不断碰壁,因为它(即阿罗-德布鲁体系)从一开始就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小农经济市场交换的 “空想市场主义” 假设之上的,里面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劳动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个亚当•斯密原理,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马克思的“资本运动规律”,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英国工业革命的机制,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一个托拉斯企业(及其内部管理模式)与一个小作坊式的纺织企业的根本区别,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能源、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及其重化工业基础)在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国家利益与私企利益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政党与行政网络建设的必要性,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社区文化和企业管理对于国家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以下我们通过对几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步骤的比较分析,刻画《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新阶段理论,或市场结构的“胚胎发育”理论(该理论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中总结得出的),强调指出有哪些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阶段是特别需要国家力量介入然而又特别容易被政府忽视,但却是中国 1978年后成功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和中国近代史上前三次工业化失利的根本原因)。17 这后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像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那样瓦解自己的国家能力和基层行政网络,私有化国有银行系统,废除土地公有制,而是以其为基础,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13亿人口规模的、庞大统一的商品市场。这个市场支撑了由需求刺激的一系列产业升级、由市场导向的一系列现代制造业创新和产业组织变革,也即中国的工业革命。18

17 我们把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尝试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四次,并非欲与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也

正如无法把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洋务运动或辛亥革命割裂和对立起来一样。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突现改革开放后经济

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而这些特点和规律对于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其它国家的工业化成败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作用。 18 中国目前很多知识分子出于对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和由此导致的专制体制的反思,对目前很多需要继续改革和建设的

社会治理结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欧、美、日等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

历史的无知,从而无法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比如他们出于对改革开放前过度意识形态化

的历史教育的反感,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定一切,不容许人们去探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政府因素,不承认

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只要有人肯定中国政府和国家的积极作用,马上就被他们冠以封建“颂圣”的恶名,

并竭尽冷嘲热讽和谩骂之能事。这是一种霸道和无知,而不是严肃的学术争论。当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以及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为中国政府领导下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高度

肯定和赞扬的时候,他们却逢中国政府必反,自以为占有审视一切的道德高地和高于别人的反思能力,把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负面现象,哪怕明明是所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象(比如

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金融欺诈、黑社会猖獗、贪污腐败、交通事故等现象),都盲目地、指鹿为马地

归结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对其加以谩骂,而不是客观地、从跨国历史比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角度来分析。这

其实让那些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并拥有民主制度但仍然贪腐横行、社会治安恶化、经济萎靡不振的拉美和东欧国家无地自

容。这些知识“精英”甚至不承认中国经济奇迹,不承认中国取得了比拥抱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更彻底的菲律宾、马来西

亚、印度以及非洲、拉美、东欧很多国家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果;他们把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当成是错的,把欧美资本主

义和殖民主义历史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加以肯定和美化。这样一种混淆历史、自我矮化、自我否定、把婴儿和

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妄自菲薄和虚无主义治学态度,与同是黄种人的邻国日本依靠皇权专制和军国主义实现工业化以后形

成的全方位民族文化自豪和历史自豪,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这种政治层面的谩骂式“批判”根本无助于帮助探讨中国

崛起的原因和解决中国目前与未来面临的问题,而且误人子弟,给出错误的、感情用事的改革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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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革命的一般模式

无论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后来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

化进程,都是在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展开的,而且都不是从大城市开始的,虽

然这些国家在启动工业化的初期都拥有繁荣的商业大都市和经商口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在英国(1760年)开启工业革命半个世纪之后,那些在 19世纪初拼命效仿并成功

追赶英国的法国、德国、美国和 19世纪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不是从直接引进英国

当时最先进的铁路技术和蒸汽机来开启自己的工业化进程的。相反,这些成功工业化的国

家全部都是在强政府推动下尽量利用本国市场条件去调动全国劳动力资源参与原始制造业

的“发财致富”和国内外竞争,并通过出台循序渐进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复制

了”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即前面提到的五个“发育”阶段。

作为第一个走上这条产业升级(“五”阶段)之路的国家,英国在所有欧洲老牌殖民主义

者中是第一个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她无论是在工业革命前期和初期的“重商主

义”时期,还是在开启工业革命后由于巨大产能过剩向全球推销“自由贸易主义”的时期,

都是一个统一的、“全民皆商”的、向外扩张性的强权国家。英国王室与其它欧洲王室

(还有大清王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 16世纪开始就长期坚持“重商主义”立国

的国家发展战略。英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于 1615 年担任东印度

公司董事时极力主张为实现国家贸易出超,国家必须要干预经济活动,其中主要是采取出

口退税和进口纳税的国际贸易政策,以支持和保护本国原始制造业的发展。从 15 世纪开

始直到 20世纪上半叶的 500 年间,从英国皇室到所有立法机构都一直把国家当成是同世

界其它地方做生意和竞争的一个统一行动者。国家的商业利益与每个国民在海外的商业利

益是一致的。19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皮塞•斯密斯(Erasmus Peshine Smith)在

研究英国崛起强大的秘密时就指出,英国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单一)商人。这种由国家主

导的、建立在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集体力量,使得英国在全球贸易和政治事务中所

向披靡。

约翰•威勒(John Wheeler)1601年(即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一个半世纪前)发表

的《商业论》(A Treatise of Commerce)可以认为是英国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

命助跑阶段——进入高潮的标志。在这本书中威勒系统地提出了大英帝国作为民族国家的

振兴战略是靠商业和世界贸易立国,为此除需要鼓励私人和民间贸易以外,还需要建立政

府直接干预、控制、保护和指导的大型商业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威勒在书中为

19 这种保护制造业的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和传统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无间断地延续了至少四、五百年,最终成就了大英

帝国的辉煌,而且直接导致了 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例如,都铎王朝的君主,尤其是亨利七世(1485-1509)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将英国从一个严重依赖向低地国家出口原始羊毛的国家转变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

大的羊毛加工国家。为了保护英国的纺织工业免受低地国家的竞争,都铎王朝的君主在 1489 年,1512 年,1513 年和

1536 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出口的未完成的衣服。到伊丽莎白一世(1587 年)的时候,英国开始对其生羊毛制造

业的国际竞争力有足够的信心,并完全禁止生羊毛出口。这最终把低地国家的制造业推向毁灭。为了开辟新的世界市场,

伊丽莎白一世还派出贸易特使去见俄罗斯、莫卧儿和波斯的教皇和皇帝。这一长期坚持下来的产业政策和重商主义传统

丝毫没有因为 1688 年的光荣革命而受影响。比如 1699 年的羊毛法令直到 1867 年才取消,那时英国早就完成了它的第

一次工业革命,并处于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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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全民性商业活动进行了道德和伦理上的有力辩护。他把人类历史上被

人看不起的商业逐利活动提到了高尚的为国家谋利的道德高度,指出商人在外面代表的是

国家和皇室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因此毫不奇怪,威勒的见解得到了伊丽莎白女

王的无限欣赏和大力认同。这本书虽然学术性不强,但它的出版标志了近代政治经济学的

诞生,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 160多年。

但是英国成功的秘密还体现在她无意中“发现”和遵循的“制造业”市场培育和“制造业”

产业升级的顺序上。与英国同时代竞争的其它欧洲列强(包括西班牙和荷兰),因为没有

发现这条市场培育与产业升级道路而落伍甚至衰败了。而后来所有成功 “复制”英国工

业革命的国家都“无意中”遵从了这个工业化顺序,而亚洲、非洲、拉美其它企图采取

“跨越式”发展方式的国家均遭到工业化失利。以下我们首先描述英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

模式,然后列出几个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来展示这一由低级到高级

的市场“胚胎发育”的历史逻辑:20

英国: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1550-1750)。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乡村

作坊工业的全国性繁荣。这些遍布农村的家庭小企业由一大批从事国内和全球贸易(比如

大西洋三角奴隶贸易)的富裕商人来帮助融资和组织生产并负责销售(比如通过外包工制,

putting-out system)。比如他们把英国农村作坊生产的纺织品集中起来买到非洲换取奴

隶,再把奴隶买到美洲换取香料、蔗糖、咖啡,再把这些农副产品运回欧洲大赚一笔。为

了在全球垄断这些贸易通道和市场,英国皇室颁布一系列航海法令严格禁止其他欧洲国家

和英国殖民地的商船从事同样的贸易活动、或在英国本土和领地靠岸。英国政府还设立一

系列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政策来保护和扶持国内纺织业,并采用一切手段排挤、打击欧洲其

他国家尤其是当时发达的低地国家的纺织业。这个漫长的原始工业化阶段最终帮助英国创

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销售网络。

(二)、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750-1830)。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棉纺

织业,其技术代表是木制的珍妮纺纱机和后来对它的各种改进装置(参见罗伯特•艾伦

《英国工业革命:一个全球性视角》),开始主要由人力和水力推动,属于劳动密集型。

这场技术革命是在原始工业化阶段所创造的全球性纺织品市场的基础上和政府产业政策的

鼓励和保护下所催生的。由政府帮助建立的全球性纺织品大市场和原材料(棉花)供应链

20 由于前后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相互叠加,对每个阶的具体历史年份上我们不强调精确,而是比较粗略。胚胎生物学发现,

高等动物和人类个体的胚胎发育过程快速重复了整个生物进化过程的关键阶段,比如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

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再到高等脊椎动物。比如人类胚胎的早期阶段与低等脊椎动物(比如鱼类和鸟类)的晚期胚胎发

育阶段也十分相似。人类的文化知识的获取与传播也服从这样一个胚胎发育原理。比如,人类通过几千年的研究积累起

来的数学知识,是从数的概念开始的。原始人首先通过学会用手指数数,然后直到发现加减法、代数、微积分,用了几

千年。今天作为人类个体的任何一个小孩想要学习数学,也必须重复整个人类当年走过的道路,即从扳指头学习数数开

始,然后进入加减法,再到乘除法和代数,最后到微积分。无论多聪明的小孩也必须遵循这些阶段,不能跳跃,否则学

不好数学。关键是他们还必须在父母、老师指导下或学校里的强化训练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他们不可能在原始深林里自

己完成从数到微积分的发现。而这个学校教育过程就正好对应于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用,它起到胚胎发育过程

里面的“酶”和“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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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英国企业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更加有利可图,更能够击败国内外竞争对手。而由规模

化生产方式催生的工厂体制开始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集中到靠近河流的工厂,形成人

类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园区”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因此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

远距离贸易和全球市场为目的的规模化大生产,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规模化大生产

方式不仅依靠规模庞大的全球市场和交通枢纽,而且还依靠那些能够保障源源不断的原材

料(棉花)供给的殖民地(比如印度、非洲和美洲大陆,因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不盛

产棉花)。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并非欧洲第一个开启原始工业化过程的国家。15-18世纪的意大利,

西班牙,比利时、爱尔兰等国,尤其是荷兰,其乡村纺织业也十分发达。但是这些国家的

乡村制造业由于缺乏政府持之有恒的的大力支持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引导(比如重点培育产

业链漫长、劳动力需求多、全球市场巨大的纺织业,而不是香料产业),而最终没落、消

亡了。英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首先摧毁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手工纺织业。

(三)、开启克服能源-动力-运输(工业“三位一体”)的瓶颈结构的“煤-铁路-蒸汽机”

时代(1830-1850)。由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物流需求,导致了传统的运输方式和

能源形式严重短缺和落伍,从而导致新的能源(煤炭)、交通(铁路)、动力(蒸汽机)

的采用和发明。其实关于这些新技术的知识和机械雏形早就存在,但是以前由于没有巨大

的市场需求而没有被采纳和改进,因为实际利用这些技术来赚钱需要进一步付出巨大的投

资和研发成本,只有大规模工业用途才能够刺激其需求。

比如英国著名生产商波尔屯(Matthew Boulton,1728-1809)就曾经在给他的商业伙伴,

蒸汽机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信中写道:“如果仅为 3个区县生产你

的引擎,太不值得;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叫值得!”(参见文一,《伟

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而这巨大的蒸汽机市场只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来培育,并依靠

在世界其他国家开启铁路时代(资本输出)来巩固和维持。

(四)、进入以规模化方式生产所有生产工具、机械装备和中间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1850-1900)阶段。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靠发明机器来规模化生产终极商

品,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以机器来生产机器,或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所有

从事规模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具体说来,对工业“三位一体”的需求进一步刺

激了对资源开采、炼铁、铸造、机器零部件等一系列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标准化、规模

化生产的需求,从而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思考的年

代。

这个阶段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规模经济引发的大量产能过剩和由此产生的严重经济危机。

为了缓解危机,英国政府在这一阶段积极向全世界推销亚当•斯密《国富论》里提出的所

谓“看不见的手”,大力提倡自由贸易,以此来输出过剩产能,并由此形成全球产业链分

工和对制造业的垄断。英国当时出口的很多产品充满假冒伪劣产品,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

普遍采用降低质量的做法,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遭到强力抵制,迫使英国政府后来亲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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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采取措施对出口产品实行严格检查和监管。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制定经济战略

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就说过,“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

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让其它国家花几倍的价钱去购

买英国生产的服装和钢铁…。在英国,[为了赢得国内外竞争],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

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延长…。”(参见威廉•恩道尔,

《石油战争》,第 5页)。英国在印度投资建设的亚洲最大铁路网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这一铁路系统的目的,第一是通过输出过剩产能为英国在亚洲从事殖民战争投送军事力量

和后勤服务,第二是进一步保障英国庞大纺织业所需的天量棉花供应与按时运输。英国对

中国的鸦片出口贸易和鸦片战争也是部分依靠这个铁路运输系统来实现。

这个阶段的第二个特征是国内社会矛盾日夜尖锐突出,工人阶级的痛苦被广大知识分子同

情,因此开始倒逼政府进行社会制度改良和福利社会建设。

值得指出的是,还在 1882年时任英国海军上校的菲舍尔爵士就提出研究如何让英国皇家

海军舰队放弃使用煤炭作为动力燃料的现状,而代之以当时仍未普及的石油作为燃料。但

是由于技术和成本限制,这个富有远见的计划直到 1909年才开始实施,并于 1911年由新

接替菲舍尔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落实。这一军事领域的技术升级为英国控

制全球石油产地、维护英国的世界霸权和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功不可没(参见威廉•恩道

尔,《石油战争》,第 22-31页)。

(五)、全面进入福利社会阶段(1900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意味着英国社会

的各阶层形成了一个利益攸关的统一体,由于对资本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不仅工人依赖资

本,而且资本更加依赖本国熟练工人,缺了谁都不行。由于产业升级和社会化大生产带来

的劳动力的日夜匮乏和资本的日夜廉价,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

运动潮流冲击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维护英国的全球地位、利益和形象,英国政

府开始采纳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劳动生产安全条件和国内工人的福利待遇,比如提供失业保

险、社会公共安全网覆盖、低收入家庭补贴、贫民窟改造等,并逐渐扩大广大人民对政治

的参与程度。一人一票的全民选举制在 1928年(即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 170年后、完成

以规模化方式生产重工业品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30年后)才顺利实现。顺便提醒一

下,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进入福利社会后实现全民普

选的。比如目前发达国家当年实现普选的时间分别为:澳大利亚 1962年,比利时 1948年,

加拿大 1970年,法国 1946年,德国 1946年,意大利 1946年,日本 1952 年,葡萄牙

1970年,瑞士 1971年,英国 1928年,美国 1965 年。即使在这些国家实现正式的全民普

选制度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贿选和其他选举丑闻也一直屡见不鲜。

美国: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1600-1820)。美国原本是印第安人的地盘和家园。但是自从

1492年哥伦布航海大发现以后,陆续来到美国的英国和欧洲移民对本土印第安原住民实

施有组织的驱赶、迁移和大规模屠杀。印第安原始部落组织的一次又一次自卫反抗都被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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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镇压和剿灭。因为这片土地极其辽阔,这个驱逐和歼灭印第安人的过程一直持续了三百

多年。在 1776年靠“人权宣言”建国后的一百年中更是达到高潮,原住民不仅仅是因为

被传染上白种人携带的天花病毒而整村、整村地集体死亡,而且常常是被集体性强迫搬迁、

驱逐或斩尽杀绝。哥伦布来到这片大陆之前,印第安原著民估计有 5千万左右(也有史学

家估计在一亿人左右)。1900年美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头号大国时还存活的美国印第

安人已经不足 25 万人。

为发财和新机遇移居美国的英国和欧洲移民们,继承了他们祖国的殖民主义野蛮扩张“基

因”和帝国主义文化。他们在白人至上主义信念的支配下,倚仗更加先进的武器、组织能

力和生产方式,把一片比欧洲大陆还要广袤的肥沃土地变成了一个只属于白种人的新帝国。

政府长期不断把抢占到的新土地用拍卖方式卖给新来移民,仅 1815 年就拍卖出超过一百

万英亩的黑土地,在随后的 1818年这个数字达到二百五十万英亩。与之伴随的是移民人

口的急剧增长。比如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移民人口在 1810-1820的十年间翻了一番,路易斯

安那州也是如此,而阿拉巴马州的移民人口在这期间增长了 12倍。这些移民人口的增长

全是以印第安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和毁灭为代价的。

英国和其他欧洲移民为美国带来了他们出生地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和农村原始工业化

生产方式,使得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以商业交换为目的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也就是说,

拥有土地(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商业交换和远距离贸易,而不是自给自足,这恰好反

映了英国的“圈地运动”精神。唯一不同的是,东部和北部农业是依靠白人家庭为核心的

小土地制度,而南方是农场主和黑奴种植为特征的大土地制度(以向英国和欧洲生产和出

口棉花为主)。当时的黑奴等都是用铁链串起来从遥远的黑奴市场长途跋涉驱赶到目的地

的。因为路途遥远,农场主更喜欢买进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年轻黑奴,无论男女都是半裸

状态每天行军好几十公里,饿了干粮充饥,晚上就让他们直接睡在光秃的泥巴地上,睡觉

时也是拴着铁链的。美国南方当时遍地是森林和沼泽地带,因此白人移民也靠黑人的双手

把大面积森林和沼泽洼地改造成为良田。

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是一些善于敛财的大商人(与 2016 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没有两样),

他们对欧洲国家间的战争计谋和祖先们的殖民主义扩张手段了然于胸。他们都参与过对中

国的鸦片贸易并从中发财,而且对英国在亚洲和全球主导的贸易秩序心怀不满。美国国父

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在建国之初就在《美国工业发展计

划》里提出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美国强国计划,告诫美国精英集团千万不要中了英国政府关

于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的诡计,这个自由贸易理论让美国只是永远出口农产品,进口英

国制造的工业品。汉密尔顿主张依靠提高欧洲对美国的进口关税来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

并通过制造业崛起与英国在全球争雄,而不是依靠农业出口和制造品进口来受制于英国。

汉密尔顿的制造业计划并没有立即被政府完全采纳,而是等到美国的乡村原始工业化接近

完成的 19世纪初叶才开始被全面认真采纳和执行。从这以后开始实行的长达一百多年的

一系列工业品高关税政策不仅支撑了美国的一系列产业升级,也为 19世纪中叶稍后的南

北分裂埋下了种子,因为南方严重依赖同欧洲的自由贸易来支撑它巨大的棉花种植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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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成为美国北方与南方后来的 4年血腥内战的直接导火索。换句话说,美国内战的起因

不是因为解放黑奴,而是因为南方认为只有通过独立才能摆脱北方政府长期不顾南方反对

而坚持采纳的高关税政策,这个政策使依赖自由贸易下的棉花出口的南方经济受到重创。

而通过赢得南北战争,已经在轻纺工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北方不仅可以继续维持对欧

洲制造品的高额进口关税直到美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出现大量产能过剩为止,而且可

以把南方这个昔日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基地变成维系北方工业化所需要的内部供应基地和

制造业产品倾销地,形成巨大国内统一市场和产业链,并因此而牢牢控制英国和欧洲的棉

花需求,为今后争夺世界霸权奠定雄厚基础。

棉花作为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欧洲各国工业化最重要的原材料(当时叫做“白金”或材

料之“王”),先前主要靠亚洲(尤其是印度)进口,进入 19世纪以后,全球棉花生产

的霸主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棉花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石油在第二次

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当时谁垄断了棉花,谁就垄断了世界。这一论断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再一次应验,那个期间英国的纺织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由于美国南部的棉花出口中断而坍

塌,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作为产棉超级大国,1801年

美国出口的棉花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半个世纪后这个数字变为 68%。仅 1800-1820年的

二十年期间,美国棉花产量就疯狂增长了十倍。1820年,美国出口总值的 40%靠棉花,

1840年这个份额变为 60%。(以上内容参见 Daniel Howe,《上帝创造了什么?美国的伟

大转型 1815-1848》,[英文版]第 128-131页)

北美大陆与南美洲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断涌入北美的白人移民继承了英国的重商主义价值

观和农村原始工业化生产方式,而霸占南美的西班牙移民继承的是西班牙的老式拜金主义,

把南美州仅仅当成像美国南方一样的自然资源出产(掠夺)基地,而没有去扶持制造业。

依靠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等到南美国家获得独立以后才有可能被采纳和实施。事实

上早在 18世纪,美国的农民就已逐渐变得像企业家,从事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和

远距离商业交换。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在重商主义政府主导下把全球贸易的触

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美国历史学家 Charles Morris

(2012) 注意到在 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与中国在 20世

纪 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阶段类似)。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

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一个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

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到了 19世纪 20年代,这种市场性的交易活动几乎全部被政

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取代。领薪工人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农

业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剩余也往往被用来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事业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

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也就是说,美国在 1820年左右就已经在它广

袤的乡村轰轰烈烈完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但是,这种即将在美国引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

经济起飞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完全没有被英国(甚至后来的马克思)注意到。

原始工业化期间刺激的商品交换对物流运输网络不断提出进一步需求。于是联邦和地方政

府也不断通过兴修运河与公路网络来满足和进一步刺激市场需求。美国最著名的运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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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开始修建的长达 582 公里的伊利运河。美国 1830年代以前建起的运河网络,超过

70%的费用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支付的。

(二)、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15-1865)。由原始工业化时期培育的统一市场和销

售网络以及购买力,为美国此后进入劳动密集型大工厂生产方式创造了市场条件。进入

19世纪 20年代后,美国北方政府大力鼓励对英国机器的引进和美国产业升级,通过关税

保护等一系列产业政策限制欧洲制造品进口,最终在美国引爆(复制)了英国的以工厂体

系(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像英国一样,美国的这次产业升级

也肇始于纺织业。这一产业升级没有发生在当时已经较为发达的商业口岸和金融中心城市

(比如波士顿、纽约、费城等),而且也不是靠首先引进当时先进的英国蒸汽机和铁路来

开启的。

然而对于欧洲而言,1820年代的美国仍然显得非常落后。那时美国 9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

村,这一点直到 19世纪中叶也没有多大改变。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 Sidney Smith在

1820年嘲讽美国时写到,美国人虽然勇敢、勤劳,但他们连喝水的杯子和吃饭用的盘子

也要靠从英国进口,他们根本不可能培育出像 Arkwrights(阿克莱特)和 Watts(瓦特)

这样的发明家。事实上,美国在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就一直是靠模仿、山寨、剽窃英

国技术来推动工业化的,而不是靠自主研发和发明创新。甚至美国在 19世纪 80年代取代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也是如此。整个 19世纪美国在炼钢和几乎任何其它以科学为基础

的工业领域都是英国的学生。(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四章第二节)比如美国人

崇拜的 19世纪初期的英雄人物里面,就包括沙缪•斯拉特(Samuel Slate)和佛朗西斯•

洛维尔(Francis Lowell)。由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关键技术是纺织技术,它们

作为国家级机密受政府严格保护,泄密和盗密者甚至处以死刑。早在 1789年建国伊始,

斯拉特就成功从英国把阿克奈特(Arkwright)发明的纺织机技术偷偷带到美国发财赚钱。

他于 1793在美国东部罗德岛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纺线工厂,而且从此以后又开了多家工厂

并帮助美国培育了一批技术人员,因而被尊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但在他英国却被

称为“叛徒和卖国贼”)。不过他的纺线厂一开始十分原始,只雇用十几个童工用脚踏人

力方式驱动纺车,以后才改为水力驱动。

1813年,美国人洛维尔与其他人合伙成立了一个纺织公司,成为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史

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洛维尔在这之前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潜伏在英国曼切斯特的先进纺织工

厂里偷学技术,把当时最先进的水力推动的织布机技术和组装原理弄得清清楚楚后偷渡回

国。1814年,洛维尔就自豪地向公司公布了他组装的全世界最新式的联动纺纱织布机,

它把美国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参见 Daniel Howe,《上帝创造了什么?美

国的伟大转型 1815-1848》,[英文版]第 132-135 页)。不过要到很多年以后这些先进纺

织技术才在美国获得广泛工业应用和普及。1832 年,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进入高潮,

当时 106家最大的企业里面纺织企业占了 88家。1831年,美国共有 120万台纺锤和

33500 台织机,差不多每 10个人就拥有一个纺锤(当时美国总人口约为一千三百万)。

到 1860年,纺织业继续是美国工业的主要产业。当时美国拥有二百万纺锤和三千七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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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其中一千二百家棉纺织厂和一千五百家羊毛纺织厂。不过这些机械设备仍然主要

靠自然力量(水力)驱动。为了控制生产成本,妇女和儿童是这个产业就业人员的主要构

成成分。

由于对就连英国也不是直接通过蒸汽机、煤炭、钢铁和铁路从城市开启工业革命这个基本

事实无知,美国作家 Anthony F. C. Wallace (1978, p.5) 在描写他的老家,Rockdale

这个美国小镇在 19世纪中叶美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时曾这样写道:

“和英国广泛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并把制造业中心放在像曼切斯特这样的大城市来开启工

业化不同,美国当年开启工业化的制造业体系是遍布在乡村而且依赖于这个新兴国家的河

流所产生的动力。 Rockdale作为一个当年的制造业基地完全是位于自给自足的乡村,只

不过却在经济上,通过不断买进棉花和卖出纱线和布匹,与遥远的世界市场和金融中心紧

密相连。”

这个发展阶段,美国还在爱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精神驱使下,通过战争从墨西哥手里夺走了

德克萨斯和加利佛利亚两个全美最大的州,还把夏威夷收入囊中,并在与西班牙交战后接

手了西班牙在亚洲和南美的很多殖民地。事实上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佛逊总统当年

的美利坚帝国的梦想里面还包括吞并加拿大和古巴。后来美国政府通过主导跨洋铁路建设

连接了西海岸和东海岸,帮助美国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具规模的统一国内市场。这个市场

进一步刺激了规模化大生产和托拉斯企业的出现,为美国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最大最繁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纽约市,却并非治理良好的大都市,丝

毫体现不出美国自吹的“人权和法治”精神。那里犯罪率极高,工厂女工和良家妇女经常

遭到骚扰、合伙强奸、和打劫。街头群殴现象比比皆是。由民怨和不公造成的地方暴动,

还有暗杀、偷盗、抢劫是家常便饭。穷人和工人聚集区更是如此。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组织

盛行,相互冲突。在稍微富裕的新兴市区,有组织的商业犯罪猖獗。比如 1844年(马克

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手稿》的年份)人们可以看到上万妓女合股成立的大妓院股份公司,

实行规模化卖淫。由于工业污染使得空气极其污浊,家庭用煤、抽烟、供暖、油灯照明、

加上蒸汽机驱动的大小工厂使得市区住房间伸手不见五指。火灾频频发生,居住条件和卫

生环境极其恶劣,城市稀缺的饮水源也长期被垃圾、人类和宠物的排泄物污染得不象样。

城区政府根本不关心居民的供水问题,人们被迫在自己居住的后院打井取水,尽管这些水

资源已经被严重污染。每每遇到下雨,地下粪池到处溢出,垃圾粪便满街流淌,臭味熏天。

即便在旱季,沿路到处都是马粪,让人无法抬头行走。从 1830年代开始,由马匹牵引的

运货车、载客车和旅行车增加了城市繁荣,但也更进一步增加了纽约满街的粪便和臭气。

为了解决满城垃圾问题,城市官员把居民圈养的猪和鹅驱赶到小巷里面与那里的流浪狗、

老鼠、秃鹫、蟑螂汇合,然后统一歼灭清除。街道上还能看到提醒父母的警示牌,警告他

们无人照看的小孩随时可能被上面提到的生物围攻和吃掉。这个城市的死亡率不仅远远超

过每过农村地区,甚至号高于纽约市的出生率,以至于人均预期寿命才区区 24岁!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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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黑奴在当时的预期寿命也不过 30岁而已。(参见 Daniel Howe,《上帝创造了什么?美

国的伟大转型 1815-1848》,[英文版]第 528-531页)

(三)、工业“三位一体”爆法式繁荣阶段(1850-1880)。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的巨

大市场和物流运输需求,使得已有能源驱动方式(主要是风力和水力)和基础设施(主要

是运河与初级公路)严重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这直接导致了联邦政府对能源、运

输、动力工业三位一体的重视和战略规划,鼓励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以实现工业三位一体的

现代化。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铁路泡沫。为了刺激私有资本进入铁路建设,联邦政府用特许批准方式

出售廉价土地给铁路公司并让铁路公司拥有沿线的垄断价格制定权。在巨大天然垄断利润

前景的驱动下,美国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在交通行业获得足够市场份额,以非常激烈的速度

竞争修建铁路。结果,“其中最大的十三条铁路线的里程在 1865 年到 1880年期间增长了

6倍,仅在 1870年和 1876年的 6年间就增长了两倍…… 大干线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这些公司经常过度铺设铁路线路并从事毁灭性的价格战争。例如,在 1880年代,仅在圣

路易斯和亚特兰大之间就有 20条铁路线相互竞争”。(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

和政治衰败》,2014,[英文版]第 166页)

(四)、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870-1950)。铁路繁荣,尤其是跨洋铁路的建设,把整

个美国连接成了一个统一而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催生了美国新一轮制造业大繁荣。遍及

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繁荣催生了对所有生产资料(包括生铁、水泥、矿产、金属、

以及各种化工产品)和生产工具(包括铁路、蒸汽机、引擎、机器、机械零部件、轮船和

其他运输和通讯工具等)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这直接引爆了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在这场革命中,市场越大,其涌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就越强。也正是在这个巨大市场条

件下形成的规模化大生产时代,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中心,开始逐渐在各

个工程技术方面领先英国和欧洲,并产生了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福特(Henry Ford)、 摩根大通(J.P. Morgan)、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和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对美国而言,

19世纪下半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

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在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成功超越了英国成为了第二次工

业革命的领跑者。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美国有能力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就能够在自负

盈亏情况下,对所有英国能够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和很多英国无法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实现规

模化生产并使得价格更低、更富有竞争力,比如除了纺织品、铁路、蒸汽机、轮船、坦克、

大炮等以外还有包装食品、快餐、饮料、药品、医疗器件、住房、厨房用具、购物中心、

好莱坞电影、汽车、高速公路、民用飞机等。

但是有两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因为它们都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第一,美国即使在超

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以后,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不仅法律沦为一纸空文,而且监

管部门成为腐败的温床。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更是蒸蒸日上,比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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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泛滥。欧洲和其他国家都成了美国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市场,违反欧洲知识产权的事情

在美国层出不穷,“美国制造”简直成了美国崛起期间劣质产品的代名词。比如,美国毫

不尊重欧洲出版的书籍和版权,简直就是 19世纪全球剽窃和盗版的温床,以至于英国著

名作家狄根斯在美国各色书店都发现了他和同时代英国畅销作家的各种盗版作品,让他十

分吃惊和恼火。

又比如,美国当时的市场上和出口欧洲的食品中充满了掺假食品和有意误导消费者的标签、

内容介绍和广告。从制造商到分销商再到零售商,无不层层在包装食品制作过程和包装销

售过程中造假,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大的利润,包括对食品添加廉价填料,对过期、腐败

食品注入对人体有毒的添加剂以掩盖异味和真相,或对食品涂上人工做的颜色和调味料。

比如小孩吃的糖果被发现含有剧毒砷,并涂上氯化铜以让色彩更鲜艳;啤酒制造商在水里

添加一种叫做“nux vomica”的树叶提取物,模拟啤酒花的苦味;供应商在腌制黄瓜的液

体里面加入硫酸铜以让色彩逼真鲜艳;乳蛋白粉里面总能够找到铅的痕迹;白糖和面粉都

混有大量石膏;牛奶里面总是大量参水以后再添加上石灰粉和羊脑浆;靠对奶牛强制喂养

由酒厂排出的有毒废物做成的饮食来增加牛奶的产量;号称原产地进口的一百磅一袋的咖

啡,其实里面有五分之三是豌豆粉,五分之一是有咖啡气味的菊苣;“火腿”由牛肉脂肪、

牛肚和小牛残余物混合制成;香肠由患结核病的猪肉做成;猪肉产品含有屠宰场因事故死

去的工人的尸体成分。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食品行业只是美国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冰山

一角,在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中,19世纪的美国生产商不断把巨量的假冒伪劣倾吐到市场

上,而且标榜他们能够在当地生产号称原装进口的几乎一切欧洲产品。

专利药品的造假者特别臭名昭着。这有点讽刺,因为这些方法特别虚假,但这并没有阻止

这种做法。最精明的计划涉及进口空瓶,用伪造的混合物填充它们,然后粘贴来自知名的

欧洲公司的假标签。

美国人还展示了伪造货币的特殊天赋。私有银行,而不是联邦政府,提供了这个国家的令

人乍舌的各种各样假冒的所谓银行“票据”。仿造假币者的数量蓬勃发展到了一个如此惊

人的数目,以至于 1862年一位英国作家在考察了美国市面上流通的接近 6000种不同种类

的假冒纸币和银行票据后,自信地向他的读者写到:“在美国,假币泛滥所达到的程度和

规模简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系列造假经济活动在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就开始泛滥成灾,南

北战争以后更是愈演愈烈。由于成为出口大国,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大量出口到了英国和欧

洲,其结果是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和追究,开始危害美国出口。比如在 1879年,德国指

责美国出口受猪瘟病毒和霍乱感染的猪肉,这导致几个国家抵制美国猪肉。类似的对肺部

感染的美国牛肉的恐慌加剧了这些贸易战。这最终促成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美国联

邦政府在 19世纪末下决心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和惩罚制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整

顿市场秩序,保障美国商品的世界市场份额和声誉。比如从 1880年代开始,由于欧洲国

家对美国肉类的抵制运动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联邦立法,旨在对肉类出口实施一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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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检查和质量控制。作为回应,欧洲国家再次向美国肉类敞开大门。在 1891年,美国国

会终于屈服于几十年的愤怒游说,通过了一个国际版权法来保护外国作家的著作版权。

1905 年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法获得通过。(参见 Stephen Mihm:“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

一个世纪前,盛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Boston.com news,

August 26, 2007;《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Capitalists, Con 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inclair, Upton,

《The Jungle》,1906,这是一本描写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芝加哥大型屠宰场非法工作环

境、制作工序和移民工人悲惨生活的书)

不过要知道,这些违法造假现象在更早期的英国和欧洲都繁荣过,而且在 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日本也被大肆重复过。因此,所谓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是依靠法制和民主才开启了

工业革命的说法,简直就是对历史的无知。那些认为只有在不发达国家实行民主选举才能

够遏制腐败、造假、环境污染的说法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那些鼓吹“企业家精

神”只有在政府退出市场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展现出来的人士,不过是现代西方“黑板经济

学”训练出来的会学舌的鹦鹉而已。

第二,即使到了 19世纪 8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

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它的高等教育

和纯科学研究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仍然相当落后和原始。美国物

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和同时代最出色(但是在欧洲和全球科技历史上很不出名)的美国科学

家之一,罗兰德(Henry Augustus Rowland, 1848-1901),在 1883年的学会年会上公开

抱怨美国的极其落后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

“我面前放着一份教育局专员 1880年的报告。按照这个报告,美国一共只有 389或大约

400所自称为学院和大学的高等研究机构!….其中三分之一称自己为大学,而在这些所

谓的大学中,有一所只有两个教授和 18个学生,还有一所有三个老师和 12个学生!….

然而这些并非只是个别情况,因为有太多小小的学校称呼自己为大学。….但是谁能怀疑

一个比如有 800个学生和 70个教授的大学不会比只有一、二十个学生和 2-3个老师的大

学更好、更高质量呢?然而这也不尽然,因为我还亲自熟悉一个有 500 名学生的大学实际

上只有高中水平。每个这样的大学都有所谓的教授,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有中学老师水

平。….在这个国家,并非是那些工资最高、在最贵的学校教书的人最有能力从事科研:

那些拿最高工资并霸占讲席教授位置的人却并不从事任何纯科学研究,只不过在为各种商

业利益集团服务并用他们的知识为自己已经很高的收入争取更大的商业回报。….但是危

险正在逼近我们,即便在我们这样的科学协会中。….当社会对科研的平均要求很低,当

最高的学术荣誉被那些不学无术或平庸的人占据,当三流的学者被推为学术楷模,当微不

足道的发现被吹捧为了不起的科学发明时,学术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就得大打折扣….我们

的国家科学院由来至全国的杰出科学家组成,但是它却没有办公楼和图书馆,而且除了发

表一些对政府免费开放的信息以外不发表任何东西….它根本无法与英国皇家学会,或在

巴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慕尼黑,以及任何欧洲首都和大城市的科学院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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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喻为大学但却在办公桌和图书馆书架上没有一本科学期刊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

确实不是在为社会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在美国的物理学领域,目前还没有发表或出版

过或可能出版任何一本高于基础读物水平的书。”(H. A. Rowland, 1883, A Plea for

Pure Science)

事实上,尽管罗兰德在 19世纪 80年代初对美国科学界富有激情的恳求,美国要等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纯科学研究上开始引领世界,那时离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已经过了半

个多世纪。比如从 1851 年到 1900年,GDP比整个欧洲还大的美国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远远不如欧洲的一个国家,比如法、英、德的重大科技成果分别为美国数量的 227%

(法),321%(英),和 612%(德)。在 1901年到 1920年间,美国已经处于完成第二

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期并在工业技术上领跑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

数远远逊于欧洲,获奖人数分别为 2 人(美)、8 人(英)、11 人(法)和 20 人(德)。

(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年版。)事实上,美国哪怕在完

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在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也十分得益于它的特殊移民政策。这说明科学

理论与工业技术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和距离。难怪工业革命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明家都没有

受过正规教育,比如阿克赖特、瓦特、爱迪生等。又比如,虽然没有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

数学体系,中国古代在应用技术方面一直遥遥领先欧洲。再比如,美国在火箭技术方面的

突破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二战后在德国引进的大批科学家(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

革命》第四章第二节)。

(五)、全面进入福利社会阶段(1950-)。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为美国进入福利国家

创造了经济基础。蛋糕做大了毕竟要分的,不是政府主动分就是被革命运动强迫分。福利

社会包括大众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逐步完成,美国逐步获得了规

模化生产几乎一切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军事武器和动员全面战争的能

力)。这个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同时也意味着它具备了为社会所有公民成员全面地、廉价地

提供基本经济和政治福利的能力,以及国家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从强势介入型变为服务

型)。但是福利和政府职能转换不会自然、顺利到来,而需要靠工人阶级和底层人们去争

取,有时甚至是流血牺牲才能换来。

首先,从政治福利的角度,美国历史上通过的一系列对妇女、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外来

移民(比如华人)的种族歧视性法案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完成逐渐得到废除。比

如 1920年通过了妇女选举权法案,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宣言 145 年之后承认了妇

女的选举权。1924年,在一万名印第安人为保卫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剥

夺土地几百年之后的美国印第安人终于被宣布可以合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长期被剥

削、压迫、奴役的印第安人昂首拒绝了这个具有侮辱性的“礼物”,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

片土地的主人,但却已经被赶尽杀绝。1943年,国会为了表彰中国成为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的盟国,废除了历史上一系列歧视华人劳工和移民的法案,允许每年给于中国

105 个移民配额。1952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发现黑人被白人处以私刑。1954 年,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所有学校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为非法。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美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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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时代真正的人权运动开始的标志。但是这些立法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真正结束。比

如 1955 年 8月 28日,一个 14岁黑人小孩仅仅因为在密西西比一个商店对一个白人女孩

说了声“宝贝,再见!”就被殴打、开枪并处以死刑。同年 12月 1日,一个黑人妇女因

为在公交车上拒绝为一个白人男人让座被逮捕并罚款。1957 年,阿肯萨州一所中学因为

放弃种族隔离政策而发生骚乱,当时的州长甚至扬言如果黑人推动进行种族融合,那将会

造成“血流成河”。1963年 8月 28日,25 万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聆听马丁•路德

金“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讲演。1965 年实现全民选举(但不包括原住民)。印第安人

的基本人权要到 1968年才获得美国政府承认,这些是印第安人长期在自己领土上为之浴

血奋战的权利,它们包括(1)言论、集会、新闻自由,(2)对被强加的不合理搜身和财

产剥夺获得的应有保护,(3)在刑事被告时迅速进行审判的权利,和被告知有关指控以

及面对任何不利的证人的权利,(4)在刑事案件中雇用律师的权利,(5)保护免受自我

归罪的权利,(6)保护免受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超额保释金、无指控情况下监禁一年

以上和/或任何一项罪行的罚款超过 5,000 美元的权利,(7)保护免受双重犯罪惩罚或事

后新建法律追究的权利,(8)可判处监禁的罪行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9)法律和程

序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但是即便如此,部落所在区的领土主权,狩猎和捕鱼以及投票等

其他公民权利仍然是当今印第安原住民面临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原住民有任何争

取独立自治的念头,如果敢于独立自治,一定是武力侍候。1966年,全国妇女协会正式

成立,开始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公开抗争。1967年在底特律发生一起由警察袭击演变而

来的严重种族冲突,冲突中 33名黑人和 10名白人丧生。同一年的其它时期,美国还发生

了另外 164起种族冲突事件,包括好几个州的暴动,那些暴动导致 83人被枪杀。1968年

4月 4日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造成全美很多地方大规模骚乱。1969年 6月 27日

的一次警察对同性恋酒吧的袭击导致了连续两天的骚乱,成为往后美国同性恋民权运动的

发端。1973年通过了残废工人休假权法案。1979年 10月发生有 1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

的争取同性恋合法权利的游行。1982年,计划写进宪法的工作岗位反性别歧视法案没有

获得通过。1990年国会通过法案严禁对于残疾人的歧视并要求所有大楼和公共场所修建

残疾人特殊通道。但是由于人口太少的原因导致的抗争乏力,美国印第安人获得的政治补

偿却一直远远少于美国黑人。比如直到 21世纪的 2000年 9月 8日,美国印第安事务局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才对美国政府在过去几百年中对印第安部

落实施的种族清洗和屠杀正式道歉。

其次,一系列的经济福利计划逐步开始实施。比如,1935 年元月 17日,包括子女养育和

失业救济在内的社会保障法案获得通过。1940年 12月,美国三十六万个低收入家庭人获

得子女负担方面的补贴。获得这个补贴的家庭数在 1950 年戴增加了十一万,1960年代增

加了八十万。1962年肯尼迪总统签署一项公共福利法案,鼓励地方州政府为促进自我就

业提供更多社会服务。 1964年国会通过一项由约翰逊总统推动的“向贫困宣战”法案。

这一法案成为美国战后为建设“伟大社会”而颁布的一系列社会福利计划之一。截至

1997年 10月 8日,大约一亿美国人享受社会经济福利。到 1999年,大约还有六百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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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家庭生活在人均年收入低于 4000美金的贫困线以下。比如在缅因州,对三口之家的

贫困家庭实施的最高福利补贴为每月 461美金。

日本:

19世纪中叶,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时,它看到和学到的是武力

扩张、殖民、掠夺和征服,而不是文明;是强政府领导下的举国一致的“重商主义”传统,

而不是想象中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这使得日本很快就变得比欧美还具有侵略性和扩

张性,以至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受其害。20世纪英国伟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

就说,“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罗

素,《中国问题》)

其实从明治维新起,日本就一直是在集权制度和军国主义思维下完成工业化的,在二战战

败以后才走上了民主与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日本工业化之所以成功,除了因为采取了强

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和全民皆商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以外,关键也是由于它采纳了循序

渐进的市场培育和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而不是“跨越式”的“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升级

政策。其根本原因不是日本当年没有意愿采取“重工业优先”政策,而是没有条件。被美

国强行打开国门时的日本连收取关税的国家主权都没有,更别说向欧洲列大量强贷款搞重

工业了。外加日本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因此,为了获取外国机器进行产业升级,必须首先

获得所需外汇。为此日本只有采取自下而上的市场培育和产业升级发展战略,动员全国劳

动力量(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依靠生产和出口生丝与简单手工制造品进行原始积累。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江户时期+明治维新初期,1600-1885)。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8)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准备阶段。

日本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学习和复制了中国的唐宋商业繁荣。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避免了亚

洲大陆好几百年的战乱而具有以下特征:商业和贸易繁荣、市场发酵、政治稳定、农业商

业化发展、区域间交流和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民族不断融合、农村的手工制造业和工匠

作坊繁荣、出现了富裕的商人阶层、中央政府(皇室)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官方扶持、教

育不断发展。21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通过打开国门进一步加强和加速了这一原始工业化进程,把日本

乡村的手工制造业推向了一个高潮。西方列强的全球掠夺给日本造成亡国危机,因此日本

政府的行动受爱国主义的激发,以阻止外国的入侵、殖民化以及任何主权丧失的可能性。

和 1978年以后的中国类似,明治政府调动了日本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参与到原始工业化积

累中来,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促进商业、基础建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其目的

就是通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逐步参与欧美列强竞争世界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没

有条件通过在大的商业化城市中建立大型的现代制造厂来开展工业化。因此,它便在农村

21 见 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 年,pp42-46,《工业化和日本明治的全球一体化》,第五章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

自主发展是否可能?”;也可以见 1999 年 David Landes 写的《国家的财富与贫穷》的第 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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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就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大力提倡纺织和食品加工,逐步在日本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小商品轻工业基础。

在明治时期,所有的乡村都会种植桑树养蚕,并赚到不菲的收入。从这一点来看,丝绸不

仅作为传统产品为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而且通过赚取大量的外汇为日本的工业化做出重

要的贡献。在开始,商业化的农业生产持续高于工业(原始制造业)。直到 1880 年代末,

食品业一直领先所有制造业。但到了 80年代后期,纺织品追了上来。纺织品中以生丝、

丝织品、棉线、棉织品为主。比如在 1860-1870年代,日本的棉线生产以手纺、粗纺为主。

这一时期通过贸易,国外的棉布棉线进入日本,使得日本国内产量下降,此外此时的机械

化生产几乎为零(即没有采纳英国河美国的纺织机和工厂体制)。进入 1880年代后,用

进口的半成品的棉线在国内加工的棉布才开始超过进口的成品棉布。

从贸易结构上看,在 1865 年,出口贸易以生丝和茶叶为主,其中生丝占总出口的 80%以

上,茶叶占 11%左右,另外蚕卵纸占 5%左右。说明明治初期的日本主要靠出口原材料换取

外汇。这些数字在两年后迅速变化:1867年生丝占 45%,茶叶占 18%,蚕卵纸占近 20%。

进口贸易在 1865 年以纺织品为主(占 85%以上),武器次之(7.6%)。其中棉纱占 6%,

棉布占 31%,毛织品占 48%。说明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品主要靠进口。这一局面的改变只

有依靠产业升级,采用规模化方式从事纺织品的生产。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明治后期,1885-1915)。

明治后期,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得采用规模化生产有利可图,棉纺织品慢慢引入英

国机器。比如从 1888年开始,日本的机械化生产的棉布开始直线上升,超过手工棉布,

一举成为日本棉线生产的主流。

虽然棉线制造业是日本最早实现机械化的部门,但是其动力仍然是靠脚踏和水力,而没有

急于引进蒸汽机。直到 1896(明治 18年)年,即英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才由丰田

洁佐发明了动力织机。不过这还不是全机型化的织机,仍然有一部分需要人工完成。全工

序的机械化是在 1926年(大正十五年)才发明出来。

这一时期日本的区域分工开始形成:原棉-纺线-织布三个环节由不同地方和作坊完成。在

好多时候,不是“工厂制”,而是纺织作坊能否成功运来原材料和开辟新销路,决定了棉

纺织品生产地区的盛衰。因此是地区内商人的行动力最为重要。棉纺织业的历史表明,商

人活动和农户多元就业战略(在同一户家庭内将农业劳动和其它就业机会相结合的家族劳

动力的分配战略)的结合,尽管不能归结为“工厂制”的确立,但可以说是日本产业发展

的一大方向和特点。

事实上日本采取的是双轨发展战略:由市场力量来发展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和微循环商

业网;同时由政府主导引进现代化机械纺织机器(建立国有企业),来给市场提供产业升

级示范和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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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下自下而上的产业升级战略不仅为日本带来了可观的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来支撑

政府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为日本培育了一大批企业家和工匠,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

家由于急于求成而走过的弯路,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以至于在甲午

开战前夜(1893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里提到:“民治初年,外

贸额不足 3千万日元,民治 25 年几乎达到 1亿 6千多万日元。陆地上铺设了近 3千英里

的铁路,架设了近 1万英里的电线,还有数百艘西洋式商船在内外还航行。官兵训练武器

精锐,拥有 15 万常备军,不亚于欧洲强国。海军拥有近 40艘战舰。我们 20年取得的进

步,使欧洲各国人民惊叹:那是一个世界举世无双的国家。”(《日本经济史 3:开港与

维新》,第 57 页。【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

日本经济在循序渐进发展战略下的高速增长可以从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看出。从明治维

新开始后的 25 年(1968年至 1895 年),如果把进出口结构分为食品、原理、半成品、

和成品,在出口方面,食品出口增长了近 5倍,原料出口增长了 2.5 倍,半成品出口增长

了近 8倍,成品出口增长了 24倍(这个增长是在 1880年代才开始爆发,其中每 5年就增

长近 3倍)。进口方面,原料进口在 1868至 1885 期间没有变化,然后在接下来的 10间

(1886-1895)接暴增了 20倍(其中在前 5年是 4倍,后 5年是 5倍),说明日本已经在

此期间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助跑阶段。从出口占比来看,

1868-1870年间,食品和原料共占 56%,半成品占 41%,成品占 1%。到 1895 年,食品和原

料共占 29%,半成品占 45%,成品上升到 23%。

在这 27年(1868-1895)的出口结构变化中,生丝开始一直每年占总出口的 35%以上,茶

叶占 20%以上,直到 1885 年后这一格局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对外贸易战略是与

欧洲和美国抢占亚洲市场并利用这个巨大市场完成日本的产业升级。1893年以后日本对

中国、朝鲜和香港的棉纺织品出口急剧上升。

日本棉纺织制成品的出口从 1886年开始呈爆发式增长。比如棉纱出口在 1886年以前为零,

1890年为区区 2千日元,但是到 1895 年暴涨为 41.3万日元,增长了 200多倍;棉织品

出口在最后 10 年间(1886-1895)由 17 万 5 千日元暴增为 121 万 5 千日元,增长了 7 倍。

丝织成品出口也在这个 10年间暴增了 12倍,而在这之前的 10年也毫不逊色,暴增了 14

倍(《日本经济史 3》表 4-4)。同时,棉花进口从无到有,在 15 年期间(1881-1895)

暴增了 37倍,以至于棉花一项就在 1895 年占到日本总进口的 16%,是当年日本最大的一

个进口项目!超过金属制品、火炮、汽船和机械制品的总和(11%)。

杂货出口,主要是中小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包括丝制手帕、火柴、陶瓷、油器、小型针织

品、钮扣、麦秆编织物、花纹铺席、毛笔、阳伞等,也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也就是说,日

本发扬光大了英国早期发展阶段的积小溪为江河的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也正是中国改革

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繁荣期间所走的道路。

日本的出口产品具有典型的“二重结构”:面向欧美市场的由中小制造业生产的传统手工

产品(比如生丝、茶叶、陶瓷、漆器等),和面向亚洲国家的由近代工厂或规模化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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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近代产业产品(比如火柴、棉纱、棉布、纺绸缎等)。这说明日本的规模产业当时

还不具备与欧洲国家竞争的实力,因此利用亚洲市场来倾销产品,而同时靠出口欧洲市场

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外汇和机器。

日本在这一期间的主要进口结构在 18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个显著变化,由之前的轻工制成

品比如棉织品、毛织品等纤维产品和砂糖,转为进口原材料和重工业产品,比如原料棉、

机械、金属、和石油产品等。比如日本在 80年代中期向英国和欧洲国家大量进口金属和

机械产品,包括机床、内燃机、发动机、电动机、纺纱机、织布机、造纸机、印刷机等。

1885 年以后,金属产品,比如铁路建设材料、电信、电话线、铁锚等产品进口急剧增加。

日本以前一直大量出口生丝(原料比较优势),但是却在后来大量进口棉花(原材料),

表明了棉纺织产业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系列的产业升级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成熟和为

第二次工业革命助跑的标志。

“在日本,领导工业化的并非如欧洲各国那样是重工业,而是纺织工业,并且与其说是具

有规模经济性的大纺纱厂,莫如说是缫丝业中的手工缫丝、纺织业中用手工织布机织布的

中小工厂群。”《日本经济史 4:产业化的时代(上)》,第 24页。

纺织工业是明治时期日本的骨干产业。它在制造工业生产额中所占的比例在 1874(明治 7)

年已经为 26%,1887年为 32%,1897年高达 41%。此后,比例有所下降,但至 1907年仍

然高达 32%,而其绝对值是一直飙升的,只不过其它产业同时也繁荣兴旺起来,因此纺织

业占比肯定会减小。

日本对纺织品的进口也在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稳步地下降,到 1900 年几乎下降为零。

另外,从 189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日本开始向亚洲邻国出口棉纱和布料纺织品,同时开

始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也就是说,整个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实现了从

进口日用品到出口日用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棉纺产品扮演着中心角色,恰如一个世

纪前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给日本提供了一笔完成轻工业革命所需的宝

贵外汇。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为日本进一步提供了满洲和朝鲜作为原材料掠夺和制成品倾

销的殖民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城乡发展和收入发展的不平衡。日本即使在 1932年(明治维新开启

64年后),也就是日本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农村就业人口仍然占全国总就业人

口的 61%,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业还继续在为日本总就业创造岗位,为产业升级贡献

利润。比如即使在 1930 年代初,日本仍有很多就业人员小于 4 人的家庭工厂或乡镇工厂。

这种倾向在印染行业尤为突出。不雇佣工人的小家庭作坊的从业人员在东京市纺织业占了

全体纺织业人数近四分之三。当时日本全国纺织业总就业人数(包含衣服装饰制造业)大

概为 1,802,000 人(一百八十多万人),全国总人口为 66,434,000人(6千 6百多万

人),总就业人数为 10,589,403 千人(1千万人多一点),其中第一产业(农林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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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为 6,442,588 人(6百 44万人),占总人口的 61%。这一占比在 1955 年仍然高达

54%(不包括业主,如果包括业主这个占比为 52.5%;参见《日本经济史 6:双重结构》第

156 页,表 3-1)。而中国今天这个数值已经低于 50%。

(三)、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1900-1930)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意味着能源、动力、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日夜成为日本经济发

展的巨大瓶颈,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出面下决心进行巨大投资来解决和克服,也同时为全国

性统一市场降低交易成本。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积累的国内储蓄又为解决这一瓶颈结构

问题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

在完成原始工业化的“胚胎发育”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婴儿期”以后,日本政府也

才有能力开始在基础设施结构升级中采取了“大推进”战略,直接把日本带进 20世纪初

欧美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技术前沿。政府决定采用产业升级方式把赶超战略定位在用电动机

和内燃机代替(淘汰)蒸汽机。为了规范和整合全国铁路运输能力以便于制定统一的技术

升级标准和实现规模经济,政府在 20世纪初国有化了大部分私有铁路企业并成立铁道部

统一领导。铁道部还从不同欧美国家进口最先进电动机车来组织全国技术人员进行反复拆

解、研究、组装,并在搞清楚原理后采用逆向工程技术进行反复试验和研制,然后指定不

同企业专攻生产不同部件并统一组织力量进行整机组装,直到完全获得技术秘密为止。这

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消化和创新的过程。这种国家主导的,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市场

和资金积累为基础的重工业建设,使得日本在重工业建设中的学习曲线极大地缩短和扁平

化。因此,“明治末期,私企产品慢慢出现在轮船制造、铁路交通和机械装备等领域中。

与此同时,那些在国有企业和军火工厂中掌握了新技术的工程师和工人开始向私有企业中

转或者开设他们自己的工厂。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商品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东

京和大阪开始出现小企业和转包商。因此,在明治末期,当重工业还处于其初期时,已经

做好了一战后快速飞跃的准备。”(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p52)。

这个飞跃的起跳板就是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日本雄心勃勃的全国电网和电气化铁

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整个 20世纪初的前三十年,日本政府加大力度吸收利用欧美技术

来投资新建全国公路网,发电站,电网,电气化铁路网和城乡照明设施。政府在这一时期

每年的公共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份额接近 50%(1904-1911为 47%,1911-1919为

44%,1919-1930为 48%),另外还有超过 30%的总投资在政府公共投资的带动下被民间投

到了建筑行业里面。这整个三十年期间,发电、输电、供电工程方面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平

均高达每年 17%,每 4年就翻一番,机动车平均年增长率也高达到 15%(Carl Mosk,

Japanese Industrial History, Table 4-1)。现代基础设施连续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使

得日本在 1930年就在全国实现公路联网,电气化铁路联网,全国城乡通电照明,全国工

厂 24小时电力供应,从而大大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用电、运输)成本并在电气化方面

迎头赶上了前沿欧美发达国家。

(四)、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920-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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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在 20世纪之交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 20世纪头三十年在强政府推动下

的工业“三位一体”基础设施建设繁荣,日本对现代机器设备和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

的国内需求。这一需求引爆了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重工业制造业在 1920年以后

迎来了一轮扩张期,比如在 1930-1938年期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近 5%,1935

年达到 7%,机械设备、工具和机车平均每年增长在 8%到 14%之间,政府(非军事)公共

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份额仍然维持在 50%以上,而且军事设备投资占比达到每年 8.3%

(Carl Mosk, Japanese Industrial History, Table 4-2)。为促进重工业发展,日本

政府总是事先建立一批国有重工业企业来起示范作用和技术研发作用,了解市场需求。这

些国有重工业企业的机器和技术都先完全从西方进口,组织技术人员从生产实践活动中加

以研究,而随着工程人员自身逐渐掌握操作的技术以及对技术的再生产和全面掌握,然后

逐渐将这些企业私有化让市场去竞争。当然这些日人企业和政府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互

通情报,爱国主义是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日本的私有企业很多是靠政府来培育和筛选的。

最终这些私有化后的重工企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主导日本经济的

中坚力量。

日本政府,像英国和其他成功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一样,一方面利用市场力量来发展国民经

济,但另一方面又强化国家能力建设以实现对市场力量掌控自如。比如为了避免整个社会

成为一盘只顾个人私利相互倾轧因而抵消正面外部性的散沙,从而失去和损害整个国家在

国际上的竞争力,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私有企业和产业实行刻意培育、筛选、扶持和公共

品的提供,最终使得整个国家(政府和企业)作为一个有机体在全球竞争中能够像一个单

个商人一样行事和出击,而不是相互拆台和内耗。就像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大企业家本身就

是政府的座上客甚至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在这些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很难说究竟是政府掌

控了资本还是资本掌控了政府。

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日本在战后由于重工业市场被摧

毁,它的战后重建没有急于首先恢复重工业(产能供给),虽然其技术人才和蓝本都在,

而是拾起已经过时甚至被淘汰了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在 1940年代末期和整个 1950 年

代重新进行原始积累和市场的“胚胎发育”。结果日本以飞快的速度又重复了一遍第一次

工业革命和基础设施建设,为 1960-80年代重工业的重新起飞和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

础和资金条件。这种“胚胎发育”式的产业升级方式是理解日本战后奇迹般崛起的关键。

而且日本在战争赔款上采取的不是赔钱,而是免费提供轻工业工业产品,以此来实现制造

业复兴和重新获得规模经济。

相反,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没有遵循这个“胚胎发育”原理,而是盲目采纳了

华盛顿共识的“四化”,结果造成产业链断裂,银行体系崩溃,工人大面积失业,科技人

员荒废,国有资产流失,国家自然资源被私人寡头垄断,通货膨胀,对外赤字飙升,以及

金融危机。结果这些在战后已经实现工业化并进入福利社会的国家由于私有化失败而一夜

回到原始农业时代,连粮食都无法自给。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恰好避免了这样一个

重大错误(参见下一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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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利社会阶段(1960-)

由于战后恢复时期采纳了正确的循序渐进的产业恢复政策,日本在 1960年代的国民经济

完全恢复并超出了战前的工业技术水平,从而有实力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逐步

开启一个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带来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的“分蛋糕”时代,即福利社

会阶段。

日本是一个奇迹。它是亚洲第一个在 19世纪末成功复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亚

洲第一个在 20世纪上半叶完成重工业化(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这个事实曾经让

很多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困惑,因为日本与中国和欧洲相比,其文明史太

短,而且也没有很多自然资源(比如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棉花、煤炭和铁矿)。因此,多数

学者(尤其包括日本人自己)把日本的奇迹归因于日本的文化和特殊人格结构(国民性):

“日本的国民性格有很特殊的地方,而且与亚洲文明普遍具有的东西不同。日本人尤其与

作为邻居的中国人不同….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温顺、守序、服从权威、奴颜婢膝的性

格,而是具有一种独立、自强、高傲和强烈的个人尊严的种族。”(美国历史学家 David

Landes, 1999, p.351)

但是,一旦工业革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日本工业化的“秘诀”也就真相大白,无需求助

于弗洛伊德式的“荒诞”的人格(国民性)分析。22 日本的经济奇迹不过是由于它明治

维新之前一个世纪左右的政治稳定和开明商业政策(这要归功于它与绵延战乱的欧亚大陆

隔开的特殊地缘位置),和它在明治维新后采取的正确的重商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开放

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虽然并非有意系统设计,而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逼迫)让它

能够循序渐进地为日本逐步发展制造业创造所需要的市场:从开拓农村的原始工业化市场,

到抢占以出口赚外汇为目的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再到推动全国性的能源、

动力、铁路和内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到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重工业起飞。这每一

步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西方式重商主义政府的身影。事实上,日本自江户时期

(1603-1868)的中后期就一直以欧洲列强为师(从 16-18世纪的荷兰到 18-19世纪的德

国),对外(尤其亚洲邻国)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强行开拓国际市场。也为

此最终陷入军国主义泥潭并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代价。

三、邓小平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秘诀” 1970年代末,在反思了极左意识形态、闭关锁国、空谈误国、物质匮乏和缺乏“按劳分配”激励机制所导致的低效率和一系列社会思潮混乱之后,新上台的邓小平为他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缺乏市场元素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缺乏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市场经济便不可能强大和繁荣并被大众共享。而在中国,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基层行政网络应该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力量。

22 当经济学家黔驴技穷时,便很容易诉诸于“文化”、“民族性格”之类的“黑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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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并不知道,其实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没有形成任何能使落后农业国有效实现工业化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23这一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从萨穆尔森开始建立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福利时代的产物和一批应用数学家的智力游戏,其基本假设为了适合数学分析而严重脱离现实世界、脱离英国工业革命和欧洲列强崛起的历史;而且还在于即便是当代那些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也没有搞清楚历史上工业革命产生的机制,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 18世纪末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地方,或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都更好的中国,以及棉纺技术高度发达而且盛产棉花(19世纪全球制造业最为珍贵的原材料)的印度。因而无法告诉落后国家如何复制工业革命。24 以此对应,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是由黑板上训练出来的几个哈佛顶级经济学家和俄罗斯一批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历史的激进年轻人主导的。他们从西方教科书出发,坚信“一切资源私有化、一切皆靠市场机制、金融资本自由跨境流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活动”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崛起的秘密,因此也一定能为俄罗斯带来美国一样的经济繁荣、科技实力和主宰全球的金融力量,他们主动弱化政府、国企、国家研究机构和公费教育医疗体制,放弃产业政策。他们认为西方当年崛起靠的是“民主、自由、法治、博爱”。他们认为市场万能,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只应强调企业家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认为那种毫无约束的、为了多获得 1%的利润和回报就愿意置国家利益和公共道德于不顾、铤而走险的所谓“企业家精神”能够自动为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大头奶粉”、“苏丹红”、寡头垄断、房地产泡沫、金融诈骗和资金出逃。他们认为是随心所欲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不是历代英国皇室的产业政策和坚船利炮,使得英国这个边陲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不光所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就连明治维新以后拼命模仿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的军国主义日本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更不是这样实现工业化的。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 Sven Beckert精辟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 Beckert, 2015) 所以中国的成功不容易:她不仅无法依赖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因为这样的理论并不存在),而且还有很多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来误导。25

23 其实,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工业化奇迹和大国崛起,没有一个是在经济学家指导下实现的,而都是在有商业

头脑的政治家集团领导下实现的。 24 著名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

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25 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中国政府采纳任何产业政策。但他们应该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 100%的纯公共产品和私人

产品。任何产业、产品和服务只要具有一定的正(或负)的外部性,它们就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或污染品)属性。因此

政府就可以利用政策选择性地加以扶持(或抑制)。而这就是产业政策。比如因为某些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当地就业和

整体经济水平, 中国的地方政府便通过招商引资来促进这类产业的引进,使当地经济和就业得到发展。各级地方政府

有能力和意愿执行这样的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比如教育和出国留学可以是市场行为或作为

私人产品提供,但是因为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政府可以补贴甚至将其转化为免费公共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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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先简单列出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创出的“一条血路”,然后在下一节做详细描述和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如下这些发展阶段: 1、乡镇企业繁荣阶段(1978-1988)。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克服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通过初步的农村改革(比如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证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鼓励以商业交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commercialized farming)和发展副业以使农民初步脱贫。 二是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地方政府通过鼓励和扶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乡镇企业,全面启动了农村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就地导入了初级制造业,刺激了原始分工和地方性商业网络的发育,大大增加了 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为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一阶段依赖的是原始技术和国企淘汰技术,它为未来新企业的涌现和壮大创造了市场条件,播下了种子。 2、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988-1998)。全国性初级大市场和销售网络的形成引爆了真正意义上的、以规模化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消费品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虽然依赖国外进口技术,但大大刺激了全国性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管理、销售、技术方面的更新,使得中国产品开始能够真正地进入国际市场、加入国际竞争。上个阶段积累的原始资金也为这些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条件。 3、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1998-2008)。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的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提出了对能源、通讯、运输和动力工具的巨大需求,使得煤炭、电力、电信、高速公路、铁路、海运、汽车、火车等工具性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为瓶颈。由于巨大的公共品性质,工业化的继续深入需要一个有为政府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统一融资和税收来大力扶持这些基础设施产业。而融资和税收的基础则来自于前期农村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提供的巨大社会积累和储蓄。 4、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2008-)。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一场轻工业革命,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一场重工业革命。而这两场工业革命之间的连接铆钉就是以能源、交通和动力工具“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全面基础设施建设。“三位一体”工业化的全面铺开很自然刺激了对所有重工业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使得企业进入原材料产业和重化机械工业和有利可图,因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标志是对那些支撑大规模轻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和运输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这包括钢铁、水泥、机器、设备、化工产品、写字楼、现代商场、高速公路、铁路,仪器、机械设备以及所有的中间产品和部件的生产。

通过与成功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比较,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路径,符合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

出国和长江学者计划就是教育界的产业政策,而很多反对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也是这类产业政策的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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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于道路正确,再加上后发优势和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时期积累的正面遗产,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大大提高,以至于每 10年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 50 年。 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也就是向重化工业技术的价值链顶端的冲刺阶段,以实现高端产业链的自主生产和设计。一旦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便会拥有一个自主的高端工业生产体系,一个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高技术产品(其中包括满足轻、重、化、电子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所有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的良性循环回路(a positive feedback loop)。这个良性循环的生产体系将非常灵活,可以对产业链终端消费者需求和全球市场变化做出快速的全局调整,这与冷战时代前苏联确立的、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获得的技术能力才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因为现代农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而且是基于区域分工和多样化农副产品精细加工的规模化大生产,对管理、检测、储存、运输、冷藏、科研投入的都有很高要求。26 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中,现代意义上的大型金融体系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主要服务于巨有漫长产业链的重化工业的集资、产业运作和升级(例如在钢和铁路时代),这刺激了大规模信贷、资产和债卷市场的形成,金融监管能力的提高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只是在最近(即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半段后)才开始认真着手推动金融改革,建立金融债卷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跨国流动。这个推迟了 35 年的金融改革计划十分英明。无论是贫穷的非洲、落后的东南亚地区,还是比中国收入和技术水平都高出许多的拉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改革,都是因为被教科书误导过早启动了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葬送了好多机遇和发展成果,出现严重去工业化,自废武功。 金融资本属于短期投机性资本,而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是长期投资资本,因此只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干预才能够实现对金融资本的有效引导和配置,如都江堰之于洪水。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点严重缺乏认识,因而对拉美国家采纳华盛顿共识以后出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根本无力解释。因为这些黑板经济学理论没有看清历史上真正的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是在欧美国家全面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型重化工企业和巨大产业链(比如铁路运输体系)的兴起,才推动了现代债卷和金融市场发展和建设,以及由于受到多次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以后才不断完善和建立的相应金融监管机制。而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毫无金融监管经验和所需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利用中小企业自留基金、民间小额贷款和国有银行体系就足以应付乡村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而无需承担巨大的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和投机性金融产品买卖导致的巨大系统性风险。没有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后国家的资金链需求和资产市场小而浅,信息渠道极其欠缺、极不对称,极其容易被

26 比如,美国在 1860 年左右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 1880 年左右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

一制造业大国,但是它在 1920 年左右仍然有 5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现代化要到二战前后才完成,并在 1960 年代才

开始全面进入福利社会,1965 年实现全民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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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受健全监管机制束缚但富有投机赌博经验的金融大鳄和跨国金融公司操纵和炒作,使其血本无归,葬送发展成果。巨大的投机性和套利机会本身也会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稀缺资源,包括资金和企业家才能,过度集中到金融产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错配和深度腐败。 可以预见,一旦中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健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这个目标得以完成,现代化的金融、债卷、股票、期权市场得以建立,中国将有能力高质量地、全面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全面福利社会阶段。西方国家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二百多年后的 20世纪初期或二战结束后才普遍进入这一阶段的,当时这些国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自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升级。福利社会阶段的特点是全面的经济福利(如健全的金融、医疗、教育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政治福利(如法制下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对社会政治活动的的大规模参与)。只有在社会登记制度变得完善、劳动力资源变得稀缺、福利分配变得量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高级发展阶段,对于违法犯罪的惩罚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性化的、量化的、有效的威慑效应(比如定量地限制获得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的权利)。在这个阶段之前的任何法律体系和其执行力度都会因此带有很大的极端性、任意性和不公平性(比如滥用私刑和死刑),尤其对于社会底层百姓而言。27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摆脱贫困陷阱还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必须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重型机械工业、或精密仪器工业、或化学工业、或冶炼工业以及以此相关的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医药品工业的精细化、规模化生产和研发的良性循环和科技创新的独立自主。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绝不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比如还处于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就开始大搞重工业建设和金融自由化,甚至大搞福利社会(尤其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向选民许诺福利),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地通过市场培育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来逐步推进产业升级,并以工业化进程来倒逼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十分流行。一般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完成时期才开始具备技术手段、经济实力、监管条件和国家意志去反腐,并把腐败控制在一个不危及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范围。普选民主从来不是工业化的原因和先决条件,而是工业化的结果。

27 对西方国家 19 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的腐败和脆弱的法律制度的描述,参见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和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经济史学家 Mokyr 指出,在工业革命前

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

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 1830 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

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

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

下实施执行的。” (Mokyr, 2008,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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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以大跃进或蛙跳式的发展战略跳过早期原始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轻工业革命阶段,过早迈入重工业甚至福利国家阶段,只能会由于经济基础不牢而导致发展失序、债务危机和政局动荡。

四、中国工业革命的具体模式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跑阶段:乡镇企业繁荣阶段

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通过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的涌现而发生。在邓小平开启改革后的短短10年内,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工业总产值,以及农民的总收入都呈现爆发时增长。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 12倍,从 150 万家增加到 1890万家;其生产总值增长了 13.5 倍,从占GDP的 14%上升到 46%。截止到 1988年,乡镇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达 1亿个左右,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 12倍。 由于生活基本消费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在 80年代中期告别了长期困扰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经济” ,同时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乡镇企业这种爆炸式增长一直持续到 1990年代和 2000年代。到 2000年,乡镇企业的工人数超过 1.28亿(不包括迁移到城市的工人),达到中国所有农村劳动力的 30%。乡村工业总产值达到 11.6千亿元,是 1988年产值的 16.5 倍,1978年产值的 225 倍。在1978-2000年,乡村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是 28%,每 3年翻一番,实际总产值在这时期至少增长了 66倍。这种规模和速度的持续经济增长在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工业革命的这一初始起跑阶段,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夕所经历过的二、三百年的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 那为什么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早期,即使当时具备很好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土地转让的市场合约机制,比如清朝和民国时期? 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楚:在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没有一个充分发酵的统一国内和国

际市场来支持全国性的原始劳动分工,也没有大量的市场创造者和乡村企业组织者(原始

工业化的“催化剂”)。在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尝试中,缺乏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只能通过国

家干预来补救。如前所述,欧洲历史上的工业化由强大的商人阶层领导,由意志坚定、军

事强大、支持商业和制造业的重商主义政府支持,并由通过武装贸易和殖民主义等方式在

世界市场获得的垄断利润所驱动。

中国原始工业化与英国原始工业化有一个根本区别: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主要由

商人自发地资助和组织乡村工业,他们召集农民从事合作生产,协调轻工业消费品(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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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纺织品)的生产和运输系统,管理远距离贸易和销售,并提供连续生产所需的贸易信贷

和原材料。(例如,从初级“包买”制出现到大型工厂的产生)。因此,在欧洲很多地方,

市场创造和乡村工业组织的催化剂(或“经济酶”)是商人阶层,而不是生产要素(劳动,

土地,工具)的所有者。激励和资助商人阶层在包买制下从事原生工业活动的是巨大的全

球市场和盈利机会,而这些是由重商主义的欧洲各国政府,特别是大英帝国,依靠以殖民

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创造的。

然而,在中国,创造国内外市场与组织乡村生产的企业家角色由中央与地方村镇政府扮演。

这些政府官员是推进要素组织和生产方法的关键人物。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在确保政治

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利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政府官员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给当地人带来物质财富。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各级政府官员,展开对经济成就的激烈竞争,

因而变成了动机极强的“公共商人”阶层。通过择优选拔和与相邻区域的竞争,中国涌现

了新一代有能力、有经济头脑的管理者。他们通过为企业提供低税率和廉价土地,吸引外

资,为当地产品做广告,参与商业交易谈判,建立分销网络等方式为地方经济创造本地、

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 Oi (1992),“1978-1988 年,集体乡村工业产出的巨大增长,在很大

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创业的结果。财政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对增长收入的产权,并为地方官员

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强烈的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具备了商业企业的许多特征,

官员则扮演了董事会的角色。”

因此,“中国式”乡村工业化通过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的出现而发生。这个过程立即结束

了由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经济。在 1978 年改革后不到 5 年内,中国结束了所

有食品(包括猪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配额。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阶段

如果市场每天仅仅需求 1个别针,而不是 40000个别针,亚当斯密举例的采取劳动分工的

别针工厂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不可能赢利,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落

后国家的政府可能会问:当可以获得更快、更高效的现代资本密集型技术时,为什么要使

用低端过时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呢?问题是如果没有开启或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

命,这个“一步到位”的产业升级注定会失败。它不仅违背林毅夫和李嘉图的资源比较优

势理论,而且违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的理论。批量生产必须以市场

规模为前提。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是在市场规模没有形成时急于采用最先进、最高效的

批量生产科技使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结果欲速则不达。

而中国通过鼓励乡镇企业繁荣,在快速建立原生工业和商业网络、统一国内市场、通过国

际贸易来不断扩大市场的 10年后,它在 80年代末的市场规模和深度达到了第一次工业革

命的引爆点。劳动密集型大型工厂开始在东部沿海人口密集并靠近出海港口的地区涌现。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和服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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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纱线产量在 1985 年为 3.3万吨,到 2000年增长到 850 万吨,在 17年内增长了 23倍,

年均增长率为 20%;棉织物产量在 1985 年为 19 亿米,到 2000 年增长到 322 亿米,17 年

内增长了 15 倍,年均增长率为 17%。服装总产量由 1985 年的 13 亿件,增长到 1996 年的

95 亿件,年均增长率为 22%。化纤总产量由 1986 年的 9.48 万吨,增长到 2002 年的

99.1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16%。早在 1990年,中国东部和南方已经有数千万的纺锤,完

善的工业生产链和纺织制造集群。到 1994-1995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 6 年多

以前),纺锤数量达到了 4千万个,中国平均每 25 个人就有一个纺锤。

中国的纺织增长最初由具备规模和融资优势的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在原始工业化过程中逐

渐盈利)驱动。当私有企业通过自我投资追赶上批量生产技术时,纺织业增长随即由私有

企业驱动和主导。从 1990年到 1997年,这些私有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长 23.5%。

因此,在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从 1988到 1998年,纺织服装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

行业,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 90 年代早期,这个行业已拥有 2.4 万家企业,800 万

工人,出口份额占中国总出口的 20%以上。在 1995 年,中国加入 WTO 的 6-7 年之前,中

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在这之后一直保持着这个领先地

位。

再次,在中国工业化的每个阶段,包括纺织业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中国政府都发

挥了关键的引领和“催化剂”作用。比如在 1979 年,中国政府决定针对中国的纺织服装

业制定特殊的产业政策,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推进纺织和服装业的发展:(1)这个行

业与中国具备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一致,(2)这个行业不要求先进技术,进入

成本(包括资金)相对低,(3)国内和国际市场对纺织服装产品的需求巨大。

为了促进纺织工业发展,政府推出了“六个优先”政策,在六个方面支持纺织工业,即:

原材料供应、能源和动力,银行贷款,外汇,先进技术进口和交通运输。中国政府直接参

与全国的棉花进口和储存,以平稳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和满足需求。此外,中国政府指定

(或设立)了如下政府机构(在中国加入 WTO很早之前)以监督、规范和协助纺织服装业

应对国际纺织市场的规则和竞争,每个机构具有特定功能:

MOA-农业部,NDRC-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MOFCOM-商务部,SASAC-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员会,CCCT-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CNTIC-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PCIA-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协会,SEPA-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其中一些机构的具体功能如下:

原材料供应:农业部(MOA)负责关键原材料行业,包括棉花、丝绸和羊毛。而国家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NDRC)负责原材料的进口,进口配额仍然适用。

生产和加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指导纺织行业的生产和加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CNTIC)是现已解散的纺织工业部的遗留部门。它广泛的职责包括落实纺织行业的产业发

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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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配额许可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工业部监管国家纺织工业。“经济运行”

局负责制定政策,并在纺织行业控制出口配额许可证体系。而商务部(MOFCOM)负责发放出

口配额许可证。

标准制定: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负责制定中国纺织行业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标准的

政府机构。在纺织行业,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标准设置的协调员。在制定标准时,它

向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TISI)寻求技术支持,并咨询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国家

质检总局(AQSIQ)负责执行标准,提供产品和企业认证。国家质检总局(AQSIQ)还参与起

草关于纺织部门行业标准化的法律与法规。

纺织工业在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挥了支柱作用,并使得中国有巨大储蓄和外汇实力引

爆 90 年代末的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历程与英国工业革命极其相似,纺织业也是英

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行业。因此,中国工业革命能够帮助解开英国工业革命之谜并揭

示其内在经济逻辑。

中国的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

工业三位一体定义为三个关键行业: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交通

和通信。工业三位一体代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旗舰产业。

中国在 90 年代中期,完成或几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大规模建设能源和基

础设施。因为只有这时,资本密集型公共产品项目才变得可负担得起和有利可图。

工业三位一体的繁荣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需求触发和支持。此外,繁荣本身创造

了对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从而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经济力量和产品市场。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批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销各种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为特点(例如,

钢铁、水泥、重化工业各种中间产品、机器设备、机密仪器、和各种重型运输工具)。第

二次工业革命使得一个社会能够规模化生产几乎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从而使第一次

工业革命得以延续和升级。它还促成了对大型有组织的信用系统的需求。任何能够促进这

些重工业产品的有效供应的新发现或发明,只要其利益超过其成本,都会被采纳。这些创

新包括新形式的能源、动力、运输、通讯和新的(人造)材料。此外,新形式的金融服务、

信贷管理的创新也会出现,以促进贸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延伸。

作为例子: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三峡大坝于 1994 年 12 月 14 日开始建设,除了船舶

电梯在 2015 年完成外,这个大坝工程在 2012年 7月 4日完成并全面运行。中国高铁建设

开始于 90 年代末。自从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于 2008 年开通运营后,现在中国 28 个省

(共 30 个)被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络覆盖(总长 1.9 万公里,比世界其

他国家总量高 50%)。

自 1990 年待以来,基于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两个阶段积累的资金,中国在灌溉

系统、污水系统、街道和公路网、空运和铁路运输、电网、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建设、改进和升级。例如,到 2014 年末,中国公路总长度达到 4230000 公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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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3700 英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长 111950 公里(约 70000 英里),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体系。超过 95%的农村被沥青路面连接起来。因此,在世界银行物流

绩效指数(LPI)排名中,中国名列前茅。在国际装运、基础设施、定制服务、物流能力、

追踪和及时性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 LPI得分与高收入国家可比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在 2014 年,中国的 LPI 分数为 3.53,世界排名第 28 位,接近葡萄牙,高于土耳其、波

兰、匈牙利等富国(见世界银行,2014)。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在国内和国际

上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毋庸置疑,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显著追赶,在中国快

速的市场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国下个 10年的工业化增长做好了充分准备。

中国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极大地受益于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大

型国有重工业和科研机构。这些重工业和科研机构曾经效率极低、严重亏损,成为改革开

放前中国的巨大财政负担。但它们已经不再如此。一旦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

命,中国开始采用竞争性、利润驱动的方式管理重工业,以绩效奖励系统来支撑以团队合

作为基础的科研和创新活动。

中国政府(明智地,事实证明如此)选择在 80年代和 90年代早期,保留“低效”的国有

重工业,而不是像俄国在 90 年代初的“休克疗法”改革中那样,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拆

除它们。中国保留了许多重要的国有企业,将国企改革推迟到 90 年代末,即在它完成原

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到 90 年代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基础设

施和重工业品市场。只有当市场如此之大时,大型重工业才会盈利。因此,中国在这时进

行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重组比 70 年代末、80 年代,亦或 90 年代早期要容易得多。相

反,俄国的国有重工业大多在 90 年代的“休克疗法”改革以及随后所谓的“市场力量”

中被废弃或毁掉。然而,中国采取了更有耐心的方式,利用其逐步培育出来的庞大的国内

市场成功地支撑起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

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经验(与俄国相比)是,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能盲目而无分别地

私有化国有企业。只有当如下条件满足时,民营化国企的市场条件才算准备好:(1)市

场足够大到已经能够使类似的民营企业赢利;(2)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得足够

好,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在国内和国际上已经具有足够的竞争力;(3)私有化

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于国家安全紧密息息相关的关键行业(如稀土等自然资源、能源、通

讯、国防工业)只能通过合并、重组或部分引进私人资本来提高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而不能完全私有化。这是因为私企的利益与国家的总体利益不总是保持一致,而且通过出

卖国家利益本身可以使得私企获利,因而成为私企的赢利动机。

创造市场的成本极高,创造安全、有效运行的统一大市场的成本更高。如果说,正是大航

海时代起依靠殖民掠夺开创的全球市场,才撑起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巨

无霸大国的工业化过程,那末,作为美国人口四倍但人均自然资源却少得可怜的中国,想

要完成自身的工业化,必须要有更大更发达更深化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只有类似于一

带一路这样的宏伟战略工程才能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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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的每次工业革命都证明,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和统一的国家意

志,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采纳了所谓的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都是工

业化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原因。不仅创造市场需要国家力量,管理和监管市场也更需要国

家力量。然而,华盛顿共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任何关于市场创造

和具体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的指导,特别是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和去监管

化”口号的蛊惑下。

五、总结与反思

贫穷与落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仅

是因为市场具备多重均衡,而且是因为创造市场和(基于劳动分工原则的)相关经济组织

的成本极其高昂,它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全面的协调努力和相互信任。因此,“自由”市

场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会天然存在和运作。它最基本

的支柱是国家主权、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这解释了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和工

业革命是国家主导下通过战争和全球市场争夺才兴起和爆发的,而不是在哈耶克和弗里德

曼美化的“自由、民主、文明”和小农私有产权方式下出现的。

因此,发展的首要挑战是克服“市场创造者”缺失的问题。历史上,一个“自然”的哪怕

是原始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发酵)过程,通常都是一个漫长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进

化过程,最初由一大批强大的具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精神的商人阶层,在政府的强有力

支持下,采取集体行动而完成。

中国的发展经验向世界展示,当广大基层政府代替缺失的富裕商人阶级成为市场的创造者

和开拓者时,几百年的西方式“自然”而漫长的市场发酵过程可以大大加速,而不用重复

西方大国基于殖民主义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奴隶贸易的老路。

中国的发展经验再次证明了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即市场结构的“胚胎发育”式演化

或按不同阶段循阶而上的规律,我们把它叫做“新阶段论”或“胚胎发育”理论。 28 新

阶段论强调,对于与科技前沿有巨大差距的后发国家而言,尽管其具备后发优势,重复发

达国家早期历史的一些关键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可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大

多认为直接采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沿科技或金融自由体制是落后

农业社会实现工业化的捷径甚至前提条件,而没有意识到“供给(包括民主制度)永远无

法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当大市场和分销网络不存在时,规模化生产方式根本无法盈

利和运作。因此,工业化首先是一个市场创造问题。创造大规模市场始终需要通过几个主

28 由于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后发国家在复制工业国以前经历的早期阶段时,并不是机械照搬工业化国家早期的原始

技术,而是原始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并在实现赶超后引领下一波(早期工业国没有经历过的)工业革命浪潮。

比如今天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业技术与 18 世纪末期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相比有很大改进,但是其基本的劳动密集型

特征和市场结构条件没有改变。又比如今天的通讯技术是电子通讯,而 19 世纪是电报通讯,但是其功能和与之相应的

市场需求结构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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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独特的阶段依次有序地进行——每个阶段都面临特定的市场失灵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

挑战,因而都需要强大的政府和国家力量来辅助,需要相应的产业政策来支撑,就如同训

练小孩学习数学一样,日复一日的家庭作业、年复一年地往上升级才能成功。因此,贫穷

和发展问题无法如许多人在“阿拉伯之春”时期盼的那样,单单通过政治民主解决,也无

法如旧阶段论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那样,通过“休克疗法”一次性成功,或在外国资金

援助下通过自上而下的重工业建设的方式解决。相反,成功的经济发展要求强大的重商主

义政府在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下,调动广大草根群众和商人阶层按次序自下而上地通过劳

动创造财富,孕育市场,升级产业,建立组织,改造社会。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如诺思、Acemoglu 等)认为,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 18 世纪的

中国或印度,因为英国首先发展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通过光荣革命)和法治。这种观点

与历史事实相悖。这些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采纳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却出现经济

停滞和持续的政治动荡,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泰国、突尼斯和

乌克兰;为什么很多国家在集权制度下其经济和科研力量强大,如 19 世纪中叶到二战期

间的德国和俄国:为什么前苏联在民主制和休克疗法下的经济改革会失败,以及为什么在

同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不同地区或城市,其政治制度、产权和法治都相同,却存在着

极端贫穷与极端富裕的街区。

正如《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揭示的,农业国家无法开启或复制工业革命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私有制和自由交换,而在于缺乏一个强大重商主义政府去引导商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外市场。由于这种缺乏,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方式和工业技术不可能出现,即便产生(引进)了也不能赢利。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绝不仅仅是因为废除了计划经济、采纳了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具备一个有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能够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创造市场和进行产业升级的政府。 纵观历史,即使有严格的私人土地产权和保护土地转让合约的市场制度安排,农业国家都一直处于马尔萨斯陷阱和生产力低下的贫困状态。以清朝为例,那时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和商品市场机制比同时期的欧洲还要发达(参见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和当代世界经济的诞生》),但是却看不到任何产生工业革命的迹象。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c,1813-1860)曾于 1839年到 1851 年之间在中国游历,他在自己的《中华帝国之旅》一书中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小农经济和土地私有制度下市场失灵的现实: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陷于饥荒。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蹒跚行进,只为在前方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到处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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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能改变这幅中国农村的悲惨图景。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19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史学家 R.H. Tawney,在法国牧师古伯察游历中国 70年后,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在许多地方,农民永远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以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将他们置于死地。在山西,最近几年有 300多万人死于饥荒,同时有约 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 当时中国农村的人均期望寿命只有区区 20-25 岁。 美国作家 William Hinton,在亲历并研究了中国山西 1940年代的状况之后也写到:“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这些景象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它们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讽刺的是,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也实行了和大陆相似的土地改革: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平均地分发给农民。这种土地改革促成了台湾的经济起飞。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奇迹同样也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密切相关。 因此,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土地私有体制和有限政府并不能自动解决中国农村的贫穷和粮食安全问题,也不能自动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而邓小平时期的农村改革,除了通过承包制给与农民更多的决策自由以外,还必须同时解决另外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1、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在与地主签订的所谓由市场决定的合约里缺乏剩余索取权。换句话说,农民在收益里没有分成的权利,因此也就安于合同内规定的最低(工资性)收入养家糊口,不会积极主动搞农业技术创新以提高产量; 2、中国没有村一级的水利灌溉设施,也没有公路网络可以将各个村镇连接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孤立的农户如果不种植基本粮食作物养活自己,而是想靠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农产品专业化生产,他们就可能随时面临饥荒的威胁。因此农民按地理、水土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分工和远距离贸易的成本和风险十分高昂。 3、与之相应的是十分分散、有限、不稳定的地方市场和市场规模,因此不足以支撑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产品专业化生产。 4、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很难启动。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如果没有商品交换基础上的制造业,农民的收入无法迅速提高。而想要在单门独户的小农中间组建合作化企业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作(交易)成本的。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哪里来?资金哪里来?合同的公平性由谁来监督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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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主义并非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市场严重失灵被逼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政府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实际上解决了上述四个条件里面的第二点里面提到的基础设施缺乏问题(基本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通过兴修水利和机耕道解决的),和第四点里面提到的建立社队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社会信任问题。 因此在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时,依靠毛泽东时期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大大提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了农业分工的风险和其他交易成本,也提高了农产品贸易的利润率。毛泽东时期另一个容易被忽视却非常关键的成就,是教会农民如何建立和管理农村工厂(即社队企业,它们是后来“乡镇企业”的雏形和源泉)。这两方面的“社会资本”是都是邓小平时期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是启动农村原始工业化的关键。29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回顾亚当·斯密对 18世纪苏格兰高地落后乡村经济的见解:由于居住分散,距离遥远,缺乏道路和水渠联系,农民们生产力低下,完全靠天吃饭,每个农夫除农耕和打猎技术以外还必须学会各种手艺,既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又是木匠和铁匠。在那种地方,你几乎不用指望在方圆二十里内能找到一专门的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因此世界上任何相隔遥远的两地,几乎不可能会有商业往来和分工出现。 而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将中国几千年来类似于苏格兰高地的孤立的农户

和村庄转化成了相互联系的具有合作精神的社区和集体。这大大降低了后来乡镇企业形成

的交易成本。但是要等到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建立起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受益于这

个市场,原本不赢利的社队企业才突然呈暴发式增长,引爆了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就一直盼

望的工业革命。

一切真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只有通过工业革命才可能展开和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

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原因和前提。

29 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农村建立了 600 万家社队企业。但这些企业在 1962 年因大饥荒被迫关闭,只有少数出于保护当

地农民需要而被保留下来。农村社队企业在 1967 年文化大革命末期开始恢复,尤其从 1971 年开始迅速增加。到了

1978 年,中国已经有 152 万家社队企业,成为邓小平时期中国农村原始工业化的催化剂。事实上,文革毁坏了毛泽东

在 50 和 60 年代所培育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信任。但是,这种破坏在农村地区并不严重。正是农村地

区存留的社会信任,成为了中国 80 年代原始工业化得以启动的关键因素。